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在强势区运行,但仍未达到长期转折点——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及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转折点论文,仍未论文,强势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继续升温,GDP增幅达1997年以来季度最高水平,工业投资和产出在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效、出口高速增长及外资加快流入的作用下,出现了强劲上扬的态势;民间投资在一些地区开始有明显的启动趋势;一些新的消费热点也加快形成。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这种积极变化,我们必须做冷静的分析,一方面,我们不能在经济刚有转暖的趋势时,就担心经济可能出现过热,收缩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对这种经济转暖的趋势评估过高,认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长期性矛盾已经根本缓解,如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趋势已消失,从此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自主性快速增长周期。我们对当前宏观经济的总体判断是:与前些年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时相比,宏观经济已经开始走出调整型增长阶段的紧运行区,过渡到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宽运行区或强势区,但未达到自主加快增长的长期转折点。
一、宏观经济运行于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强势区
今年一季度CDP增幅达到了9.9%,创1997年以来季度新高。工业、投资和出口保持去年逐季回升的良好态势,继续惯性上冲,特别是持续下降一年多的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由负转正,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明显减轻。由此许多人判断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到新一轮加速增长周期,即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矛盾基本解决,经济重新进入到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自主高速增长轨道,由此,也使一些人开始担心要防止经济过热,宏观经济政策要打提前量,逐步收缩,由前期积极的政策取向转向中性。对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个人一直持保留意见,我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看法是:经济总体上仍未摆脱调整型增长的趋势,只不过内在增长动力在明显增强,宏观经济运行于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强势区,离经济真正自主加快发展的转折点还有一定的距离。
首先,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在持续增强,但整体仍然不够强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在明显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居民对汽车、住房、通讯等新兴产品的消费力在明显提升。新的消费和投资热点正在加快形成之中。去年新增汽车消费量首次超过了100万辆,汽车总产量接近350万辆,增长了38.5%,其中轿车消费量超过100万辆,轿车生产量增长52.8%;房地产投资增长21.9%,商品房销售额增长23.7%;移动电话和微机产量分别增长了45.6%和50.1%。(2)民营经济在一些地区非常活跃。多数沿海地区民营经济被有效激活,主要反映在投资与出口增长两方面。如浙江省今年一季度,非国有投资完成额(新口径,不包括国有控股)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66.2%,其中民间投资达404.0亿元,占59.8%,非国有投资比重按原口径计算比去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近几年来,民营企业成为推动出口增长的新主力军,今年一季度,浙江外贸出口额为80.7亿美元,增长37.8%,比全国高出4.3个百分点,其中三资、集体、私营企业出口分别增长36.4%、38.2%和150%,特别是私营企业出口对全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7%,拉动出口总额增长13.5个百分点;广东省三资、集体和私营出口分别增长38.6%、25.1%和71.2%。(3)在出口需求劲升及工业结构调整效应逐步显现的情况下,我国制造业呈现整体性景气回升态势,一批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并带来部分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工业投资在经过1997~2000年连续4年低速增长之后,2001年随着工业投资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及外资流入的加快,工业投资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去年更是呈现明显回升的趋势。今年一季度承接上年稳步回升态势,工业投资继续加快增长。一季度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9.7%,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25.6个百分点,其占全部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0.4%提高到34.8%,其中与出口和新兴消费热点相关的工业投资增长最令人瞩目,与出口关联性强的机械、电子、轻纺投资分别增长67.5%、53.5%和72%;另外,与房地产和汽车等新兴消费热点关系紧密的冶金工业投资增长更是高达153.7%。作为企业自主投资重点领域的工业投资增长的异常活跃,表明企业自主投资能力在明显增强,有望逐步取代政府投资重新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
表1 一季度全国及沿海重点省区经济增长指标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另外还有一些指标表现得仍然不够强劲.这是内需还未全面、有效启动的重要论据。如尽管像汽车、住房这些新兴消费热点在加快形成,但整体消费增长仍然“不温不火”,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加速趋势。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2%,去年全年是8.8%,考虑到价格因素,实际消费增长不仅没有加速,而且略有放慢。今年一季度消费增速不仅大大慢于投资、出口和工业增长,而且慢于GDP增速,这一点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见表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向型很高的地区一直存在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的现象,如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的消费率一直低于50%,而广东、山东也偏低于全国平均值。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景气的升降)主要取决于出口和外资,消费一直存在偏弱的问题。消费不够强劲的另一个表现是农村消费增长处于长期性偏弱态势仍然难以改变。另外,汽车消费和生产尽管已明显启动,但我国小汽车生产和消费总量仍然偏小,在整体经济仍处于结构大调整过程中,其短期内增势强劲仍然不足以带动内需全面启动。2002年,我国交通运输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仅为7.38%,明显偏低于日本、韩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换阶段的水平,我们相信,这一产业在其所占份额达到10%以前,仍不足以使整个工业和经济增长出现显著的加速。住房消费的情况也如此,但其与汽车不同,目前已经存在较明显的泡沫化趋势,这对住房消费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十分不利。还有,民间投资能力增长极不平衡,沿海地区民间资本成长迅速,但广大中西部地区民营资本成长极其缓慢,这表明民间投资还未出现整体性启动。
其次,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些长期因素仍然热度不够,处于“乍暖还寒”的阶段。(1)就业不足压力在继续增大,并对巨大的消费潜能的释放起明显的限制作用。近些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农村需要向非农业转移的劳动力以及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职工下岗,总计规模在2000万人左右,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仅800万个左右,这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从消费需求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解决好了就业问题,经济增长就会有坚实的基础。近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就业增长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明显下降。1978~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高达0.78;1990~1996年间,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为0.43;1996~2001年该弹性系数下降到仅为0.24。最近二三年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弹性仅为0.13。就业不足问题的加剧既影响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又使城镇居民间、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最终都将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去年以来,我国经济景气明显回升,无疑会使就业压力有所减轻,但由于我国经济仍处于结构大调整过程之中,结构性失业问题一时难以得到根本缓解,这客观上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压力。(2)“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内在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或根本出路就是加快完成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实质性转型,即整体社会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转换为工业社会,大量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并转化为市民。毫无疑问,目前这一过程仅集中在沿海地区,整个中西部地区这一过程与过去相比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跨省流动的民工每年新增量也没有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目前城市化搞得十分热闹,但这主要是城市人的“锦上添花”,资金和财富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人口的城市化却并没有升温,建设高价、美丽的城市住宅用得越来越多的是高档及进口的材料,城市公路、地铁建设更多使用的是资金,而不是人力。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地促进人口的城市化,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都将受到巨大的限制。(3)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多数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没有明显提高。尽管一季度又出现了通货紧缩明显减缓的好形势,但我一直相信,只要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通货紧缩只是被短期经济的好转所掩盖。产业结构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组织结构以及相应的市场竞争结构升级的严重滞后。随着我国短缺经济的消失及“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结构应该由以价格竞争为中心的初级竞争结构向垄断竞争结构转变,这一过程显然是受到了体制改革不到位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一蹴而就。(4)地区间相对差距的不断扩大,将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正在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体系,沿海高度依赖于外资和出口,而内陆地区经济仍然存在内在的封闭机制。
第三,一季度经济继续升温,只能被认定为经济运行于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强势区,离经济达到自主加快发展的转折点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一直用“调整型增长”这一概念来概括“九五”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其主要意思是说,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长期加速增长周期,1978~1995年间)以后,由于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对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明显约束,经济开始步入到一个增长率明显放慢的新的增长时期,即调整型增长时期,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通货紧缩等是其重要表现,这一时期主要任务就是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为下一个新的加速增长周期的来临积蓄能量。从当前有效需求状况及结构看,只能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有了较大的缓解,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善,需求自主快速增长的机制还未最终形成;从供给结构调整看,有一些产业和一些地区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整体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任务更加艰巨;从物价走势看,尽管通货紧缩有所缓和,但市场供过于求的格局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我们认为,宏观经济运行仍然没有摆脱调整型增长阶段,与前些年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时相比,宏观经济已经开始走出调整型增长阶段的紧运行区,过渡到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宽运行区或强势区,但未达到自主加快增长的长期转折点。经济增长的加速明显是受出口加速和外资流入的加快这一“入世效应”的刺激,这一点在工业和投资上反映得极为明显;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因素的刺激作用明显具有突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会递减。
二、从近几年经济运行特点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走势
近几年来,特别是入世一年多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5个明显的特点。
1.沿海主导的特征比20世纪90年代更加明显。沿海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随着经济发展向纵深推进,沿海集中利用国内外资源的优势更加明显,与内地的差距在继续扩大。本世纪初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沿海主导特征更加明显。目前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已超过60%,比1990年提高5个多百分点。其中工业增加值更明显地向沿海地区集中,1990年沿海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2.73%,1996年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为60.73%,“九五”以来则迅速上升,到2000年上升到67.74%,今年一季度则突破了70%。在一季度的工业增长中,沿海12个省市有10个超过了全国平均值17.2%。因此,当前经济加速主要是沿海经济的加速,其中主要是沿海地区工业和出口高速增长所致。
2.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特征明显。沿海主导经济的特征的强化,实际上就是外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导向性作用进一步强化(见表2)。目前沿海地区集中了我国出口总额的90%以上,比20世纪90年代又有所强化。广东省2002年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达1053.32亿美元。2002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了3188.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2.3%,出口再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超过了英国,居全球第5位。其中沿海出口总额接近3000亿美元,占91.62%,整个中西部地区仅占8%多一点。外资的情况也相似,2001年沿海地区实际获得外商直接投资额达407.28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86.88%。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外商投资增长迅速,90年代中后期则有一定的减速,但进入本世纪后,外商投资再次加快增长,这与我国正式加入WTO有明显的关系,由于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及劳动力资源优势等,跨国公司纷纷重新确定全球战略,将大量的制造业加工项目向中国转移。
表2 沿海地区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的集中度
资料来源:根据1990、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总36期)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是沿海,而发动机是外资流入的加快和出口效应的集中释放。出口高增长和外资流入的加快是导致工业和投资双双加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内需增长只是起了稳定的作用,以消费为核心的内需增长力度仍显不足。
3.“一头热”而非“两头热”。目前的经济增长加速与1995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是“两头热”,即消费与投资同步加速,齐涨齐跌;而如今仅是投资热,消费增长则相当平稳。从经济主体来分析,这种“一头热”主要是指政府热,部分行业热(如房地产、汽车、钢铁等),政府采取各种积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十六大后各地政府投资热情高涨等。“一头热”实际上也是“一边热”,即东部地区热,中西部地区热度有限。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经济增长出现“两头热”和“两边热”时,才会出现整体经济过热,并逐渐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现在这样经济仅“一头热”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整体性经济过热的情况,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一头热一头不热或仍然偏冷也说明,如果搞得不好,“热变量”可能再变冷(目前的“热变量”多是短期因素),而“冷变量”因受长期性因素约束仍然欲热不能。我仍然坚持认为,防止通货紧缩趋势抬头仍然是经济结构大调整阶段的重要经济调控目标。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前期那么大力度的经济政策刺激下经济才出现“一头热”的情况,说明经济增长的内在性力量仍然不够强大,要使经济进入长期自主性高速增长的“佳境”,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
4.大城市景气高涨,而中小城市以下地区景气明显不旺。这也是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大城市增长速度普遍比中小城市快,特别是县域经济几乎处于全面的瘫痪状况。
5.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矛盾突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九五”以来,我国经济在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下,经济长期保持适度快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明显放慢。据最近国家统计局资料,今年一季度经济高速增长使就业人数降幅趋缓。一季度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仍减少了206万人,但比2001年同期少减了274万人。减少最多的仍是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分别减少了497万人和172万人,其他单位的增加为464万人,不足以抵消减少的人数。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矛盾是经济处于特定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仍然没有结束,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在明显地替代劳动,如外商投资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在增加了沿海地区就业的同时,可能也减少了全部社会的就业量(对国内市场产生明显的压力及资本替代劳动)。另外,在我国社会市场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由制造业升级派生的服务性就业也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相对强劲而就业增长则出现中期性减慢趋势时,经济继续加速增长的空间将受到限制。
结合以上宏观经济运行的五个特征,我们不难预测宏观经济的短期和中期走势。今年经济增长将会出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后三个季度不会向过热迈出更多;中期看,明后年我国经济仍然需要进行调整和巩固,为经济的真正全面启动做进一步的准备和积蓄能量。做出这样判断的理由是:一是一些长期性问题将继续对短期和中期增长形成压力。这些问题是:地区差距明显扩大、城乡发展矛盾突出、城市内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就业不足。二是估计出口将会在后几个季度中出现明显的回落走势,从而对投资和工业增长形成较强的下压力。(1)入世效应将会继续释放,但效应将递减。一季度出口能够增长30%以上是出乎意料的,这说明大家对“入世”效应估计不足。但是“入世”效应无疑将呈现出一种递减趋势,因此像一季度这样的出口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2)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世界贸易增长缓慢将对我国出口形势形成明显的压力。(3)今年国内爆发的较为严重的“非典”事件也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压力。(4)由于出口退税欠账增多,进度放慢,使出口企业的资金被占压,生产成本增加,出口增长的难度将加大。连续几年出口的高增长,增加了财政用于出口退税的负担,目前累积拖欠的出口退税款已达上千亿元,而今年年初支付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款仅为17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7%,这将对今后出口的进一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三是二季度以后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降温,将使投资增长受到影响。今年一季度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仍出乎意料地出现了高增长,但我们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将难以保持这样的高增长,因为房地产投资和消费已连续三年多处于超高速增长状况,大大超过了居民购买力水平,出现了过热和泡沫化的倾向,结构性矛盾突出,消费断层开始出现。房地产投资增长的明显回落,将对投资增长形成一定影响。四是“非典”这一突发事件将对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形成较大压力。我们估计其对GDP增长的影响将达到1~2个百分点,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旅游业、餐饮业、航空及其他交通运输业,仅旅游业估计将损失1000亿元以上,使经济增长下调1个百分点左右。
三、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加快结构改革
2002年以来宏观经济的明显升温,是我们多年期盼的结果,不能刚转暖就担心过热。我们认为,在经济仍未达到自主加快增长的长期转折点之前,不宜对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做大的调整,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加快结构改革,培育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上。一方面,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对一些新出现的可能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苗头性问题,采取适当的调控措施,防止其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抓住宏观经济出现稳定向好的大好时机,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长期性问题,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一)加强对房地产发展的宏观调控,防止房地产增长的大起大落
1.制定切实可行的房地产金融政策,控制金融风险。建立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长期制度,首先是贷款保险。我建议,政府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住房信贷保险机构,让提供房贷的银行去买保险,这种做法在西方较普遍。其次,就是按揭贷款的证券化。
2.实行差别税率调控房地产增长。(1)按照房子的价格,制定不同的税率,对价格高的豪宅征税税率要高一些。(2)消费者在购买第一套住房的时候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但购买第二套房的时候则要提高税负。(3)所有新房必须住满一年才能上市转让。
3.建立一套廉租房制度。政府现在比较重视的是经济适用房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政府尽可能地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的租房更有意义,更有利于社会公平。
4.加快发展二级市场。我个人认为房改房是对原来工作的补偿,应该从产权上明确起来,给房主完全的产权,而不仅是长期使用权。当然,这种房子在上市交易的时候税收可以提高一些。
(二)适度调整税收政策
1.有增有减,调整个人所得税结构。我们建议:(1)对高收入者采取综合征税方式,即个人定期综合申报与主笔收入相结合,增加高收入者应缴税额;(2)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3)提高餐饮业税率,增收奢侈性消费税(高尔夫球、游艇、高档别墅等消费)、广告税及博彩税等。
2.加快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步伐,积极调整农业税征收办法,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形势下,可将农业税改由流通环节征收。
3.利用当前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适时推进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所得税合并。
(三)打破垄断,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
应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严格对垄断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价格管理,特别是对教育、医疗部门的收费行为要进行严格规范,普遍采取价格听证会制度,增加透明度;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其他过去受限制的产业投资,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及对外贸易等多方面采取非歧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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