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理念与学术分野——以明成祖生母问题的争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生母论文,理念论文,学术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专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对于推进明史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从“史语所档案”与“傅斯年档案”中所藏傅、朱书信来看，这场学术讨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矛盾激化的影响。
一、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
傅斯年曾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为“中国经典时代文籍的及历史的研究”，一为“明清史籍”的研究。关于后者，从傅氏已发表的成果来看，最能显示其成就的代表作，莫过于《明成祖生母记疑》与《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正是这两文的撰著，在学界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论战”①，赞成者服膺其考史的卓识，反对者则指斥其考证结论不可信。
1932年，傅斯年发表了《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认为《明诗综》、《陶庵梦忆》及谈迁之《国榷》、《枣林杂俎》等文献在记载明成祖生母时，均引《南京太常寺志》，傅氏同时参以《明史》、《明实录》等文献，提出了明成祖生于碽妃的观点。他所依据的核心史料为《南京太常寺志》，此《志》虽不可见，然诸书皆引，即便《康熙字典》“碽”字下也祖述其说。傅斯年由此断定，“《太常志》当为官书性质”，其价值“与传说不同”。既然成祖之母为碽妃，何以《明史》、《明实录》等文献屡载成祖所说“朕高皇帝第四子”、“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傅斯年认为“在此等互相矛盾而两面皆有有力之史料为之后盾之时，只有一解可以通者，即成祖生于碽氏，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②这一考证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首先引起了朱希祖的辩难。
朱希祖于1933年撰写了《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强调傅斯年的观点难以成立。他通过对《明史》的深入考察，指出《南京太常寺志》存在四点疑问：一是，明太祖有二十六子，而《太常寺志》仅记二十子；二是，自楚王以下的十六子，不知其母姓氏；三是，有位号的妃子中，仅记载李淑妃；四是，记载马皇后无子，取其他嫔妃之子以为己子，并载懿文太子、秦晋二王为李淑妃所生，成祖为碽妃所生，这种记载有悖《玉碟》、《实录》，所以《太常寺志》的价值值得怀疑。他又参酌其他文献，提出了“疑高皇后无子之说似不足信”；“疑周王非成祖同母弟之说不足信”；“疑碽妃即《广阳杂记》之甕妃，亦即《蒙古源流》之洪吉喇氏”；“疑天启《南京太常寺志》之不根据典礼”四种观点。③
傅、朱二人的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吴晗的重视。他搜集明人有关明成祖生母记载的各种史料，将之分为五种说法，并一一做出剖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燕王、周王俱庶出”，“高皇后无子”，“碽妃为成祖生母”等观点。可以看出，在主要观点上，吴晗主张明成祖之生母为碽妃，实为傅斯年的观点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论证依据。与此同时，吴氏针对朱希祖的一系列疑问，毫不客气地批评朱氏“见闻太窄”，其疑问“都是神经过敏，而且完全不合论理”。④
针对朱希祖对傅斯年的辩难，史语所中从事《明实录》校勘的李晋华也参与其中。他于1936年发表了《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首先论列明清文献有关明成祖生母异同诸说，在此基础上对傅斯年与朱希祖的文章作出提要与分析。李氏称誉傅斯年的观点，实是“揆情度理之论，足以解众惑而定一是者也”。而他在《明成祖生母记疑辩》的提要中，则对朱氏的主要观点一一予以驳斥。显然他同青年明史学家吴晗一样，站到了傅斯年一边。下篇分为“太祖早年纳妃之多”、“太祖曾纳庚申帝妃”、“燕、周同母说之由来及其影响”、“碽妃生成祖及碽妃、汪妃、甕妃之异同”、“《国史玉牒》与《南太常志》乖反及《南太常志》不言周王所出之原因”五目进行论证，尤其是对朱希祖所言《南京太常寺志》为天启时沈若霖所撰，在天启之前未见有关文献记载碽妃的说法进行了细密的辨正。他考订出何乔远之《名山藏》成书于天启之前，早于沈若霖所编之《南京太常寺志》，其间已引用“碽妃生成祖”之说，从而说明“碽妃生成祖之说已由来久矣”，沈若霖在编辑《南京太常寺志》时“盖有所本”，而非臆说。⑤傅斯年在读过李氏之文后，为之作跋，以答朱希祖之辩难。他说：“余深佩其(指朱希祖，引者)持论之从正，尤感其教诲之义，然反复读之，仍未能弃吾前说。”原因在于朱氏之文，“未充举事实以破吾所疑”。傅斯年针对朱希祖所言孝陵享殿之“配位次序及数目，全由内侍阉人随意排列，且时有更变，不拘典礼”等说法，提出反证：“孝陵享殿座次非同十字路头茶肆中客座，可以任意移易，其神龛棹自亦笨重之甚，且当为附着在建筑上”，并非阉人能够随意颠倒的。同时，他在文中进一步申明了明成祖与周王同母直接记载于《明史》，成祖与懿文太子异母则暗示于《明史·黄子澄传》与《周王传》。⑥
三位年轻的明史专家在表述自己观点的同时，均将矛头指向了朱希祖，于是朱氏又作《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一文，与吴晗、傅斯年、李晋华三人商榷。他对吴晗批评他“见闻太隘”反唇相讥，指出《太祖实录》之再修本已经沉于水，今人不可见，但吴晗却能利用此版本；又指斥吴晗将鲁府所刻之《天潢玉牒》误为《鲁府玉牒》，“此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书，吴君能见及之，益使余自愧闻见之太隘”。针对傅斯年之文，朱希祖指出了“两大谬误”：一是把《天潢玉牒》与《皇明玉牒》误为一书，二是将孝陵乡殿与南京的奉先殿混为一谈，进而对这两点作出了考证。对于李晋华所言《名山藏》与汪妃、甕妃、碽妃同为一人之说，朱氏也进行了考证与辩解。⑦然而我们只要认真比勘傅斯年、吴晗、李晋华与朱希祖之文章，便不难发现：朱氏对傅、吴、李三人的辩论有时的确击中了要害，有时则是无的放矢、或者是无关宏旨的细小考证，⑧但并未能动摇傅斯年等人的核心观点，故“明成祖生母为碽妃”之说，在后来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⑨
学术界普遍认为，朱希祖《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发表之后，这场学术辩论亦告一段落。⑩其实，不仅傅斯年又写了商榷文章(11)，而且事隔数年之后，另一位青年明史研究专家王崇武又于1947年发表了《论皇明祖训与明成祖继统》(12)，接续了这场讨论。他在文章篇首说道：“关于明成祖生母，近人辩论已多，然综贯两造持说，择其近情理者，则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之推测，盖可成立。”然而他的研究旨趣并非继续搜求旁证，而是要探寻明成祖冒充嫡子的深层次原因。他注意到《皇明祖训》在成祖起兵与篡位称帝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于是对这一课题作出了深入探究。王氏所论，实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讨论有所关联，只是他的探讨是在肯定傅斯年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官书“伪造隐讳之故”，即成祖冒嫡的“背景与根据”所作的阐发，因此仍可看做明成祖生母问题讨论的延续。
在当时明史研究较为薄弱的情况下，这场以明成祖生母为主轴的讨论，无疑为20世纪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并且参与讨论的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皆为当时学界屈指可数的明史研究专家，从而使得问题的研究在讨论中逐步深化。
二、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的异趣
这场学术争论的导火索，尚须从傅斯年的《明成祖生母记疑》说起。傅氏在行文开首说：“民国十八年冬，北平一个不相熟之书肆携一抄本求售，凡二三十叶，而索价奇昂。其中所记皆杂抄明代笔记之类，不能自称一书。询朱逖先(朱希祖)先生此书何如，朱先生谓其皆是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遂还一价，而余赴京。两月归来，此书已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觉可惜。……原抄录自何书，当时匆匆南行，亦未记下。自己抄写不勤，史料轻轻放过，实不可自恕，记之以志吾过耳。”在朱希祖看来，与其说是傅斯年在自我检讨，不如说是傅斯年埋怨他。所以朱氏在《明成祖生母记疑辩》的首段便说：“傅斯年君所撰《明成祖生母记疑》一篇；篇首所记，颇与余有关，不得不与傅君分任其过者。”由是开启了傅、朱之间的学术辩论。
辩论文字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两人不同的史料观念。傅斯年考证明成祖生母问题，除了依靠《明史》、《明实录》等官书之外，大量运用了《广阳杂记》、《明诗综》、《陶庵梦忆》、《国榷》及《枣林杂俎》、《蒙古源流》等私人记载，并将官私史料比较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而朱希祖的文章，几乎无出官书记载，如他依据《明史·诸王传》及《公主传》说明高皇后实生五男二女；依《明史》辩朱彝尊、张岱之说；又依《明史》驳斥成祖与周王同为碽妃之子；等等。这样的辩驳文章在论证上略显无力，难怪傅斯年在《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中说朱氏的文章“近于辩论，鲜涉证据”。在傅斯年看来，朱希祖论证的软肋在于过信官书记载，尤其是深信《明史》与《明实录》，并以此为论证的核心史料。傅氏指出：“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立场。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吴晗援引朱希祖“若碽妃果为高丽人，则太祖高丽妃韩氏载之《明史·公主传》，亦必本于玉牒”的结论，以批评他“见闻太隘”，并强调“此官书并不一定可靠，而且明初《玉牒》即已经过几度修改，《明史》所据为修改过的官书，朱先生却以此事不见于官书，不见于《明史》为疑，这也未免是‘缘木求鱼’了”。无独有偶，傅斯年、吴晗共同指出了朱希祖论证的缺陷。尽管朱希祖在回应傅斯年、吴晗这一批评时，专设“辩过信官书”一目，但仍不能掩饰其对于“官书”的迷恋。
这场讨论涉及傅、朱二人的史料观念问题，由此不能不对傅斯年的史料观作出考察。傅氏强调“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目的是要拓展史料来源，矫改“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13)故他对明成祖生母问题的探讨极为重视史料的扩展，而不专注于官书记载。他认为，欲要推进史学的科学化，比较研究必不可少。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将比较方法分为八类，其中之一便是“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并一再申述“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因此有将官家记载与私人记载对勘之必要。(14)而《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的撰著，正是他建设“科学史学”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的体现。相较于朱希祖两篇辩论文章所含摄的史料观念而言，似乎与傅斯年的主张有着较大的区别。故王汎森评价傅、朱二人的讨论说：“姑不论双方实际的胜负以及后代史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争论本身便突显当时两派史家对于史料截然相异的看法。”(15)
再者，傅斯年等学人将研究视
不断由汉族为中心向四周的少数民族为中心拓展，显示了与旧派学者不同的治史理念。当傅斯年推论碽妃为明成祖生母时，朱希祖认为碽妃之由来是因汉人简称元顺帝之妃洪吉喇氏为洪氏，一变而为《广阳杂记》之甕氏，再变而为《南京太常寺志》之碽妃，用以区别汉姓。在朱氏看来，傅斯年坚信碽妃为明成祖生母，仍然不啻为相信成祖“仍为元顺帝之子而已”，与陈寅恪相信“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有学者认为，朱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理由，但也似乎过于言重了”(16)。这种观点诚为不误，但朱希祖的言论更多地反映出他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视角的不同。
对此问题的考察，还应当结合朱希祖与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讨论。陈寅恪于1931年发表了《李唐氏族之推测》，主张李唐为后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之后裔，而自称西凉李嵩之嫡裔。(17)三年后，他又作《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言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出于“赵郡李氏衰微之支派”，后来渐染胡俗，至李虎入关之时，东西分立之局面已定，于是“改赵郡之姓望而为陇西，因李抗父子事迹与其先世类似之故，遂由改托陇西更进一步，而伪称西凉后裔”。所以陈寅恪断定，李唐一族的崛起，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8)对此，朱希祖指出陈寅恪的结论“与指明成祖为元顺帝子，同其谬误”。究其所自，陈寅恪、傅斯年的研究视野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汉族中心观，而是重视汉族与其他民族之关系研究。这种研究明显触痛了朱希祖的民族主义情感，所以他才说：“自唐宋以来，惟最弱之宋，尚未有疑为外族者，其余若唐若明，皆与元、清同为外族入居中夏，中夏之人，久已无建国能力，何堪承袭疆土，循其结果，暗示国人量力退婴，明招强敌加力进取。”(19)隐含地指出陈寅恪、傅斯年的研究暗示中华民族已经衰弱，为外族的入侵张本。朱氏甚至曾致函傅斯年说，只要研究结论是成祖“非元顺帝子，其他是高皇后子，非高皇后子，无关弘旨，不必再辩”(20)。
且不论傅斯年、陈寅恪与朱希祖之间讨论的结论孰更正确，但从中可以看出两派学人研究视角的迥异。陈寅恪在给陈垣所作的《敦煌劫余录》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1)意谓陈垣之敦煌学研究诚为“预流”之学问。陈寅恪于此处所谓的“预流”，实指预世界学术之“流”，主张与国外学者在共同的研究领域里开展竞争。正如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指出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这表明他们已对外国人重视而中国人忽略的“四裔”问题予以关注，并认为中国学者需要在这些方面与外国学者互相竞争。可见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治学的视野已经从中原中心区辐射到了四周，从而与国外汉学研究者有了共同的交集。
章太炎在1924年发表的《救学弊论》中谈到当时学界有五大弊病，其中之一便是“审边塞而遗内治”(22)，说明章氏已经注意到了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只是他将这一研究趋向归于学术研究的一大积弊而已。作为章氏得意弟子的朱希祖，明显继承了其师的这一观点。章、朱师徒反对的学术研究取向，恰好成为傅斯年等人努力开拓的方向，这种对于史料观念、研究趋势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史家的学术分野。
傅斯年与朱希祖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探讨，看似纯粹学术观点的争鸣，但这一分歧以及双方互相的辩难，也与傅、朱二人矛盾的激化有所关联。也即是说，傅、朱二人的矛盾为学术辩论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朱希祖是傅斯年在北大就读时的老师，傅斯年对其极为尊敬。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东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入北大史学系，与朱希祖成为同事关系。1930年12月，史学系学生散发了“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的传单，指责朱希祖“无学无识”而又“嫉贤妒能，排挤教授”，因此“决不配干史学系主任”(23)。随后，朱希祖被迫辞去史学系主任一职。在朱氏处于“学潮”困难之时，正是傅斯年向史学系学生澄清事实，为朱希祖作了辩护。所以事后朱希祖对傅斯年非常感激。不久，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便向朱希祖下发了“专任研究员”聘书。稍后，朱希祖又要求在北大复职，这就与中研院规定去任研究员必须辞去其他院外一切职务，去事研究的章程相违，使傅斯年愤怒。这件事恐怕是促成这场争论的另一个原因。
注释：
①按，朱希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双方的辩论“颇近论战”。见“史语所档案”，元47—19—10。
②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
③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记疑辩》，《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
④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5年。
⑤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6年。
⑥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6年。
⑦朱希祖：《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东方杂志》第33卷第12号，1936年。
⑧对此，傅斯年已经指出“朱先生所据各事或与论旨不甚相涉”。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6年。
⑨黄云眉：《明史考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页；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6页。这些著作的作者或是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与傅斯年等人相同的结论，或是吸收了傅斯年等人的说法，但均可以看出这一讨论对后世学界的影响。
⑩徐泓：《六十年来明史之研究》，载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三)，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409页；周文玖：《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1)“傅斯年档案”，Ⅱ：894。
(12)王崇武：《论皇明祖训与明成祖继统》，《东方杂志》第43卷第7号，1947年。
(1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
(14)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8页。
(15)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16)周文玖：《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7)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1931年。
(18)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年。
(19)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东方杂志》第33卷第15号，1936年。
(20)“史语所档案”，元47—19—9。
(2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2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0页。
(23)朱希祖：《辩驳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北京大学日报》第2515号，193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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