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来龙去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风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来龙去脉论文,资产阶级论文,反动论文,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起，刮起了一场气势凶猛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林彪、江青一伙硬将要求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的做法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取消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领导机关。他们手里拎着“资反路线”这顶“寒暑皆宜”的帽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扣到党政领导人的头上，致使社会不断陷于动乱，无政府主义思潮空前泛滥。
这场风暴是怎样掀起来的呢？
“文革”发动初期，很多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很不满意，说“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为了发动群众，毛泽东先后8 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主导下， 5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 月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工作。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但是，从中央到各级党委，许多负责同志仍对之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两个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林彪也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5月16 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说，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谈话时，曾经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经过。大意是：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2年到1966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饶，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笔者按：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笔者按：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宣布改组市委的决定时，我们增加了卫戍师……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搞，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多数是高干子弟。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1965 年12月解决了罗（瑞卿），1966年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了， 8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 当时我在杭州，一天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附中写了两个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200多字的大字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 一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露了刘、邓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就是不听。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针对会议期间所反映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时说：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广大的学生和革命的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的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个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要靠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的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上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为了能够真正贯彻全会的决定，毛泽东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进行声势浩大的发动，以促进红卫兵运动的勃兴，推动“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广泛深入的发展。中央全会在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当天晚上，林彪跑到钓鱼台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运动开始蓬蓬勃勃，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为扭转一度出现的冷清局面，是经过了相当艰巨的努力的，制定《十六条》就是具体措施。第二天，全国报刊都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发表《十六条》，全国上下，一片狂热的欢呼。首都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来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庆贺。群众狂热的场面显示出群众对毛泽东的无比敬仰。
8月10日晚7点15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的群众。他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报道当时的盛况说：“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走上接待站的讲台。……这时，多少颗火热的心在激烈跳动，多少双眼睛闪着感动的泪花，多少双手一齐向毛主席伸了过来。毛主席在讲台上，从这边走到那边，伸出双手，和簇拥在前面的人们紧紧相握。毛主席和一些同志谈了话，还向周围欢呼的群众问好。他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毛主席离开接待站的时候，一再向欢腾的群众招手。毛主席离开后，前来贺喜和送交决心书的人们，还是激动得不愿走。许多站在后面的人拥到前面，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紧握。……”
8月18日， 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着人民解放军军服，精神焕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检阅游行队伍，并和林彪、周恩来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40名师生代表。望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毛泽东高兴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计共达1100多万人次。当时所以要这样一次一次地接见红卫兵，是毛泽东坚持要搞的。他曾提出，要几千万人直接同他见面。他说，要接受苏联的教训。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后来把列宁主义丢了。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接见，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红卫兵从学校走向社会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狂热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了社会大动乱。与此同时，学校师生在对待工作组、校领导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学生因此而分裂成对立的派别，派别斗争不断升级。这种派性斗争与当时尚能维持工作的各级领导抑制动乱的努力，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而抑制动乱的努力，被指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更为猛烈的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初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周恩来曾明确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阻力不小，对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 期社论和林彪当天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中公开提出的。林彪讲话中提的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红旗》杂志在以《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为题的社论中，先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接着又说：“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口号的背景主要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已不能正常工作，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江青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时毛泽东经常看红卫兵出版的各种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使他形成了一个概念：他认为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还没有批倒，并且认为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在9 月间一次会议上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从8月8日到9月， 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前文引述的《红旗》杂志社论关于当时运动的分析，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论断作出的。
这时江青开始把打击矛头指向周恩来。9月底， 中央文革小组派出张春桥、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社连续多天召开听取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学院等大专院校的群众组织汇报会，参加者有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首都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会议由张春桥主持，这些红卫兵头头在发言中说，当前中心问题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影响还很大。他们除了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认为他“和稀泥”、“折衷主义”等。张春桥回到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没有请周恩来参加。江青听了汇报说：“总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议决定一面把汇报记录送毛泽东，一面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江青主张社论里一定要写上批判“和稀泥”、“折衷主义”的话，在社论定稿时已经改得比较缓和，只说“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国庆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并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进行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参加审定和讨论，最后由陈伯达定稿。社论初稿没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的是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国庆节林彪的讲话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初稿提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毛泽东原已同意定稿。陶铸觉得“反革命”的提法太重，经他和王任重、王力向毛泽东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经毛泽东同意后，当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是这样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进行。”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要改回来。毛泽东说：可以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第13期的出版因此拖期，这篇社论延至10月3日晚上才由电台广播。
这篇社论事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讨论、推敲这个口号的提法时他也没有在场。看了这篇社论，他曾明确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周恩来对联络员刘西尧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据王力讲，周恩来曾对他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我要去问主席。”他找了毛泽东，事后又对王力说：“我去问过了主席，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 （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 （反对革命路线）， 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王力说：“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的主张驳掉是不可能的。”（《“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 期）
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时候，曾在城楼大厅里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部分成员谈话（周恩来不在场）。谈定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改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在谈论运动的发展情况时，这些成员大都认为中央和地方上许多领导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毛泽东也就运动发展的形势讲了不少的话，认为运动的阻力不小，应当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看来他对这种状况不很满意，有点着急。但他表示要不顾一切，硬搞下去。甚至说了“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这样的话，听了使人吃惊。——他在这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曾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此刻又这样讲，进一步表明了他的决心。
谈话中间，《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曾经进来照相。当周恩来走进来时，吕相友和另一位摄影记者也跟着进来。江青立刻站起来说：“请总理跟我们一块照个相吧！”毛泽东的谈话就此停了下来，和大家一起走到前厅，朝外排成一行。那时正是姚文元风头十足、红得发紫的时候，江青已把对他的称呼由“金棍子”改为我们的“重炮手”，特意把姚文元拉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中间站着。照完相，周恩来先陪毛泽东离开天安门城楼，我们回到钓鱼台时已是深夜。
毛泽东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不能完全怪他们。林彪、江青推波助澜，极力煽动群众，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
国庆节过后不久，10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工作会议，继续克服来自各级领导的阻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分别编进各个小组。这次会议原定开3天，后来一延再延，结果开了20天，到10 月28日闭幕。10月16日，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在所谓对待群众态度的问题上大作文章，说：“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林彪则在会上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公然否认党对运动的领导。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就被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
刘少奇、邓小平10月23日在会上的检讨，事先都曾送给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首肯。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初稿上批示：“基本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他还建议把稿子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征求意见。对邓小平的检讨稿，他除表示同意外，还建议再加一些积极振奋的话。22日，他在邓小平的检讨稿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讲话说（大意）：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人家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刘、邓错误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 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5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笔者按：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自己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搞好，谁会打倒你们？
10月25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个一线二线。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二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他说：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了。
毛泽东说，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他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5个月不到。 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他说，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28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28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17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5 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呢？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 月、4月、5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毛泽东最后说，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说明他对当时运动状态比较满意。他在10月25日讲话中虽然再次指责刘、邓的中央一线，但也承认，“文化大革命”时间仓促，来势很猛，他也未曾料到。在提到犯路线错误时，还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他认为刘、邓和许多干部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对他们的批判及调整中央领导结构，“文革”的目的已初步达到。所以他在讲话中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刘、邓作了使他比较满意的检讨，觉得很好。因此，对于刘、邓及其他一些同志的“错误”，采取了宽容理解的态度，并当场明确表示：“我是不要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谈到对于运动的设想，他似乎有了要较快了结的意思。但又表示“文化大革命”还要再搞下去：“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从而表现出他既准备适时结束这场运动，又对这场运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心中无数的复杂心态。
可是，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评价以及他要适时结束这场运动的设想，首先遭到江青的反对。她说哪里很好？很不好。并说：“征求了林总的意见，他也反对。”林彪、陈伯达等人都抓住这个机会，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猛烈攻击。陈伯达在讲话中叫嚣：“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反复。”林彪在10月25日的讲话中，反复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极力煽动群众：“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这两个讲话大量印发全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样一来，运动就无法了结、不能收场了。 结果这场动乱不是5个月，也不是5年，而是持续了整整10年。
这次会议结束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全国掀起。此后，各种越轨的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那些不法行为的任何干预，都会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社会迅速陷于动乱之中。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广泛流行，无政府主义的狂潮四处泛滥。到1966年底，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社会大动乱，经济秩序大破坏，党政机关无人负责的瘫痪、半瘫痪局面。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直接结果，使得原已天下大乱的局面猛烈地恶性发展，迅速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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