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一道不应忽略的风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应论文,短篇小说论文,风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传媒和市场忽略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今天恰恰显示出这个民族在历史性的巨变过程中 最美好也是最纯粹的感情和心态
许多短篇小说作家都非常出色地解决了艺术形式与时代信息的关系。短篇小说不仅能 够贴近我们当下生活的现状，而且能够及时地回答作家面对生活现实的伤痛如何表达的 问题
从最近十余年的文学发展来看，短篇小说是被传媒批评所忽视了的领域，传媒批评的 背后是市场所操作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长篇小说是直接给出版社带来利益的，所谓的 文坛热点也多半是围绕了长篇小说的炒作制造出来的，短篇小说基本上被排除在传媒的 视野之外，那些以短篇小说见长的优秀作家始终寂寞在文坛的边缘。上个世纪80年代我 们还拥有像汪曾祺、高晓声这样大师级的短篇小说作家，但在90年代以后，有没有人还 在以高度的热忱关注像刘庆邦、红柯、迟子建、阿成、石舒清等以短篇见长的中青年作 家的创作成果?还有没有关于优秀短篇小说创作为对象的文本研究和艺术分析?但所幸的 也在这里，正因为短篇小说的创作被市场和批评界所忘却，它少了非艺术的力量的干扰 和影响，反而成为我们今天惟一保持了纯粹文学趣味的艺术珍品，它的魅力来自文字本 身，来自作家对生活充满了审美理解的感受与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短篇小说的创 作在今天显示出这个民族在历史性的巨变过程中最美好也是最纯粹的感情和心态。它几 乎没有趋时的要求，也很少功利的目标，没有知识分子紧张的精神状态，更没有迎合市 场上恶俗趣味的媚态。——当然不是说短篇小说的形式在今天的环境里有特别清高的能 力，而恰恰是它太没有能力，正因为没有能力获得市场的关注，它才可能变得如此的清 纯和可爱。
最近接触到何向阳编选的春风文艺版《2002年短篇小说卷》，更坚定了我的这些想法 。何向阳在序言里说：“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的精悍不承担艺术外的过多重负，而更接近 于生活原态，这是它的优势……短篇的集聚有些像多个镜子的碎片重新收录在一起，从 不同向度看，映出的镜像都会不同。当然每个人都有个人对短篇的理解，而理想的短篇 与短篇的理想之间可以存放更多的纯个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话说得极好，虽然我还 不很理解她说的把读短篇小说看作是一种田野调查，由此来窥探时代生活信息的深意， 但我还是从她所选的作品中，看到了我最想看到的东西——作家是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处 理生活中的严肃、甚至是悲惨的事件，说得更加具体一些，作家是如何运用短篇小说的 特殊艺术形式，以审美的情绪来感受这些重大意义的生活内容。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 ，读去年的中篇小说给我的感受是“好读”，而在短篇小说的创作里，我能感受到艺术 力量对心灵的冲撞。一种久违了的因读到好作品而激动的心情，像是走进了一片纤尘不 染的绝妙风景而流连忘返，从而也像久历大病后突然面对阳光草地而恢复了健康的自信 那样，又一次感受了艺术的美好力量。
我想对比迟子建这次同时被《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所入选的两个作品：中篇小说《 芳草在沼泽中》和短篇小说《花瓣饭》。迟子建的小说一直是我所喜欢读的。《芳草在 沼泽中》寓美好的情绪于藏污纳垢的生活表象中，作家松散地叙述了几个互不相干的小 人物各自悲哀的生活困境，而真正的人性“芳草”也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若有若无地存 在着。含意隽永、抒情淡雅是迟子建一贯的艺术追求，但叙述感情的分量也因为这样一 种松弛的叙述风格而被稀释，中篇小说的好读效果自然也与这种叙事方式有关。而在《 花瓣饭》里我们则看到另外一个迟子建，一个技巧高超，笔笔有力的写作高手。短篇小 说的结构有时更像一个精彩的独幕剧，寓重大的时代冲突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细节中。 小说围绕了“文革”时代一家人在吃晚饭前所发生的种种风波而展开，这里没有剑拔弩 张的冲突，却包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当校长的父亲被工宣队罚为装 卸工，每天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我们能从场外的信息中感受到他仍然受着工人们的 爱护；母亲被诬陷为苏修特务受到可怕的批斗，但她对家人的爱心尚未在残酷迫害中变 得麻木，父母俩进进出出地互相寻找的举止里包孕了那个非常时代知识分子异常悲壮也 异常复杂的心理波澜。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完全可以推敲出两人在场外的故事和 心理状况，但作家对此不着一笔正面描写，只是以最后“花瓣伴饭”的意象传出了人间 的美好情愫。而充斥正面描写篇幅的则是三个小孩的日常生活，时代的残酷性不能不粗 暴地侵入这个家庭，以及影响着人伦的正常形态。故事里大女儿忙着写与父母决裂书， 小儿子满口脏话地侮辱自己的父母，而那顶纸糊高帽子也像不祥之物笼罩在家庭之上， 但尽管如此，民间的温馨又一次战胜了时代，它以人性的正常爱心消解了貌似威力无比 的时代烙印，爱终于战胜了恨，温馨终于战胜了野蛮，生活本身的逻辑终于战胜了时代 的荒诞。这个故事在艺术上具有经典性的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作家把那个时代所造成 的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举重若轻地化解为一场家庭晚饭前的喜剧性风波。我曾 经说过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作品用日常性的市民生活来消解时代的残酷，而在迟子建 的这篇小说中，我们读到的民间力量却是发生在几个尚未能形成自觉的人生观的孩子身 上，进一步挖掘出民间抗衡时代的自在能量与人性的自觉力量。如果说，迟子建的中篇 小说确实因为写得好看好读而令人愉快，那么，在她的这个短篇中，我们能够在阅读中 感受到某种陌生的艺术力量，沉重地唤醒我们对灾难的记忆，以及抗衡这种灾难的力量 的寻求。我通常不愿意轻易地使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艺术，但我愿意说，读这个作 品时我被着实地震撼了。
“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的精悍不承担艺术外的过多重负”，这句话常常被人们误解成短 篇小说因为其篇幅的短小精悍而无法承担直面人生的重任。这种错误观念来自于一种尚 未被人普遍认同的现实，即当文学被用来揭露生活的矛盾冲突、批判非人性的丑恶因素 的现实功能与某种时代共名相一致的时候，文学的现实批判意义也可能被歪曲成一部分 人从事的现实斗争的工具，从而文学所揭露的现实性也会因为现实的功利目的而背离真 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作家的良知同样会受到蒙蔽。正是建筑在这种另类的认识立 场上，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些作家强调艺术形式的独立性与美学意义，有意对小说 的传统形式进行颠覆与改革，这种实验性的成果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尤其被凸现出来。它 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在艺术技巧越来越讲究的短篇小说创作里，离开生活主流的现实性 也越来越远。这样的误解也被许多批评家有意无意地鼓励着，我曾经参加过一次鲁迅文 学奖的短篇小说的评选工作，结果我发现，凡被推选出来得票数高的作品，几乎都是在 美的形式下远离时代信息，仿佛是几十年前创作出来似的。这当然是导向的结果，事实 上，许多短篇小说作家都非常出色地解决了艺术形式与时代信息的关系。短篇小说不仅 能够贴近我们当下生活的现状，而且能够及时地回答作家面对生活现实的伤痛如何表达 的问题。我觉得后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加重要，短篇小说不可能像中长篇小说那样 有充分的篇幅来完整地表现一个生活事件的全过程及其理性思考，它只能在极有限的篇 幅中强有力地表达出事件的心理效应；它也不应该以就事论事地叙述事件过程为宗旨， 它必须从美学的立场上来选择：怎样使这样的故事变得具有审美的价值?在当前新闻报 道普及的情况下，短篇小说的艺术功能不在于用另一种笔墨重复新闻信息，它关心的是 ，通过事件的叙述如何透视出人性的内涵以及人在面对事件时所显现的精神的向度。
以刘庆邦的《别让我再哭了》和尉然的《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为例，这两部 作品具有相似的故事结构：贫困的父亲为了儿子不得不主动承担起某种自我牺牲，在前 者是老矿工用自己的死企图换取子女的工作，在后者是李大筐为了换取儿媳妇一家的同 情而砸伤了自己的脚。故事所反映的社会问题都是严重的，但作家的叙事却采用了轻喜 剧的方法：在前一个故事的叙事结构中，这样一个严重事故及其社会意义都被隐藏到故 事的背后，小说的主要角色是一个专门做工会工作的干部，他通常以自己善于“哭”的 本领(哭也体现了他对矿工们发自内心的同情)，成功地完成死难者家属的抚恤工作。这 样的故事本来很容易变成一种类似清官戏的知识分子叙事，但是，当这位干部在调查中 发现了老矿工的死亡秘密后，他激发出内心的真正隐痛：他的父亲当年竟也有相似的遭 遇。于是叙事立场发生了转变：他的“哭功”不再为矿领导服务，而转过来为民请命了 。这样一种与民间苦难连带着生命痛感的叙事，则含有鲜明的民间的叙事立场。
我曾经想过，这一类深刻揭示生活中民间苦难的故事，用喜剧甚至闹剧的戏谑形式是 否会冲淡故事本身的严肃性质?我觉得并没有，它是通过一系列喜怒笑骂的民间叙事， 以同情的立场来展示民间对待苦难的本来态度，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叙 述现实生活的境遇。中国现代小说所具有的挖掘人的精神现象的叙事传统起源于“五四 ”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文学，鲁迅是最杰出的代表，读者也能真正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震 撼力，但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描述对象往往是被动地充当解剖台上的标本，负载着作 家所要强调的某种精神现象。在当代优秀的短篇小说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叙事立场有了 明显的变化，被描述的对象不再是被动地寄存作家的某种理念，而同样展开了充分的主 体性。阎连科的短篇《黑猪毛 白猪毛》显示了这种叙事的特点。这篇作品以现实主义 态度描述了农村基层权力对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所构成的影响力：镇长不小心开车压死 了人，立刻有许多贫苦村民都抢着要去代替镇长顶罪蹲监狱，老实人根宝终于争取到这 一名额，他立刻成为村里的体面人物，连一向不成功的婚姻也有了落实。但最后，镇长 根本无须蹲狱，死者家属不仅放弃起诉，连赔偿也不提，惟一的条件竟是让镇长认死者 的弟弟为干儿子。这里，作家的批判立场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没有高高在上地嘲笑这种 生存愿望的可笑，而是寓沉痛的叙述中寄予了深切的理解。作家在创作谈中深切地说， 作家应该知道自己的人民在哪里。知道自己也是那些人民中的一个人。我想这也是作家 的创作的真正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