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百部名著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名著论文,百部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 （2000）03—0129—05
20世纪末，王余光先生主持进行了一项文献学统计工程，将收录到的80种中外推荐书目汇总，根据各收录名著所获推荐次数由多到少列出“中外名著排行榜”[1]。 笔者根据此排行榜及《中华读书报》读者调查“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出版广角》举办的“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评选结果及《全国新书目》开列的“新中国五十年最具影响的100本书”等资料， 仍然以王余光先生“中外名著排行榜”的统计方法，按中国20世纪名著获得推荐、收录次数由多到少筛选出了以下的“20世纪中国名著100部”：
被5次及5次以上推荐的名著（最早版本）：
《鲁迅全集》（鲁迅，1938年）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1940年）
《建国方略》（孙中山，1917年）
《家》（巴金，1933年）
《雷雨》（曹禺，1933年）
《骆驼祥子》（老舍，1939年）
《女神》（郭沫若，1921年）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1920年）
《围城》（钱锺书，1947年）
《子夜》（茅盾，1933年）
《大同书》（康有为，1913年）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1914年）
4次：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
《毛泽东诗词》（毛泽东，1963年）
《人间词话》（王国维，1908年）
《社会学大纲》（李达，1937年）
《朱自清作品集》（朱自清，1988年）
《老残游记》（刘鹗，1906年）
《经学历史》（皮锡瑞，1928年）
3次：
《艾青诗选》（艾青，1979年）
《暴风骤雨》（周立波，1948年）
《尝试集》（胡适，1920年）
《邓小平文选》（邓小平，1989年）
《独秀文存》（陈独秀，1922年）
《胡适文存》（胡适，1921年）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1951—1960年）
《青春之歌》（杨沫，1958年）
《日出》（曹禺，1936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1948年）
《吾国与吾民》（林语堂，1935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1929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岱年，1943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1921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1919年）
《金庸作品集》（金庸，1994年）
《创业史》（柳青，1960—1977年）
《红日》（吴强，1957年）
2次：
《北京人》（曹禺，1941年）
《冰心选集》（冰心，1982年）
《革命军》（邹容，1903年）
《红旗谱》（梁斌，1957年）
《京华烟云》（林语堂，1939年）
《美的历程》（李泽厚，1981年）
《美学散步》（宗白华，1981年）
《平凡的世界》（路遥，1986年）
《訄书》（章太炎，1900年）
《屈原》（郭沫若，1962年）
《三民主义》（孙中山，1924年）
《生活的艺术》（林语堂，1937年）
《孙中山选集》（孙中山，1956年）
《谈艺录》（钱锺书，1948年）
《王贵与李香香》（李季，1946年）
《文化苦旅》（余秋雨，1992年）
《文艺心理学》（朱光潜，1936年）
《闻一多诗文选集》（闻一多，1948年）
《徐志摩作品》（徐志摩，1991年）
《雅舍小品》（梁实秋，1947年）
《严复集》（严复，1986年）
《赵树理文集》（赵树理，1943年）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1947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1922年）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1931年）
《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1951年）
《可爱的中国》（方志敏，1952年）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江泽民，1997年）
《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
《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1995年）
《哥德巴赫猜想》（徐迟，1978年）
《第二次握手》（张扬，1979年）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1962年）
《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年）
《燕山夜话》（马南，1961年）
《天安门诗抄》（童怀周，1978年）
《革命烈士诗抄》（萧三主编，1959年）
《边城》（沈从文，1934年）
《随想录》（巴金，1987年）
《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1947年）
《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1994年）
《雍正皇帝》（二月河，1991年）
《十万个为什么》（路明等，1961年）
《上下五千年》（林汉达、曹余章，1985年）
《李自成》（姚雪垠，1963年）
《傅雷家书》（傅雷，1981年）
《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1983年）
《古史辨》（顾颉刚，1926—1941年）
《孽海花》（曾朴，1903年）
《宋诗选注》（钱锺书，1958年）
《国史大纲》（钱穆，1940年）
《新理学》（冯友兰，1937年）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1910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1945年）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1963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1910年）
《官场现形记》（李宝嘉，1903年）
《人境庐诗草》（黄遵宪，1931年）
《书林清话》（叶德辉，1909年）
《殷墟书契考释》（罗振玉）1913年
《先秦诸子系年》（钱穆，1935年）
《经学通论》（皮锡瑞，1920年）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1958年）
以上这100种图书，系从83种书目中统计而来， 以各名著所获的推荐次数为依据排列。笔者查找的推荐、收录资料可能并不全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100部作品中大多数是其所在领域的泰斗之作。 而扫描以上百部名著，我们约略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及由此而折射出的社会政治意义。
第一，这百部名著透示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概况和社会文化关注的重点。
首先，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林语堂、梁漱溟、梁实秋、皮锡瑞、顾颉刚等百部名著作者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出版了一批如《清代学术概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经学历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哲学史》、《古史辨》、《书林清话》、《殷墟书契考释》、《先秦诸子系年》、《经学通论》等国学名著。由于国学向来为中华文化之正统，上承千年学术积累，再经20世纪大师们的发扬光大，所以这些名著自诞生之日，即产生较大的影响，成为许多专家学子的必读书目。其次，以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代表的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和先锋斗士，他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彻底扫荡封建旧文化，由此而诞生了《鲁迅全集》、《尝试集》、《独秀文存》等一批新文化的开山之作。第三，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郭沫若、曹禺、钱锺书、老舍、朱自清等又以其丰硕的成果将中国文化推向新境界。五四思想影响之久远有目共睹，甚至可以说，包括20世纪中后期的许多文学名著都是新文化思想的产儿。
与思想文化的冲突与发展相辅相承，20世纪的中国也是社会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历经晚清封建王朝、中华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领袖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坎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也留下了丰厚的政治思想遗产，如《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文选》等。
从这100部书的内容构成看，文学类有52部（其中小说27部、诗歌8部、散文13部、戏剧4部），文化及文艺理论类12部，政治军事类11 部，历史8部，哲学类8部，伦理学1部，社会学1部，科普类1部， 其它如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美术、游记、宗教、心理、逻辑类等基本为空白，显然呈现出人文社会科学类重，自然科学类轻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类重，经济、法律、美术类轻的两大特征。由于旧中国风雨飘摇，曾经八年抗战；新中国百废待兴，又受“大跃进”、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十年内乱的干扰，人们较多地关注政治的反反复复和文化的左冲右突，忽略了科技创新与经济的发展，更不用说民主与法制建设了。美术方面，现代中国虽产生了徐悲鸿等艺术大师，但终因曲高和寡、受众面狭小，没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反映到这百部名著中，即是这些方面著作的严重缺失。更何况受封建文化熏陶数千年的中国向来有重“文以载道”、轻“雕虫小技”（科技），政治体制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事实上，即使在沐浴着21世纪曙光的今天，我们在这些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明显。这虽是一种遗憾，但我们似也难苛求于“古人”。
由上可见，社会文化关注程度、传统文化影响多寡、受众面大小成为决定名著内容构成比例的三个要素，许多文学、政治、国学方面名著如《家》、《围城》、《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伦理学史》等跨时代地二版、再版或结集重版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百部名著反映了中国近100年学术环境的变迁。
具有某种巧合的是，20世纪的中国如果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刚好可以分为前后期各50年。而这百部名著根据其初版时间，可分为前期58部，后期42部（不过新中国时期出版的名著中有几部如《孙中山选集》、《严复集》、《朱自清作品集》、《冰心选集》、《徐志摩作品》等实为著者前期作品）。具体地分约为清末（1900—1911 年）9部，民国（1911—1949年）49部，新中国建国初期（1949—1957 年）8部，“大跃进”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58—1977年）13部，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21部。仅从数量分布看，20世纪的中国名著出版呈“两高一低”态势，即民国和世纪末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两大高峰期，“大跃进”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低谷期。
世纪之初，腐朽不堪的晚清王朝已进入“休克”状态，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经“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认清了封建制度的本质，曾经残存的一些改良社会的思想终于为坚决革命的思想所取代，邹容的《革命书》和章太炎的《訄书》就是革命意识的最初呐喊。在这样的呐喊声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任务。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著作将资产阶级民主建国思想发展成熟。
与政治革命相呼应的是更为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说世纪初出版的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还仅是以半文半白的文字形式对晚清的丑陋现象进行揭露，那么，接踵而至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先锋则以如椽巨笔和全新的白话形式，对封建旧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扫荡。至今重温《独秀文存》、《鲁迅全集》、《胡适文存》、《尝试集》中最令人振奋的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或者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这一批时代巨人，也奠定了他们这批作品的名著地位。
劈开重重荆棘，推开厚重的封建大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广阔的原野。郭沫若、巴金、曹禺、老舍、茅盾、朱自清、冰心、钱锺书、沈从文、丁玲、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等是这片原野的拓荒者和丰收者。《女神》、《家》、《雷雨》、《围城》、《子夜》即是他们的丰硕成果。同时期相对安静而踏实地做着学问，也在为中国文化大厦不断添砖加瓦的有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张岱年、冯友兰、朱光潜、钱穆、梁漱溟等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文艺心理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是他们的心血之作。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些学术名著没有因时间的久远而黯然失色，即使在今天仍然在各自的领域熠熠生辉。
新中国建立后诞生了一批诸如《红日》、《红旗谱》、《谁是最可爱的人》、《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等优秀作品。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席卷中国大地。极“左”思想的高温高压直接导致思想文化园地的荒芜。这一段时期出版的名著有3部（《毛泽东诗词》、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革命烈士诗抄》）为政治类或与政治有直接关系，其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因著者被打倒而被查禁；学术方面只出版了《宋诗选注》、《中国文学史》、《汉魏六朝诗选》；1 部《十万个为什么》为科普书籍；另几部文学作品中，《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燕山夜话》等或遭查禁，或屡经限制、发行、再限制的坎坷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激发出文化界的新一度创作热情，使这一段时间出现了又一个名著出版高峰，且这批名著呈现出与此前全然不同的特点：一、题材形式的多元化倾向。既有控诉极“左”路线罪行的《天安门诗抄》，也有闲适恬淡的随笔小品；既有上半世纪名家名著的结集再版，如《朱自清作品集》、《冰心选集》、《徐志摩作品》、《严复集》、《中国政治思想史》、《吾国与吾民》等，也有反映当代名人的报告文学、回忆录，如《我的父亲邓小平》、《哥德巴赫猜想》；既有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高山下的花环》，又有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还有风靡全球华人圈的金庸武侠小说。二、现代意识强化。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名著，尤其文学作品类，大多以旧中国为时代背景，或反映战争，或反映农村革命，大抵脱不开这两个圈子。但这一时期则不同，《高山下的花环》、《第二次握手》、《哥德巴赫猜想》、《平凡的世界》、《我的父亲邓小平》都反映的是当代人和现实生活。《高山下的花环》、《平凡的世界》、《第二次握手》等还或多或少透露出了作为生命和生活主体的“人”的意志。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或从此之后，中国文学和文化进入了新的转型期。
总之，回顾20世纪这百部名著，从内容题材看，文化文学领域的收获最大；从时间数量看，本世纪前50年是名著丛集的文化鼎盛期，而这一切也正说明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是学术繁盛的基础，而高压和专制将直接导致学术凋零，20世纪矗立起的一座座思想文化丰碑也带给我们许多关于学术环境的思考。
当然，以上名著的评选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一，“中外名著排行榜”所依据的80种推荐书目中，中国个人影响书目12种、中国导读书目30种中绝大部分为胡适、梁启超、鲁迅、梁实秋、汪辟疆、钱穆、吴小如等现当代名人早期开列的推荐书目。这些推荐者大多生活于20世纪初，又多擅长于文、史、哲，显然受时代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个人因素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大，而17种外国导读、影响书目对20世纪的中国名著提之甚少，更不用说9 种外国个人影响书目的作者中有些人对中国文化基本是一无所知，所幸《中华读书报》“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出版广角》“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有一定的读者基础，稍稍弥补了此前的不足。其二，评选时合集、全集与单行本混杂，如鲁迅等人的入选作品都是以全集、选集的面目出现，而曹禺、毛泽东、孙中山、胡适、梁启超、钱锺书、林语堂、郭沫若、王国维等又各以其单部著作或两次、或三次入选，这势必造成名额分配方面的不均衡和人们认识感觉上的偏差。其三，百部名著中大陆主流文化比例重，港台作品和世纪末作品份量太轻。入选的《金庸作品集》在“中外名著排行榜”依据的80种推荐书目中未被提及，只是因《中华读书报》和《出版广角》的读者推选才入围。这也体现了推荐者们多为大陆学者，多受传统文化影响，对港台文化和20世纪末的文化娱乐性、大众性倾向不甚了解。《中华读书报》“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评选活动中，读者评出了《黄金时代》（王小波）、《一地鸡毛》（刘震云）、《穆旦诗全集》（穆旦）、《传奇》（张爱玲）、《黑骏马》（张承志）等作品，另外还有在当代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白鹿原》（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小说等都没入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前后之间，专家、读者之间的偏差。随着国门的进一步开放和港澳的回归，人们正越来越多地了解接受港台作品，金庸武侠小说的入选即说明了这一点。至于20世纪末的许多著作也正需要时光流水的冲洗淘汰，过一段时期才会沉淀下厚重的精华，这正是历史检验名著份量的必然。
收稿日期：200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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