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政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4-0036-18
一 引言
作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通过围绕着国家—国际、主权—无政府这个二分法所构建起来的诸多范式及其相互间的竞争得到发展的。也许这些范式之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争论，但它们至少在两点上是共通的。首先，主流的范式把理性或者社会的国家视做最有意义的行为者，将国际概念界定为国家外部空间无限延伸的客观存在，通过分析国家与国际环境／国际体系间的互动，试图揭示出全球变化的趋向与特征，为解释或者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视角、命题与议程。其次，它们的“集体无意识”是将国际环境／国际体系的空间当做一个无所不包的和通用的容器，客观世界存在于此，国际事件发生其中。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并不受空间条件的限制，基本主张也弥漫着普遍性的气息，适用于所有的角色。与此相对应，国家也被简化为一个抽象的、没有空间范畴的、单独的个体。然而，各种所谓的普遍性结论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并不普遍。除去譬如冷战等某些特殊阶段外，全球层面上的体系特征也很少是清晰明辨的；许多国际现象和变化并没有发生在所有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之中，它们的意义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处于不同空间内的国家所面临的合作或者冲突的机遇有着很大的差异。
全球体系的这种异质性源于多种国际要素同时作用于世界政治，诸如存在具有战略性的国家在外部环境、权力与目标追求上的差异，功能性的国家间联系与互动程度的强弱，社会性的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及其建构的多样化，地理性的国家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与领土距离的远近不同，规范性的国际制度与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大小，等等。正如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每一种要素都有可能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动力，都能够为我们勾画出各具特色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国际关系景象和世界政治的路线图，因而对于我们把握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有着不同的价值。尽管一直被忽视，但比较而言，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领土空间有关的地区框架与脉络的相对意义对国际关系研究尤为重要，它提供了一个对过于宽泛和笼统的全球体系研究视角的替代，一个探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及其逻辑多样性的路径选择，尤其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地区不仅为我们窥视国际关系的各种动力、结构、进程与结果提供了空间范围得到限定、因而更具特定意义的场所，而且也搭建起了一个其他变量因素可以发挥作用的平台，并能够中介和过滤全球体系与环境对国家的影响，将其地方化和具体化，使得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可能性在不同的地区产生极为不同的后果，强烈地影响着国家所面对的制约与机会的结构。但是国际关系研究在整体上是缺乏地区意识与概念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对地区政治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新现实主义没有严肃地对待国际关系的空间范畴，新自由主义也没有给空间概念留下任何位置，相反，它无一例外地把制度当做一个非空间性的现象；只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大国竞争与冲突的讨论中，我们才能听到强烈的地缘政治的弦外之音。①把空间因素排除在外，是国际关系理论无力把握地区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根本原因。②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更进一步或者尽可能全面和深入地展现出国际政治的各种棱角与维度，更确切地回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际合作或者国际冲突最为可能的问题，那么引入地区政治概念，将国际关系纳入到地区国家群体之中去分析和领会，研究的发现会更加细致和清晰。基于这种认识和思路，本文试图将地区的国际政治界定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有其独特性的领域，勾画出地区政治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呼吁赋予国际关系研究以更鲜明的地区空间色彩，以使其更能够接近国际关系复杂多样的现实，更具解释能力。
二 研究地区内互动为什么重要？
国际互动的进程与后果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和部门中展开的，通过国内与国际、国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合作与冲突等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各种理论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展示出了它们多样性的动力、特征、维度和意义。然而，一个远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没有被涉及的问题是，所谓国际关系的一般进程与结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脉络和框架下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它们的动力、特征、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也就是说，人们着眼于何处才最有可能观察到并把握住国际关系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的特征与表现形式？
国际关系研究传统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的国家都面对着相同的国际环境和同质性的国际体系，所有的国家间关系遵循着共同的逻辑与模式，国际关系的结局大体上是相近的，因而也是可以预测的。基于此，研究路径注重的是把握全球（世界）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走向，探讨所谓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外交政策、行为和国家间关系的“规律”。由此支持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全球体系层面视角下的大国及其关系考察展开的，对冲突、战争、和平、合作、制度与认同等国际关系可能性的分析无一不是建立在大国政治的基础之上。依大国关系全球互动和演变的脉络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学科，增进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一般性和整体性的领悟能力，却忽视了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生活在一个有着很大差异性的世界的事实，从而造成了关于国际关系逻辑多样性的概念与理论的缺失。世界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众多不同类型地区的存在。世界是由地区构成的，是“地区的世界”；世界安全的类型不断分散，不再有统一的全球逻辑，各个地区部分安全的总和构成了世界安全的总体面目；“更加地区化的世界体系”是冷战消失后的世界常态。③事实上，国家最直接面对的是极为不同的地区环境与脉络，国家首先是被嵌入到它们存在其中的邻里关系和地区体系内，地区结构和动力是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
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般而言，国家间的互动在地区范畴内最为直接和强烈，国际事务在地区框架内最能够较大程度地展现出各种可能性，无论是竞争、冲突还是合作，抑或是它们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地区脉络与框架中，作为体系属性的相互依存的进程与后果最有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地区政治的审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当然，国际关系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而且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主要特征反映的大国政治也往往是超越地区范畴的。即便如此，大国关系与国际事务也基本上是在特定的地区框架内发生和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国际政治都是地区（地方）性的。所谓地区内互动，总体上是指属于特定地区内的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并不排除地区外强势国家和力量在其中的存在甚至是有着重要抑或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但是这些影响力的大小、形式和结果无一不会被深深地打上地区特征的烙印，通过特定的地区环境、结构体系和秩序的过滤发挥出来，而且其变化的可能性与未来的前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地区的变化与发展所影响、所塑造。
地区范畴在国际关系中的这种重要意义和鲜明属性与边界、领土亲近、空间和距离等地缘政治概念所反映出的自然—政治本性密切相关，但也是由人类行为与社会实践建构而成的。如果说权力、安全、制度、观念与认知、国际社会等概念构筑起了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不同逻辑，那么至少可以通过下面若干有一定重叠性的因素来分析地区内互动所体现出的国际关系的深刻性。首先，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在地区范围内最为深刻。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存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动力，现实主义者则将其视做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但他们大都没有对相互依存关系在何处才可最有力地展现出来的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一般而言，相互依存关系只有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地区范畴内才能表现其力度的最大可能性，也可以说，地理的邻近是导致相互依存产生及其政治结果的本源。地理距离与地区规模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产业转移、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等跨国交流活动，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发生或者解决方案具有很强的地区特征，代表着高度相互依存关系经济政治后果的一体化也都是在地区范围内产生和发展的。有学者甚至略带夸张地强调，相互依存关系是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地区里的。④这种现象也表现在国际安全领域。国际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安全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物，而且一般是存在于临近的国家之间，一国的安全问题往往是邻国所导致或者以邻国为参照而出现的。任何国家在制定自身的安全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邻国的利益和反应，安全相互依存关系最易于受到地区性的关注，它的各种形态依存在地区体系内的“安全复合体”之中。⑤
其次，国际外在性在地区范围内最为强烈。国际外在性是指一方的政策选择和举动所产生的成本（消极的）与收益（积极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或者施加于其自身，也会程度不同地外溢到其他国家和社会；无论是赞同、反对抑或仅仅是旁观，后者的利益都会受到这些政策与行为的损害或保障。⑥国际冲突、和平与合作的根源及动力大都是在外在性的考虑与影响下产生的。一般情况下，近邻国家间的外在性最为强烈，其强度随地理距离的渐远而递减，如结盟的起源和影响、冲突引发的难民潮的进入、河流污染的后果等。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用“力量丢失的斜度(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概念——走得越远，力量越弱——表示近邻之间都能够以各自最强的力量追求利益、发生互动和处理相互关系。⑦因此，“地方的外在性(local externality)”成为一体化以及国际冲突与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地区内的国家相互间成为外在性产生的首要源泉和外在性施加的首要对象。
再次，国家的机会与意愿在地区范围内最为明显。国家间的互动既是一个理性的战略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受到各种社会性因素所塑造的过程。其中，是否存在战略利益以及／或者社会诉求的机会与可能性，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利用这些机会与可能性以增进不同目标的实现，关乎国家的国际行为以及国家间互动的根本动力问题。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用“机会(opportunity)”与“意愿(willingness)”两个概念表示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以及国家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并认为两者的强度与国家间的邻近程度紧密相联：越是邻近的国家相互间就越有能力且更加容易产生互动，就越有理由认为对方是重要的、是需要特别关注的。⑧邻近国家疆界中重要资源的争夺或者共享、地缘战略的考虑、共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身份、地区化的发展、应对地区外挑战的需要等因素，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国家对其中隐含的威胁、所得、相互依存等问题有着相当大程度的知觉，地理的接近因此产生出了高度的机会与意愿。
最后，深度的国际冲突与持久的国际和平在地区范围内最有可能出现。实践表明，全球层面上的稳定和平是难以实现的，冲突与战争容易在邻国之间爆发，持久的和平更是容易在地区内取得。热战、冷战、冷和平、热和平是四种在质量上依次递进的国际互动状态，它们的实现与表现、演进与转化在地区范畴内体现得更充分、更清晰。冷战与冷和平是权力制衡的产物，尽管它们也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但只有在地区外大国的介入和平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因此更容易受到全球层面上大国关系和权力体系分配发展变化的影响。而热战与热和平所依赖的则是地区情势、地区内国家的选择以及这些国家内部的结构，主要是由地区内国家的基本动机和目标决定的，地区外大国没有能力和手段强迫它们做出陷入战争或者走向深度和平这样的极端选择。⑨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从更加宽泛的领域认识和把握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的变革，亦即把国际经济（包括贸易与金融）、国际社会（包括文化、价值与认同）、跨国交流（包括人员流动、联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等因素也纳入考察与研究的视野，那么地区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现时代的一个根本特征，无论是经济联系还是安全互动都在引人注目地以地区为单位、在地区层面上进行组织，国际政治与大国关系也是在不同的地区体系框架内逐渐展开，单一的全球秩序越来越难以界定，多样性的地区秩序则不断明朗，地区化已经是当代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地区话语也频繁地进入外交决策进程和国际关系议程。因此，很有必要对地区范畴内的国家间关系和地区事务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以便于更好地理解世界政治的变化方向。地区政治研究正在成为时代和外交政策的需要。
三 地区政治的基本特征
地区政治是指，在地区超越了单纯的地理属性而被社会实践建构出来、地区化的轮廓逐渐形成的条件下，在具有鲜明个性的地区体系内运行的国家与地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同我们界定国际政治、世界政治或者全球政治一样，地区政治依赖于地区体系的独特性能与意义的生成而存在，这种体系不仅有别于其他国际或者跨国体系的特征，也蕴涵着特定的机会与制约，为域内国际事务的处理提供了不同的手段与方式。当地理上临近的一群国家展现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员之间高度内聚性的时候，地区体系就存在了；当这些国家的政府意识到这个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自己的结构与动力，察觉到地区体系对其利益和行动带来特定的制约与机会，并试图以一种不同的观念和方式处理内部的关系与事务时，地区政治也就出现了。据此，地区与全球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边界也就得以区别并勾画出来。
因此，地区政治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在地区体系与结构上。地区政治发生在一个由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关联维度构成的脉络之中，与全球变化、地区建设以及国家发展密不可分。相对于全球体系，地区体系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和多孔化的，全球体系、其他地区体系以及域外的国家与力量都会对特定的地区施加重要的影响，因此地区体系提供的机会和制约也只能是能够部分地解释地区内国家等角色的行为以及地区事务的进程。⑩地区体系既可能是由合作式的互动联结起来的，也可能反映着一个紧张和冲突的群体。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Morgan)等用“地区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来界定地区体系，认为是安全的互动以及安全相互依存关系将地区成员与地区事务联结为一个整体；(11)戴维·莱克(David A.Lake)则将地区体系作为地方外在性对待，提出安全、经济、信息以及民族价值等因素都能够在众多的邻国间造成消极或者积极的外在性而推动地区体系的形成，现实中则往往表现出诸多地方外在性的重叠和关联，地区体系因而是复杂多样的。(12)在构成要素上地区体系与全球体系并无太大差异，但在一个高度浓缩和压缩了的空间内，在一个日益扁平化的体系中，地区内各种联系与互动更为紧密，地区体系的整体特征更为突出，既可能是高度的一体化，也可能是高度的分裂化，成为一体化、安全复合体和冲突形成的一个集中点。(13)地区体系与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塑造能力，两者的互动有高度的敏感性，地区的变化能迅速传导给国家，重要国家的政策调整也会立即产生地区意义。许多重要的具体事务与问题更容易上升到地区层面，具有地区性，对其反应与解决也往往体现出多边的色彩。同时，地区体系内的社会经济、价值与政治文化、制度特征或者发展阶段一般是比较相似或者接近的，社会发展的同质性强，各种国内冲突、挑战或者诉求比较容易越过边界在地区范围内蔓延，成员国内部事务与秩序对地区政治的面目与秩序有着较大的塑造能力，对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而言，这种国内力量与地区发展的关联尤为明显。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是由无政府状态、单元（国家）的同质性和实力的分配组成的。(14)无政府状态当然是地区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使在欧洲这个高度一体化和制度化了的地区也是如此，但只有在地区体系中其张力与形式的多样性才会得到充分显示。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制造出来的，是众多国家战略选择（国家行为与互动过程）的产物。作为较小国际规模的地区群体，由于国家数量有限、利益的关切度更高以及互动更为直接，集体选择也就更易于产生出清晰的结果，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无政府状态，比如从中东地区的持久冲突到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存在的逐渐得到组织和管理的“成熟的无政府”秩序。从上面提及的地区内的相似性中并不能推导出无政府形态的同一性，因为这些相似性并不必然导致冲突的减少，只是意味着存在独特的冲突形式。(15)这也表明，在正式的法律意义上的无政府原则下，地区内实际上存在着各种等级制的权力结构与关系。
地区内的实力分配一般是在地区强国或者试图成为地区霸权的国家、具有平衡者地位的国家、边缘的依附者、地区组织以及域外的强势国家或者挑战者之间进行的。强国拥有足够的资源与权力主导地区国家体系，并强烈地自信能够领导地区的发展、保护地区及其成员的利益、有效地处理地区事务。处于地区权力顶端的这类国家有时被称为霸权或者霸权的向往者，在有些地区也往往不止一个，而且呈现出人们所描绘出的不同面孔和特征。因地区而异，强国并不必定是大国，中等国家在一个由发展中的小国组成的地区中也会起到主导作用。然而中等国家更有可能充当地区平衡者的角色，它以独立者甚至是活跃的独立者的身份，借助其相当的资源与权力能够有效地与强势国家周旋、谈条件，有能力使霸权国家在强加其意志时付出代价，因此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区事务进程。处于地区边缘的小国大都会依附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倡议，自我定位为地区的协作者，但如果如同东盟那样诸多小国组织起来，在一定的地区环境下也有可能发挥显著的地区作用。地区性组织是地区体系黏合到较高程度时的产物，具有通过规则、规范与集体意志调节权力关系以及关注和解决地区性问题的职能，当然与地区内诸力量之间有着动态的平衡关系。出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缘由，所有的地区体系都会受到外部大国的强烈影响和渗透，为了应对地区集体的外部安全威胁以及其他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挑战、强势国家对地区主导的争夺（如果不止一个领导国家的话）、中小国家对地区内霸权威胁的恐惧等，都产生了对外部强国介入的需求，在有些条件下外部大国还会主导地区事务与国际关系。地区权力对比与落差的不同，限制或者便利了上述各类国家和力量行使地区影响的能力。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种典型性(ideal-typical)形态的地区体系结构：一是所有的国家间都有着相对高程度的集体互动，呈现出权力分散的水平式关系；二是一个或者少数国家主导地区事务，是一种高级化的地区内互动，呈现出权力集中的垂直式关系。现实中的地区体系则大多介于两者之间或者是兼而有之。
地区政治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其运转的进程（关系互动和事务处理）有自身的逻辑与模式。作为地区体系核心的深度相互依存环境创造出了国家最重要、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和机会，而地区社会的形成可能以及地区主义的培育则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威胁与机会的理解以及地区偏好的确定起到规范作用，理性选择与社会选择的动态平衡共同塑造了地区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与互动关系。首先，相对于全球政治，地区政治的根本问题更加集中在安全事务上，威胁的平衡成为地区国际关系的轴心。相互邻近决定了地区内国家彼此间的威胁感易于产生，较小的冲突也有上升为地区安全问题的很大可能性，当然这种地区属性也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各种努力提供了更多的动力。欧盟与东盟等多数地区的合作都是在实现地区安全、和平与稳定的考虑下开始其进程的，而且人们也是按照诸如安全共同体等地区安全秩序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地区合作的进展和达到的深度。地区内的大国之间以及大小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威胁平衡的问题，即使是地区合作与地区一体化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平衡地区强国的选择。按照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主张，地区政治中的威胁平衡不同于全球框架下的平衡。全球层面上大国寻求同盟是为了平衡其他大国，在一个特定的地区中地区国家则主要是为了平衡其有影响的邻国而进行结盟。地区国家间的这种互动，既是因为它们的邻居会比全球性大国更加危险，也因为邻国的反应更是非同寻常。(16)在此过程中，许多国家都需要或者依赖地区外大国的介入，结果是地区国家既要关注邻国的威胁，也要考虑到地区外大国干涉的可能后果。这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安全困境在地区体系中比在全球框架下更加敏锐、复杂和多样。地区主义以及外交与谈判等地区偏好是否形成及其程度对于能否缓解或者转变这种局面就显得极为重要。
其次，地区政治中的权力关系是在多重制约下展开的，国家之间力量与影响的差距要比全球层面上小得多。地区层面上的权力既会引起高度敏感的反应，也更易受到硬制衡的应对；大国有较多自我约束的动力，中小国家有保护自己的众多手段。地区强势国家的行为及其与外部介入大国间的关系是地区政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常而言，鉴于外部大国介入或者既有影响加强的可能性，为了限制其介入的机会，防止或者削弱其主导地区事务，地区大国的权力积累与运用一般要考虑到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适当控制利益追求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并通过维持或者改善地区秩序、促进地区发展以及推进地区制度化与一体化等努力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以图获取地区合法性。对特定地区有野心的外部大国除利用地区内的对其需求外，一般还会过分夸大强势国家的潜在威胁（如果地区内不止一个大国，它往往会利用或者制造它们的不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综合合作，力争在牵制强势国家的同时扩大至少是维持其地区影响。在地区内外大国间的这种互动局面中，中小国家成为被争取和拉拢的对象，拥有足够大的自由行动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可以左右逢源，两边下注。它们的态度与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包括地区舆论和地区建设在内的引导作用，具有左右地区政治的意义。这样，强势国家就会被地区所塑造而非成为地区的主宰，外部大国即使是超级大国也不可能把它在全球政治中的那种我行我素的作风完全运用到地区之中，它会受制于比全球结构约束严格得多的地区环境，其行为不可触犯的那些底线也要比全球政治高得多。因此，地区权力关系要么会滑入冲突与对抗，要么就会走向协调、合作乃至一体化的轨道上去。如果是后者，外部大国纵使是全球霸权国家在地区政治中的地位也会逐渐下降。
最后，地区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17)全球体系的广泛多样性决定了即使是存在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全球社会，其社会性也是在最低程度上而言的，无论是共同价值与规范以及理解与共识的形成和遵从，还是它们的维护与推广。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社会，因为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有条件摆脱安全互动的消极范畴，如地区“破坏者”的存在和居高不下的安全困境，但地区成员大都会认识到并承认它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相互间深陷安全与福利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它们有动力为管理分歧、冲突和相互依存关系而取得共识，形成规范，地区认同、近似的制度文化与社会价值以及普遍的社会交流则为地区政治提供了规范性(normative)的深层基础。我们可以列举的地区政治显著社会性的一个体现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外交文化以及处理政治进程的方式，如东亚地区寻求私下共识，欧洲则是采取公开谈判；东亚地区必须确保国家主权的不容侵犯，欧洲则是接受主权的让渡与共享；东亚地区依靠非正式的制度进行协调，欧洲则通过正式的制度取得合作。另一个体现是在对地区内不同国家角色地位的认可方面。多数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表明，不同的国家和力量能够并需要起到不同的地区作用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成员国所了解和接受的，这些作用可能表现在与资源和实力相关的政治方面，也可能是在专业分工的职能问题上。(18)这种认可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地位与作用获得了由地区内外的其他国家提供的合法性，当然这些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在权力分配（尤其是大国的权力）问题上的共识可极大地促进地区制度的建设，为规范的形成以及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有助于形成更多的地区偏好。
地区政治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所有的地区都存在部分重叠的多种秩序。每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问题都是由地区的历史、社会和地理特征、经济发展、利益的聚散程度、成员国力量对比与可能变化、冲突的性质、地区体系以及国内政治和全球政治环境等因素塑造出来的，但在如何治理地区的政治与安全事务问题上，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需求与解决方案，以确保冲突得到管理，国家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地区秩序就是对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进行制度管理和安排的模式，以增进安全、福利、平等与发展等地区价值。根据成员国及其民众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不同与分歧以及治理它们的相互依存事务意愿的程度，地区秩序至少有六种类型，按秩序的质量划分，从低到高依次是：力量的制衡、势力范围或霸权的强制领导、大国的协调、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地区一体化、安全共同体。(19)从特定地区的发展来看，它们构成了走向比较完美的地区秩序的阶梯状演变轨迹；从地区间的比较来看，它们反映出了不同地区的重要特征及其差异。按此顺序，权力尽管总是发挥作用，但逐渐地在自我约束和地区体系限制下以可接受的方式和程度呈现出来；安全事务一直成为关注，但越来越触及并深入到社会与政治这些安全问题产生的本源以及能够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领域；成员国的利益不同与政治／政策分歧始终存在，但地区制度化的水平以及国家及社会间的认同、信任与信赖的程度日益提高；物质及权力的互动仍然占据政治议程，但观念、信念和规范的力量持续增强。
人们一般是通过强调某一种地区秩序来彰显一个地区的政治面目。但是，地区秩序并不都是清晰可见的，这才有了在对特定地区进行界定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最明显的莫过于东亚地区。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或者不完全的）美国霸权、多极或者两极的力量平衡（包括结盟）、由相互依存关系（工具性的）和规范力量支撑的地区制度，到已经有了很强的动力和基础的地区一体化与共同体，许多学者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多棱的但又是矛盾着的东亚地区景象，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东亚概念。(20)然而，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就此指出，“过去十年来地区主义者（关于东亚）争论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在基于权力考虑的地区与基于认同考虑的地区之间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是没有意义的”。(21)也就是说，地区秩序不可能仅由一种类型完整地显示出来或者实现替代，因为影响成员国外交、互动和地区事务的那些要素会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它们并非是排他性的或者一定是相继存在的关系，由它们所分别构成的各种秩序类型是重叠存在的。如力量平衡与（多元的）安全共同体两种秩序就是重叠在当前的欧洲与东亚，尽管它们在这两个地区分别有不同的强弱程度。而且，正是这种重叠深深地影响着地区安全与政治的动力，在权力中注入规范或者在规范中考虑权力都会推动地区事务的变化或者转变。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认为，地区秩序的重叠表明，地区成员的倾向、期望与战略是由它们可以同时反映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认知权力的方法、实践准则以及想象空间的方式所导致的，这揭示出地区政治的复杂性。(22)由此，我们可以解答下述问题：为什么在人们普遍承认欧洲（欧盟）是一个安全共同体的情况下，还有政治家与学者往往从权力平衡的角度去解释和理解某些欧洲事务；为什么在人们普遍认定东亚是一个以力量平衡为特征的地区的情况下，一些政治家与学者还有着强烈的地区共同体的意识和主张。
四 地区政治研究：超越新地区主义范式
20世纪60～70年代，地区政治开始进入西方国际政治研究学者的视野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世界政治中的地区”的话语下，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都认为，许多地区是不受全球的影响而自主地运行的，当时盛行的国际体系理论并不能解释某些地区内国家的行为与关系，他们研究的重点是部分地区内部聚合性的关系，即地区主义。在80年代，莱默·瓦瑞内(Raimo Vayrynen)等学者断定地区正在成为一体化、安全和冲突形成的集中点，开始比较具体地分析地区内国际冲突和权力结构问题。冷战的结束开辟了地区问题研究的新时代，研究的话语也转换为“地区的世界”，意即地区的发展正在决定着世界的轮廓、特征和未来。四条学术路径反映着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一是布赞和奥利·沃弗(Ole W
ver)等提出的“地区安全论”与莱克和摩根等学者提出的“地区秩序论”，着重探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安全动力与体系以及国际安全结构是如何随之发生转变的问题。二是马克斯·辛格(Max Singer)和阿伦·维尔达斯基(Aaron Wildavsky)等学者主张的“和平与混乱的区域论”，注意到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地区化，并试图在地区层面上寻求和平、安全与合作的条件或者障碍。三是比约恩·赫特(Bj
rn Hettne)等众多学者进行的“新地区主义研究”，关注地区内安全、财富、和平和发展规范的培育，探讨国家在地区空间内重新组织它们的活动与关系的动力与表现。四是以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为代表的学者对地区发展进行综合研究（技术与生产网络、安全、社会文化等）以及地区比较研究。(23)
尽管不乏对具体的地区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和思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政治有关的学术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地区主义范式上，包括地区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探讨，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分析，当然也包括学术历史较为长久一些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以新地区主义作为主要路径进入到地区政治研究之中的。新地区主义确实是与全球化并行高涨且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世界新气象，成为促进和塑造全球体系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更深的程度上改造并规范着许多地区的体系结构，为众多国家重新定义其“机会”与“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行动指南，抑或一种看待与处理互动关系问题的视角，新地区主义主要来源于地区意识、地区认同、地区价值和地区共同体等理念与视野，地区内国家以及各种力量能够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意义，能够关注共同的挑战与命运，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反映了对地区概念以及国家—地区—全球关系的一种新界定，在不阻碍甚至是以更有利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提高地区内部聚合的程度以及在广泛的事务领域加强合作的水平，增进成员国的安全与财富以及地区和平与发展等共同利益。无论是“问题驱动型(event-driven)”还是“视界驱动型(vision-driven)”，新地区主义在总体上体现着地区走向一体与合作、多边与稳定、繁荣与共赢、和平与安全的趋势及诉求。
但是，新地区主义并不代表地区政治的全部，多面体的地区政治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权力较量、安全困境、体系与秩序不稳定及地缘政治考虑等因素阻碍、分裂和离散合作的动力以及预期一致性的消极方面，这些因素以不同的形式阻碍或者限制着地区主义的动力与进程。除地缘政治等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互动的逻辑起作用外，这种现实也是由以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视角审视地区的价值与功能所导致，如对地区塑造国家能力加强的不同反应、相对所得的考虑、内部大国在地区主导权上的争斗、对地区霸权的普遍忧虑、外部强权对地区性与地区主义增强的抵触态度等。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地区多边的合作努力并不必然总是导致“好的”后果与影响，尤其是在某些合作只有部分成员国参与的情况下。比如，有研究指出，尽管湄公河领域的地区合作带来了许多收益，但除了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外在性后果外，它还加剧了共同资源分享问题上的紧张，导致了因地区权力不对称的放大所造成的新的不安全。(24)这样，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力量及其后果左右着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它们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一般意义上的新地区主义及其范式对地区政治的影响或者解读因此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尽管新地区主义为地区由冲突走向合作提供了动力，在有些地区推动了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但在一般条件下它难以逾越甚至是隐含了地区政治中许多消极的障碍，难以解决许多矛盾、冲突和混乱。这需要我们超越新地区主义范式，关注地区政治复杂的多棱角的维度及特点，勾画出一个包括新地区主义视角在内的更加宏大的地区政治图景。
那么需要讨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进行地区政治研究是否需要一个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仅仅要求将标准的国际关系普遍理论运用到地区层面的政治分析中去呢？在巴里·布赞看来，地区政治研究已经培育出了地区主义的视角和方法，他把地区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全球主义以及建构主义并列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的主要理论。(25)地区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点是地区分析层次，它把国家间冲突与合作尤其是国际安全问题的主要场所放在地区层面上，认为地区是动力和起点，当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资源和途径。因为地区环境带给国际角色不同的战略选择与行为，形成了独立存在的体系结构，提供出不同的变数，传统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分别作为核心的那些要素和逻辑在地区场所会出现变形，从而导致有地区特色的国际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流派的学者只是关注地区政治或者从地区政治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信奉或者实践笔者前文从观念、行动指南和价值诉求意义上界定和分析的那种地区主义）。但地区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希望像新现实主义或者建构主义那样被人们普遍接受，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必须要说明它是否仅仅补充了主流理论的基本主张，还是能够提出一个独特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如在安全问题上，除增加了地区这个分析层面外，地区主义能否揭示出它别样的动因和特性？依附在地区价值与特征上的安全会改变我们对安全本身及其成为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吗？许多学者呼吁地区政治研究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出现，但地区研究要比国家研究复杂得多，地区是不断变化的，其形成、形式和自我标榜的价值与意图也是多样的，地区的理论化实属不易。(26)
如上所述，新地区主义范式只是地区研究的一个部分，但这个过程却反映了许多学者试图将地区研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的努力。欧洲一体化研究目前已经分化为国际关系和大体上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比较政治两个轨道和领域，前一个范畴所进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近几年来盛行的社会建构主义更是将欧洲一体化研究推向了深入。由此产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也被许多学者用来分析地区主义的一般性以及对许多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安德鲁·赫里尔曾经借助新现实主义、结构相互依存理论、新职能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社会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对世界政治中的地区主义复兴进行了极为全面的研究，解释了地区主义发展中的权力政治、霸权影响、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包括全球化）、合作的外溢、地区制度和地区认同等问题以及地区主义对全球新秩序的贡献。(27)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确实有助于我们抓住地区政治中的那些重要变量，明了理解其进程与后果的途径，解释许多地区现象，但也要考虑到这种作用的局限性。首先，地区政治中的许多特征与现象已经超出了主流理论的解释范围。如中小国家或者它们的战略联合能够影响或者左右地区进程、新的复合的地区政体的出现、地区大国的合作领导、地区安全以及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角色与能力等问题，在主流理论中是无法理解的。其次，地区政治中的许多事务已超出了主流理论解释的程度。如地区政治与成员国国内社会政治的互动、地区认同与地区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其逻辑、等级制的存在、地区社会等，都是主流理论的触角无法探及的。最后，地区政治中的许多概念已经与主流理论的界定有所差异和扩展，如地区国家、权力（霸权）、利益、无政府、地缘政治、一体化等概念，地区赋予了它们特有的含义和价值。
然而，我们不能说地区空间的国际政治在本质上有别于全球空间的国际政治，尽管两者有很大的差异，需要区别对待。地区政治研究需要的是中层理论，“地区与层次分析”、“安全复合体”、“地区秩序”、“地方外在性”和“地区主义”是几个有代表性的进展中的地区政治理论。地区政治中层理论的建构，一方面须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进行综合，充分认识到国际问题与事务领域的多维度性；另一方面须把要探讨的问题放到地区框架内分析，把握其由此产生的具有地区特色的进程、逻辑与结果。在地区政治研究中，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做的是突破现有理论假设的限制，充分考虑地区视角能够追加的研究价值与作用，承认反映地区特色的那些模式的理论意义。
五 结语
地区政治概念的引入及其分析不仅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扩展了其维度，伸展了其深度，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突破的可能性，推动了学界进行新的理论建构的努力。可以说，尽管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且进展也比较缓慢，地区政治研究应该是近20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发展中最具特色的领域之一，因为它不是提出了新的普遍性的理论方法，或者是仅仅给主流理论的普遍性分析注入些许新的要素与变量，而是分析层面与视野的转移与下沉，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窗口与平台，在试图探讨地区化以及地区构造世界过程中的国际政治变化问题的同时，促使人们把关于国际关系的一般性思考与能够充分地联结并包容全球进程和国家建设的地区进程、地区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反映出并容纳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现实及其复杂多样性。
为了使地区政治研究取得进展，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纲领。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是简要地提及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
第一，地区政治的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所有的地区都各具特色，地区政治也随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点，包括战略环境、外交与处理政治关系的方式、制度的设计以及目标的设定和追求的手段等，这些方面的最初形态以及演变的轨迹都是各自地区的天性使然，无所谓“好的”或者“不好的”地区之分，当然我们有理由对地区发展或者地区政治关系的程度与水平做出判断。因此地区政治研究宜采用比较的方法。那么如何进行比较，如何对待比较的标准中包含的价值问题，比如地区模式？必须科学地确定比较的标准以及可比较的变量，明了那些对所有的地区都具有根本意义的要素，这就需要对地区政治进行一般性的概括，探求其基本属性，以增进对地区政治特征的理解，并指导地区比较的研究。
第二，地区与地区政治的社会建构。一个广为接受的主张是，地区具有物质的和观念的维度，是由地理给定和政治制造的，政治精英们通过政治权力和意图建构出厂地区。(28)地区变化有着广阔的可能性，包括其地理界限、成员国身份以及政治经济的表现。空间与距离的局限使得敌意与友善、得与失的界定更加受到观念及社会因素的左右，历史经历在诸如政治关系和领土纠纷等方面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政治话语与政治家的说辞也有较为充分的余地，比如在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张力和平衡之间，地区政治的社会建构是如何进行的，需要注视哪些重要的建构进程？社会建构和理性选择与设计是地区政治的双引擎，理性选择与设计是人们考察和界定地区政治现实或者存在的主要着眼点，社会建构是理解这种现实或者存在的一个重要源泉和依据，但两者在地区政治框架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地区内部国家的发展需要以及地区政治经济资源是地区政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国家建设与地区建设一致与否对地区政治及其变化至关重要。地区的政治经济面貌是通过国家间的互动所进行的集体选择的产物，国家的地区观念以及对地区的战略需要、重要国家的力量增长或者政策变化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应、对多方争执问题的解决方式都能够程度不同地影响地区政治的变动与走向。地区的能力是国家赋予的，然而一旦地区性和地区化进程得以初步形成，其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与结构对国家的外部环境、外交与安全战略、国际化发展等就会产生出相当的规范作用。地区与国家之间有怎样的相互塑造能力，有哪些主要机制与途径？长期困扰国际关系研究的“行为体—结构关系”问题也许在地区框架内能够得到更好的考察与探讨，因为国家与地区体系间的互动要比国家与全球体系间的互动强烈得多。
［收稿日期：2009-09-01］
［修回日期：2009-11-20］
注释：
①Raimo V
yrynen,"Regionalism: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2003,pp.25-51.
②Michael Niemann,A Spatial Approach to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2O00,p.8.
③Peter J.Katzenstein,et al.,"The Rol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 Symposium,".World Politics,Vol.48,No.1,1995/1996,pp.1-46;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④Martin Griffiths,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56.
⑤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ghton:Harvester/Wheatsheaf,1983,p.208;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46.
⑥David A.Lake,"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A System Approach," 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5-67.
⑦转引自Bruce Russett,et al.,World Politics:The Menu of Choice,Belmont:Wadsworth/Thomson Publishing,2003,pp.72-73。
⑧Harvey Starr,"Territory,Proximity,and Spatiality: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7,No.2,2005,pp.387-406.
⑨Benjamin Miller,States,Nations,and the Great Powers: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20.
⑩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1997; 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Ithaca and London:Com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11)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Boulder:Lynne Reinner,1991.
(12)David A.Lake,"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A Systems Approach," 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pp.45-67.
(13)Raimo Vyrynen,"Regional Conflict Formation:An Intractabl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1,No.4,1984,pp.337-359.
(14)Kenneth N.Waltz,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15)Benjamin E.Goldsmith,"A Universal Proposition? Region,Conflict,War and the Robustness of the Kantian Pea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4,2006,pp.533-563.
(16)转引自Zeev Maoz,ed.,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Past,Present,and Future,London:Frank Cass,1997,p.48。
(17)这里的社会性是指赫德利·布尔所界定的国家间的社会性，由规范国家间关系的共同利益、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及其程度来确定。参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13。
(18)Mohammed Ayoob,"From Regional System to Regional Socie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3,No.3,1999,pp.247-260.
(19)Edward A.Kolodziej,"Model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Roger E.Kanet,ed., Resolving Regional Conflict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Patrick M. Morgan,"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nd Regional Orders," 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Regional Orders ,pp.20-42.
(20)John l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Muthiah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1)Andrew Hurrell,"One World? Many Worlds? The Place of Reg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3,No.1,2007,pp.151-170.
(22)Emanuel Adler and Patricia Greve,"When Security Community Meets Balance of Power:Overlapping Regional Mechanisms of Security Gover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Special Issu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59-84.
(23)分别参见Bruce M. Russett,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Chicago:Greenwood,1967; William R.Thompson,"The Regional System:A Conceptional Explication and a Propositional Invent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7,No.1,1973,pp.89-117; Raimo Vyrynen,"Regional Conflict Formation:An Intractabl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37-359; Barry Buzan and Ole W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Security,2003;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1997; Max 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The Real World Order:Zones of Peace/Zones of Turmoil,London:Chatham House,1996; Bjorn Hettne,et al.,eds.,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2000; 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24)Evelyn Goh,Developing the Mekong: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China-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London:IISS Adelphi Papers No.387,2006,p.41.
(25)Barry Buzan,"The Implications of September 11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engt Sunndelius,ed.,The Consequences of September 11,conference papers 30,the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2,pp.25-41.
(26)Rick Fawn,"'Regions' and Their Study:Wherefrom,What for and Wheret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Special Issue,2009,pp.5-34.
(27)Andrew Hurrell,"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1,No.4,1995,pp.331-358; Andrew Hurrell,"One World? Many Worlds? The Place of Reg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pp.151-170.
(28)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pp.10,21,36; John Ravenhill,"East Asian Regionalism:Much Ado about Noth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Special Issue,2009,pp.21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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