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的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对“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现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产业转移论文,进展论文,现状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4)01-0001-06
修回时间：2013-11-29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已经展开。本次转移的转出地主要是部分发达国家和上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中国东部沿海，而转入地主要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的颁布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皖江城市带、湖南湘南、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北荆州、四川广安、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甘肃兰白、宁夏银川等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批复，均表明开放带动、招商引资、产业转移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热点。2011年，安徽省亿元以上新建省外投资项目4 517个，实际到位资金4 181.2亿元，同比增长56.5%；河南省通过一系列重大招商活动，签约合同金额超过8 000亿元，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突破4 000亿元，同比增长46%。在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作为以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和区域经济发展为重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地理学，无疑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利用承接产业转移机遇，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1]，新一轮产业转移及相关问题研究成为时代赋予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此，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梳理产业转移的来龙去脉、国际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研究、国家内部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研究、产业转移的区域效应，并提出研究展望，对于发展和完善产业转移相关理论、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 “产业转移”的来龙去脉
产业转移的概念伴随着产业转移的实践而发展。二战后，全球经历了四次大规模产业转移，总体上呈现由经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一般技术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变化的趋势(表1)。
早期关于产业转移的定义，大多停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寻求要素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将衰退型产业向外转移的层面。1980年代后期伴随着产业转移部门由衰退型产业逐步向扩张型产业拓展，学术界从性质、方式和效应等方面给予产业转移更全面的描述。虽然在产业转移的概念上没有形成一致的描述，但是普遍认为产业转移是产业的空间转移或空间迁移现象。陈建军认为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地区)的一种经济过程[2]。顾朝林认为产业转移既是对生产要素的空间移动的描述，也是对不同产业部门形成与演进历史的梳理[3]。魏后凯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企业空间扩张过程，也是企业的再区位和区位调整的过程[4]。还有学者认为产业转移是企业为了组合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的结果，其本质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产业布局的改变而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5]。
2 国际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研究
2.1 国际产业转移动因
1930年代，赤松要(Akamatsu)基于对日本棉纺工业的研究，归纳出“产品进口、国内生产、产品出口”三个阶段的雁形产业转移模式[6]；弗农(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7]，认为产品发展经历了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产品阶段，伴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国家(地区)进行生产，他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催生了国际产业转移；在此基础上，利柯鲁(Lecraw)认为投资国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与学习曲线上升期的交点，往往会将产品生产转移到经济水平更低的国家(地区)[8]；小岛清(Kojima)将赤松要的“雁行模式”理论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9]。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将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归结为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邓宁(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产业区位论融合起来，通过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三个维度，综合地解释了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采用的路径和方式[10-11]。
2.2 国际产业转移区位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由于FDI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其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相对劳动力成本、货币汇率及其稳定性、贸易壁垒、交通成本、自然资源供给、基础设施、税收水平、文化距离、政治稳定与政治风险、贸易依存度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又因FDI的类型(横向投资与纵向投资、市场导向型生产与资产导向型生产)、东道国特征、投资动机、公司战略、涉及的产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模型。事实上，FDI在实践上具有高度的关系建构性(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建构、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生产网络的互动)、情景敏感性(东道国宏观经济形势、投资政策的变化)、路径依赖性(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对国外区位的熟悉程度和投资经验的积累)、集聚经济性(本地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空间经济学所强调的规模经济与交通成本的相互作用对FDI区位的影响)和尺度相关性(FDI在全球、跨国、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上，区位选择因素以及集聚与分散特征有很大差别)，并依公司战略和投资动机而变化[12]。
围绕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这一热点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中，李小建认为接近香港、廉价劳动力、良好运输条件、优惠政策、个人关系、文化接近是影响香港公司在国内区位选择重要因素[13]。而另一些学者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发现，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率、劳动力因素、经济开放度、与沿海的经济距离等是影响转移态势的重要因素[14]。魏后凯认为，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较为健全的外部配套条件、投资软环境还需要一个过程，FDI还会继续集中在沿海地区[15]。贺灿飞等则认为信息成本(风险因素)与市场容量是决定FDI区域模式最重要的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如地缘因素在我国吸引FDI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6]。新世纪以来，围绕FDI区位选择和产业的地理集中、对内资企业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等问题，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从以制造业为研究焦点，逐步拓展到生产性服务业(如跨国公司海外R&D的区位选择[17]；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18-19]；跨国零售企业、房地产、银行业等外资服务业在中国的区位选择等[20-21])；研究的空间尺度也从国家、省区深入到城市和城市内部，研究的案例区域则从利用FDI比较集中的沿海(特别是沿海三大城市群)扩展到内陆，并出现了应用GIS技术来分析FDI多尺度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决定因素的研究动向[23]。研究发现，除传统的市场规模和区位条件(如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水平等)等因素外，制度、集聚、地方化贸易和网络(集群)等对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投资环境欠佳的内陆地区，个人关系和政府机构的深度参与对利用FDI具有关键作用。
3 国家内部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研究
3.1 国家内部产业转移动因
有关国家内部产业转移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代，当时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如麦克劳林和罗伯克出版的著作《产业为什么会转移到南部》，描述和解释了20世纪中期美国制造业从最初的集聚地东北部地区向东南部地区迁移的现象。之后，有关研究从影响企业迁移的外部因素(如推力、拉力)、内部因素(如企业空间扩张)扩展到区域政策和区域一体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并先后形成了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决策行为理论和新制度区位理论等三种解释企业迁移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24]。还有的学者从价值链环节入手，将生产制造迁移、总部迁移和研发迁移区分开来，分别讨论其动力机制[25]。值得注意的是，1960-197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企业迁移是一种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的有效方法；但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政府所期望的区域政策结果往往与企业迁移结果不一致。1980年代以后，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以培育区域内生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为核心的新区域主义开始盛行，企业迁移政策逐渐被新产业区和产业集群政策所取代。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理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NEG)的兴起，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条件的集聚力和分散力开始成为解释企业迁移动力机制的重要理论模型[26]。
3.2 国家内部产业转移区位选择
国内对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的研究在1980年代集中在梯度转移与反梯度转移的争论上[27-28]。从1990年代开始，一系列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如推拉力与竞争优势[4]、信息成本与集聚经济[29]、内生发展能力[30]、社会资本[31]、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32]等，得到学术界的讨论和重视。江霈将转出方政府与企业、承接方政府与企业对产业转移的利益动机及其力量作为内部动力机制，将空间地理、要素流动和产业集聚作为外部影响，探讨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33]。陈建军对浙江企业“东扩”、“西进”战略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34]。还有学者围绕我国制造业区位变迁和东部制造业企业迁移，对我国企业迁移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25]。新近，一些学者将企业迁移与产业集群、关系嵌入等联系起来，探讨了集群企业迁移的多种动力机制[35]和迁移企业所嵌入的网络资源对迁移的影响[36]。
4 产业转移的区域效应研究
4.1 产业转移与承接地集群技术创新与升级
目前，产业转移研究越来越多地从产业转移的模式、动因研究转向产业转移效应研究。经济地理学家比较关注经济全球化力量推动的国际产业转移对区域不平衡发展及产业地理集中和空间分布影响，如魏后凯、魏也华、刘卫东、贺灿飞等人的研究。伴随着制度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学者们从全球价值(商品)链、全球生产网络、技术外溢的视角，分析了拥有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对于欠发达国家或区域产业及产业集群创新与升级、资源配置效率与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影响[37]。前后对土耳其[38]、东亚地区[39]以及我国北京中关村以及星火工业园的ICT产业[40-42]，上海张江的集成电路、光电子、生物医药产业[43-45]，江苏苏州高新区的ICT、笔记本电脑产业[46-47]，深圳及东莞的笔记本电脑产业[48-49]等利用外资的热点地区和产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案例研究。比较被认同的观点是国际产业转移通过竞争效应、示范和模仿效应、技术人员培训、先后向关联等方式，提升了承接地集群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关注到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如产业转出地的产业空心化[50]、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以及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高层次升级的抑制[51]以及跨国公司网络与本地网络之间的分割与不匹配问题[52]等。
4.2 产业转移与承接地城市转型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发展转型影响研究，目前还比较零散。刘素对广东省内的产业转移的现状、动因、问题与困局进行了评论[53]；樊杰、刘卫东以及魏也华等在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危机的研究中，注意到外资和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明显提升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54-56]；李伟庆则关注到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自主创新的影响，以安徽和重庆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57];毛广雄、孙华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探讨了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集群的耦合关系[58-59]。由于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的，受实践经验和数据的限制，目前建立在综合性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还比较缺乏。
4.3 产业转移与承接地生态环境
近年来，伴随着对生态环境、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重视，学者们开始关注产业转移中的污染转移以及排放等问题。有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刺激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更多的工业污染和环境退化，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60]；但另外一些研究则指出，跨国公司由于其技术和管理的先进性，为东道国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机会，促使其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61]；还有学者借鉴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区分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规模效应会加剧东道国环境的恶化，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则会使东道国环境改善[62]。有关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大多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等方法，分析FDI以及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63]，但结果同样存在着上述争论。
5 评述与展望
第一，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空间格局和过程分析有待加强。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就产业转移的空间格局和过程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实践，有关产业转移的具体转出地、承接地、承接载体、转移产业(内容)等缺乏准确而细致的分析，不能准确反映产业转移空间格局和过程的具体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产业转移机理、效应的研究，也影响了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国际“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应成为解释产业转移动因与区位选择的重要视角。产业转移是一种经济现象，从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方面，无论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模式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与寡头垄断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还是我国学者所推崇的梯度转移理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比较优势、市场规模、综合成本等因素研究较多，而从制度创新、行为决策、体制、社会网络、社会文化、决策主体偏好等因素研究较为薄弱。理论模型绝大多数也只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出发，对其它的因素考虑较少[64]。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和动力机制，及其与承接地的区域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空间结构调整、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与治理等的内在联系尚不明确。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地理学已出现了制度、文化、关系、演化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转向，创建“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潮和努力，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主流[12]。为了增强经济地理学对区域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以我国丰富的产业转移实践为核心，重构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框架，已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
第三，产业转移的区域效应研究缺乏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学术界已经关注到产业转移对于承接地产业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管理水平、生态环境变化等的影响。已有研究在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下，关注于拥有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对于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基于跨国公司、FDI为主体的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发展中国家集群演化和升级的事实。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面临的是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并存，国内转移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转移，这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有很大区别。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理论[65]的有机融合，才能够更好地分析新一轮产业转移对承接地集群演化和升级的影响。此外，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产生的是综合效应，它不仅涉及到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变化等问题，还影响到承接地中心城市转型、乡村地域的转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问题，对于承接地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产生较大影响。综合性是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特点之一，目前对于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缺乏一个从经济地理学出发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第四，产业转移的空间计量以及模拟分析有待加强。国内外学者围绕FDI和产业布局，采用理论分析、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案例分析等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而建立在定量监测、问卷调查基础上的空间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研究才刚刚起步[66]。为了更加科学、准确地把握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实践，经济地理学者应更加重视定性分析、空间计量和模型模拟的结合。近年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在区域经济增长[67]、知识外溢[68]、俱乐部趋同[69]等研究中，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在模型模拟方面，以投入产出模型(尤其是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为基础，围绕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区域联系与区域增长、政策模拟、碳排放等问题，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70-73]，为经济地理学的模拟分析提供了借鉴和方向。面对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以定量监测和问卷调查为基础，整合有关经济普查与统计数据，建立产业转移数据库，开发和应用有关空间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的理论和方法，已成为提升经济地理学为国民经济服务能力的关键途径。
标签：产业转移论文; 经济地理学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西部地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