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苏共变质？（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如何看待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归根结底是苏联人的事，中国人不必越俎代庖。我们关心并研究它，主要是为吸取教训，解决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要解决“怎么办”，当然先要搞懂“怎么看”，这就需要研究。前些时，笔者已就如何看待“苏联解体”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现再就“苏共变质”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苏联“直接”毁于其执政党——苏共的变质和危机
“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这是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提出的看法。无独有偶，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伊·雷日科夫在《改革：背叛的历史》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说：“我认为改革被出卖了。是我们出卖的。是设想改革的人、开始改革的人、实施和埋葬了改革的那些人出卖的。我不把自己摈除于这个过程。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得到机会参与下葬（注：他在苏联解体前因心脏病住院了）”。不仅如此，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苏联“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这就等于承认，如果不是因为他错误的改革（将“改革”变成“改向”），今天苏联还依然存在。此外许多人认为，叶利钦对苏联解体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是无法推卸的。
以上说法和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绝不是说苏联就是被戈尔巴乔夫等几个人搞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特别是关键人物起着特殊的作用，但事件深层的根源还应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正如恩格斯说到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所说的：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苏联崩溃时“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是怎样的？这必然要涉及体制和制度上的长期僵化，经济上民众长期过紧日子，政治上缺乏人民要求的民主自由，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动摇已发展到崩溃，再加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力量对比态势都在加速着苏联解体和崩溃的步伐。在这诸多的因素中，最直接、最关键、最要命的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自身的变质和危机。
为什么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3年光荣历史、有1500万党员的大党，可以任凭总书记个人一句话，说自动解散就解散了呢？按博尔金的说法，“如果不是党遇到严重困难，不是党濒临危机状态，戈尔巴乔夫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瓦解这个有千百万人的组织”。当时苏共的危机已很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党的思想和路线混乱不堪，党已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在接受并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之后，苏共实际上已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作用。从此，党已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势，已无法带领群众前进了。
二是党内特权腐败积重难返，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丧失威信，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剧变期间，学者搞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
三是党的组织涣散、派系林立，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已丧失。党内联邦化、派系化加速着苏共的瓦解。在全会决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承认多党制之后，党实际已丧失了政权，并遭到民众唾弃。加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后，党内一方面是派系林立，正确思想占据不了优势；另一方面是个人独断专行更加厉害。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公然承认：“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据雷日科夫回忆：“党的二十八大以后，我感觉不到政治局的存在”，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戈氏个人决定。足见苏共党内民主早已被戈尔巴乔夫破坏殆尽。
这样的党不仅无法领导群众前进，甚至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没有了。正如瓦列利·博尔金在其回忆录中讲到苏共中央全会的印象时所描述的：“在全会会议大厅中坐着的是过去伟大时代的一些影子，他们是否感到党和国家的崩溃已近在眼前？我想，大多数人是感觉到了。但是，在现任总书记领导下，他们已无力改变任何东西了，很多人在等待他们时代的结束”。当时苏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权力丧失、民众唾弃，上下无可奈何地看着，直到戈尔巴乔夫下令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停止各级党组织的活动。至此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仍毫无反应、已完全麻木瘫痪了。足见苏共的危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总之，苏共作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好比是人的大脑，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它已自顾不暇完全瘫痪了，靠它支撑的这个国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果然，苏共消亡没过4个月，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就黯然落地了。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辞去苏共“总书记”之后仍以“苏联总统”身份奔走呼号想挽救“联盟”免于散伙，然而丧失“苏共”作依托的“苏联总统”简直分文不值，他被人骗得当猴耍，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被毫无尊严地扫地出门，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戈氏回忆录写到此情此景是很伤感的。
苏共的蜕变是个长期而复杂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有论者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这种笼统地将赫鲁晓夫以后的几任苏共领导“一锅煮”的简单含糊的说法，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苏共的蜕变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为“界标”，似乎此前苏共都是正确的、没有蜕变的问题，而此后苏共就突然蜕变了，这种说法是否合适？二是苏共的问题是否仅仅只是“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是“右”的问题，而根本就不存在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问题？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利于全面正确地从中汲取历史教训的。
应当说，苏共的蜕变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而言，苏共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苏联解体。同时苏共的蜕变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才开始的，从历史根源上讲，有些问题是不能不追溯到斯大林时期去的。
首先，苏共党内缺乏民主，盛行封建专制个人专断，领袖权力至上，并长期实行领袖终身制，这一切的根子都在斯大林，是从他开始并遗留到苏共寿终正寝为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和“大清洗”，不仅确立和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而且在党内形成了对他的个人迷信，并逐渐建立和形成了这一制度。据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的记载，在1937、1938年“大清洗”中，当时联共（布）党中央的139名委员中，有89人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党的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据苏联官方提供的数字，在“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被逮捕的有314万多人，按反革命等罪被判刑的共有134万多人，其中被枪毙的68万多人，其中属于政治迫害的至少有250万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在1980年强调要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此强调“中国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说：“这个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高度，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应当说，与列宁时期不同，联共（布）在斯大林时期性质实际已发生变化了。
其次，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看，苏共长期存在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斯大林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渡中断，1952年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赫鲁晓夫更在1961年提出要在20年内超过美国，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修改了赫鲁晓夫的估计，但仍认为已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此外，斯大林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一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后来又扭曲僵化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几任苏共领导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可以说斯大林留下来的这一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体制上思想僵化仍显而易见。1986年苏联通过的《个体劳动法》，允许手工业、服务业从事个体经营，但仍强调“不许经商、雇工、搞非劳动收入”。甚至还规定农民在市场上贩卖的农产品须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凡不是自己生产的即可被认为犯有“投机倒把”罪。直到1988年苏联理论界还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实质并不是商品生产”，并批判“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右的“资产阶级理论”。苏联人民长期过紧日子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苏共“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教条主义太盛、思想太僵化、没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总之，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和教训很多，但总体看主要问题还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长期以来苏共在国内建设上的主要问题，与其说主要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与其说苏共是早就从整体上“蜕化变修”了，不如说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还不能说从“整体上”完全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