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见论文,其对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3
1 引言
群体态度（group attitude）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导致地域性的或全球范围的敌对、冲突和暴力，也有可能促进群体之间的合作交流，营造社会和谐、宽容和平等（Stangor & Leary,2006）。群体偏见（group prejudice）是最常见的群体态度，即某社会群体的个体对自己所属内群体（in-group）偏爱和保护、对外群体（out-group）厌恶和贬损的现象。早在20世纪50年代，群体偏见就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们致力于对偏见的概念、原因和影响因素的探究，并产生了一系列非常有影响力和价值的理论，如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象征种族主义理论（Symbolic Racism Theory）和整合威胁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等等。此外，在文化多元化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对群际威胁来源和偏见的研究在解决文化种族冲突、推行移民政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拟对群体偏见和群际威胁的概念，现实威胁、文化威胁和认同威胁对群体偏见的作用，以及群际威胁模型等理论框架进行介绍和整合，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和应用方向予以展望。
2 群体偏见和三类群际威胁的理论来源
2.1 群体偏见
Allport早在1954年《偏见的实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就指出，偏见是人们基于不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难以改变的厌恶之情，这种厌恶感可以直接针对整个群体，也可以针对属于该群体的某个个体。Allport对偏见的看法侧重于其非理性、难以改变和消极的性质，对偏见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成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阐述，而且其中偏见的概念主要来源于种族之间的排斥和敌对现象（Crandall & Eshleman,2003; Stangor & Leary,2006）。在以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群体偏见的现象普遍存在，对群体偏见的研究因此也逐渐从种族之间发展到社会各类人群之间，包括残疾人群体、同性恋群体、性别群体和其他具备某一特征的群体（如药物成瘾者、特殊职业者和疾病患者等）。研究者往往将偏见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群际偏差（intergroup bias）和歧视（discrimination）等一些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个概念都有其认知、情感或行为的侧重点。群体偏见主要强调了群体成员对于社会群体的态度，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意向三个方面，并侧重情感成分（Hewstone & Rubin,2002）。具体表现为对内群体成员的偏爱和保护（in-group favoritism），对外群体的厌恶和贬损（out-group derogation）。尽管最初偏见的概念包含了积极的内群体态度和消极的外群体态度两个方面。但在后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偏见主要是指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Crandall（2003）将群体偏见定义为具有普遍性的消极的群体态度。普遍性是指偏见能够广泛存在于各个社会群体，而不受文化、时间、语言、国家和种族等因素的限制。消极的群体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个社会群体或属于该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持有的消极评价。消极的群体态度会产生歧视、群际冲突等一系列后续的消极行为。因此，对群体偏见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的探究就显得至关重要。
2.2 群际威胁
研究者发现，当社会群体形成以后，一个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群体成员的行为、信念和价值观等各种特征都有可能会威胁到另一个群体的存在、发展和目标。这种感知到的威胁会导致人们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基于不同的理论来源和威胁本身的特点，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类型的群际威胁，包括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象征威胁（symbolic threat）、文化威胁（cultural threat）、社会认同威胁（social identity threat）和群体自尊威胁（group esteem threat）等。然而，这些群际威胁虽然命名不同，在理论基础和含义上却存在交叉，界限并不清晰。因此，本文将以往研究中提到的几类主要的群际威胁概念进行区分和整合，最终归为三大类，分别是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文化威胁（cultural threat）和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
2.2.1 现实威胁
最早考虑群际威胁因素对群体关系影响的理论是Sherif（1957）提出的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RGCT）。Sherif选取11～12岁的男孩为被试，在夏令营活动的形式下以实验研究范式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群际关系的研究，发现两个群体在竞争现实的稀缺资源时，由于一个群体的成功目标会危害到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两个群体之间就会产生消极的群体态度。Jackson（1993）将现实威胁的概念进一步扩展，认为所有威胁到群体或群体成员现实利益的因素都可以归为现实威胁，包括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等。此外，这种威胁指的是群体成员主观知觉到的冲突，即只要群体成员意识到另一个群体对自身所在的群体有现实威胁，那么不管这种威胁是否实际存在，都会产生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和情感（Stephan & Stephan,2000）。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自50年代提出以来就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现实威胁与群体偏见的关系也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尤其是在外来移民态度的研究中，本地居民知觉到外来移民在工作和经济收入上的威胁会导致消极的群体态度（Esses,Dovidio,Jackson,& Armstrong,2001; Esses,Jackson,& Armstrong,1998; Quillian,1995）。
2.2.2 文化威胁
尽管现实冲突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群体成员在知觉到现实威胁时产生群体偏见的现象，却不能解释两个群体在没有任何现实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群体偏见和冲突。70年代产生的象征种族主义理论（Symbolic Racism Theory）为非现实威胁对群体偏见的影响提供了另一条解释途径（McConahay & Hough,1976; Sears & Henry,2003）。象征种族主义认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偏见并不是认为黑人生物学劣势（如肤色、智商等）的观念造成的，而是黑人和白人所持有的信念和价值观不同所致。Kinder和Sears（1981）针对黑人和白人候选人的选举偏好研究证明，象征种族主义理论比现实冲突理论能更好地解释选举偏好。白人如果认为黑人群体破坏了白人群体所倡导的重要价值观，往往对黑人群体持更加消极的态度（Biernat & Vescio,2001）。尽管象征种族主义理论来源于种族之间消极态度的研究，由此衍生的象征威胁随后也应用于对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偏见的解释，如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Myman和Snyder（1997）发现，那些认为同性恋是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个体通常对同性恋群体持有更加消极的态度。研究者通常将象征威胁定义为由于群体之间在道德、价值观、社会标准、观念和社会态度等方面不同而导致群体成员感知到外群体的威胁。
在移民态度相关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在象征威胁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威胁这个更易于理解和更宽泛的概念，并将象征威胁纳入到了文化威胁的范畴中（Stephan,1998; Zarate,2004）。Stephan等（1998）认为文化威胁来自外来移民不同的道德准则、规范和价值对本土文化产生的危害。文化威胁会产生对移民的偏见，当个体感知到所处的文化和价值观会因为某一外来群体的移入而受到威胁时，个体对这个外来群体的态度和应对行为就会变得消极。Mclaren（2003）发现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本地居民对移民产生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Zarate等（2004）进一步将文化威胁定义为知觉到群体之间在社会或人际特征上的差异。社会特征包括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等，人际特征包括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等。
2.2.3 认同威胁
认同威胁的概念由Tajfel（1986）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衍生而来。社会认同理论以社会类化过程（self-categorization process）为基础，将群体水平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与个体水平的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进行区别和联系。个体通过成为某社会群体的成员而获得对该群体的认同。社会认同会进一步整合到自我概念中，即社会认同会最终影响个体的个人认同。因此，人们会努力实现或保持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尊。积极的社会认同来自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有利于所属内群体的比较（Tajfel,1986; Brown,2000）。当某一个外群体有可能威胁到个体所属内群体的自尊水平时，比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经济水平等，群体内的成员就会将外群体作为影响内群体价值的威胁来源。当处于“不满意”的社会认同状态时，人们会设法脱离所属的群体，而当群体边界不可改变时，人们则会寻找各种策略来提高群体自尊水平，比如贬低或损害威胁的来源，即通过对外群体的偏见和歧视来获得内群体的积极认同。Tajfel将这类通过群体间的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威胁称为社会认同威胁（social identity threat）（王沛，刘峰，2007；Tajfel，1986）。也有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群体成员感知到的内群体价值上，由于个体的自我形象和认同会受到所属群体在群体情境中的地位和形象的影响，这种感知到的价值实际上反映了群体的自尊水平。为了区别于文化威胁中价值观的概念，Riek等（2006）将此类威胁命名为群体自尊威胁（group esteem threat）。社会认同威胁和群体自尊威胁都是在群体情境中由于个体对所属群体价值和地位的内化而产生的威胁感。因此，本文将此类威胁统称为认同威胁。有关认同威胁的研究通常采用实验室研究，通过操纵群体自尊或认同水平来探究认同威胁对群体偏见的影响。Branscombe和Wann（1994）发现具有高认同水平的美国被试在观看了美国拳击手被俄罗斯拳击手击败的录像后，增强了对俄罗斯群体的消极态度。同样，在得知外群体对内群体持有消极评价之后，群体成员会由于外群体对内群体自尊或威信的损害而产生了对外群体的敌对态度，在行为上表现为向外群体分配更少的物质奖励（Branscombe,Spears,Ellemers & Doosje,2002）。
3 群际威胁对群体偏见影响的理论模型
现实群体冲突理论和象征种族主义理论都认为知觉到的群际威胁是引发消极群体态度的根本原因。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倾向于用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威胁对于群体偏见的作用，认为在某些群体类型中，或某些群际关系情境下更适用于用现实群体冲突理论来解释（Esses,Dovidio,Jackson,& Armstrong,2001; Esses,Jackson,& Armstrong,1998; Quillian,1995），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更适用于用象征种族主义理论来解释（Biernat & Vescio,2001; Myman & Snyder,1997）。两种威胁类型似乎处于非此即彼的竞争状态。后来，当研究者同时考察现实威胁和文化威胁对群体偏见影响时发现，两者可能相互补充并同时对群体态度产生影响（Mclaren,2003; Schweitzer,Perkoulidis & Krome,2005）。Stephan等（2000）以一个整合的视角提出了整合威胁模型（Integrated Threat Theory,ITT），把群际威胁分为四类：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象征威胁（symbolic threat）、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和消极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群际焦虑是指人们在群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不轻松（uneasiness）和尴尬（awkwardness），来自对群际交往情境和对象的不确定（uncertainty）的体验。消极刻板印象是由于对外群体成员行为的消极期望（negative expectations）而产生威胁感。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被视为群际威胁，Stephan等则认为两者同样是群体情境中会威胁到内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与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同时影响消极群体态度的产生（Stephan,Ybarra & Martinez,1998; Stephan & Stephan,2000）。此外，群体情境中的其他因素，如对内群体的认同，群体之间的接触，有关外群体的知识经验，群际冲突状态以及群体间地位的差异等，除了直接影响群体态度之外，最主要的是作为前因变量（antecedents），通过四类群际威胁而影响态度，如图1所示。
图1 整合威胁理论模型（Stephan & Renfro,2002）
整合威胁理论模型在提出之后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关注，后续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使其成为解释群际威胁与群体态度关系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在群际威胁和群体态度研究领域发挥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在各种社会群体情境下，无论是种族群体、性别群体，还是移民群体、癌症或艾滋病患者群体，四类威胁均能为消极的群体态度提供有效预测（Stephan & Renfro,2002; Berrenberg,Finalay & Stephan,2002）。ITT模型最突出的贡献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整合群际威胁的新思路，但就其理论框架本身而言则相对比较简单和粗糙，对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做深入的探究。Bizman和Yinon（2001）把整合威胁理论中的四类威胁根据威胁对于内群体的作用划分为两个水平：群际水平的威胁（intergroup threats）和人际水平的威胁（interpersonal threats）。群际水平的威胁强调威胁对内群体这个整体的影响，包括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而人际水平的威胁则强调威胁对内群体成员个体的影响，包括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从群体关系的角度来看，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更强调群体中个体水平的反应，对群体水平的威胁有进一步加工或影响的作用，因此，很多研究者更倾向于将两者作为影响威胁对偏见作用大小的因素，而非引起群体偏见的原因（Voci & Hewstone,2003; Zarate,Garcia & Garza,2004）。
图2 群际威胁的潜在模型（Riek,Mania & Gaertner,2006）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而提出的社会认同威胁、群体自尊威胁，以及由群际差异而衍生的差异威胁（distinctiveness threat）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Jetten,Spears & Postmes,2004; Ojala & Nesdale,2004），并将它们整合到群际威胁对群体偏见影响的框架中。Riek等（2006）对以往有关群际威胁文献研究的结果作了元分析，并且把相关文献中提到的重要前因变量，变量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都进行了检验。经元分析得到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
该模型并没有经过实证研究的验证，仅仅是一个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和整合。该模型修正了整合威胁模型以提高模型的解释效度。模型中的群际威胁仅保留了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并引入了群体自尊威胁。刻板印象被当作引起威胁的前因变量，而群际焦虑、恐惧和愤怒等情绪则是群际威胁与群体态度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Riek,Mania & Gaertner,2006）。
4 影响威胁—态度关系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
群际威胁的整合模型和潜在模型均涉及了影响群际威胁作用的一些重要变量，包括内群体认同、群际差异（或相似性）、群体地位（group status）和群际情绪等。通过探讨这些变量在威胁—态度关系（threat-attitude relationship）中的位置和作用，可以更好地了解群际威胁对群体态度的作用机制，并为模型的进一步拓展和修正提供思路。
内群体认同、群际差异和群体地位在群际威胁的整合模型和潜在模型中是影响威胁的前因变量。研究者发现，这些变量还会以调节变量的方式直接影响威胁—态度关系。调节变量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它能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内群体认同能够有效调节不同水平的群际威胁与群体态度的关系，在有关以色列人对俄罗斯新移民的态度研究中发现，在高群体认同的情况下，群际水平的威胁（如工作机会的竞争、住房资源、工资水平等）更能预测对外来移民的偏见；低群体认同的情况下，人际水平的威胁（群际交往焦虑和消极的群体接触经验等）更能预测偏见（Bizman & Yinon,2001）。对于群际差异的作用，根据群体关系的最优差异理论，两个群体过于相似或过于不相似，都会引起强烈的群际偏见或冲突。而且相似性的具体性质会对群际威胁的作用强度产生影响，当两个群体在与现实利益相关的维度上相似性高时，如求职能力等，那么现实威胁对于群体消极态度的作用就会比较显著。当两个群体在与价值观相关维度上相似性低时，那么文化威胁对于群体消极态度的作用就会比较显著（Zarate,Garcia & Garza,2004）。群体地位对群际威胁和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也有影响，如果内群体地位较低，那么群际威胁对于群体而言就更加有威胁性，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当群体之间的界限无法改变时，内群体成员就更容易产生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另外，对于低地位的群体而言，现实威胁对群体态度的影响更大，而对于高地位的群体而言，文化威胁对于群体态度的影响更大（Stephan & Stephan,2000; Riek,Mania & Gaertner,2006）。
群际情绪（intergroup emotions），如焦虑、恐惧和愤怒等在群体关系的研究中颇受关注。Stephan（2000）的整合模型将群际焦虑作为产生群体偏见的威胁来源，而Riek（2006）的潜在模型对整合模型进行了修正，将群际情绪作为威胁与态度、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即各类群际威胁是通过群际情绪而影响对外群体的态度或行为。有关群际情绪的研究来源于对个体水平的情绪理论研究。情绪的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 of Emotion）认为，情绪反应是个体对特定的社会情境或事件的复杂反应。Smith和Henry（1996）应用社会类化理论，将个体水平的情绪评价理论推广到了群体水平。根据社会类化理论，当个体将自己归类于某一社会群体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时，内群体会整合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换言之，在群体情境下，个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会以群体为基础，将内群体和外群体作为情绪的反应目标。群际情绪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类，正性的情绪主要是指同理心（empathy），负性的情绪包括愤怒（angry）、恐惧（fear）、焦虑（anxiety）和蔑视（contempt）等。Neuberg等（2002）认为，不同的威胁类型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现实威胁会引起愤怒和恐惧，象征威胁和社会认同威胁则会引起嫉妒（envy）和愤怒，而特定的群际情绪又会产生相应的态度和行为。Mackie等（2000）发现，群体水平的愤怒情绪会导致对外群体攻击（attack）和对抗（confront）的意向。Smith等（2007）对各类群体水平的情绪（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和相应行为意向（对抗、支持和逃避）做了系统的检验，进一步支持了群际情绪与行为意向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关正性情绪中介作用主要见于减少群体偏见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减少群体偏见的影响因素，如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并不是直接对偏见产生作用，而是通过群际情绪的中介对群体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Miller,Smith & Mackie,2004; Vescio & Hewstone,2003）。Dovidio等（2004）也支持了群际情绪对降低群体偏见的中介作用，即感知到的共同威胁是通过群际情绪降低种族偏见。
5 总结与展望
对群际威胁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群体偏见和冲突的心理机制。研究者根据威胁的不同理论来源和特征提出了现实威胁、象征威胁、社会认同威胁等一系列导致消极群体态度的群际威胁概念。在探讨有关威胁—偏见关系的心理机制上，也从一开始的单一威胁模型发展到整合威胁模型，并不断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和补充，加入了群际接触经验、刻板印象、内群体认同、群际差异、群体地位和群际情绪等影响群际威胁作用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这些研究探索，为理解和解决社会群体问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思路。
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积累知识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群际威胁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自现实威胁提出以来，研究者纷纷探究各种可能产生消极群体态度的原因，并由此衍生了多种群际威胁类型，既有个体水平的个体特征，又有群体水平的群体情境。将纷繁复杂的群际威胁进行归类和整理，对威胁的概念和范围进行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群际威胁作为群体情境下产生的心理感受，不应与个体水平的反应相混淆。而应该从群体情境的特征出发，从资源、文化竞争或群体整体性等角度来定义群际威胁。本文将目前比较常见的群际威胁类型根据群体特征划分为三大类。这种分类还需要后续的相关研究不断调整和补充。
其次，群际威胁和群体态度关系的心理模型仍十分单一。大多数研究者仅仅应用整合威胁模型来解释威胁对于群体态度的影响，而对于模型本身各个变量的关系并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尚未有研究将现实威胁、文化威胁和认同威胁整合到一起，探讨三类威胁对群体态度的共同作用。对于群际威胁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威胁与态度作用效果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也很少有研究进行深入探究。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法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对现实威胁和文化威胁与群体态度的关系研究中，往往只是简单检验了两类威胁与群体态度的相关。相关研究缺乏对变量的严格操纵，不利于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有更多实验室研究的证据来验证模型的解释力。
群际威胁和群体态度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群体情境对群体成员产生的影响，了解消极群体态度和群际冲突产生的机制，为消除和降低社会群体的偏见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思路。然而，群际现象属于情境嵌入（context-embedded）模型的问题（Tsui & Lau,2002），即不同国家的群际问题因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而异。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地区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还未完全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还有因大型工程和环境生态建设产生的移民，以及城镇化进程，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的广泛接触。这些都有可能产生群际偏见和冲突。然而，这是在同一民族文化下的群际问题，显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群际问题有很大区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和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社会问题情境，还有待检验。有一点可以肯定，立足于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发展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群际理论，是我国学者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学者的社会使命。
收稿日期：2008-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