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与启蒙的相遇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认同”到“思想资源的批判性使用”的重大态度转变，最终实现了对启蒙的资本主义“性质认定”。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扬弃了启蒙的资本主义问题域，使之从以“抽象的人”为中心的权利逻辑转化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解放逻辑。西方启蒙的价值立场、价值原则和价值观导向并不能与马克思哲学简单对接，更不能被直接演绎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总体框架。面对社会思想文化剧烈变化的复杂局面，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哲学与资本主义启蒙之间的本质区别，以核心价值观彰显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键词] 启蒙；解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论从何种维度来理解“启蒙”，都会涉及对不同社会形态及其价值观转型的模式思考，不同程度上内嵌着看待资本主义的眼界和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从思想史的大背景来看，马克思哲学同样植根于对西方近现代启蒙思想养分的汲取和思维方式的扬弃。近年来，当中国学术界开始广泛研究德法启蒙、苏格兰启蒙，亦或《启蒙辩证法》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理性批判”时，一个前提性问题也随之显现：生长于西方文明环境中的马克思，究竟与启蒙是何种关系？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解读，不仅关系到我们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和视角，也反映着我们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定位和期望。
一、马克思与“启蒙”的“相遇”
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发展史中，“启蒙”概念是在多个层面上被使用的：它或者被定位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祛魅”，或者被看做是思维方式层面上的“理性的方法”，或者被限定为某一特定区域和特定时间的社会思潮。从文本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与资本主义启蒙的思想要素有过“交叉”，甚至这种“交叉”一度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产生过重要作用。从总体上来看，直到青年黑格尔时期，马克思所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脱离德国传统理性思辨哲学的阵地，他对“启蒙”的使用同时涵盖了以上各个方面并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但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启蒙”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积极认同”到“思想资源的批判性使用”的重大转折。
直至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对“启蒙”总体上保持着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在1835年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注]〔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此时的“启蒙”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相关思想观点的表达，它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浪漫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在1837年《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并试图“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63、232、232-233、142页。，但这种“转向”更多是关注点的转移而不是思维方式的转型。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更是将宽泛意义上的理性的“祛魅”功能与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将18世纪的启蒙精神延伸到整个西方文明史的领域，从而与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形成了理论呼应。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把普罗米修斯“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格言，并盛赞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63、232、232-233、142页。。
纵观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相关“启蒙”思想要素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他仍然遵循着德国古典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着重强调理想观念和现实世界、非理性思维方式和理性思维方式的区别和对立，并试图以理想性的价值理念来规划现实。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期间所讨论的“原子偏斜”、“自由”等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启蒙的宏观框架内进行的——他通过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扬来进行关于人的权利的抽象建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等资产阶级革命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与资本主义启蒙“相遇”并一度同行的重大理论话题。与所有当时的启蒙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一方面对近代西方启蒙精神表现出了肯定和支持的态度，注重从概念和推断的逻辑矛盾等方面进行思想论战，另一方面他也和其他思想家一样面临着资本主义启蒙的棘手问题：“如何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中创立自由主义”[注]〔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王皖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6页。？
《莱茵报》至《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逐步超出资本主义启蒙的思维方式，他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过程和解决方案开始逐步具有“新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7、66-67页。的色彩。在1842年《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对胡果的讨论仍然带有极强的“理性主义”的色彩：“胡果同18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大体上就像摄政者的荒淫宫廷主政时期法兰西国家的解体同国民议会时期法兰西国家的解体的关系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63、232、232-233、142页。，而后者却是“新精神从旧形式下的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63、232、232-233、142页。。在随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之间的历史状况的分析，特别是其“精神”和“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63、232、232-233、142页。关系类比的概念辨析方式，与卢梭“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和“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注]《卢梭全集》，第4卷，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9页。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由于秉持着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在接触社会具体事件时明显地感觉到理论上的不适应，以致他后来回忆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在随后通过靠近费尔巴哈哲学并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纵使还缺乏系统性的前提论证，但马克思已经产生了众多天才式的观点和想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特别是“类本质”的论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康德哲学“道德律”的特征，某种意义上甚至带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色彩，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7、66-67页。这种“理论预设”开始预示着“实践逻辑”的雏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开始为上述观点寻求经济学的支撑。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经正式超出了以“抽象的人”为中心的启蒙框架，从“实践”着手对“现实的人”这一概念进行历史生成式的分析：“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7、66-67页。。
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对“启蒙”一词的使用开始带有“资本主义时代”的维度。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马克思使用了“‘启蒙的’经济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这种表述，来形容古典经济学在贵金属和兑换率问题上的本末倒置。在评价兰盖的时候，马克思认为他“反对他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反对资产阶级刚刚开始的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认为他比资产阶级更加反动。在这种话语使用方式中，“启蒙”一词资本主义价值论的意味逐步消淡，认识论上的描述性使用更加明确地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型的揭露。在这种“相遇”并不断“超越”的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也逐渐成型——在认识论上要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在价值观上要超越资产阶级的抽象口号。从这个层面来看，虽然许多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与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讨论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但他们在逻辑前提和思维方式层面存在着重大区别。如果说，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注重的是用理性的精神消解封建迷信、用抽象权利平等的思想对抗直接的封建等级关系，并以此建构一个理想社会的话，那么在马克思那里，问题逐渐演变成：以理论上重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为前提，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进行科学论证，指明扬弃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历史之路，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解放。这使得马克思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最终与寄希望于通过抽象理性原则进行社会修正或改良的“启蒙精神”实际地区别开来。
如果说，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是反封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完美资本主义”理论设计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思想主题则同时贯穿着“向前看”意义上的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两条线索，并最终导向了对所有剥削性社会关系的彻底革命。基于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从未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视野中系统论述过资本主义启蒙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重视人的权利，相反，他将“一部分人”的自由、平等等抽象权利推向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质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于资本主义启蒙意义上的现代抽象逻辑，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解放的逻辑”。
二、马克思对待“启蒙”的态度：重构认识论前提并推向彻底
大多数商圈只注重交易数据而忽视购买群体的过程数据，而这部分数据正是挖掘商机的入口。图1为商圈客流分析功能示意,其中客流分析项是对商圈日常的经营数据和客流数据进行汇总得到的，这些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对于商圈运营者而言可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客流数据分析系统需结合交易数据和过程数据获取有价值的数据。研究结果证明，只有0.5%～3.0%的人在网上点击广告之后会真正购买相应的产品,而消费者走进实体商店购买的概率则大很多。对于商圈管理者来说，该部分数据的价值分析示意见图2。
如果不能超越启蒙的抽象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真正在理论上超越资本主义时代。作为“18世纪贯穿欧洲的知识潮流”，“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志向和可能性。他们是改革者，相信这一目标可以通过逻辑论证、批评和辩论来实现”[注]〔英〕劳埃德·斯宾塞：《启蒙运动》，盛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70、1页。。正是在这样的抽象理性思维方式中，社会变成了以人的抽象权利认同为基础的关系建构，自然界则在量化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中以社会财富来源的面貌得以呈现。在这样一种基于抽象原则而建构起来的语境中，历史被浪漫主义化了——“启蒙的原则是秩序和进步，自信能够控制自然和历史，相信常识和普世人性”[注]〔英〕劳埃德·斯宾塞：《启蒙运动》，盛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70、1页。。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致力于超越黑格尔哲学的费尔巴哈，一旦涉及社会历史领域，马上又会因为上述“启蒙的原则”而蜕变为“半截子唯物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对“启蒙的原则”在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的双重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关系研究，最有可能陷入的误区是，混淆启蒙的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位置，武断地认为马克思思想中一直“内嵌着”西方启蒙思想的维度。实际上，《博士论文》以后，启蒙的目标在马克思哲学中逐渐消淡。不仅如此，18世纪资本主义启蒙所无法预见的社会问题，与《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开始正面遭遇，成为亟需破解的理论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通过在认识论上逐步澄清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不仅揭示了启蒙逻辑不彻底性，而且将其推向了“彻底”，并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给予科学证明——任何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改良都无法实现其启蒙时代的口号，只有从根本上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三是强化现场执行的工作制度建设。现场执行是裁执分离的最后一道环节，同时也是风险最高的环节。现场执行时参与单位与人员众多，除了行政系统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还有当事人、见证人，相关公证、施工企业、代履行单位及人员，可能还涉及到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单位人员，必要时还应邀请法院派员现场监督。这些单位与人员在现场的各自履职、相互协作配合，离不开完善的工作机制安排。此外，在现场物品、设施设备、建筑物、构筑物处置，突发性事件管控，证据的固定等方面，均需要明确的工作流程与制度予以规范和保障，防范法律风险，保障人身与财产安全。
如果无视抽象权利的理性逻辑与社会生产的实践逻辑之间的重大区别，任何对马克思哲学“启蒙”意义上的直接套用，都会弱化其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价值指向。对马克思与“启蒙”关系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启蒙”不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没有直接否定资本主义启蒙的问题，而是从更高的维度把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推向了“彻底”——资本主义启蒙的口号和最终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但无法得到彻底实现，其思维方式背后反而隐藏着新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启蒙框架的“超越”，也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另有译为“阿道尔诺”的)意义上的“启蒙辩证法”——不能将资本主义的启蒙与西方文明开端意义上的理性思维方式进行“同一性”处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由于脱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视角，无法突破资本主义启蒙的基本框架，因此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凡是和统治思想不合拍的，都再也无法表达出来了”[注]〔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相比之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自由、教育、法等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55、289、284、294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启蒙那里被认为是出之于理性或先验的自由、平等的那些现代权利，是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时代表现，内嵌着阶级社会的剥削关系，仍然是不彻底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启蒙成果虽然表现出了相对于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并没有超脱阶级社会的价值建构——“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55、289、284、294页。。
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启蒙问题的彻底性，在根本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启蒙“逻辑框架”的理论超越。在启蒙思想的笼罩下，18世纪“在所有主要的欧洲语言中，这个时代都被称作光的时代”[注]〔英〕劳埃德·斯宾塞：《启蒙运动》，盛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70、1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曾用类似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显现出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理论出发点——马克思称生产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与资本主义启蒙视野的本质不同。即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带有“假设”性质的“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55、289、284、294页。的分析，就显现出了全面超越启蒙思维方式的努力。此时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但他通过分析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把自然界纳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开始从理论上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自我发展和自然界改变的逻辑上的一致，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中，实践开始作为现实的问题被引入了哲学的领域，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才找到了理论突破口——“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55、289、284、294页。。
三、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一种“革命”而非“启蒙”
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与“启蒙”有过明确的“相遇”甚至一度“相知”，但并不存在“关于马克思的启蒙思想”这一问题——“启蒙”没有构成博士论文以后马克思哲学的主要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与资本主义启蒙的“相遇”并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贬低，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前行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在各种思想论战中不断地超越时代的同行者。在这种超越中，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巴师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资本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纷纷进入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视野，成为马克思在思想上不断前行的理论阶梯。即使从最广泛的西方文明理性思维方式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与启蒙也更多地是一种批判性超越的关系，而不能被简单理解为：马克思的某种观点，早在其出生之前就在某某先哲那里得到了系统论述。
马克思哲学不仅从根本上冲破了资本主义启蒙的结构，扬弃了它的主要问题，而且还把这些结构和问题本身归结为压迫和剥削的领域。在这样的语境中，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开始从资料来源的层面上工具性地使用近代资本主义“启蒙”学者的相关思想，从而使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大为降低。相对于资本主义启蒙，马克思的“解放”所导向的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空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55、289、284、294页。。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才会发展起来，而这又要求“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只有在这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社会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在价值关系上的根本对立才能够被克服，基于剥削性价值关系的“一部分人的特权”才能够被“自由人的共同体”所取代。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说，资本主义启蒙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口号才能真正摆脱剥削性社会关系的束缚并具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简言之，在马克思哲学“解放的逻辑”中，资本主义启蒙的抽象逻辑实际上被“祛魅”了——它的时代缺陷及超越这种缺陷的方式得到了系统展现。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启蒙中人的地位和价值的问题真正放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空间中，在逻辑上理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和所有人的解放的关系，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消除对抗性社会价值关系的时代使命。
其实对所谓的“恶人”，我们也应心存善良，给他们改错的机会，他们就有了成为善人的可能，社会因此会更加和谐。
纵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不是沿袭了资本主义启蒙的问题，而是“扬弃”了资本主义启蒙的问题：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弊端的基础上，从“历史科学”的视角消解了资本主义启蒙口号的神圣性，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的时代框架之内并不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资本主义启蒙的问题最终在马克思哲学中丧失了存在的语境：它不再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粉饰和导引，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由此，在马克思哲学中并非存在着“人学”的空场，在他的解放理论中，始终显现着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空间这一终极价值指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非但没有离我们远去，他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及其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始终回响在所有现代社会中。
相比较于资本主义启蒙的抽象口号，马克思哲学“解放的逻辑”在社会历史领域有着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它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上。这也是马克思哲学至今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强大话语权的理论原因之一。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对资本的分析，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对地租的分析，系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逻辑构架。这种分析既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资本逻辑的剥削本质，而且揭示了这种剥削本质在现代社会中是如何被遮蔽起来并获得正面评价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所有的分析和预测并没有陷入资本主义启蒙的抽象性泥淖，而是始终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正是在这种对社会历史前提的尊重中，解放的逻辑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内在一致。
综上所述，十堰市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多表现为阴道微生态状况，可影响孕妇与围产儿的健康，且与妊娠结局明显相关。
随着当前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今企业在开展管理活动时，需要积极融入科学技术，适应当前复杂的竞争环境。因此，企业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员工管理机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个性化激励，这直接关系到企业自身的运行与建设。因此，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分析影响员工积极工作的因素极其必要。个性化激励是对广大员工的尊重，也是一种从员工实际出发的人性化服务方式。
四、“马克思与启蒙关系研究”的当代意义
西方启蒙问题研究在当下中国学界的时兴，始终隐含着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我们要以何种姿态来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价值思维方式？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转型来看，即使是资本主义启蒙意义上的反封建，对于中国现代性进程意义上的“启蒙”也只有借鉴作用，而没有“模版”作用。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层构成着传统文化的支柱，“包括正式在官僚系统中任职的士大夫精英，以及非正式地管理乡村事物的地方名流。他们之下是农民阶层”[注]〔美〕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要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启蒙”意义上的反思，就必然涉及到对“士绅阶层”的历史分析。这一领域，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启蒙所面对的教士和贵族联盟。因此，单纯地局限于价值观模型之间的理论推演，并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大的历史命题和“启蒙”背景。
西方启蒙问题研究并不能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价值观转型提供思路指引，但它至少为中国现代社会价值共识的达成提供某种资源借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理性地审视这种思想路径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如何处理好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使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发展进步视为一种相对于“传统”的启蒙，这也不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抽象权利建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旗帜，非但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反而努力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立场也不导向一种抽象的人权设定，而是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国人民的现实需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我们自身的挑战在于，随着在生产力层面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的不断缩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功能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观导向与理想状态中的社会价值共识仍然具有一定差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才愈发必要和紧迫。
西方资本主义启蒙研究的一个可能贡献在于，它有助于在近现代价值转型的文化土壤和内容呈现方面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生长逻辑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全球扩张的模式形成清晰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愈发感觉到，“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必然要在人的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体现出来，并表现为一定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在中国的重新建立和完善，本身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如何在多元的价值观环境中确立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信念？在总体上还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市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背后的价值理念也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在确保生产力快速发展情况下实现改革开放成果的“全民共享”，就需要经济发展手段和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它同样也必须体现在价值观层面上。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努力争取国际话语权，还必须同时在价值观层面上争取和维护国际话语权。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同时也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世界。
进行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启蒙的关系辨析，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相重合的概念。如果我们单纯满足于通过反复灌输和机械背诵来牢记这些语词，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无法在核心价值观领域真正维护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和确立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最终反而会助长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实际上承担着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启蒙”作用。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逻辑上的内在契合，真正通过社会主义价值立场规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实践活动，其正向功能才能被充分发挥出来。这在客观上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全面融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全过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观灵魂，它的精神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The Encounter of Karl Marx with Enlighten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ZHENG 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encounter of Marx with “enlightenment” is featured with changing attitudes from positive identification to critical using of ideological resources, eventually to the identify “enlightenment” as capitalism. In his deepening study on political economics, Marx abandoned the capitalist domain of “enlightenment”, promoted from the logic of rights centered with “the abstract man” to the liberation logic oriented by “man’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value standpoint, principle and orientation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cannot be directly interfaced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nor be interpreted as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China’s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e to the complex and dramatic changes in social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construc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s philosophy and the capitalist “enlightenment” must be highlighted, and the core values should be taken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words:enlightenment; liberati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3-0098-06
[收稿日期] 2018-09-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从主体的变迁到价值观启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8FKS015)。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刘伟)
标签：启蒙论文; 解放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