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进[1]2007年在《张小锋着《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出版》文中研究指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小锋博士撰写的《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一书,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着作出版资助项目,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4月出版,全书凡五章,22万字。西汉中后期的政局既是汉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汉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张小锋博
晋文, 余青[2]2009年在《西汉中后期政局研究的新成果——简评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汉中后期的政局演变既是汉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汉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了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张小锋博士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简牍材料,撰写出版了《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以下简称《探微》)一书。全书凡22万言,除绪论和结束语外,共设
张小锋[3]2001年在《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文中研究表明西汉中后期的政局既是汉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汉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本文在认真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尽可能的利用出土简牍材料，对西汉中后期的政局作一些研究。 全文共设五章。第一章、“巫蛊之祸”与武帝晚年政局。该章着重探讨了“巫蛊之祸”形成的深层原因及对昭宣两朝政治的重大影响，认为“巫蛊之祸”的爆发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戾太子之死，为武帝以后的统治埋下了种种隐患，即武帝猝崩之际不得不匆忙移玺幼子，这一举措既为霍光秉政创造了良机，也为诸子争夺皇位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为宣帝即位后昭雪祖父戾太子冤狱、加强皇权最终为铲除霍氏势力奠定了客观条件。可以说，“巫蛊之祸”绝不仅仅是影响了武帝晚年的统治，而是深深的波及到昭宣两朝的政局变动。该章还对武帝遗沼的真伪、武帝遗诏对昭帝政治的影响与作用及武帝临终托孤等问题作了探讨。第二章、“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该章通过对“公孙病已立”这一谶语的解析，指出：为史家所称誉的昭帝“中兴”统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事实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十分激烈，不仅昭帝、霍光与各诸侯王、戾太子残存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霍光集团与其他大臣之间也滋生着矛盾，昭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无不与这一政治现实关系密切；“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是不同统治集团引阴阳灾异和谶语以影射政治的先声。该章还对昌邑王的废立原因作了相应的探讨。第叁章、宣帝政治与霍光家族。该章重在探讨宣帝即位后，面对“禄去王室，政由冢宰”的政局，如何开展各项政治措施从而成就“中兴”王业的过程，认为：宣帝谨慎处理与最终铲除霍氏势力、安抚各个诸侯王、培植外戚和亲己势力等等政策的出台，其目的就在于扩张皇帝的个人权威，扭转自武帝死后形成的“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该章还对《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霍山霍云的身世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第四章、元成政局。该章重在考察宣元统治思想的变动和外威势力的崛起。认为：随着武、宣、元叁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朝廷中的儒生与法吏势力此消彼长，元帝以下，儒生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儒生们的得势，则意味着西汉政治的进一步衰落。第五章、哀平政局与王莽代汉。该章重在探讨外戚王氏势力的扩张和王莽在“颂声交作”中顺利代汉的深层原因，指出：在各家外戚的权力争夺中，王氏势力能最终获胜。与王氏家族的儒生化有很大关系。王莽代汉并不是由王莽个人野心所导致的，而是儒生政治的必然产物。
刘玉柱[4]2009年在《西汉中后期同姓诸侯王犯罪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汉中后期诸侯王地位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减。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在社会活动中也失去很多自由。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他们心中必定出现极大反差,犯下种种荒诞不稽、残暴不仁的罪行司空见怪、不足为奇。本文主要从犯罪类型、所受刑罚以及监督与司法程序叁方面考查,分别揭示出:西汉中后期诸侯王政治地位、权利的变迁过程以及心态、行为呈现出的不同变化;与西汉前期相比,西汉中后期诸侯王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受到很大限制与削弱,犯罪后所受刑罚逐渐加重,但是相较一般民众,依然比较轻;西汉中后期中央王朝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诸侯王的监督,防止再次出现危害皇权统治的行为;诸侯王案件审理的特殊性以及司法的皇权化。总之,希望通过对西汉中后期同姓诸侯王犯罪问题的历史考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西汉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理解。
苏俊林[5]2010年在《西汉列侯的社会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列侯是二十等爵制的最高一级。众多列侯的存在,对西汉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本文将列侯作为一个群体,利用社会学方法,从社会史角度,来分析列侯与西汉社会的内在联系。列侯的地位十分尊显。列侯分为功臣侯、王子侯、外戚恩泽侯。西汉列侯封侯的原因主要有:因功封侯、以身份封侯、以官职封侯、以恩封侯、以技艺封侯、王废为侯。封邑与封户是列侯封授的主要内容,构成列侯的主要经济来源。列侯爵位一般由后子承嗣。列侯封授不看出身,只要达到封侯标准,普通百姓也能封侯。列侯爵位的封授导致其地位上升,列侯爵位的丧失,导致自己及子孙地位迅速下降,这构成了西汉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列侯籍贯多为内地郡县,但是并没有绝对的地域限制。封侯没有民族、性别及年龄的限制。侯国分布呈现出侯国集中关东地区,京辅地区一般不封侯国,边郡很少封以侯国,侯国多集中内郡,但也逐步向边郡扩散,一般不封侯国于列侯的家乡等特点。列侯及其子孙,通过“封”、“徙”的政策性移民和自发移民等方式,构成西汉人口地域流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汉权臣都是以列侯出任高官,进而控制朝局的。丞相、大司马、大司徒等部分高官只向列侯开放的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列侯对朝局的控制和影响。列侯任官比例的下降,导致西汉朝局的中心,从丞相转向大司马。“免侯一定会免官,免官不一定免侯”的政治现实,也是列侯保持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列侯爵位可以传承。西汉列侯能传世四代以上者,已经非常稀少。大部分列侯及其子嗣,因为伦理犯罪、政治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犯罪行为而被免爵除国。褫夺列侯爵位,体现了“有罪必罚”、“皇权至上”的法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百姓利益,有利于社会的相对公平。列侯享有法律特权,可以以列侯爵位,减轻或免除处罚。“同罪不同罚”的现象,也是时常出现。列侯爵位的褫夺,带来两方面的影响。对国家而言,有利于加强君权,减轻中央政府财政负担,相对增加政府收入,限制土地兼并,稳定社会秩序。但也给西汉国家与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对列侯及其家人而言,由列侯爵位而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等特权及享有的尊贵的社会地位,都会因为爵位的褫夺而瞬间消失。
马鹏翔[6]2014年在《君子与名士—汉晋士人理想人格转型之研究》文中指出理想人格的建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两家对此有特别的贡献,君子与名士就是在儒道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两种重要人格类型。君子是一种道德型理想人格,它由先秦儒家所建构,为两汉士人所尊奉。名士则是一种审美型理想人格,它是儒道思想交融冲突的产物,为魏晋士人所崇尚。本文以君子和名士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两汉君子是如何转型为魏晋名士的,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士人阶层的变迁和交互影响中探究这一时期士人理想人格转型的原因和过程,并揭示不同阶段的士人理想人格的特质。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将本为贵族通称的君子改造为一种人格类型,希望成为新崛起的士人阶层的理想人格,由此重建尊卑有序、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所建构的君子人格以仁礼兼备为基本内涵,其后的儒者从“仁”和“礼”两个方向不断深化和丰富君子人格的内涵,并将其与天道相连接而获得终极价值。君子人格在社会上的落实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障,汉武帝接受了经过董仲舒改造后更适应大一统政权需要的新儒学,将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标准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初建了名教世界,士人阶层由此转变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阶层,君子人格逐渐兴起并在盐铁论会议上有所表现。到了东汉前期,以白虎通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一个以叁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世界得以确立,君子人格成为整个社会崇尚的理想人格。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政权,破坏了名教世界的基础使之不断衰微。在与黑暗政治的抗争中,士大夫阶层中的清流集团彰显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力量。伴随着名教世界的不断衰微,名实乖离的现象日益严重。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对名声的追求,使道家、法家思想以及人物品鉴之学受到重视,在士人中间开始流行隐逸之风和通达之风,名士人格也从君子人格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作为魏晋名士先导的汉末名士。汉末大乱及曹魏的名法之治和通达之风使君子人格陷入困境,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为门阀士族的崛起提供了保障。在正始时期,以道家思想为底蕴、以会通儒道为主要特征的魏晋玄学开始兴起,形成了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人格。正始名士重老学,倡言以无为本,不废名教；竹林名士重庄学,追求率真自然,反对虚伪名教。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占主导地位,因追求畸变的名士人格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引起了他们的自我反思。向郭的《庄子注》调和了自然与名教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更为适合士族需要的人格理想。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下,这种玄儒双修的理想人格为社会普遍崇尚,同时佛教思想也渗透其中,名士人格得以定型,名士风流在政治、清谈、艺术、交际等方面都得以彰显。君子和名士两种理想人格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士人关注社会和德行,多崇尚君子人格,而当其衰落的时候士人更关注自我和才情,多崇尚名士人格。
吴迪[7]2016年在《盐铁会议与西汉中期对外政策转变研究》文中指出西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开辟和探索阶段。召开于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大规模的关于西汉时期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的论争,其中大量篇幅涉及对外思想与政策方面,会议双方贤良文学与公卿大夫分别以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及武帝时的征伐政策为思想渊源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研究盐铁会议中的对外思想论争对更好地认识西汉时期对外思想与政策的发展历程大有裨益。尽管目前学界在汉代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厚,但是对于盐铁会议对外思想在西汉时期对外思想与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却几乎未加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盐铁会议相关议题以及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行整理和分析,探究盐铁会议在西汉中期对外政策的转变乃至整个西汉对外思想的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盐铁会议召开的背景,即盐铁专营等经济政策实施的缘由及过程,以及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武帝开启的对西域地区和匈奴的征伐。第二章盐铁会议对外思想论争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介绍了会议召开时的国内外情况、会议辩论双方人员的有关情况以及会议双方公卿大夫和贤良文学各自所持的“武折”与“德怀”观点,重点对双方集中论及的边备、和亲和征伐叁个问题及其思想渊源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叁章是盐铁会议对外思想论争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涉及昭、宣、元叁个时期。昭帝时在恢复生产的前提下沿袭了武帝的开边政策,并将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的有关观点付诸实践。宣帝时采纳了盐铁会议双方观点的合理成分,坚持以征伐为主、德化为辅的对外政策,终于取得了匈奴称藩、西域平定的良好效果。元帝时好用儒术,对外政策趋于保守,“事功”意识遭到打压,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的德化主张占据上风,和亲政策被重新启用。综上所述,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中期这一经济、政治与文化思想转型的节点上,不仅在总结梳理前代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关对外政策走向的讨论,还为后世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在整个西汉对外思想与政策的转变与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峰[8]2015年在《汉宣帝与霍光的权力博弈探析》文中提出汉宣帝即位至地节二年叁月霍光去世前,汉代朝政呈现出二元政治态势。由于宣帝与霍光彼此有求于对方,因此二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推行一系列有助于稳定时局的政策、措施。同时由于双方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暗中斗争颇为激烈,从而对皇朝的稳定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
吴涛[9]2007年在《论西汉的《谷梁》学》文中提出本文利用业师朱维铮先生的理论，以“学随术变”的视角对西汉《谷梁传》的发展历程和西汉中后期《公羊》《谷梁》的升降进行了考察。发现“术”对“学”的选择是整个西汉中后期《春秋》学演变历程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首先对西汉初年《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证明了西汉前期是《公羊》和《谷梁》的文本和解释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接着本文回顾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过程，证明了《公羊》家以自己之“学”对汉武帝的统治术的迎合与《公羊》之所以获得青睐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董仲舒所谓“《春秋》无达辞”所隐含的“学”对“术”的迎合和公孙弘的具体实践。分析了《公羊》的通叁统、张叁世、为汉制法等对西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作用，更化说对汉武帝改制的指导意义。指出了《谷梁传》在汉武帝时期未能显赫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缺乏这样的迎合和论证。但是汉武帝却并非出于对《公羊》之“学”的深入学习而产生爱好后做出这一选择的，《公羊》只是他用来缘饰其统治术的工具。很快他的君人南面之“术”就与《公羊》家之“学”产生了矛盾，巫蛊事件中的父子反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而所谓的“轮台罪己”并不具有改变其“术”的意义，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术”与“学”的矛盾，体现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激烈批评上。证明了在汉武帝及其身后，“学”、“术”两分的趋势在不断的发展，而“学”与“术”的疏离也促使《公羊》家之“学”开始变更其对“术”的支持立场，同时“术”也开始考虑要用另外的“学”来取代《公羊》家之学。于是就有了汉宣帝后期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该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谷梁传》立于学官，而汉宣帝之所以选择《谷梁》除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原因外，就是因为《谷梁》之“学”更符合其“霸王道杂之”之“术”的要求。经过了十多年准备的汉宣帝立《谷梁传》于学官的努力在他生前是获得了成功，但《谷梁》之“学”并、没有完全能够取代《公羊》之“学”的地位。本文在对比了《公羊》、《谷梁》二家之“学”后，对《谷梁》兴而不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晚清以来一些极端的说法进行了辩驳。“术”“学”两分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汉宣帝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而获得根本性的缓解，“学”对“术”的威胁和挑战势必然促使“术”对“学”进行了新一轮的选择。于是发生了建平元年在汉哀帝的支持下刘歆倡立古文，尤其是《左传》。他们的这一举动和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有着同样的目的，不过由于哀帝朝诡谲的政治斗争，使他们的目的没有实现。本文为了更有利于理解刘歆争立古文经的意义，还对汉哀帝本文和刘歆与王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通过本文的考察发现，在“学”与“术”两分的中世纪，“学”与“术”的矛盾中“术”是积极主动的因素，“术”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术”对“学”的选择是推动西汉《春秋》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而再一次验证了朱先生“学随术变”的论断。
侯旭东[10]2016年在《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上)》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摆脱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小锋着《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出版[J]. 蔡万进.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7
[2]. 西汉中后期政局研究的新成果——简评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J]. 晋文, 余青. 秦汉研究. 2009
[3]. 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D]. 张小锋.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4]. 西汉中后期同姓诸侯王犯罪问题研究[D]. 刘玉柱.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5]. 西汉列侯的社会史研究[D]. 苏俊林. 湖南大学. 2010
[6]. 君子与名士—汉晋士人理想人格转型之研究[D]. 马鹏翔. 南开大学. 2014
[7]. 盐铁会议与西汉中期对外政策转变研究[D]. 吴迪. 山东大学. 2016
[8]. 汉宣帝与霍光的权力博弈探析[J]. 李峰.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5
[9]. 论西汉的《谷梁》学[D]. 吴涛. 复旦大学. 2007
[10].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上)[J]. 侯旭东.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