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Nature)杂志科幻作品考——Nature实证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幻论文,自然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杂志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3)03－015－12
一、绪论
英国《自然》(Nature)杂志从1869年创办至今，经过约一个半世纪的经营，已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周刊。在习惯性的语境中，它的声望总是与它发表过的那些科学史上的重要论文联系在一起：中子的发现(1932年)，核裂变(1939年)，DNA双螺旋结构(1959年)，板块构造理论(1966年)，脉冲星的发现(1968年)，南极上空臭氧空洞(1985年)，多利羊的克隆(1997年)，等等。相关的科学经典论文选集，目前已出版数种，兹举其中有代表性的两种：
《〈自然〉百年》(A Century of Nature)，书中收入了1900年(普朗克提出量子理论)到1997年(多利羊克隆)近一百年间的102项重大科学发现。其中重点列出21项，每篇原始论文皆附有知名科学人士所写的导读。[1]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Nature:the Living Record of Science)预定出版十卷，所选文章涵盖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和生物等基础学科及众多交叉学科，全部中英文对照。从已出版的一、二卷来看，和前面那类集选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它不再试图向读者勾勒这样的图景：科学发展的历程，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一个成果接着另一个成果。书中甚至收进了一些在主编看来“简直算得上是臭名昭彰”的文章，比如关于“水的记忆”的文章，以及关于名噪一时的“冷核聚变”的文章。这两个事件现在基本上被科学共同体界定为骗局。[2]
以上两类选集所记录的科学史上的一座座“丰碑”，在彰显《自然》丰功伟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能代表《自然》的全部，事实上，还存在另一类文集，它们在内容上可以与上面那类选集形成互文。兹举两例：
《枕边〈自然〉：科学史上的天才和怪异》(A Bedside Nature:Genius and Eccentricity in Science)，是1869年到1959年90年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选集。与前两种文集最大的区别在于，“科学经典”不再是筛选标准，“趣味性”成了主要侧重点——书名“枕边”即隐含此义。书中收入了大量曾正式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错误甚至荒谬的文章。本书编者声称，希望用《自然》杂志上的这些“成功失败，奇情异想”的文章，呈现一幅19世纪～20世纪的科学全景图。[3]
《幻想照进〈自然〉：百篇科幻精选》(Futures from Nature:100 Speculative Fictions，后面简称《百篇精选》)[4]，这是刊登在《自然》的短篇科幻小说选集。《自然》从1999年起新辟了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的栏目，专门刊登“完全原创”、“长度在850～950字之间”的“优秀科幻作品”[5]。2007年，专栏主持人亨利·吉(Henry Gee)从中挑选出100篇优秀作品，集辑成此书。
到目前为止，尽管《自然》杂志的各类精选集已经出了好几部，但让人感到诧异的是，相关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①
本文将以《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科幻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科幻参与科学活动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品的科学史意义进行系统考察。这一方面，固然是对作者先前一系列相关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然》在国内学界如今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待遇，本文的研究，亦可以为人们更加全面认识和了解这份杂志，提供另一种视角下的例证。
二、《自然》杂志荣膺“最佳科幻出版刊物”
“未来”专栏1999年开设至今，中间暂停过两次。第一次时隔最长，达5年之久，从2000年12月到2005年2月。第二次从2006年12月至2007年7月5日，期间被续接到了《自然物理学》(Nature Physics)上。[6][7][8]专栏开设初期，就得到了科幻界很大程度的接纳，这一点从它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科幻》(Year's Best SF)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参见表1)。[9]
列表显示，在2000年，也就是“未来”专栏开设一周年的时候，《自然》就有7篇作品入选年度最佳科幻集(Year's Best SF 6)，而老牌科幻杂志《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和《奇幻与科幻》(F&SF)，入选的数量分别是2篇和4篇。2006年——“未来”专栏二次回归的当年，《自然》更是有10篇作品入选年度最佳。
《自然》刚涉足科幻就受到热捧，与它“顶级科学杂志”的头衔有直接关系。按照通常的看法，科幻一般被当作一种和科学有关的文学类型，但事实上，它在文学领域一直处于边缘，从未成为主流，相比科学更是大大处于弱势地位②。这种情形下，《自然》杂志开设科幻专栏，对科幻人士无疑是一种鼓舞，他们很愿意向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科幻尽管未能进入文学主流，却得到了科学界的高调接纳。2005年，欧洲科幻学会甚至把“最佳科幻出版刊物(Best Science Fiction Publisher)”的奖项颁给了《自然》，专栏主持人亨利·吉事后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颁奖现场“没有一个人敢当面对我们讲，《自然》出版的东西是科幻”。[10][11]
除此之外，《自然》的号召力还带来了另一重效应，在极短时间内，它就汇集了欧美一批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未来”专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幻论坛。
为了达到更直观的认识，此处可以《百篇精选》为例做进一步分析。书中对入选文章的作者背景都有简要介绍，通过简单归类统计，可以把这些作者分成三类(参见表2)。
第一类，专职科幻作家。其中包括了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 1917～2008)，布莱恩·爱尔迪斯(Brian Aldiss 1925～)[12]，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 1929～)[13]，欧洲科幻“新浪潮”代表人物迈克尔·莫尔科克(Michael Moorcock 1939～)[14]等科幻界元老。克拉克的《成长中的太空邻居》(Improving the Neighbourhood)，是《自然》刊登的第一篇科幻小说。[15]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克拉克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自然》上。1968年，导演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 1928～1999)与克拉克的同名小说创作时同步拍摄的著名科幻影片《2001：太空奥德赛》(2001:Space Odyssey)上映后，《自然》随即发表了影评。只是对这部后来被尊奉为“无上经典”的影片，《自然》的评价却并不高，认为故事“进入人类阶段就走向了失败”，情节“含糊其辞、轻描淡写”，甚至嘲讽它“好在两小时二十几分钟的电影只用了三十几分钟不着边际的对话来破坏极致的视觉体验”[16]。2008年，克拉克91岁高龄去世，《自然》举行了高规格悼念活动，除发表讣告，主编还撰写了社论。[17][18]
中青代科幻作家中，则有弗诺·文奇(Vernor Vinge 1944～)[19]、罗伯特·索耶(Robert J.Sawyer 1960～)[20]、格里格·拜尔(Greg Bear 1951～)[21]、尼尔·阿舍(Neal Asher 1961～)[22]等知名科幻人士。
第二类，写作科幻的科学人士，依侧重有所不同，还可再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人士中的专职科幻作家。尝试科幻创作最成功的两位科学人士，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天文学系的格利高里·本福特(Gregory Benford 1941～)和NASA天文学家杰弗里·兰迪斯(Geoffrey A.Landis 1955～)，目前都活跃在“未来”专栏上[23]。其中本福特最高产[24]。而生物学家杰克·科恩(Jack Cohen 1933～)[25]和数学家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 1938～)[26]，则是既能在《自然》上发表学术论文，又能发表科幻小说的“多面手”。另一类是把科幻创作当成业余爱好的科学人士。像收入《百篇精选》的《实例》(A Concrete Example)，就是科学人士J.Casti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员一人一段写成的游戏之作[27]。此外，《自然》杂志一些编辑也可归入此类中。③
第三类是业余科幻作者。他们在《百篇精选》中所占比例不到五分之一，其中《爸爸的小错算》(Daddy's Slight Miscalculation)的作者只是一个11岁小女孩——她很可能是《自然》目前为止年龄最小的一位作者。[28]
三、《自然》杂志科幻作品主题分析
《自然》未来专栏上的科幻作品，几乎涉及所有常见的科幻主题：太空探索、时空旅行、多世界、克隆技术、全球变暖、人工智能，等等。本节将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例证，从科幻作品参与科学探索活动的角度入手，对这些文本进行考察。
1.科幻作品对科学难题的解答——“费米佯谬”
与地外文明探索有关“费米佯谬”，尽管源于费米的随口一语，却有着深刻意义。由于迄今为止，仍然缺乏任何被科学共同体接受的证据，能够证明地外文明的存在，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也无法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外星文明不存在，这就使得“费米佯谬”成为一个极端开放的问题，从而引出各种各样的解答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1)外星文明已经在这儿了，只是我们无法发现或不愿承认；(2)外星文明存在，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还未和地球进行交流；(3)外星文明不存在。
本文作者之前曾发表论文，对参与解决“费米佯谬”的科幻作品进行过考察[29]。其实在《自然》杂志上，同样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科幻作品(见表3)。[30]
这些对“费米佯谬”的解决当然也可归入上述三大类，其中巴克斯特的设想——人类始终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踪迹，是因为他们在几十亿万年前就已拜访过太阳系的火星，当时地球还处于混沌状态——尽管并不太具说服力，但有两位科学人士随后给《自然》的来信中谈到，他们关于“费米佯谬”的讨论结果，正是在阅读这篇短文后才受到的启发。[31]
值得一提的是，地外文明探索作为一个受到关注的科学问题，《自然》杂志曾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重要论文。其中像天文学家科科尼(G.Cocconi)和莫里森(P.Morrison)1959年发表的《寻找星际交流》(Searching for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s，提出了利用无线电搜索银河系其他文明的构想)，就已被一些研究者奉为“经典中的经典”。[32]
2.《自然》杂志与时空旅行科幻作品的历史渊源
时空旅行作为一个处于科学与幻想交界上的经典论题，《自然》曾发表过大量相关的学术文章。开设“未来”专栏后，《自然》也刊登了多篇这一主题的科幻作品，如《自造时间机器》(Build Your Own Time Machine)[33]、《照顾自己》(Taking Good Care of Myself)[34]、《特斯拉行动》(Operation Tesla)[35]，以及《(外)祖父佯谬》(Grand Father Paradox)[36]，等等。其中像《照顾自己》这样的故事还很发人深省，它讲述在未来世界，老无所依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时间旅行去到未来，陪伴自己直到终老。
事实上，《自然》与该题材的科幻作品素有渊源。早在1895年，乔治·威尔斯(H.G.Wells 1866～1946)发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自然》就刊登了一则匿名书评，书评作者结合威尔斯生物学专业的学业背景，认为小说的科学性在于“帮助人们对持续生物进化过程所产生的可能结果，有了连贯的认识”[37]。不过《时间机器》在科幻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却并非得益于此，而是与小说情节中的两个要素有关——“时间机器”和“时间就是第四维”的创造性设想，它们为后来的科幻作品所反复借用。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的广义相对论，使得《时间机器》中“时间就是第四维”的设想，成了有一点理论依据的事情，此后多位物理学家在爱因斯坦场方程中找到了允许时空旅行的解。但时间旅行真正成为一个专门的科学研究课题，或始于基普·索恩(Kip.Thorne)有关虫洞理论的研究，而这一研究背后的直接动因，则源于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1985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接触》(Contact)。
萨根在创作《接触》的过程中，对自己设想的利用黑洞作为时空旅行手段的技术细节不是太有把握，为了寻找科学上能站住脚的依据，他向索恩求助。索恩和他的助手把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物理学杂志《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上，随后在科学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使得一些科学人士开始思考虫洞作为时空旅行手段的可能性。用索恩的话来说：“一本像《接触》这样的小说，在科学研究上促成一个重要的新方向，这很少见，也许真是绝无仅有的。”[38]145
1995年，《接触》被改编成同名影片上映，《自然》给予了其它科幻影片在这本杂志上从未获得过的褒赞，认为它娱乐性和思想性兼具，在保证科学准确性方面也颇为值得称道，“虽然这是以丧失某些艺术上的美感换取来的”。[39]
3.科学与幻想存在互动关系的典型例证——多世界理论
1957年，休·埃弗里特(H.Everett)首次提出“多世界”理论，并未引起物理学界的重视。这个在物理学界遭受冷遇的理论，在科幻领域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未来”专栏上，也可以找到大量相关题材的作品，如《隐身人》(The Visible Man)、《奥林匹克天才》(Olympic Talent)，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多世界假想与科幻作品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作为科学与幻想存在密切互动关系的一类典型例证，还引起了《自然》杂志的关注。
2007年7月5日，为了纪念“平行宇宙”思想诞生50周年，《自然》发行了一期“科幻特刊”，封面被有意做成早期科幻通俗杂志《科学惊奇故事》的风格：一个表情惊悚的女人，在多世界里有着若干的分身。社论的解释不乏幽默，大意是，之所以要费尽心思通过这种方式“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这一期的《自然》是“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目的只是为了“展示科学世界与它所激发和哺育出的诸多故事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些以多世界为主题、数量丰富的“惊奇故事”，一方面是一个已经用滥了的科幻素材，但另一方面得承认，它们也是理解薛定谔波动方程基本原理的一种有效手段。[40]
特刊组稿部分，资深科幻编辑加里·沃尔夫(Gary Wolfe 1946～)撰文对多世界题材的科幻作品进行了系统回顾，其中重点分析了《永冕之冠系列》(The Eternal Champion，1962～现在)④、《高塔里的男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时景》(Timescape,1981)、《时间之船》(The Time Ships,1995)这几部经典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除菲利普·狄克已离开人世之外，其他的几位——莫尔考克、本福特和巴克斯特，本文前面就已提及过，目前都是“未来”专栏的常约作者。
这期特刊随后引起了一位化学家的兴趣，他给《自然》来信说，在相关的讨论中，化学这门学科被忽略了，事实上，一些化学家对“以原子而不是以碳作为生命构成基础的平行宇宙中，生命会以什么形式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非常感兴趣。[41]
4.对生物技术滥用的反思
转基因、克隆等生物技术早已成为科研领域的热门课题，与此同时，许多科幻作品也在从中获取思想资源，而对滥用生物技术的忧虑，也就成了这类作品的主基调。
以克隆技术为例，《自然》杂志上相关题材的作品有《长生猫咪》(The Forever Kitten)[42]，《肉》(Meat)[43]，《教母协议》(The Godmother Protocols)[44]等。其中《肉》最有思想深度——受限于篇幅的缘故，它读起来更像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背景介绍：未来世界，利用活体细胞克隆肉块的技术已广为普及，为了满足一些人食用名人、政要克隆肉的特殊癖好，买卖这类人士的活体细胞成了一项流行的黑市交易，一种新兴职业随即出现——清理员，他们的职责是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防止委托人的活体细胞落入“肉耗子”之手。
除了刊登这些科幻作品，以克隆为主题的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和科幻小说《秘密》(The Secret)，也是《自然》关注的对象[45][46]。《侏罗纪公园》当年票房大卖，《自然》认为它“表现还算上乘”，是一部与斯皮尔伯格之前《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系列类似的冒险电影。自然出版集团下的《自然应用生物学》(Nature Biotechnology)则评价它对科学的运用缺乏准确性。对此，影片故事作者迈克尔·克莱顿回应说：“正如希区柯克曾经说过的——这只是一部电影。”[47]
可以看出，撰写这类影评的科学人士，其思想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层次上，他们仍然习惯高高在上以垂教的姿态，总是以“在科学上准确与否”来评判科幻作品的优劣，却完全忽视影片深刻的思想价值——技术滥用可能导致玩火自焚式的悲剧结果。
相较而言，波兰女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的科幻小说《秘密》引发的讨论要深入一些。故事讲述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通过克隆方式获得了一个女儿，为了避开周围人非议，让女儿有良好的生长环境，她来到乡下小镇过起半隐居生活，但逐渐长大的女儿对自己身世来历的疑惑却日益加深，当她发现母亲讳莫如深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惊人秘密后……事情被推向了失控的境地。
书评作者认为小说是在“利用文学反科学”，向读者释放的信息是，克隆本身对克隆个体的成长经历、家庭和社会关系会产生消极的干扰效应，所以应该被禁止[48]。结合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这样的观点或许有点过度解读，但无论如何，小说引发评论者在一份科学杂志上对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对气候环境问题的关注
《自然》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气候环境问题进行讨论，但极少被关注到的是，科幻作品其实也是参与讨论的一种重要文本形式。
《自然》上以气候环境问题为主题的作品有，《乔治之岛独立王国》(The Republic of George's Island)[49]，《世界尽头的热狗》(Hotdog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50]，《沙堡：一个反乌托邦》(Sandcastles:a Dystopia)[51]，《祖父的河流》(God Father's River)[52]等。其中《世界尽头的热狗》构思很有意思，作者把看似无关的两件事情结合到了一起，认为超空间旅行是人类避免全球变暖灾难后果的可行方式。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全球变暖”当然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这个结论是真是假，作品本身隐含的“应该保护环境”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除了科幻小说，《自然》对相关题材的科幻影片也很关注。2005年，反映气候灾变的科幻影片《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上映，引发全球观影热潮，《自然》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进行讨论。
第一篇介绍的是《后天》在科学界引发的关注。其中提到剧中全球变暖使气候发生突变的故事前提，在科学人士中就引来了广泛的争议。[53]
第二篇是主张“人为全球变暖理论(Anthropogenic Global Warming)”的著名气候学者迈尔斯·艾伦(Myles Allen)撰写的影评。按照艾伦“科学准确性”的衡量标准，影片尽管把地球物理专业弄得很酷(片中拯救世界的英雄从事的正是这个专业)，但所借用的流体热力学理论模型其实存在很大谬误。此外，他还顺带驳斥了丹麦学者比尤恩·隆伯格(Bj
rn Lomborg)⑤的观点，后者在《星期日独立报》上指责说，《后天》试图煽动各国政要签订《京都议定书》，完全是大惊小怪。[54]
第三篇是对美国观众和德国观众观影反应的两份调研报告综述。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原本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德国观众看完电影后，开始认为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在下降，美国观众则没有受到影片太大的影响。[55]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后天》的影响确实很大，在大众、科学家以及政界人士中，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自然》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讨论，也体现了它对《后天》的重视程度。这一方面固然与影片积极“借用”科学造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然》大众科学杂志的本色——它乐于关注公众感兴趣的话题。
四、《自然》杂志上和科幻有关的其它文本
除“未来”专栏开设至今已发表的几百篇科幻作品，《自然》杂志上和科幻有关的其它文本形式，种类也非常丰富，归结起来，至少有如下几类：
1.对科幻作品的述评
《自然》书评专栏(Book Review)的主旨是“发表科学界普遍感兴趣的新书评论”，有时也会推介和科幻有关的论著。如：
(1)《万亿年狂欢：科幻史》(Trillion Year Spree: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1986)；[56]
(2)《吉恩·罗登伯里：最后的访谈》(Gene Roddenberry:The Last Conversation,1994)；[57]
(3)《幻想旅程：从科幻电影里学科学》(Fantastic Voyages:Learning Science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Films,1994)；[58]
(4)《〈X档案〉背后的真科学：微生物，陨星和突变异种》(The Real Science behind the X-Files:Microbes,Meteorites and Mutants,1999)；[59]
(5)《〈银河系漫游指南〉之科学指南》(The Science of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2005)；[60]
(6)《未来的证据》(Future Proof,2008)。[61]
以上这些文章，除(2)是对科幻长剧集《星际迷航》首创编剧罗登伯里的访谈记录之外，其它几部倒是可以囊括进当今科幻研究的两种主流中：《万亿年狂欢：科幻史》属于科幻作品的文学研究，如今已被奉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余下几部则是把科幻当成科普的一种方式，对作品中所涉及的科学背景进行知识性介绍。
2.对科幻作家的访谈
《自然》杂志的访谈对象通常以科学人士为主，有时科幻作家也会接受访谈，不过他们大多是有科学职业背景的(参见表4)。列表中的这些科幻作家，除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twood)外，其他人士都在“未来”专栏上发表过科幻作品。
3.对科幻活动的参与和关注
《自然》杂志对各类科幻活动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和参与热情⑥。如2004年的一期上，就刊登了著名科幻作家格雷·拜尔的文章，其中提到，微软公司合伙人艾伦(P.Allen)打算创办世界上第一个综合式科幻博物馆，邀请拜尔和另一位科幻作家尼尔·史蒂文森，就展馆的布局进行了讨论[63]。而后在2007年，《自然》杂志赞助了想象科学电影节(Imagine Science Film Festival，参展影片以科学和科幻类为主)两个奖项：《自然》科学价值奖和《自然》民众公选奖。[64]
五、《自然》刊登科幻作品之缘由
本文前面几节的内容，对《自然》杂志上的科幻作品，以及和科幻有关的其它文本材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一个疑问也随之浮现，《自然》杂志作为一份科学杂志，为何会开设科幻专栏并发表了数量如此丰富的科幻作品？
关于这个问题，“未来”专栏开设之初，《自然》杂志在社论中进行过解答：
科幻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还具有除了娱乐之外的其它功能。作者通过它，不仅可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还可以表达他们对当下的关注。而且，比起科学家，科幻作家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和传达技术的改变会对人们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65]
从这段话可看出，科幻的三种功能：对未来的预期、娱乐、表达作者对当下的关注，构成了《自然》开设科幻专栏的主要理由。
其中科幻的“预见功能”，即认为科幻能够预言某些具体的科学进展或成就，是《自然》最重视的。这一点从“未来”专栏的征稿条件就反映出来，它要求“来稿风格最好是‘硬科幻’(和科学直接有关的)，而不是纯粹的幻想、意识流或恐怖小说”[66]。所谓“硬科幻”，通常以当下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依据，并对想象中的科学技术细节有较为详细的描写，这类作品追求的主要旨趣，就在于展现其“预见功能”，而比较小说中幻想的某些技术性细节与后来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吻合，也就成了衡量“硬科幻”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自然》杂志在后来的社论中，对科幻的“预见功能”还反复论及：
《自然》非常自豪“未来”专栏已成为目前最具号召力的科幻新论坛，专栏里的这些文章——无论出自名家还是新手——探索的主题，在接下去的半个世纪里都可能成为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67]
当前的系列——千禧之际新设的一个专栏——关注的是在下个50年可能出现的新事物……[68]
强调科幻作品的“预见功能”，其实主要是与一个相当陈旧的观念有关，即把科幻当作科普的一种方式，认为科幻小说家创作科幻作品，只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展望美好的科学未来，之所以采用小说、电影等文学艺术表达形式，只是让普及方式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而已。然而事实上，科幻当然不是教科书科学知识的附属品，科幻之所以能一直经久不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它扎根深厚的科学土壤，包含丰富的人文思想价值，拥有自身独特的角色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未来”专栏上，我们能阅读到大量这样的作品。
关于科幻作品的“娱乐功能”，杂志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在后来的一篇社论中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表示，《自然》自1999年以来，已发表了不少于156篇科幻故事，有些严肃，有些异想天开，(希望)它们为读者带来愉悦——值得关注的是他接下去的这句话：
那正是关键所在——科幻在当下意味着娱乐。(And that's the key——SF is meant to amuse in the present.)[69]坎贝尔对达成这一目的的路径补充说：“大多数让人难忘的科幻作品，正是通过把我们对当下的关注，投射到作为未来历史一部分而存在的更宏大的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中，来做到这一点的”，但“科幻意味着娱乐”为何是“关键所在”？对于这一更加重要的问题，他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不过，《自然》杂志刊登的另一则事例或许有助我们对这句话做进一步理解。
2009年的一期上，剑桥大学一位著名生物学教授给《自然》来信，表达了他对专栏上一篇与宗教相关的讽刺小故事的不满，他说自己不是一名天主教徒，但认为“这样一篇莫名其妙、带有攻击色彩的垃圾文章，确实不应该出现在一本严肃的科学杂志上”。[70][71]一段时间后，《自然》刊登的另一封读者来信措辞激烈地反驳了教授的看法，认为“未来专栏除了使人可以从阅读前面那些严肃的科学文章中解脱出来放松一会儿，有的文章还很发人深省”。[72]杂志刊登的读者来信，当然都是筛选的结果，所以可以这样认为，第二封信其实是《自然》为所刊登的科幻短文进行辩护的一种做法，其中让读者“从阅读科学文章中解脱出来放松了一会儿”，即“娱乐功能”，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
说到底，“娱乐”就是想要取悦读者，而任何一本杂志，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文本取悦读者，其背后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满足增加发行量的需求，《自然》杂志在这一点上当然也不例外——这应该就是坎贝尔所言“关键所在”背后的真正缘由吧。⑦
相比较而言，社论中提及的科幻的另一项功能——表达作者对当下的关注，其实是最有理论深度的，因为它已经触及科幻的人文价值。
以本文前面提到的涉及克隆技术和气候问题的那些作品为例，尽管故事背景大多被设置在未来，但作者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对当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以及环境气候问题发展走向的关注。这类作品已不再满足于对未来的科学技术进行简单预想，而是对未来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和应用开始进行深刻思考，这样的思考，是在立足当下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前景提出的警示。
除了以上这些专门针对“未来”专栏发表的社论，《自然》对待科幻的态度，还体现在它别的一些文章里。
如1989年有一期上报道了这样一则内容，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给科学专业学生开设了科幻阅读课程，其中“生命和宇宙”的阅读专题选用的科幻读物是《沙丘》(Dune)和《环形世界缔造者》(The Ringworld Engineers)，课程设计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但培养了学生对课外读物的兴趣，还让他们了解了生物学的基本概念。[73]
又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两位教师也给《自然》写信说，他们开设了一门名为“科学与电影(Science and Cinema)”的课程，利用电影教授非科学专业学生一些基础科学，如通过《极度恐慌》(Outbreak 1995)让学生了解病毒，《侏罗纪公园》讨论克隆话题，《千钧一发》(Gattaca 1997)讨论基因优生学，《后天》讨论和气候改变有关的科学问题，效果非常理想。教学中还发现，尽管电影品质参差不齐，但正是这些瑕疵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对“当下的科学研究，未来的可能性及与之相应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了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想法。[74]
六、余论：《自然》是一本什么杂志
《自然》杂志如今在国内科学界似乎拥有至高无上的声誉，很多研究机构把能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当作衡量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前些年流传的“能在《自然》上发文章，评上院士就是迟早的事情”之说，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既然如此，人们就很难不对《自然》杂志长期刊登与科幻有关的作品和文章感到惊奇——高踞神坛的“顶级科学杂志”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
仅仅考虑本文第五节的讨论，还不足以给出理想的解释。这里我们必须直面一个国内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的问题——《自然》杂志到底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杂志？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国内不少人士颇有误解的。
《自然》杂志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在《〈自然〉百年科学经典》前言中，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对于理解《自然》杂志的性质非常重要：
我们在编辑方针上是独立的，我们应当发表什么内容由我们自己来判断。关于作者所投论文的决定，由我们与专家审稿人协商做出。但我们没有编委会，所以我们经验非常丰富的编辑人员可以不受约束地就哪些论文会对不同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做出自己成熟的判断。完全独立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判断我们的读者喜欢阅读什么样的内容时，我们可以不必苛求意见一致，我们的学术思想可以更加灵活。[75]这段话的要点是：《自然》杂志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刊物——因为它既不实行学术同行的匿名审稿制度，也没有编委会。
《自然》如今每期会设置十五个左右的栏目，但只在“来信(Letterss)”和“论文(Articles)”两个栏目上刊登论文，前者约16篇左右，比较简要，是对某一原始科研成果的初步介绍，后者约2篇左右，篇幅稍长，是对某一项研究工作更全面的介绍。只有当杂志编辑部认为某篇论文需要送审时，责任编辑才会选择二到三位审稿人进行审稿，这些审稿意见固然会成为决定论文发表与否的重要参考，但编辑并不会完全受这些审稿意见的约束。
《自然》杂志在中国获得神话般的地位和声誉，被许多学界人士视为“国际顶级科学杂志”，很大程度上只是得自“来信”和“论文”两个栏目的印象——本文开头提到的《自然百年》和《自然百年经典》两种选集，入选文章大多是来自这两个栏目。
但是，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以在编辑审稿制度上早就“与国际接轨”的《天文学报》为例，首先是一定有编委会；其次，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都必须由同行匿名审稿；最后，一篇文章是否发表，既不是主编也不是编辑部的什么人能说了算的，而是取决于审稿专家的意见，最终由编委会决定。这样的刊物是学术公器。而将这三条标准与坎贝尔上文所述《自然》杂志工作规程一比较，《自然》杂志的性质就一目了然了。
坎贝尔在《〈自然〉百年科学经典》前言中，曾对《自然》的性质有过简明的概括：最初《自然》杂志是一份“完全针对专业人士的期刊”，但它早就经过转型，现在的《自然》杂志是“一个集记录科学与将科学的最新进展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为一体的出版物”——这样的刊物非常接近国内通常意义上的“科普刊物”。至于它记录什么、呈现什么，如上所述，由主编和他的工作团队决定。所以从本质上说，《自然》并非学术公器。从文章层次上来看，它和上海的《自然》和《科学》非常相似，而这两个刊物在国内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科普杂志”(尽管它们从不刊登科幻小说和影评)。
事实上，《自然》从1869年创刊至今，从来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科学”，它一直在刊登许多并不那么“学术”的东西。只是在科学主义的传统科学评价体系中，这些“常常异想天开，有时荒唐无稽，总是令人吃惊(often humorous,sometimes silly,consistently startling)”[75]的内容，都会被人为过滤掉——《自然》在国内学界所呈现的神化幻象，也是由这种过滤帮助形成的。而本文前面探讨的《自然》上的大量科幻文本，无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收稿日期：2013－05－03
注释：
①这一点可以从《自然》现任主编威廉·坎贝尔那里得到支持，他在《〈自然〉百年科学经典》的前言中说：“然而，令人颇为诧异的是，此前居然没有任何关于《自然》出版历史的有分量的概述。”(参见：《〈自然〉百年科学经典》，13页)。
②关于科幻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遭遇的现状，资深科幻作者格里高利·本福特在《自然》发表的文章中曾有过论述，参见：Gregory Benford.Where might it lead[J]Nature,2001-11-22.414:399。他谈到，一些人把虚构的想法贬低为“不过是科幻”，言下之意是这类思想缺乏科学所能利用的特设条件。这样的看法可能是来自一种职业文化，即看重的是严格的观测报告，讲求的是符合已被接受的观点，但却很少会去谈及科幻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是现在，主流文学实际上还没有认识到科幻的思想性、创造性和它的社会影响。
③Quantified:Futures[J].Nature.2006-07-06.442:xi.文章中提及，截至当时，“未来”专栏上共有15篇科幻小说出自《自然》杂志的编辑之手。
④莫尔考克在这部小说中首次使用了“multiverse(多宇宙)”一词，德国物理学家David Deutsch后来把它与埃弗里特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后成为一个正式的物理学术语。
⑤隆伯格曾在他《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焦点问题上，绝大多数环境保护论者选择性地利用一些科学证据，给公众形成了许多错误印象。而他想要告诉公众的是，环境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⑥关于这一问题本文作者将另文详细考察论述。
⑦如曾任《科学》杂志编辑的查尔斯·塞费在《瓶中的太阳》(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一书中就提到过(188页)，《自然》杂志的读者来信专栏就是以不时发表能够吸引眼球但并不可靠的研究而著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