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中国古典论文,民族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6－0076－08
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民族心理是指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心理特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积淀为该民族的共同意识，具有普遍的认同感。中华民族心理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就影响古典传记或古典传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来说，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留名后世。这些心理因素，对于中国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注重现实的民族心理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从《史记》所记载的黄帝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已经在黄河流域生存、发展，继而拓展到长江流域。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其中又有许多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特征的民族，司马迁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可以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黄帝修德振兵，初创国家，统一天下，诸侯咸服，这既是远古历史的呈现，也是汉代大一统时代的社会心理，对于凝聚人心、加强团结起了重要作用。总的来看，中华民族心理在先秦两汉时期基本奠定下来，以后逐渐发展。作为奠定时期的民族心理非常重要，它对后来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注重现实的民族心理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种民族心理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
地理环境的影响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由于中华民族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尤其是黄河流域，长期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自然灾害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为此担忧，并不断地与之进行搏斗。这种环境造成了面对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造就了重现实的民族性格，特别注重人的气质、精神、力量，较少幻想的成分。尽管在某些时期天意鬼神之类的思想有一定的市场，但主导方面还是重视现实的人。这与处于海洋地区民族敢于冒险、富于幻想的民族性格大不一样。因此，即使在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中，人们还是注重现实。如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西周到春秋五百年间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心理。其中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史诗，记述周人开国历史，虽有姜嫄生弃这样的神话色彩，但主要还在写后稷发明农业的伟绩及公刘、古公亶父等人艰苦创业的功勋，现实主义是主要成分，因此，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称为“后稷传”、“公刘传”、“公亶父传”、“文王传”、“武王传”[1]41。如《生民》写庄稼生长过程：“实方（禾之始生放芽）实苞（含苞待放），实种（禾苗初生地表，矮小稀疏）实裦（长而多），实发（禾茎舒发拔秆）实秀（成穗），实坚（籽粒渐渐成熟）实好（籽粒均匀美好），实颖（禾穗向下垂）实栗（籽粒饱满）”，连用十个形容词，就把植物由发芽到成熟的过程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周族对农业劳动的热爱和赞美。没有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写不出来的。再如《公刘》一诗，描述的是周族第四代祖先公刘率领族人由邰迁豳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过程，他是周族的英雄，对周族有伟大的贡献。迁徙之前，把族人武装起来，作了充分准备和精心安排。迁徙之后，他不辞辛苦，亲自到各处察看地势，选择定居地址。还组织军队开荒生产，垦田种粮并逐步扩大疆域，如此等等，俨然一幅逼真精美的创业图。通过这些史诗，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们注重现实的心理结构。而《诗经》中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2]2287，更是现实土壤上产生的心声而不是幻想的产物。朱东润先生的分析颇有道理：“吾民族之诗……莫不切于人事。至若幻想错综，张皇幽眇者，楚人之作品固有之，而中原之作品绝无此物，盖方致力于稼穑，俶载南亩，无此余裕为斯不急之务也。农业社会之民族，其生活之渊源，多仰给于天时，水旱冰蝗，无一不为此种社会之巨害，其文学上之表现，固常有此种危害之阴影。且也务农事则出产增加，出产增加则人口繁殖，人口繁殖则人生之争斗攘奋乃日出而不已，此亦农业社会必然之危害，而不断反映于此社会之文学者也。”[3]123这种重现实的民族性格与西方海洋商业文明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迥然不同。再拿神话来说，同样是洪水滔天，万民涂炭，在西方人的幻想世界中，杜卡里翁在神的指点下躲进了方舟逃难，中国神话则不同，鲧、禹世代相袭，子继父业，治服滔天洪水，为民除害造福。其他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都表现出人的一种坚韧之志，强毅之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具有永久的魅力。因此，地理环境、文化母体的影响是形成重现实的民族心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的影响。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注重人的生存价值，其“仁学”思想把人提到了一定的地位。以现实为根基，强调积极入世，即使遇到挫折也不后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尤其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4]72，对中华民族心理具有较大的影响。对于怪力乱神的排斥，实际就是对现实的关照。《论语·先进》还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说明孔子在当时关注的是“人”和“生”。孟子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魄[5]109，勇于担当起天下重任，其思想基础仍在于现实。他的“知人论世”的思想虽然是针对读诗而言，但也何尝不是对现实的关注：“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5]2511诗是文学，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而孟子在理解诗歌时仍然关注的是“人”和“世”。重现实的民族心理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上，就是按照“礼”的规定做事，建立起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左传·文公十八年》明确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周公制礼，把人们的行为规范化、系统化，最大限度地发挥礼的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儒家的经典著作《周礼》、《仪礼》、《礼记》，使现实生活的行为理论化，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应在“礼”的范围之内，更少幻想的成分。
重现实的民族心理也体现在历史记载以及其他典籍。中国古代史官建置是很早的，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1亦云：“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黄帝时代就有史官虽不大可信，但起源很早却是事实。《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历史记载是中华民族历史足迹的写照，“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6]161。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虽多是问卦之辞，但思想却着眼于现实的生活，如出门是否吉利、今天是否下雨之类。从《尚书》、《春秋》以及“三传”、《国语》、《战国策》一直到汉代的《史记》，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以及精神、心理状态。尤其是由《史记》所开创的史学道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是汉代文化的代表，最能体现先秦以来重视现实、重视人生的民族心理。汉代把先秦时代儒家的著作列为“五经”，也是现实的需要。“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7]56一切都是为现实服务：文学的诗歌可以当谏书，历史的著作可为现实治水、察变、决狱提供理论依据。而先秦以来的诗歌着眼点离不开现实，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汉代乐府诗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8]1756，都是现实的反映。即使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虽有幻想的色彩，但出发点和归宿点仍是现实，因此，有人称之为屈原的自传。①
正是由于注重现实的民族心理，在我们的古代传记文学中，大量的作品表现出的是人的一种追求、奋斗，建功立业，不朽于世，而很少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自从司马迁的《史记》被后人推崇为“实录”后[8]2738，传记的目标就是追求历史的真实和事实的呈现。刘知几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9]402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序》认为：“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事实呈现是第一位的。在古典传记中，作者追求作品的真实性，实践“实录”的写作原则，读者期待作品的真实性，可以说是重现实的民族心理的典型反映。从司马迁的“实录”，到历代各种帝王的《实录》，都以“实”作为衡量的标准。正由于强调“实”，所以人们反对虚假的传记，反对虚夸的“谀墓”，甚至在某些时期朝廷还下令禁止立碑。如《宋书·礼志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其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因为大多数的墓碑文偏离了“实录”的轨道而走向了浮夸之路。有人责怪中国古代神话太少，不成系统，不像希腊神话那样庞大，岂不知这正是中华民族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表现；也有人责怪哲学家、历史学家把一些神话历史化了，如孔子把“夔一足”解释为夔这样的贤臣有一个就足够了，把“黄帝四面”解释为圣人垂听四方，这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现实的心理因素吗？神话历史化，把我们的民族心理从虚幻的世界拉到了现实，也把文人的才华更多地推向历史的记载和事实的叙述，无论如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可一概否定。
二、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
祖先崇拜起源于母系社会。《礼记·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祖先崇拜主要表达现世的人对祖先的感念之情，讲究慎终追远，并且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自己以及后代。这种心理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中国古代重要的民族心理。
对于祖先的崇拜首先表现在日常的行为上，其中祭祖是最重要的形式。《礼记·祭法》注引赵氏匡的话：“凡祖者，创业传世之所自来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庙不迁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其庙世世不毁也。”由于祖先受人尊敬，现世的人通过虔诚祭祀的方式以表达追念之情，达到宗族团结的目的。《国语·楚语下》云：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裎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谗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暱，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10]567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祭祀祖先的具体情况以及达到的积极效果。祖先崇拜有重要作用，朱天顺指出，“在氏族社会，或氏族联合体中，祖先崇拜的作用，主要是纪念祖先的功绩，借用祖先崇拜来加强共同血缘观念，以巩固以血缘为基础的内部团结，以及明确人们之间的辈分关系。家庭制度确立以后，除了氏族和部落的共同祖先崇拜以外，又产生了每一家庭或几个家庭联合的祖先崇拜。这种祖先崇拜，在维持近亲的血缘关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1]208因此，祭祖只是外在形式，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现实的活人。
其次表现在用文字歌颂祖先。《文心雕龙·诔碑》云：“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这说的是《诗经》中的《玄鸟》、《生民》等歌颂商、周祖先的诗歌。如《诗经·大雅·生民》一诗，毛诗序认为：“生民，尊祖也”。《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基本都是如此。诗歌之外，主要是铭、墓志铭以及史书的记载。《礼记·祭统》曰：“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夫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释名》谓碑的用处是“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认为“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在古典传记中，有大量的墓碑文歌颂自己的祖先。如欧阳修的《泷冈阡表》，通过母亲的回忆极有感情地写出欧阳修父亲的音容笑貌，他清廉好施，笃于孝道，为官仁厚。这是古代阡表文的典型之作。古代还有许多家庭花钱请文人为先祖写墓志铭，既彰显先祖功业，又尽孝子之心。古代传记还有一种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行状，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为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曰：“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行状的目的也是为了祖先的事迹不被埋没。当然，最突出的是史传。史书往往以敬仰之情记载先祖的事迹，正史中对每朝的开国皇帝的记载都是如此，《魏书》在开国君主拓跋珪之前，还专列《序纪》，追溯拓跋家谱。不仅君主，即使一般的诸侯贵族，也都注意他们的先祖，《史记》中的世家体例，专门记载这些人的家族历史。历史上一些世家贵族，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世族，还有自己的家谱，大量的家传就是证明，《史通·杂述》对此评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如魏晋时期的《裴氏家传》、《荀氏家传》、《王朗家传》、《邵氏家传》等。即使一般的人物传记，也往往先介绍先祖，以显示自己的来历。大量的自传也是先追叙先祖，如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汉书·叙传》等。这样做，都是传记作者的意识。作为读者来说，也常常想对传主刨根问底，了解其整个成长过程。
祖先崇拜心理对于现世的人也具有促进作用。当人们做事时，总认为祖先能保佑自己，而且自己要为祖先争光，要“不辱先”，“光宗耀祖”。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在与晋国军队作战之前，用先祖若敖、蚡冒创业的事迹鼓舞士气：“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而人身处逆境时，往往会想起祖先，以祖先为榜样，鼓励自己。“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12]2482“人穷则反本”，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希望祖先给自己力量。司马迁就是典型一例。太史公司马谈临终前将完成《史记》的重任交给了司马迁，“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2]3295司马迁接受父命，是要尽自己的孝，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因此，虽然自己身处逆境，但父亲的高大形象始终闪现在自己的眼前，父亲临终前的言语犹如洪钟一般在他耳边响起。如果不完成《史记》，连起码的孝道都不能做到，拿什么让地下的父亲安息呢？所谓的“扬父母”就更无从谈起了。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之下，司马迁坚定信念，终于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
与祖先崇拜相联系，宗族、家族内部对亲人的思念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些亲人既有德高望重的长辈，也有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平辈，也有不幸早逝的小辈。这种亲情是任何时候都割舍不断的。古典传记中有许多作品是表达这种亲情的。韩愈《祭十二郎文》是为悼念亡侄韩老成而作，感人至深，《古文观止》评此祭文：“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13]380颜真卿《颜杲卿传》写从兄颜杲卿反对安禄山的斗争历程，刻画其威武不屈的英雄本色。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借以寄托对亡妻的挚爱之情。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是为丈夫赵明诚《金石录》写的后序，睹物思人，写出作者在国破家亡时的孤苦凄凉，字里行间渗透着无限感慨。袁枚《祭妹文》是为悼念三妹素文而作，爱怜、同情、内疚、哀痛之情交织在一起，以情动人。方苞《弟椒涂墓志铭》通过他与小弟生前的生活情景表现出对手足之情的深沉感慨。各种形式的亲情，关键之处在于“情”，因此，这类传记也就在叙事中带上了抒情色彩。
总体来看，祖先崇拜的心理，影响传记的事实呈现，往往是歌颂占据主导地位，传主的弱点或不足被遮蔽隐藏，长期发展就形成一种传统，只说好话，不说缺点。家传、墓志铭等基本都是如此。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为主题服务，大都选择有利于歌颂祖先的事迹进行描绘。这样，读者就很难全面了解传主的一生，也就很难全面把握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传主形象。当然，许多被崇拜的祖先的高风亮节会给后人以启发和鼓励。
三、英雄崇拜的民族心理
影响中国古典传记的另一重要的民族心理是英雄崇拜。《国语》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10]166
可以看出，远古时代以至夏、商、周，祖先都是英雄，英雄身上有非凡的地方，或法施于民，或以死勤事，或以劳定国，或能御大灾，或能扞大患，等等，受到后人的尊敬。
关于英雄，魏刘邵《人物志·英雄》说得明白：“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有智慧、有胆力即是英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上引《国语》所说的英雄只列到周王朝。此后，社会剧烈变化，英雄更是层出不穷。从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起，多少英雄豪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虐戾灭秦的项羽，建立汉朝的刘邦，征讨匈奴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威武不屈的苏武，“马革裹尸”的马援，“投笔从戎”的班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中流击楫”的祖逖，抗击外敌的戚继光，等等。尤其是一些时代，英雄成群，如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张飞、关羽、赵云，难以悉数；南宋时代，一大批爱国之士令人敬仰，如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明末清初许多忠义之士保持民族气节，抗击清兵。人们敬仰英雄，赞美英雄，传记中体现出强烈的英雄崇拜心理，或者说英雄崇拜心理才使无数英雄被列入史册。仅举几例。《宋史·岳飞传》写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一生，他以收复失地为己任，最后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元代刘岳申《文丞相传》写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光辉形象，他百折不挠、舍身救国、威武不屈的精神感动着后人。清初邵长蘅《阎典史传》写阎应元守卫江阴城，清兵10万围困，他拒绝投降，英勇就义，忠肝义胆。清初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张公神道碑铭》为明末抗清志士张煌言而作，张煌言率军奋战17年，最终在清军镇压下失败。古典传记中还有许多少年英雄。柳宗元《童区寄传》描写一位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杀二贼以自救的事迹。《明史》记载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16岁英勇就义。古典传记中也不乏女英雄。李翱《杨烈妇传》写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杨氏有智有勇，忠于国家。杜牧《窦烈女传》写李希烈叛乱时窦桂娘忍辱负重智斗叛贼，最后牺牲。对于女中豪杰，人们总是充满敬仰之情。如晋代皇甫谧《庞娥亲传》写庞娥亲以弱女子而勇敢为父报仇的事迹，此事感动了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也感动了作者：
玄晏先生（皇甫谧）以为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来，未之有也。《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14]549
作者的赞叹把女英雄的形象更进一步升华了。晋代傅玄《秦女休行》诗即歌咏这位女英雄，可见其影响之大。
由于英雄崇拜，所以，英雄在人们心目中是不能受到玷污的。古典传记中一些辩诬的作品，就是为了英雄的名节而作。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对李翰的《张巡传》作补充，同时，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加在张巡、许远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千载之下凛凛有生气。
与英雄崇拜相联系的是名人崇拜。一些在历史上或现实中有贡献的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司马迁写《史记》时对晏子的为政产生敬仰之情，《史记·管晏列传》赞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对孔子的敬仰之情更为突出，《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称孔子为“至圣”，这是对孔子的极高评价，崇拜心理不言而喻。中国古代，有许多清官、廉吏，也受人尊敬。如《宋史·包拯传》刻画公正执法的包拯，在后人心目中成为“包青天”，以至于到今天还活在人们的心目中。杜甫在唐代诗歌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许多人推崇，并以“诗圣”称赞。尤其是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表现的尤为明显：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风、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时概尚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矫饰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荡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
作者把杜甫放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河流中进行评价，极力赞扬杜甫承前启后、包举一切的集大成功绩，崇拜心理十分突出。
对名人的崇拜，影响到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价值取向。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值得重视：“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段话，如果从英雄崇拜、名人崇拜心理来认识，是最能说明传记的人物选择和价值取向。那些倜傥非常之人，就是作者崇拜的对象，描写的对象，学习的对象，激励着自己在逆境中奋进。这些人物，也正是古典传记中最核心的人物，最有生命价值的人物。
古典传记中还有对朋友、对长辈的敬仰之情，也可以视为英雄、名人崇拜的一部分。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为好友柳宗元而作，赞扬柳宗元的高风亮节和文学成就；《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表彰好友樊宗师的文学成就；《贞曜先生墓志铭》赞美朋友孟郊的诗歌成就。欧阳修《黄梦升墓志铭》写友人黄注“以文章意气自豪”却抑郁而终的生平；《尹师鲁墓志铭》肯定尹洙“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于人”的品格；《张子野墓志铭》写出友人张子野的才能与不幸，感情极为真挚。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为自己的老师诗人曾几而作，表现其不阿权贵的精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5卷是慧立在玄奘师傅逝世后所写，他曾和玄奘一起参加译经达20年，“睹三藏之学行，睹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循撰其事”。通过传记表达对师傅的无限敬意。黄宗羲《刘宗周传》为先师刘宗周而作，刻画其刚正不阿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类传记所写的人物，实际上都是有突出表现的名人和英雄，只不过由于和传记作者是师友关系，就更有情感色彩，也容易打动读者。
四、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
祖先、英雄、名人的崇拜往往对现世的人有激发作用，促使奋进，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周易·大畜·彖传》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论语·里仁》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滕文公上》：“舜，何人也；尧，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可见上述的几种民族心理具有其积极的意义，尤其在人格培养、行为反应等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说明一个道理，传记具有自镜的作用，以前人为榜样，作借鉴，会对现世的人大有裨益。当然，这些崇拜也引起现世人的留名心理，期望死后受人尊敬。
每个个体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人们在无法使生命无限期延续的情况下，希望声名能像日月一样永存，这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道德生命的不朽。刘知几《史通》揭示了人的这种普遍心理：“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9]303可见留名心理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愿望。从先秦以来，许多志士仁人都有这种心理，并以此激励自己奋发有为。《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这句话：“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后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可见孔子的求名意识非常强烈。屈原《离骚》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以此激发自己有所作为。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视立名为君子人格的重要标志。《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云：“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晋书·陆机传》也说“志士思垂名于身后”。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以“命有死时名不死”来作为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其《正气歌》曰：“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集中体现了他对前代英雄的自觉继承。他列举了“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张良、苏武、嵇绍、张巡、颜杲卿、管宁、诸葛亮、祖逖、段秀实等人，且以之为“夙昔”“典刑”。可见，留名心理是古代有志之士的努力目标，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留名的美好愿望。
留名心理也与中国古代孝的思想有关。《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告诫司马迁的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可见，“扬名声，显父母”，这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子尽孝的最高境界。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促使人们积极努力，争取留名。
要留名，必须积仁行善。《论语·里仁》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易经·文言传》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留名还要留好名，恶名会遭人唾弃。《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可见留名的重要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为了把乱臣贼子崔杼的名字留在史册，史官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古代一些明志的传记，目的也是为了澄清事实，避免蒙受恶名。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曹操的自传，他当时位高权重，有人说他想篡夺汉权。他以让出封邑的举动表明自己绝无篡汉之野心。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为自己、也为王叔文参加永贞革新进行辩护，坚持与反对派不妥协的态度。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石灰吟》诗句云：“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最能体现这种留名心理。
要留名，往往要托物。所托之物，第一是碑。立碑风气从东汉开始盛行。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并指出碑文的特点：“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碑石不易腐烂，且具有较快的传播速度和较广的受众面。如《晋书·羊祜传》记载，西晋名将羊祜，由于镇守襄阳有功，去世之后，“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可见立碑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古典传记中，有大量的墓碑文。尽管这类文体充满溢美之辞，但仍然是留名的重要载体。二是史书。这是最重要的留名载体。曹植《上疏求自试》说“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14]567，以求建功立业，名留史册。《魏书·李彪传》载北魏著名史家李彪的话：“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代表了人们普遍的心理。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英雄志士留名的决心和志气。所以，大部分中国古典传记保存在各种史书之中，尤其是“廿四史”中。三是托名人。个人留名不容易，就设法附在名人之后。古代立碑，往往在碑阴镌刻立碑人的姓名，借此留名，有时甚至多人，如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收录晋武帝泰始四年“南乡人”为司马整所立的《晋南乡太守碑》，其碑阴题名者多达350人[15]1137。就史书而言，也往往在传记结尾附上子孙的名字，借祖先以留名。如《魏书》，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鲜卑族穆崇，传中列举66人。有些还借名人留名，如《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伯夷、叔齐出名，是因为孔子对他们的赞扬；颜渊的出名，也是靠孔子而彰显。四是口碑，不是文字记载，而是由于自己的功德受到人们的称赞，众人之口，胜过文字，胜过立碑；口耳相传，形成共识，在传播方面更具有广泛性。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李将军的事迹感动了天下人，人人心中树起一座丰碑。
留名心理，说到底，就是要树碑立传，是现世的人希望自己能成为传主，进入传记的载体，受到后人的尊敬。这样的心理，影响到传记的人物选择和事实呈现。什么样的人能进入传记？进入传记的人物选择什么样的材料？体现怎样的人生价值？这些问题都需要传记作者进行认真的考量。
收稿日期：2010－06－20
注释：
① 唐代刘知几《史通·序传》云：“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他所说“自叙”即“自传”，认为自传萌芽于《离骚》。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认为：“《离骚》虽然采用的是诗歌形式，但它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它具备了自传文学所独有的自省精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标签：史记论文; 祖先崇拜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文化论文; 诗经论文; 国语论文; 读书论文; 司马迁论文; 国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