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价值与选书价值的矛盾--论陈耀文“花草精华”的编纂_复雅歌词论文

文献价值与选本价值的悖离——论陈耀文《花草粹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选本论文,花草论文,文献论文,陈耀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陈耀文编纂、成书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的《花草粹编》,是明人所编词选中规模最大、也最富有学术价值的一个选本。清代官方编集的《四库全书》,于词曲部甄选甚严,历代词总集(选本)一共收录十二部,而《花草粹编》是被选入四库的唯一的明代词选。一般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人编集之书多否定语,却独对《花草粹编》不吝赞赏之词,说它“虽纠正之详不及万树之《词律》,选择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词综》,而裒辑之功实居二家之前。创始难工,亦不容以后来掩矣”。这种“虽然”、“可是”的转折句法,肯定意味极强。近现代以来从事词学文献辑佚的学者们,对《花草粹编》的文献价值亦给予充分肯定。近年来研治明代词学的一些学者,在嗤点其他明人词选的同时,也对该书的学术性给予高度评价。然而人们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明清之际的词学家对该书曾有过尖锐的批评,如俞彦指责该书在罗列调名方面“异体怪目,渺不可极”,先著《词洁》则称其选词“不分珉玉,杂采取盈”①。另外,该书自万历十一年(1583)陈氏自刻本之后,一直到清代编集《四库全书》的乾隆年间,似乎只有一两种版本。这与卓人月《古今词统》等词选一再被盗版翻刻的情况相比,形成极大的反差。于是我们看到关于此书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是正统学者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文献价值大加称赏,而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上词学爱好者的反响则几乎是寂寥无闻。这就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一部搜奇辑佚、文献价值甚高的词集,未必是一部功能定位与读者层次定位准确适当的好的词选。从这个角度来说,《花草粹编》因为未能实现文献价值与选本价值的统一,在词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一 陈耀文的学术个性

在明代词坛上,《草堂诗余》的各类改编本流行繁衍,正所谓黄茅白苇,弥望皆是,这时节居然推出《花草粹编》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独立的选本来,不能不使人诧异而称奇。即使和随后出现的各种明代词选相比,《花草粹编》也显得多少有点与众不同。它在明词选本所构成的风景中是一个“地标性建筑”,而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建筑群相比却有点异样。它可能代表着明代词选的学术水平,而在明词选本中却并不具有典型性。它的出现,不是明代词学史逻辑发展的必然,而更多的与陈耀文的学术个性以及学术经历有关。

陈耀文,字晦伯,号笔山,河南确山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中书舍人;嘉靖三十三年迁刑科给事中;因感慨时事,数上危言,逆时相严嵩,嘉靖三十六年谪魏县县丞,量移淮安推官,历宁波、苏州同知,迁南京户部郎中,淮安兵备副使。晚年从陕西行太仆寺卿任上辞官回乡,闭门著述。其著作六种,全部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中四种收入《四库全书》,在经部有《经典稽疑》二卷,子部有《正杨》四卷,类书《天中记》六十卷,和集部《花草粹编》十二卷。另有《学林就正》四卷,《学圃萱苏》六卷,入存目。当然,我们会注意到,陈耀文没有自己的诗文别集。不仅《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中没有他的名字,《列朝诗集》、《明诗纪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就很少见。一个进士出身、历官多年而又著述甚多的人,居然没有诗文作品,这在历代文人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从《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陈耀文各书的提要中,可以大致见出其学术个性来。《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著录其《经典稽疑》二卷,提要中云:

此书中取唐以来说经之异于宋儒者,分条辑载。……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乡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又同书卷一二六著录其《学林就正》四卷,提要中云:

耀文在明季诸人中,颇能考证。所作《正杨集》,攻“丹铅”诸录之伪,虽词气叫嚣,有乖大雅,而疏通引据,尚不失精详。

又同书卷一三六著录其类书《天中记》六十卷,提要中云:

明人类书,大都没其出处,至于凭臆增损,无可征信,此书援引繁富,而皆能一一著所由来,体裁较善。……有明一代,称博洽者推杨慎,后起而与之争者惟耀文。所学虽驳杂不纯,而见闻终富,故所采自九流毖纬以逮僻典遗文,搜罗颇广,实可为多识之资。……又向来类书之沿伪者,如《合璧事类》……皆一一辨证,尤能于隶事之中,兼资考据,为诸家之所未及。

又同书卷一九九著录《花草粹编》,提要中写道:

其书捃摭繁富,每调有原题者必录原题,或稍僻者必著采自某书。其有本事者,并列词话于其后;其词本不佳而所填实为孤调,如《缕缕金》之类,则注曰“备题”,编次亦颇不苟。盖耀文于明代诸人中,犹讲考证之学,非嘲风弄月者比也。虽纠正之详不及万树之《词律》,选择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词综》,而裒辑之功实居二家之前。创始难工,亦不容以后来掩矣。

由上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语可见,在陈耀文的六种著作中,不仅有四种被选入四库,而且诸书又能得到四库馆臣的充分肯定,这在明代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从陈耀文的著作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相关评价,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陈耀文首先是学者而不是文人。假如陈耀文有幸进入《明史》,他也只能入《儒林传》而不是《文苑传》。他有学问,有功力,懂得治学的路径与方法,尤其擅长文献考证。这使得他在向明代号称第一的大学者杨慎质疑辨难时,似乎也不落下风。《正杨》四卷一百五十则,专门辨驳杨慎《丹铅录》诸书之失,大多可以言之成理。在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的背景下,陈耀文注重文献考证则近乎实学,所以纪昀及四库馆臣对他不吝赞赏之词,这在《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明人的评价中是比较少见的。然而当我们强调他是学者而不是文人时,我们是想说明,他的这种学术个性或智慧风貌,不仅表现在他那些考辨类著作中,也同样影响着《花草粹编》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就是既助成了《花草粹编》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文献价值,同时也造成了该书对选本粹取菁华、品赏得失之功能的淡漠与忽视。

其二,陈耀文当然更不是词人或词学家。一般来说,其长于实学的个性与长于“空中语”的词不大会发生关系,他之所以对词发生兴趣,并且投入这么多的精力来编一部大型词选,很可能是在攻伐杨慎《丹铅录》诸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受了杨慎的影响,形成了对词学的积累与兴趣。但他和杨慎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与后来的词选编者沈际飞、卓人月等人相比,更明显存在着学人与词人之别。学人的着眼点在学术,尤其注重其文献价值;而词人的着眼点在艺术,尤其注重词的欣赏价值。和后来的一些词选相比,《花草粹编》有笺注而无评点,但从其作品的选录与编排体例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编者对资料出处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词的技术与艺术细节的淡漠。《花草粹编》的学术价值甚高而欣赏价值不足,和编者的学术个性当然不无关系。

其三,陈耀文的学术素养为《花草粹编》的学术水平提供了足够的保证。十多年前,当我研究并撰写《明词史》时,就因为吴承恩而涉及吴氏《花草新编》与陈氏《花草粹编》二书之间的关系。陈耀文在《花草粹编自序》中说过:“嗣以漂泊东南,纳交素友淮阴吴承恩、姑苏吴生岫,皆耿乐艺文,藏书甚富,余每得假阅,辄随笔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因为陈耀文当时先任淮安府推官,后任苏州府同知,吴承恩与吴岫皆是他治下的地方文人,这样一种关系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即《花草粹编》最初的编集工作主要是“二吴”完成的,陈耀文很可能只是在经济上给了他们一些补偿,就把这成果据为己有了。《西游记》的研究专家刘修业先生,在其《吴承恩著述考》中就提出,陈氏《花草粹编》应是在吴承恩《花草新编》稿本基础上编成的,我在《明词史》中对此论亦表示附议②。而现在当我对陈耀文的学术经历与其著作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我才进一步感到,陈耀文虽然大半生浮沉官场,实际却是明代后期难得的本色学者,他的学术功力,以及他对治学门径、文献检索的熟悉程度,均应高于吴承恩。陈耀文与吴承恩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学者与文人的区别,而《花草粹编》的主要成就,也正体现在其学术含量上。这不是一般的抄抄编编的问题,其中所体现的文献功底与治学方法,皆为一般明代文人所不及。所以吴承恩与吴岫既在其治下,受托帮忙做一些前期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可能的,但《花草粹编》的后期加工与成书,则恐怕是“二吴”所不能胜任的。

二 《花草粹编》的成就与价值

《花草粹编》最直观的特点在于它的“大块头”。陈耀文《自序》称此书“为卷一十有二,计词三千二百八十余首”,而据台湾学者陶子珍的统计,实际选词曲三千七百零二首③。这是一部不多见的大型选本。在中国词学史上,比它规模更大的词选一共只有两部:在此之前是宋代的《复雅歌词》,但这部词选只见诸记载而没有留传下来;在此之后是清代康熙皇帝敕编的《历代诗余》,一方面是后来者往往居上,另一方面又是皇帝敕编,超过既往几乎是必然的。其他选本如《古今词统》、《倚声初集》、《瑶华集》、《词综》等等,虽然体量也相当大,但和《花草粹编》相比也都小了一号。

《花草粹编》的通行本十二卷,是万历年间陈耀文自刻本。因为卷首陈氏自序作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而他的好友李蓘的《花草粹编叙》则作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所以这个版本的刊行年份只能是万历十五年。一般来说,判断一部词选的水平高低,其体量大小当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只选一百一十六首的张惠言《词选》,只选五十三首的陈匪石《宋词举》,以及端木埰的《宋词十九首》,不是一直都广受佳评吗?然而对于《花草粹编》来说,其学术价值既主要在其文献价值,而文献价值的获得又不得不归因于其“捃摭繁富”,所以选本的容量或体量就成了保证其学术性的必然要求。陈耀文的这部书,名曰“花草粹编”,实际却是“花草广编”。历来著录者总是受此书名之误导,说它以《花间》、《草堂》为主,益以其他选本笔记云云,实际《花间集》与《草堂诗余》全部加起来不过八九百首,此书收词则多达三千七百余首,哪里还谈得上以《花间》、《草堂》为主?而假如把这部大书砍去十分之九,只保留“三百首”左右的规模,那么它的学术价值或文献价值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

由于《花草粹编》采录词作时,“稍僻者必著采自某书,其有本事者并列词话于其后”,这就为我们探索其选源提供了操作路径,《四库全书总目》之“捃摭繁富”四字,也就可以化为具体可感的文献系列了。经过初步检索,《花草粹编》所采用的文献,至少有以下一百五十三种:

1.词选十四种:《花间集》、《尊前集》、《兰畹曲会》、《本事曲》(《时贤本事曲子集》)、《聚兰集》、《梅苑》、《乐府雅词》、《复雅歌词》、《草堂诗余》(包括明代流行的多种刊本或改编本)、《花庵词选》、《中州乐府》、《精选名儒草堂诗余》、《天机余锦》、《词林万选》。

2.诗话、词话十五种:《古今词话》、《续本事诗》、《诗话总龟》、《庚溪诗话》、《温公诗话》、《潜溪诗眼》、《诗海遗珠》、《竹坡诗话》、《梅礀诗话》、《珊瑚钩诗话》、《漫叟诗话》、《苕溪诗话》、《古今诗话》、《桐江诗话》、《西清诗话》。

3.笔记八十种:《云溪友议》、《北梦琐言》、《洞微志》、《侯鲭录》、《齐乘》、《鉴戒录》、《庶庵老学丛谈》、《玉壶清话》、《避戎夜话》、《鼠璞》、《苕溪渔隐丛话》、《夷坚志》、《明道杂志》、《归潜志》、《青箱杂记》、《倦游杂录》、《玉照新志》、《耆旧续闻》、《深雪偶谈》、《杨公笔录》、《能改斋漫录》、《麈史》、《墨庄漫录》、《志雅堂杂钞》、《三朝野史》、《湘山野录》、《槁斋赘笔》、《中朝故事》、《挥麈录》、《鹤林玉露》、《山房随笔》、《吹剑录》、《就日录》、《春渚纪闻》、《云斋广录》、《冷斋夜话》、《青琐高议》、《南烬纪闻》、《墨客挥犀》、《青楼集》、《困学斋杂录》、《中吴纪闻》、《钱氏私志》、《野客丛书》、《陶朱新录》、《侍儿小名录》、《东坡志林》、《桯史》、《齐东野语》、《谈薮》、《碧鸡漫志》、《金陀粹编》、《南村辍耕录》、《容斋随笔》、《江湖纪闻》、《宣和遗事》、《因话录》、《道山清话》、《湖海新闻》、《泊宅编》、《吴中旧事》、《清夜录》、《言行录》、《铁围山笔丛》、《草木子》、《朝野遗记》、《春梦录》、《续骫骳说》、《约隐纪谈》、《古杭杂记》、《五代画品补遗》、《南游纪闻》、《复斋漫录》、《东皋杂录》、《杜阳杂编》、《松窗杂录》、《脞说》、《栾城遗言》、《钱塘遗事》、《佩楚轩客谈》。

4.小说七种:《清湖三塔记》、《小说》、《张老小说》、《山亭儿》、《水浒传》、《云娘传》、《西山一窟鬼》。

5.别集二十八种:韩偓《香奁集》、冯延巳《阳春集》、黄庭坚《山谷集》、秦观《少游集》、晏几道《小山词》、李之仪《姑溪词》、朱敦儒《樵歌》、周紫芝《竹坡词》、王灼《颐堂词》、张元干《芦川词》、王之道《相山词》、侯寘《懒窟词》、赵彦端《介庵词》、王千秋《审斋词》、李处全《晦庵词》、石孝友《金谷遗音》、韩玉《东浦词》、姜夔《白石词》、洪瑹《空同词》、史达祖《梅溪词》、卢祖皋《蒲江词》、张辑《东泽绮语债》、蒋捷《竹山词》、张雨《贞居词》,以及晏殊、欧阳修、范纯仁、王安石等人之“本集”。

6.其他九种:总集《乐府诗集》、《中州集》,类书《翰墨大全》、《寿亲养老新书》,史书《唐书》、《新唐书》、《南唐书》,方志《赵峤志》、《武夷山志》。

以上所列,合为一百五十三种。其中注引频率较高的有《古今词话》(三十三次)、《梅苑》(二十七次)、《乐府雅词》(二十次)、《夷坚志》(十七次)、《天机余锦》(十四次)、《能改斋漫录》(十二次)、《耆旧续闻》(十一次)、《草堂诗余》(十次)。当然这只能是《花草粹编》所采用的一个基本书目。因为只有“稍僻者”才注明采自某书,其有本事者才注明词话或笔记出处,所以应有大量的常见书目陈耀文并未注明。如卷一○选录小说中人物姚卞《念奴娇》(小舟横楫),并未注明出处,事实上当出自《清平山堂话本》之《姚卞吊诸葛》。又如卷一二选录董解元《哨遍》,亦未注明出处,而此篇只能出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当然,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些书是出于转引而非目验,但对于一向注重实证的陈耀文来说,这种情况应不多见。总之,《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捃摭繁富”,从以上书目可见一斑。相对于其他明代词选的抄撮拼凑,陈耀文所花的功夫已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

《花草粹编》的主要成就在于其“捃摭繁富”,而其主要价值为文献价值。在晚明以来的词学文献建设方面,《花草粹编》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唐宋金元词籍的辑佚校勘方面,如赵万里辑《梅苑》、《古今词话》、《复雅歌词》与《天机余锦》,周泳先辑《兰畹曲会》,唐圭璋辑《全宋词》,以及唐宋金元词别集的辑佚与校勘,《花草粹编》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其二,在词律、词谱编订方面,《花草粹编》在备调备题(体)、例词选择、格律推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以《康熙词谱》为例,其书共引证《花草粹编》一百一十六次。其中,仅见于《花草粹编》的词调有十七调,即《晴偏好》、《惜春郎》、《金错刀》、《金莲绕凤楼》、《荷叶铺水面》、《寿山曲》、《凤凰阁》、《应景乐》、《爪茉莉》、《南州春色》、《五福降中天》、《雪明鳷鹊夜》、《福寿千春》、《飞龙宴》、《早梅芳慢》、《期夜月》、《胜州令》。仅见于《花草粹编》的词体(又一体)凡二十一体(由于异体不便表述,此处不再罗列)。因《花草粹编》增列的词调异名五种,即《好女儿》又称《绣带子》,《落梅风》又称《落梅》,《相思儿令》又称《相思令》,《喜团圆》又称《与团圆》,《采桑子慢》又称《叠青钱》。根据《花草粹编》校定例词三十九例。当然也有认为《花草粹编》文字有误而拈出者二十例。另外还有以《花草粹编》为佐证者十四例。事实上,《花草粹编》为《康熙词谱》提供的文献支撑远不止此。因为《花草粹编》中一些出处稍僻的词皆注明出处,而《康熙词谱》就得鱼忘筌,径引原书而不提《花草粹编》了。如《市桥柳》一调,止有《花草粹编》从《齐东野语》中辑出的蜀妓所作一阕;假如不是参考《花草粹编》,很难想象《康熙词谱》的编者会大海捞针一般从《齐东野语》中搜辑出这一词调来。可是在《词谱》中,却只是附注曰“调见《齐东野语》”,《花草粹编》的文献价值也就无从体现了。其余如从久佚的《复雅歌词》中辑录的词例,从《翰墨大全》中辑录的词例,想来也都是从《花草粹编》转引或以此为索引再进一步查证的。

《花草粹编》在同一词调下选录例词甚多,这些词按时代先后排列,既为推求同调异体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同时也展示了同调词的艺术进化轨迹。如《玉楼春》调下录词四十三首,《采桑子》调下录词四十四首,《满江红》调下录词四十九首,《鹧鸪天》调下录词五十三首,《点绛唇》调下录词五十四首,《减字木兰花》调下录词五十五首,《念奴娇》调下录词七十首,《清平乐》调下录词七十五首,《浣溪沙》调下录词一百一十三首,《菩萨蛮》调下录词一百五十七首,这些都为同一词调的发展变化与手法技巧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康熙词谱》卷二○在《洞仙歌》调下录令词三十五首,按语中云:“以上三十五词,俱为(《洞仙歌》令词,挨字编次,中仍为分类。此调之源流正变,略尽于此矣。”④(《花草粹编》分调编排而又选词较多,应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了词谱功能。

三 《花草粹编》的主要缺失

尽管《四库全书总目》编者对陈耀文及《花草粹编》不吝赞赏之词,在晚明以来词籍的辑佚校勘与词谱编订等方面,《花草粹编》也确实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价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选本来看,《花草粹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选本。说它不成功,可以举出两点证据。

其一是它在晚明以来版本无多,可以间接地表明此书在市场上或在读者群中受欢迎的程度不高。一般目录书著录《花草粹编》,在明清时期只有三种版本,即万历十五年(1587)陈氏自刻本、《四库全书》本以及清咸丰七年(1857)金绳武评花仙馆活字本。但是《四库全书》本所据以收录的“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为“二十二卷附录一卷”,应该与万历年间陈氏自刻本十二卷不是同一个版本,这也就是说,在晚明至乾隆时期的一百余年间,应该还有另一个刻本。尽管如此,与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以及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在明季十余年间一再翻印的情形相比,《花草粹编》都显得颇受冷落。及至入清之后,朱彝尊《词综》等权威词选次第出现,《花草粹编》就更容易被人遗忘了。

另一方面,《花草粹编》在明季清初词坛上,也受到过词学界的尖锐批评。如朱之蕃在《词坛合璧序》中,先是推崇他所选刻的《词的》等四种词集,然后说:“视《粹编》之淆杂,《妙选》之挂漏,大有径庭矣。”⑤说实话,茅暎所编《词的》诸选并不足称道,但朱之蕃说《花草粹编》失之于“淆杂”却可谓具眼。又先著《词洁发凡》评历代选本说:“《草堂》流传耳目,庸陋取讥,《续集》尤为无识;《粹编》不分珉玉,杂采取盈,挂漏复多。”⑥又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俞彦(少卿)论词调名说:“大抵一调之始,随人遣词命名,初无定准,致有纷拏。至《花草稡编》异体怪目,渺不可极。或一调而名多至十数,殊厌披览。后世有述,则吾不知。”从这些批评可以看出,《花草粹编》的优点与缺点或可说是一体之两面。优点是广搜博取,所以为后来词学家的辑佚校勘与词谱编订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而作为选本来看,其缺点就是朱之蕃所说的“淆杂”,或先著所说的“不分珉玉,杂采取盈”。而在词调异名异体上的有见必收,也会让人产生淆杂之感,也就是俞彦所说的“异体怪目,渺不可极”。这些批评很尖锐,但应该说也能深中其病。《花草粹编》在读者群中不受欢迎,固然与其卷帙繁重、览读不便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其淆杂纷繁,和一般选本重在品藻鉴赏的定位相去太远了。

《花草粹编》的庞杂或淆乱,主要是由以下四个原因造成的:

1.非词之调的采录,看上去大大扩充了词调的总量,实际却造成了词调的混乱,也造成了词与其他邻近体裁的边缘不清。所谓“非词之调”,主要包括乐府体诗、民间歌谣及散曲三种。

①乐府体诗 在唐宋诗中,因为受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影响,一些乐府风格的诗制题近乎乐歌(以三字题为多),再加上诗体本身又是三五七言错落的长短句形式,就很容易被人误作词调。如韩翃《章台柳》、寇准《江南春》之类皆是。虽然万树《词律》卷一力辩《章台柳》“本只是诗”,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亦以《江南春》见录于寇准《忠愍公诗集》而入“存目”,但是仍有很多人把它们视为词调,《花草粹编》收入以上两首作品已是习以为常了。陈耀文把乐府体诗引入词调的典型例证,是卷一所收梅尧臣《莫打鸭》。这篇作品不是来自梅尧臣《小畜集》,而是出于赵令畤的笔记《侯鲭录》。关于诗的本事或背景,《侯鲭录》写道:“宣城守吕士龙欲杖营妓井丽华。吕眷一客娼,井短肥,梅圣俞作此解之。”其诗曰:

莫打鸭,打鸭惊鸳鸯。

鸳鸯新自南洲落,不比孤洲老秃鸧。

秃鸧尚有独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

这显然只是一首具有乐府风味的讽谕诗,虽然采用了三五七言的长短句式,却与词无关。所以尽管万树等人都参考过《花草粹编》,《词律》及《康熙词谱》中却并没有以《莫打鸭》为词调。

②民间歌谣 这是秦汉以来历代都有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即使在宋元时代,宋词、元曲之外也仍有民间歌谣,但这些歌谣与宋词、元曲分属于不同的音乐系统,虽皆可歌而不能混为一谈。可是在《花草粹编》中,却把不少民间歌谣都网罗进来了。如卷五所收无名氏《结带巾》,原出于笔记《中吴纪闻》,其中记载:

宣和初,有旨令士人系结带巾,否则违制论。士人甚苦之,当时有谑词云:“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例。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法甚严,人尽畏。硬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大学先辈,被人呼保义。”

又如卷七所收无名氏《祭祆神》,原出笔记《因话录》,其中写道:

纸钱起自唐时,纸画人未知起于何时。今世祷祀禳者,用之刻板印染,有男女之形而无口。北方之俗,岁暮则人画一板,于腊二十四日夜佩之于身,除夕焚之。时有谑词云:“你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瞒心,交年夜时烧毁,犹自昧神明。若还替得尔,亦可知、好里争索无凭。我虽然无口,肚里清醒。除非阎家大伯,一时批判昏沉。休痴呵!临时恐内,各自要安身。”

这两篇“谑词”,皆当为民间歌谣。所谓“谑词”,戏谑之词也,此词非彼词也。民间歌谣,唐之前有人用心辑录,其后乃为唐诗、宋词、元曲所掩。其实在文人从事的音乐文学之外,民间歌谣仍然是自成系统的。

③散曲 陈耀文为求词调之全,打破了“上溯开、天,下迄宋末”的搜采范围,即《花草粹编自序》中所谓“曲调不载于旧刻者,元词间亦与焉”。然而所谓“元词”,实缺乏明确之体认。《花草粹编》中所收金元人之词,其中确有如元好问《小圣乐》、卢挚《福寿千春》那样的词调,但如张雨《喜春来》、《梧叶儿》,张可久《小桃红》之类,实际皆是曲而不是词。耐人寻味的是,《康熙词谱》也在词、曲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收录了不少散曲曲牌,按语中又分别注明:“此亦元人小令也。”“元人小令”是什么?是词还是曲?看《康熙词谱》的语气,这似乎也是词,但与宋词有别。而在卷一《梧叶儿》调下按语有云:“此在元人为小令,其实则曲也。但其词未至俚鄙,故并采入以备体。”这是很矛盾也很不专业的说法。既然是曲,如何采入以备词体?《词谱》中收入的所谓“元人小令”还有刘秉忠《干荷叶》,乔吉《天净沙》,张可久《金字经》、《水仙子》,邵亨贞《凭阑人》等。这些都是专收北曲的《太平乐府》、《太和正音谱》中物,可是在门庭广大的《康熙词谱》里也都收入以备体了。

除了以上提到的散曲小令之外,《花草粹编》卷一二还收了董解元的一首《哨遍》,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不加深考,乃曰:“董词仅见《花草粹编》,它书概未之载。《粹编》之所以可贵,以其多载昔贤不经见之作也。”⑦多载昔贤不经见之作应是好事,但首先必须是词,而且必须是佳词。董解元的这首《哨遍》实出于《西厢记诸宫调》,字数句格等与苏轼等人的《哨遍》均相去甚远,收入词集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王幼安校本《蕙风词话》即于此条下按语云:“董解元《哨遍》见《董西厢》,非词也。”⑧

2.因为贪多好奇,以难得为可贵,许多出于野史笔记的俳谐打油之作,羼杂其间,遂造成全书猥杂不纯、格调不高的总体印象。假如出于“备题(体)”之动机,某调之下只此一首,无可选择,那是可以理解的;又假如出于“存人”之动机,某公人品甚佳,风骨凛然,聊选一词以存其人,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事实上《花草粹编》所选的不少庸劣之词,与这两点都靠不上。

如卷六《踏莎行》调下录词多达三十四首,应该说种种异体已基本覆盖,却在苏轼名下录了一首科诨之作: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曾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从词的叙事性可知,它一定是有本事的。编者在词后记述了词的具体“语境”:

灵隐寺僧明了然,恋妓李秀奴。往来日久,衣钵荡尽。秀奴绝之,僧迷恋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纳。了然怒击之,随手而毙。事至郡,时苏子瞻治郡,狱院推勘,于僧臂上见刺字云:“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见招,判此词讫,押赴市曹处斩。

此词及故事出自《事林广记》癸集卷一三,《花草粹编》引录其文字而未注明出处。唐圭璋先生以为:“《事林广记》所载,多出傅会或虚构,此首未必为苏轼作。”⑨而对于《花草粹编》而言,即使此词确为苏轼戏作,作为选本亦不必选。因为《踏莎行》调下尽有佳词而不必此首,苏轼名下亦尽有佳词而亦不必此首。

又如卷九《贺圣朝》调下录失名《谑词》一首,甚差,因为此调下仅此一阕,似为备体,然而此调下原另有词可选。《康熙词谱》于《贺圣朝》调下录冯延巳、黄庭坚、叶清臣等人之作凡十一体,可知《贺圣朝》绝非仅见之孤调。而且叶清臣“满斟绿醑留君住”一首,见于多种版本的《草堂诗余》,陈耀文不可能看不到,以此备体亦比所录者为优。又如卷一○《念奴娇》调下录词多达七十首,其中更有不少庸滥之作。如郑域“嗟来咄去”一首,赵彦端“吾今老矣”一首,文及翁“没巴没鼻”一首,丘处机“春游浩荡”一首,以及出于小说《水浒传》的完颜亮“天丁震怒”一首,或俳谐,或浅俗,皆不当选。又如卷一一选录江汉《烘春桃李·献蔡京》一首。《烘春桃李》本为《喜迁莺》之异名,亦当属于俞彦所谓“异体怪目”之一,本不必另列。又即使要备体,也不必选此首,词既差劣,又是谀颂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在中国这样注重人品气节的文化环境下,选这样的词读者必定不买帐。其他如卷八曹组《扑蝴蝶》(人生一世)、哀长吉《剔银灯》(古来五子伊谁)、无名氏《踏青游·咏妓崔念四》,卷一一彭虚寮《木兰花慢·贺第二娶》、王正之《喜迁莺·贺生第三子》、无名氏《永遇乐》(孤衾不暖)等,皆为滥竽充数之作,不录可也。

《花草粹编》所选的这些庸劣之词,既非为备体,又不为存人,唯一能解释的理由是搜奇存佚。因为这些俳谐、讽刺、搜奇、纪异之作,大都是从野史笔记中搜剔得来,可能是因为搜寻不易,不忍删汰,也可能是因为出处奇僻,聊备一格,总之不是为夸多斗靡,而有矜秘炫奇之意。作为选本,适当放宽选录标准,保留一些新颖别致之作是可以的,但仍须有底线。前引《康熙词谱》卷一《梧叶儿》后按语云:“此在元人为小令,其实则曲也,但其词未至俚鄙,故并采入以备体。”又同书卷七《喜团圆》调下按语云:“《花草粹编》无名氏词,前段第三、四句‘孜孜觑著,算前生、只结得眼因缘’,句读虽异,因词俚不录。”这两处按语有如互文,正反相合,皆体现了《康熙词谱》在选词备体时的尚雅原则。所谓元人小令,本来是曲而非词,即不当录,乃以其词较雅而录;《花草粹编》所收无名氏词,句读有异,本当另列一体,但因词俚而不录。这就是《康熙词谱》在取合之间所秉持的尚雅原则。原则当然是人定的,是操选政之选本编者定的,但录词的门槛过宽或过低,亦应是造成《花草粹编》“不分珉玉”之“淆杂”感的重要原因。

3.从笔记小说中采录的大量虚构人物与神仙鬼怪之词,使《花草粹编》既有淆杂之感,又有荒诞不经的色彩。这其中,见于唐圭璋先生《全宋词》附录《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的有四人。依次为朱希真,此朱希真不是南宋初年著名词人朱敦儒(字希真),而是小说中杜撰的女性人物,小字秋娘。《花草粹编》中录其词三首。一为集句《采桑子》(王孙去后无芳草)(卷二),还有《一落索》二首(卷六)。郑云娘,有《西江月》(一片冰轮皎洁)(卷四)。萧回,有《应景乐》(金陵故国)(卷八)。还有吴七郡王姬苏小娘,有《飞龙宴》(炎炎暑气时)(卷一○)。

见于《全宋词》附录《宋人依托神仙鬼怪词》的有六人。依次为吕洞宾(吕岩)《明月斜》(卷一),《望江南》(瑶池上)(卷五),《沁园春》(火宅牵缠)(卷一二);珍娘《浣溪沙》(溪雾溪烟溪景新)(卷二);蔡真人《望江南》(栏干曲)(卷五);琴精《千金意》(音音音)(卷七);懒堂女子《烛影摇红》(绿净湖光)(卷九);紫姑《一捻红》(睹娇红细捻)(卷一一)。

见于《全宋词》附录《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的有四人。即赵旭《浪淘沙》(握管泪盈眸)(卷五);郑意娘《好事近》(往事与谁论)(卷三),《浪淘沙》(尽日倚危栏)(卷五),又《胜州令》(杏花正喷火)(卷一二);韩师厚《御街行》(合和米粉千余两)(卷八);姚卞《念奴娇》(小舟横楫)(卷一○)。

除以上见于《全宋词》附录者之外,还有许多隶籍神仙狐鬼的“词人”。如狐仙妙香《北邙月》(劝君酒)(卷一);女鬼王丽真《字字双》(床头锦衾斑复斑)(卷一);曹仙姑《西湖》(零落不因春雨)(卷四);李靖《步虚词》(仙女传)(卷五);箕仙《鹊桥仙》(銮舆初驾)(卷六);张天师《行香子》(净扫尘埃)(卷七)。另外还有一位琴精。《全宋词》所收神仙鬼怪词中的琴精出于《江湖纪闻》,这位琴精出于洪迈《夷坚支志》,有词《天仙子》(别来未斟心先醉)(卷七)。试想在这样一部词选中,不时看到吕洞宾、蔡真人、曹仙姑以及狐仙、女鬼、琴精等等,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梦幻之感。陈耀文也许是想一网打尽,一应俱全,一个都不能少,而事实上却让人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当然,天上地下,三教九流,神仙鬼怪皆来格来飨,淆乱与芜杂自是难免的了。

4.在同调异名与同调异体的处理上,《花草粹编》往往不分主从,先后重出,也很容易造成主次不清与纷繁淆乱之感。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同一词调,如果既有单调,又有双调,在《花草粹编》中往往先后重出,亦即视为两个词调。如《南歌子》、《梦江南》、《河满子》、《江城子》、《天仙子》、《南乡子》等,这些在晚唐五代先以单调出现,到宋代以复叠方式发展为双调的,在《花草粹编》中均在前后分别出现。这不是无意间失误,而是有意的安排;不是同一词调的先后重出,而是被看作同名的两个词调。

其二,同调异名,即使体式相同,在《花草粹编》中往往也会按原词所用调名照抄不改,前后分别出现。如《苍梧谣》与《十六字令》,《谒金门》与《杨花落》,《南柯子》、《南歌子》与《十爱词》,《喜迁莺》、《早梅芳近》与《燕归来》等。异名较多者,如《念奴娇》调下,另有《庆长春》、《杏花天》、《壶中天》、《无俗念》、《湘月》等五个异名;《水龙吟》调下另有《庄椿岁》、《千年瑞》、《小楼连苑》、《鼓笛慢》、《龙吟曲》等五个异名。其实在词史上,随着名家名篇的次第出现,同调异名总会越来越多,把这些异名介绍给读者也是必要的,关键看如何处理。在万树《词律》和《康熙词谱》中,所开列的同调异名比《花草粹编》要多许多。如在《康熙词谱》中,《念奴娇》的异名就多达十八个。然而由于这些异名只是在《念奴娇》之名下介绍而不是另作一调,所以虽多不乱。但在《花草粹编》中,每一个异名都各自独立出现,再加上同调之异名又并非相连排列,而是前后间出,所以就难免被俞彦指为“异体怪目,渺不可极”了。

其三,同调异体的处理。在后来的词谱中,往往在正体之后,以“又一体”的形式次第排列。而在《花草粹编》中,有明显差异的异体会用同一个调名重出。如卷一《南歌子》,除了异名《十爱词》和双调《南柯子》之外,同是单调的《南歌子》,在卷一就出现两次。前一处收唐代裴诚之作,为五言四句的齐言体;后一处收温庭筠三首和张泌二首,其间亦有微别。温庭筠词为二十三字体,句格为“五五五五三”;韦庄词为后来常见的二十六字体,句格为“五五七九”。想来陈耀文是认为此二体只是微别,可以视为一体,而与前一处的齐言体则不可合并,所以作二体看。又如,卷一有《归国谣》,为双调三十四字体,卷二复有《归国谣》,一为四十二字体,一为四十三字体;卷一有《醉花间》,所收毛文锡词为双调四十一字体,卷四复有《醉花间》,所收冯延巳二词,一为双调四十九字体,一为双调五十字体;卷一有《上行杯》,所收韦庄词为双调四十一字体,卷五复有《上行杯》,所收冯延巳词为双调五十字体。同一调名先后重出,也表明在陈耀文看来,它们不是同调异体,而是同名异调。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花草粹编》既是一部学术价值尤其是文献价值很高的著作,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不太成功的选本。一般来说,一部好的选本必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有学术价值的选本却不一定是好的选本。这也就是说,学术价值和选本价值是两回事。选本是给读者或大众看的,要讲求欣赏价值,讲求可读性。陈耀文以考证的功夫来编词选,读者却不买帐。因此在《花草粹编》这个选本上,体现了文献价值与欣赏价值的脱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悖离,这在中国词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注释:

①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4页。

②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③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台北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97页。

④《康熙词谱》,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604页。

⑤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9页。

⑥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44页。

⑦⑧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460页。

⑨见《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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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价值与选书价值的矛盾--论陈耀文“花草精华”的编纂_复雅歌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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