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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171.2
近几年中，笔者曾数次赴美国作学术访问，顺便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情况作了一些考察。下面笔者把自己的印象和认识写出来，或许有一点借鉴作用。
一、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
社会科学在美国不算是热门行当，其规模和影响很难与自然科学相比。但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相当发达，这不仅表现在它有大量的社科研究机构、众多的社科研究人员，以及很高的经费投入等方面，也表现在它的地位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上。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不少社会科学家在其中工作，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帮助制定政策。
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大众传媒对它的关注上。很多媒体常报道一些引起社会科学家重视的社会问题，也常报道一些重要的社科研究成果以及不同的观点等。1996年，《波士顿环球报》在头版报道了一个被跨国收养的华人少女的文化认同困惑及社会学家的评论，在收养家庭和社会学家中引起了反响，并推动了进一步的研究。又如，反对种族歧视是美国法律所规定的，但基于种族歧视心理而说出的一些话和作出的一些手势是否违法，法律规定并不清楚。社会学家的研究和媒体的报道推动了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开展。另外，由于信息共享，所有的社科研究成果，包括为政府作的调查报告、统计数字、咨询意见等，除了确实涉及国家安全的之外，都向公众公开，每个公民都可以在网上和有关报刊上看到这些成果。这些都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研究成果的转化。
现在，那种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大的传统观念已经受到有力挑战。人们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洞察力，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和组织作出决定、行使权力、应对变化的不同方法；而社会科学家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为政府的、企业的、社会的、个人的、环境的等各方面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改善管理，培育人才，启迪创造力，完善人文关怀，对于发展知识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社会科学专业，自然科学家也都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所在研究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的特点和趋势时，就曾专门邀请社会科学家参加。
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
美国政府中并没有专门对社科研究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机构，以致社科研究似乎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大学主办的为最多，政府或企业主办的也不少，此外还有一些由社会科学家开办的通常称之为“智囊团”、“脑库”或咨询公司之类的独立研究机构。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中，很大一部分并不在专门的研究机构里工作，他们的正式身份可能是大学里的教师或政府里的雇员，所以真正专职的不是很多，大多是兼职的。他们通常有弹性的工作日程，把自己的时间划分为教学或管理、研究、写作、咨询等不同部分。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分布在大学里，美国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在20多所研究性大学里进行的。
与政府研究机构常局限于政策研究不同，大学里的研究更具有独立性和学术性。为了使教授们更好地从事研究，学校给有研究任务的教授分配较轻的教学任务，大约每周5～6个小时，还为他们提供很多便利，诸如较好的办公室和办公设备、更好的图书馆和计算机网络服务等。美国的大学还实行一种“休假年”制度，每若干年给予教授一学期或一年的带薪休假，以供休息和从事研究。但是美国研究性大学里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学校会定期根据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对教师的雇用和提升。在研究方面，如果一个教师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发表，就难以继续被学校所聘用。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获得了终身职位后，便有着较宽松的研究环境和较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而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种制度降低了研究成本，提高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也促进了教、研相长。
政府研究机构的全部经费来自政府。除正常的财政拨款外，政府研究机构还可以临时就某个特殊研究课题，向本级议会提出议案，要求拨款。但政府对社科研究的财政支持，更多地体现在由政府设立而面向全社会的社科研究基金上。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理事会”对社科研究的资助金到2000年已达39.4亿美元；国会设立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2000年从政府得到的拨款也有1.15亿美元。还有一些半官方的科研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及一些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也经常得到政府的巨额拨款，再以研究基金或奖学金的形式资助机构和个人从事社科研究。
企业研究机构的经费一般来自企业本身。有些企业联合起来设立社科研究机构，其经费除由这些企业按章程缴纳外，还可从捐助和服务收入中获得。如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协会就是由多家大的跨国公司联合组织的研究机构，专门对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各国的贸易、投资、金融、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给各公司提出对策建议。但美国企业与社科研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委托社会科学家就某些与企业有关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企业委托、支持的研究一般都与自身的发展计划有关，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方面，独立研究者从企业获得的资助不是很多。
对于大学里的研究人员来说，除大学本身提供的和委托研究提供的经费之外，基金会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经费来源。美国的科研工作所需的经费颇多，大学鼓励并协助教师向基金会申请研究资助。对教师得到的资助，学校从中提取管理费，作为提供研究条件的交换。扣除管理费后的研究经费，可由研究者按原来预算自由支配，用于包括支付雇用的研究助手工资等在内的各种研究用途。学校本身的研究基金一般由教授委员会讨论决定。校长和系主任一般也掌握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基金，可以用来支持他们认为重要的研究项目。学校或学校中的研究所也可以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再组织教师从事研究。
美国有很多基金会，有政府的、半官方的，也有答私人的，其中有不少热心地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有所淡化，对社科研究的投入有所减少，而私人基金会对社科研究的投入却有较大增加。这除了由于大企业家们日益感受到社科研究的重要之外，也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及制度、政策有关。那些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们往往不愿在自己身后将所有遗产留给子女，而愿意用部分资产从事公益或慈善事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妻子早已宣布，他们个人财产的99.9%以上将用来回报社会。截至2002年10月，他们累计捐款已达256亿美元，占其现有财产的60%。美国大学经费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校友的捐赠，特别是遗产捐赠。与此相应，多数大学都设有专门联系校友及有关人士的办公室，以筹集经费。同时国家政策也鼓励这种行为，因为这类捐赠不仅不用缴税，还可享受税务优惠，每捐100美元，可得30美元，实际只捐70美元，而遗产税率则高达55%。
这些基金会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它们对所支持的研究领域较为熟悉，而且通常都同有关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保持一定联系，有时还前往研究机构考察。另一方面，很多大学设有专门的办公室或专职人员，负责联系各个基金会，了解、熟悉不同基金会的要求和规定，还负责对本校研究人员的课题申请书提出意见，帮助他们加工、修改申请书，使之更符合各个基金会的要求和口味。这种相互间的联系，使得基金会对科研的支持更有的放矢。
在研究课题的确定上，政府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从事为政府服务的实用性问题研究，企业研究机构与此相似。大学研究机构的自由度则要大一些，但大学研究机构研究题目的确定，往往取决于研究经费的来源；而基金会对研究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基金会看重自己的声誉，致力于高质量的研究，定期邀请一些学者来讨论值得研究的选题范围，但大多数政府基金会通常只支持政府感兴趣的课题。而私人基金会则往往会根据建立者的意愿，对选题范围和有关条件作出规定。如有的基金会支持“文化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但规定仅限于基督教。还有少数基金会支持事先有倾向性结论的研究，例如有一个基金会就资助“用哲学来论证上帝存在”的课题，其宗教目的非常明显。所有这些，显然不利于自由的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为了获得理论上的创新，往往会潜心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兴趣相对稳定；而政府和企业的兴趣可能多变，热点转换较快，研究者往往不能适应，或不愿适应，更不用说那种带有一定政治或宗教目的的课题了。不过，由于不少基金会在申请指南中只规定了研究的方向，而且基金会数量很多，这就为学者们调整自己感兴趣的题目，以适应基金会的规定留下了余地。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基金会并不要求研究者去论证某个结论，仍然宣称坚持研究的客观性。
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是双向选择的过程，较为灵活。一方面，基金会常将自己支持研究的课题范围通过媒体特别是因特网，向社会发布；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可以自己提出课题向有关基金会申请资助。基金会既有一年一度的申请期，也处理临时的个别申请。申请人既可以是研究人员，也可以是研究机构。定期的成批的申请，通常由基金会聘请专家组成评委会，以匿名制的方法进行评议。往往要经过两三轮淘汰，才筛选出最终的资助项目。
申请得到批准后，研究资金一般都是一次到位，如果金额巨大(如达数十万美元以上)，则往往分批到位。但无论如何，研究者都必须按协议计划从事研究和使用经费，否则将受到追究。而且，如果研究者信誉不良，以后将很难再申请到资助。有时，某项课题的经费事先很难估计清楚，而基金会对申请者(一般是机构)又很了解，认为值得信任，申请者也可不必提出详细预算，而只提出资助总额，课题开始后再逐渐形成经费使用计划，课题结束后报账审查。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包括提交给政府的报告、各种数据等，基本上都是共享的，都可以在媒体上查到。政府和企业的研究机构研究的针对性较强，其成果进入决策是很自然的。对于大学中的研究人员来说，他们研究成果的转化，主要是通过媒体。一般来说，只要这些成果能通过同行专家相当严格的评审，证明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那么不论其观点及商业价值如何，都能得到发表。但近年来，出版社的经济压力加大，商业味变浓，对学术价值的重视不如以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比以前更难了。
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由问题驱动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认为，从事一项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好的理由，既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也不能急功近利。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确定研究的问题。好的研究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了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认真观察和用心分析得出的。比如，澄清不同文化在某个问题上的观点之间的不同，比较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而不是比较它们之间的优劣)，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时，陈旧的社会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说找到了一个新问题。为了更好地选准研究课题，研究机构往往每年都要举行“神仙会”似的讨论会(
retrit)，对共同关心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进行回顾、展望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不仅关注一般性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犯罪、种族、人权、妇女等问题，也关注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太重要的小问题，诸如社区老人护理、跨国收养、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把它们当作重要的社会问题来加以研究。事实上，大多数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都是关于具体问题的阐述。
其次，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实证的、量化的和调查性的。虽然人们对社会科学是不是可以称为科学至今还有争论， 但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坚持认为，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符合科学的标准。这样的学科有它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系统观察(包括参与观察和社会实验)的基础之上的，得到经验观察事实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一些科学调查数据的支持；而且，其结果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别人重复，能为别人客观而系统的观察所证实。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假设最终可能被肯定，也可能被否定，那种事先规定好结论的论证式的研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家必须通过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假设，正因为如此，各种形式的调查和访问在社科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以搜集必要的事实、数据和其他信息。而且，为了保证材料的客观性，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调查数据的搜集方式和质量进行评价。有的社会科学家还要在调查现场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即使调查现场的文化、气候、生活习惯等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也要坚持下去。实际上，很多著名的社科研究成果源自著名的社会调查。有时，为了搞清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能进行持续20～30年的调查。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科学家认为，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导致精确的预言结果相比，社会科学家的预言只能比猜测稍微好一点，也就是略强20～30%。这样一种水平当然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但很难说具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喜欢谈论他们的研究可能包含的实际意义，并提出一些建议，而这种建议不是硬性的，通常带有很大弹性。
再次，美国社会科学很注意实用性。虽然社科研究自由度很大，虽然社会科学家一般都强调研究的独立性，但“是否对社会有用”还是衡量研究价值的重要尺度，受到普遍重视。首先，课题立项有着明显的导向，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资助就总是趋向政府所关心的问题。政府研究机构必须把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放在首位，适时提出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基金会的宗旨虽然互有不同，但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按照各自的意图为现实服务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其次，有关方面注意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政府政策的出台往往都要以一定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据，而好的政策研究成果也较容易为政府所注意和采纳。例如，伊利诺伊州有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该州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中，有60%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杀人者。这一成果为该州议会所注意，于是，该州废除了死刑。在美国，新闻媒体常常会报道一些重要的社科研究成果，这也促进了社科研究成果进入政府决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社科研究中的大部分是应用性研究，但基础性研究也能得到支持。特别是美国的很多全国性学术团体，为支持基础性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另外，虽然美国社科研究很注意为现实服务，但社科研究人员同样重视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兴趣和好奇心常常是他们研究的重要动机。特别是大学里的研究人员，他们更看重研究中的未知数，看重历史和实践对学术成果的考验，所以他们选择课题时，有时会陷入自己兴趣和资助机构偏好这两者的矛盾之中。
第四，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多样性，是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即使同一学科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个研究工作完全相同的社会科学家。在研究领域上，很多学科都高度专门化，分成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使得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能研究得很深，但同时又使得他们的知识面、他们的视野变得狭窄，往往带有一种浓厚的工匠气息，以致社会科学家互相之间往往难于交流意见。在理论体系上，角色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符号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各种理论体系并存。在方法上，社会科学家中有人喜欢做社会实验，有人喜欢做社会调查，有人喜欢研究国家公布的大型数据，特别是人口普查数据，还有人可能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定量方法，而只喜欢使用定性方法，如参与式观察、非结构性访谈等。但是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接受一种理论而排斥其他理论，认同某一种方法而拒绝其他方法，将会使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受到很大限制。
第五，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创新。如前所述，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五花八门，而为了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人们往往首先提出新的方法。美国社会科学界学术活动相当活跃，而有的学术报告的听众可能不是本专业的。他们参加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希望在方法上和看问题的角度上有所启发。但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方法的运用和创新不能离开根本，重要的是根据研究问题来决定相应的研究方法。例如，女性主义心理学为了把性别问题引入心理学，批判了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认为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范式不适合心理学，而他们的研究则特别考虑了社会文化的影响。还有一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而不是物，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随意处置，所以，考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时，要特别注意研究的合法性，注意保护研究对象的人权，不能对研究对象造成伤害。比如，调查儿童必须获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调查内容不得有损于儿童身心健康，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内容要严格保密，如有泄露，研究者必须负法律责任等等。
第六，学术自由中隐藏着政治的影响，科学研究中也有利益的干扰。美国以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自诩，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中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也能自由地、独立地向社会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行及其成果的运用，不能不打上政治影响的印记。从现代化理论到文明冲突理论，虽然都以中性的价值立场、科学的语言形式出现，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的社会形态作为理想的标准。像罗斯特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既是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也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学术纲领，更直接地冠以“非共产主义宣言”的副标题。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特别表现在外交思想和多元文化的研究上，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上。另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还会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美国人口普查中，人们对于如何统计那些无身份证件的人有两种意见：学术界普遍认为抽样方法更科学，民主党支持这一意见；另一种意见主张按人头计数，得到共和党的支持。由于当时是共和党执政，政府最后采纳了后一方法。有的学者表示，美国社会科学家要发表反对政府的文章并非绝对平安无事，如在“9.11事件”上，若发表与政府相反的言论就可能受到调查，招惹麻烦。还有，由于利益驱动，有些组织或团体可能会要求社会科学家，通过研究找出支持某一结论的证据。比如，不久前美国对学校中班级的适度规模问题在十几个州里展开了调查研究。一些州里的教师多，教师工会在进行此项调查研究时，很可能力图找出证据支持小规模班级。但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绝不应抱有偏见和迎合某个集团的狭隘需要的。
四、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
趋势之一是社会科学的地位正在提高，对社科研究的投资正在增加。虽然社会科学家的报酬相对于其他白领知识阶层仍然较低，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科学的作用。政府对社科研究的拨款，近10年来虽时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有所回升，2000年更比上年有较大增加。与之相应，美国社科研究近年来相当活跃，社科教育的地位也得到提高。
趋势之二是跨学科研究日益增多。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的跨学科研究不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也得到有关各方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跨学科研究机构也日益增多，这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罕布什尔学院的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就聚集了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生物学、脑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乃至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
趋势之三是学术交流和合作不断加强。美国是竞争性很强的社会，这必然反映到社科研究上。为了写作和发表文章，为了在截止日期前递交论文或课题申请，许多社科研究人员常常超时工作，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各种学术交流和合作，包括校内交流和合作，跨校之间、跨机构之间、跨地区之间乃至跨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近年来相当普遍。特别是国际合作项目不断增多，很多基金会也加强了这方面的支持。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了学术研究中的“合作文化”概念。他们认为，不同机构之间实行信息、人才等资源共享，来自不同环境、有着不同背景的学者交流意见，有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
趋势之四是全球问题研究日益增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社会科学家更加关注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如经济全球化趋势问题、全球化的教育问题、人口与环境关系问题、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问题、世界政治格局改变问题等等，同时也注意研究全球化对原有社会问题的影响，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文化的碰撞与整合问题、地区冲突问题、移民问题等等。
趋势之五表现为文化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增强，文化和科学的冲突将继续存在。文化研究属于人文科学，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力量。它批判站在启蒙立场的现代化理论，探索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化，并以研究同性恋、女性主义等争议性问题而闻名。文化研究在美国风行，对社科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要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同时还要受到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审视。一方面，西方的价值观在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观念顽强地影响着社科研究；另一方面，非西方的价值观也在社科研究中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为社会科学界所包容。但是，一些文化研究的学者，企图用自己人文科学的经验来解释科学界的一切，甚至攻击科学本身，这就引起了自然科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怀疑，认为其缺少严格的学术标准，难以经得起论证，陷于反科学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争论，在1996年阿兰·索可尔的“社会文本”事件之后得到进一步暴露，与此同时，两者之间也逐渐开始了坦诚对话。这一争论也给社会科学本身带来影响。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化主义之间、文化与科学之间的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今后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趋势之六是社科研究走向网络化，现代技术手段得到充分运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实现网络化，普遍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网站。近年来，它们不断刷新自己的网站资料，不断更新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定期对研究人员进行使用新的电脑软件的培训，很多研究机构还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化的分析软件。研究人员普遍能熟练地使用电脑，用电脑整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撰写文章，在网上查询数据、检索资料、交流学术思想等。图书馆的网络化大大促进了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而各种数据库及其提取工具还在不断发展。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学者，善于在研究中使用现代数学方法，这也推动了现代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