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的得与失——盘点2007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外交论文,得与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8)01-0004-08
2007年是德国外交的高峰年，外交事务头绪多、分量重。回顾2007年德国外交，既有亮点，也有问题。其主要亮点是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和全年任八国集团主席国的突出表现，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总理默克尔因偏执于“价值观外交”，于9月23日执意会见达赖而使中德关系一度陷入十多年来低谷。
和英、法等近代以来的全球性国家相比，德国缺少全球外交的传统；战后以来，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更不可能对世界事务有多少作为。而自1990年重新统一以来，随着其国内经济及社会状况不断好转、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德国已越来越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性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实践其成为“正常国家”和“文明国家”外交理念，但同时它也存在某些严重的弱点，尤其是对亚洲和非洲等的复杂情况了解不够深入、细致，并抱有某些偏见。
一、外交做长远打算，风格灵活务实
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成员国，拥有相当丰富的外交资源和外交经验。2007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全年是八国集团主席国，这使其有机会充分施展其外交抱负，是显示其外交能力的最佳时机：一方面提高欧盟的“士气”、推动陷入僵局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则可以提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国在外交领域的某些作为已超出其国际地位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德国政府早在2006年11月29日便通过决议，把提高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洲民众中的接受程度确定为2007年上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工作重点，并将继续推动《欧盟宪法条约》的批准。本来，各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都只考虑任期内的任务，而德国作为欧盟的“顶梁柱”则当仁不让，一口气做出了18个月的工作计划，即把后面两个小国（葡萄牙、克罗地亚）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工作框架也基本确定下来，这样可使欧盟工作有较大连续性，尤其便于解决最棘手的制宪危机问题。从2007年1月1日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加入欧盟，使欧盟成员国增加到27个，德国在各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的任务也更重。
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布的德国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工作重点，涵盖了欧盟内政外交的诸多领域，而最重要的是重启欧盟制宪进程、强化欧盟外交政策、维护欧盟能源安全。具体内容是：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德国先制定出一个“路线图”计划，在6月底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进而力争使新的欧盟宪法在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前产生；致力于在欧盟内部就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一致立场；完善欧盟内部电力和天然气市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扩大可再生能源，确保能源供应、运输和使用国之间的紧密合作，是德国谋求可靠、经济和环保能源政策的核心内容；作为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优先目标是进一步稳定巴尔干局势，发展欧洲睦邻友好关系，扩大与俄罗斯和亚洲的合作，加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
德国外交堪称全方位出击、空前活跃、动作频频，涉及各种国际热点问题，并已取得某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从迄今的情况看，经过德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等共同努力，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各方面的进展堪称硕果累累。例如，2007年年初，默克尔总理在刚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仅仅一个月后，就顺利说服一贯强硬的英国在欧盟经费计划中做出了让步。一方面是欧盟棘手的对外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欧盟内部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而德国又力图有所作为，这些都使德国的外交协调任务格外艰巨。无论是总理还是外交部长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德国政府致力于在推进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有一定作为，主张欧盟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加强与各方协调，尽力协调各国的立场观点。在国际格局问题上，德国乃至欧洲各国也都主张今天的世界事实上有若干个“力量中心”，认为这比“单极世界”更合理。例如默克尔总理在2007年3月25日纪念《罗马条约》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从当初两个集团的世界变成了（今天）有不同力量中心的世界”。
自2003年以来，德国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英国和法国（即欧盟3国）共同介入面临僵局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其“柔性外交”与美国的“刚性外交”形成对照，不断使错综复杂的局势有所缓和，这种“五加一”机制（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使德国俨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准”常任理事国，提升了其国际地位。德国现政府虽然并没有放弃“争常”（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出于比较现实的考虑，未像上届政府那样高调宣扬。
二、成功化解欧盟制宪危机
2004年10月欧盟25国首脑在意大利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至2007年5月已有18个国家先后批准了该条约。条约原定在全部成员国以全民公决或议会投票方式批准后于2006年11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是2005年5月底至6月初作为欧盟创始国的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全民公决却相继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欧盟被迫决定实行为期两年的“反思期”。
至2007年上半年“反思期”结束，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包含该宪法条约核心内容的妥协性建议，目标是新条约在2009年6月之前出台，然后能在该宪法条约的基础上进行欧洲议会选举。由于《欧盟宪法条约》被否决，欧洲的一体化在过去两年中处于停滞状态，重新启动《欧盟宪法条约》修改和审批程序成为欧盟工作的当务之急。《欧盟宪法条约》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盟扩大成27国以后，其成员国大大增加，在决策机制上必须进行革新，否则扩大会使欧盟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
作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发动机之一，德国力图在上半年轮值主席国任期结束前“打响第一炮”，重启政府间谈判，德国为此尽了最大的努力，与欧盟委员会一起，充分发挥其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关键作用。2007年一项重要活动是于3月25日在柏林纪念《罗马条约》50周年并发布《柏林宣言》。起初，各国在《柏林宣言》的措辞上很难达成一致。法国人希望在宣言中提到最低福利救济标准，波兰人希望提到“上帝”而不提“宪法”，德国人则希望提到“宪法”而不提“上帝”。甚至有人考虑要起草两份宣言：最初的6个创始国和其余各国分别起草一份宣言。但由于各国在宪法修改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柏林宣言》里最终没有出现“宪法”一词。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珀特林在《柏林宣言》上签了字，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见证了签字仪式。《柏林宣言》文本不长，主要回顾了欧盟50年的成就，重新强调欧洲合作的特点，阐述欧洲的价值观，以及各成员国共同应对未来内部和外部挑战的决心。显然，《柏林宣言》主要具有象征性意义。
《柏林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标志着欧盟过去两年反思期的结束，将在今后的两年里启动和完成《欧盟宪法条约》的修改和审批。作为欧盟里程碑式的文件，《柏林宣言》经过了近3个月的准备，直到3月23日才最终定稿，它是不同利益方平衡的产物。在此前一周，德国总理默克尔专门访问波兰，经过一番斡旋才获得了波兰政府对宣言的肯定。而将于2009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到最后阶段仍对宣言的产生和内容提出强烈批评，直到3月23日，默克尔还与捷克领导人通电话协调立场，最终达成一致。
为避免对有争议的《欧盟宪法条约》展开争吵，从而拖累整个欧盟改革，德国政府采用务实态度，放弃使用“宪法”一词，而采用了成员国都易于接受的“共同基础”提法，以后通称为“改革条约”。但德国并没有放弃《欧盟宪法条约》的改革目标。德国政府官员在3月23日说，《柏林宣言》中不提“宪法”字样，目的是将各成员国在《欧盟宪法条约》上的分歧放到6月底欧盟峰会上解决。无论什么形式的“共同基础”，要在2009年6月之前生效就必须得到所有27个成员国的批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一过程至少要18个月。这意味着，有关《欧盟宪法条约》的谈判必须在2007年年底前结束。卢森堡首相容克也表示，希望2007年年底前完成新的《欧盟宪法条约》文本的谈判。他同时呼吁，将这份文件命名为《欧洲基础条约》。欧洲各国的不少学者也有同样的主张。
由于这个工作难度很大，一些成员国表示，修改欧宪又会激起成员国之间以及欧洲各机构之间对于权力分配的争论。解决这个争论是很费时间的，因此一部分成员国主张不要为欧盟宪法的修改和审批规定时间表。5月12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近郊的名城辛德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与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未来一年两任轮值主席国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总理、欧洲议会议长珀特林举行小型峰会，探讨如何激活搁浅的《欧盟宪法条约》。默克尔说，她非常明白宪法问题的复杂性，德国不可能单独解决问题，但如果各成员国发扬“团队精神”，愿意和随时准备作出妥协，相信欧盟最终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5月16日当选为法国新总统的萨科齐在当选之前和之后都主张对现有条约草案进行浓缩，抽取其中的政策核心，搞一个只需各国议会批准的“袖珍宪法”，从而避开全民公决，更容易获得通过，即给《欧盟宪法条约》更名、简化、“瘦身”，不贪大求全。萨科齐在5月23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用“简版欧宪”文本取代陷入僵局的《欧盟宪法条约》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强调，“简版欧宪”的内容应尽量简单，目的是确保“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能够顺利运行”。德国显然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法国新总统的建议。在6月21日开始举行的欧盟27国首脑会议上，经过近20小时的马拉松式磋商，最终于当地时间6月23日凌晨4时30分就替代《欧盟宪法条约》的新条约草案达成协议，持续两年的欧盟制宪危机随之宣告结束。
根据德国提出的新条约草案，欧盟理事会将实行“双重多数”表决制，即一项决议如能获55%的成员国支持且支持国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便可通过。这一机制遭到波兰强烈反对，并且提出“平方根”计算方案加以替代。默克尔于22日连续三次与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举行会谈，希望消除波兰的顾虑，但未能取得突破。一向保持克制的默克尔甚至一度声言要抛开波兰，敦促欧盟“在没有波兰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就在峰会几乎崩溃时，作为最后时刻的一次挽救努力，萨科齐、布莱尔和卢森堡首相容克联合致电波兰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并最终说服后者接受新的妥协方案。根据这一妥协方案，“双重多数”表决制将于2014年开始实施，但在2014年至2017年间，任何一个成员国可在任何一次投票中要求恢复使用现行表决机制。
布莱尔在会议期间重申此前提出的4个条件，即新条约包含的《基本权利宪章》不能迫使英国修改本国法律、不能迫使英国改变对外政策、不能迫使英国改变司法及警察体制、不能扩大“双重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英国这4条“红线”在协议中基本得到满足。英国还成功阻止欧盟使用“欧盟外交部长”这一名称。这一职位最终定名为负责外交、国防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
在德国主席国任期结束时，民众对欧盟支持率达到10年来最高，57%的欧盟公民认为自己国家加入欧盟是件好事；总理默克尔因对欧盟的贡献而获2008年度以查理大帝命名的“查理奖”。2007年12月13日，欧盟各国领导人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签署《里斯本条约》，同时交由各国履行批准程序。
三、八国峰会的成果
德国担任八国集团主席国提出的口号是“增长与责任”，其含义是要“塑造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以及承担促进非洲发展的责任”，表明八个成员国愿在全球发展上切实承担起责任。在全球经济方面，主要包括5大议题：削减全球不平衡因素；增强世界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稳定与透明；工业国家和新兴发展国家的投资自由化；保护知识产权；气候保护和能源政策。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是德国担任双主席的共同议题，显示出德国对这两大问题的重视。但是与俄罗斯2006年担任八国集团主席国时确定的有关能源政策内容不同，德国将着重谈论德国在这方面的优势，例如高效利用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德国再次采用“8+5形式”，即无论是峰会还是其他部长级会议，都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5个发展中国家参加。
德国主张将八国集团与非洲的关系定位为“改革伙伴关系”，“帮助非洲进行良好的政府管理，改善投资条件，促进更多民主和公正，减少腐败”。八国集团财长会议于5月18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重申八国集团将履行对非洲国家做出的援助承诺。在6月8-10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非洲问题将会成为核心议题之一。八国集团财政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八国集团将履行作为援助国的义务，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和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八国集团财长们还表示，随着非洲国家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增加，发达国家有必要对那些走出战乱国家的特殊需求给予特别关注。会议还通过了“非洲优良金融治理”行动计划。会后公报强调，该行动计划的目的是“支持非洲国家为提高公共金融管理能力和效率而做的努力”。
默克尔总理5月24日向联邦议院宣读了政府对于八国峰会的声明。她强调八国峰会不是发达工业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与其他国家抗衡，而是发达工业国家与重要发展中国家研讨当前迫切的全球性问题以求得共同进步。默克尔表示本届八国集团峰会加强了与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5个重要发展中国家进行政府首脑对话。默克尔在声明中强调虽然八国集团不会扩大到13国集团，但没有这5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有关环保、世贸谈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谈判就不会取得进展。默克尔希望通过本届八国集团峰会能给发达工业国家与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搭建一个长期的对话平台。
经过艰苦谈判，八国集团于6月7日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妥协，承诺“大幅度”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同意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减排谈判，并在2009年之前结束谈判，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后的“后京都时代”确定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德美之间。德国最初希望八国同意在本世纪末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且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0%。但美国只强调要推动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排斥“目标和时间表”，因为美国不想让经济增长受损成为保护环境的代价。作为一种妥协，八国在声明中仅表示愿“认真”考虑德方的减排目标。声明说：“我们将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的提议，其中包括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我们将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并邀请主要新兴国家参与。”
本次八国峰会不仅重申了两年前提出的到2010年将援助额提高到5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承诺将在未来几年中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非洲抗击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
四、其他外交努力
在2007年3月8-9日举行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能源政策成为焦点。经过两天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各国最终就备受争议的可再生能源使用问题达成妥协。各方同意到2020年使欧盟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量的比例从目前的6.5%提高到20%，但暂时搁置了对各成员国具体义务的硬性规定，从而为欧盟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能源和气候保护总目标的前景埋下了伏笔。根据年初欧盟委员会依据《京都议定书》内容提出的建议草案，此次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并表示愿意和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减排目标提高为30%。欧盟一方面想为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状况做实事，起模范效应，并通过环保这一长项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其主导能力；另一方面，以此为目标，真正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提高整体竞争力。比如，通过温室气体减排，促使相关工业进一步“变绿”，以在全球保持领先；又如，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促进环保技术再上台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于德国方面提出的2020年前将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升至20%的目标，欧盟27国之间有很大争议，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使用核能较多的国家，它们普遍担心因此将不得不放弃已经有巨额投入的核能设施。不过，法德双方各退一步，最终欧盟27国在就此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强调，欧盟将在温室气体减排和欧盟能源安全的整体框架内，共同讨论核能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保证由欧盟成员国各自决定是否继续使用核能。
为减少传统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德国人正在掀起“不坐飞机去度假”的热潮，因为据德国气候及环境专家称，其实飞机排放的温室气体要比汽车或火车排放的多得多。这一观点已经越来越受到德国社会的认同。据德国一家电视台3月份统计，68%的德国人已经因此准备放弃出国旅游的计划。
4月30日，美国－欧盟高峰会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举行，为期一天。作为2007年上半年欧盟轮值国主席，默克尔协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协议，并在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和防务，如伊朗核武器项目、俄罗斯导弹防御体系及能源等事宜上达成共识。成立了“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和开放领空等多项协议，并且重申双方致力于完成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
欧盟与俄罗斯每年举行两次首脑会议，2007年5月举行第19次首脑会议。俄罗斯于2005年底以质量不合格为由禁止波兰肉类食品的进口，遭到波兰的报复。波兰在2006年曾两度在欧盟－俄罗斯首脑会议之前否决了欧盟启动与俄罗斯进行新《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谈判的动议。这项于1997年生效的协议将于2007年10月到期，而双方启动有关新协议谈判需要获得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新协议谈判迟迟提不上日程对俄欧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尽快启动签署新协定的谈判是今年俄欧关系发展的首要任务。清除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寻求新的更有效的合作模式，是俄欧双方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于5月17-18日在伏尔加河沿岸城市陶里亚蒂举行的第19次俄罗斯—欧盟首脑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化解欧俄之间的矛盾。作为主席国的德国为此做了很大努力。在会谈前3天外长施泰因迈尔访问俄罗斯，争取会谈有一定成果。但是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此次首脑会议未能就双边关系中的复杂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双方打破多年惯例未在峰会上签署任何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不掩饰其立场与俄方相左。他声称，俄罗斯没有理由禁止进口波兰肉类食品。波兰肉类得到欧盟标准的认可，质量没有问题；而搬迁苏军二战纪念碑属爱沙尼亚主权范畴，别国不应干涉。欧盟轮值国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批评俄罗斯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存在问题。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领土上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争端也给欧俄关系蒙上阴影。默克尔认为，“俄罗斯的领导人是德国的伙伴，但不是朋友”。特别是俄罗斯近来不断和欧洲发生的能源摩擦让欧盟对这个邻国产生了很大担忧。
在对俄政策上，德国作为欧盟主席国左右为难。一方面德国要照顾到波兰、波罗的海东岸三国和英国的利益，对俄采取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德国也不愿因此得罪俄罗斯，放弃俄在能源方面给予德国诸多单方面的好处。默克尔表示，在与俄罗斯进行新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中，将要求俄罗斯在保障欧盟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做出承诺。她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越来越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国家手中，所以能源政策也是安全和和平政策的需要。她强调欧洲必须降低在能源供应上对外的过分依赖，在能源政策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问题近来再度成为焦点。土耳其经济部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巴巴詹3月初在布鲁塞尔表示，土耳其决定实施对欧关系新战略，将重点从入盟谈判进程转移到以本国要务为基础的改革上，并将于近期公布2007-2013年的改革路线图，以符合欧盟的入盟标准。土耳其决定公布改革路线图，加快改革步伐；争取在2007年6月前启动经济与货币政策、统计、工业政策、金融监管4个领域的谈判；欧盟委员会也希望能在上半年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启动上述4个领域的谈判，但最终决定权在欧盟理事会，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土耳其推出入盟新战略之举，是针对欧盟决定部分冻结与土的入盟谈判而作出的回应。2006年12月11日，欧盟外长会议决定冻结与土进行的商品自由流通、服务贸易、金融服务、外交政策等8个关键领域的谈判。这意味着放缓土入盟谈判进程。欧盟解释说，土拒绝向塞浦路斯开放所有港口与机场，是导致欧盟采取上述惩罚措施的主要原因。土耳其方面则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延缓土入盟进程的主因是欧盟的政治气候与部分成员国的内政问题。
默克尔一直不愿明确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只是主张给予土“特殊的伙伴关系”。但外长施泰因迈尔则明确支持土加入欧盟。为此，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4月14日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土加入欧盟问题上的做法表示不满，称作为欧盟主席国默克尔没有邀请土耳其参加在德国举行的欧盟50周年庆典活动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土耳其入盟这个相当敏感而棘手的问题上，德国及欧盟其他成员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还要长期经受严峻的考验。
总起来看，德国2007年外交活动繁忙而有序，为推动欧盟前进及参与解决一系列全球性重要事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获得国内各方的基本肯定，并且初见成效，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并为今后的行动奠定了一定基础。
五、“价值观外交”使中德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默克尔总理于8月底应邀访华，使中德关系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但时隔不到一个月，却因她于9月23日执意会见达赖而使双方关系一落跌入1996年以来的最低谷（1996年也是因德国瑙曼基金会执意邀请达赖参加一研讨会并发言及德国议会通过“西藏问题决议”而挫伤中德关系），多年来精心呵护的中德关系成为其“价值观外交”的牺牲品。德国政府以经贸立国，虽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以往却未因此而损害大局、越过两国关系底线。1995年基民盟黑森州议会党团主席科赫也曾劝时任总理兼基民盟主席的科尔会见达赖，在权衡利害之后，科尔没有越过这一底线。此次仍是那位已任黑森州州长兼基民盟副主席的科赫怂恿，而默克尔恰恰又奉行“价值观”优先，从而一拍即合，越过底线。
这样做与默克尔的个人经历和思维方式也不无关系。她因成长在东德而对前东德反感，并推及与之曾有相似之处的中国；她因出身于牧师家庭而有较浓厚的“宗教情结”，在2005年就作为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和达赖喇嘛见面，并号称要会见任何“宗教领袖”。此外，默克尔的个人风格是“直线式”，直来直去，往往不顾别人的感受。此次是德国总理第一次见达赖，而且不知她日后是否还见，不惜得罪中国政府和人民，破坏原本较好的中德关系，失去相互信任氛围，使中德关系严重倒退，堪称战后德国最大的外交失误之一。
默克尔及联盟党的“价值观外交”还体现在10月23日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推出“亚洲战略”文件及她于10月底在访问“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期间所表现出的亲近感，反复强调彼此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该“亚洲战略”称“德国要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并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序列中出现了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称“中国已日益向西方提出体制问题，并自视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一模式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对德国和欧盟的经济、政治利益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也基本不符合事实，因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主要是中国自身历史和国情造成的，而且根本没有向外推广、和西方政治体制去进行竞争的意图。这恰恰说明联盟党现领导层既不真正了解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抱有过深的偏见，其思想方法仍是“非黑即白”式简单化的冷战思维。
默克尔想通过“价值观外交”来抬高作为“中等强国”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在国内赢得更多人气和选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如何具体运用，尤其是本应考虑到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以“价值观”画线，把“价值观”当作敲打别人的棍子，只会引起别人反感，破坏相互关系和信任。
中方虽极不愿看到目前中德关系倒退，但一来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责任完全在德方，二来中国现在腰杆比以前硬，因此并不急于在缺少诚意和承诺的情况下修复关系，而德方则惊呼未想到中方反应如此强烈并想尽快挽回，例如在9月底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取消与德外长例行会晤，默克尔总理只得“屈尊”约见中国外长并促成与德外长短暂会晤。此外中方也已取消人权对话等多项双边活动。中国是德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有些大的项目，如中国高速铁路项目，西门子公司等也在参与竞争，由于这一政治事件，对经济关系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可见“价值观外交”只会使德国外交陷入更多尴尬。
德国从上至下对当今中国都介绍和了解太少，德国媒体虽十分关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有真有假的“人权”问题，但存在很大的盲区和偏见。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以及精通汉语的驻华记者人数少之又少却偏见多多，因此误以为只有德国或者西方的“价值观”最为“先进”和“优越”，或是不知、或是透过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
自2005年11月22日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德国大联合政府诞生两年多以来，虽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甚至发生激烈争吵，但几乎都是围绕内政问题，而自9月23日默克尔甚至不顾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的不同意见执意会见达赖以来，外交议题首次成为两大党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在10月底社民党大会上，新当选的社民党副主席施泰因迈尔旁敲侧击表达了对默克尔此举的不满：“真正好的人权政策不需要道德大国德国的自吹自擂。人权政策不是橱窗政策”；说社民党希望人权政策不是为了在国内媒体上制造登上头版头条的捷径，而是能对人有具体的帮助，他还不点名地批评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党派小伎俩。前任德国总理、社民党前主席施罗德则明确批评默克尔见达赖是“一个错误”、是“感情用事”。老总理施密特也反对“教训中国该怎么同西藏佛教徒打交道”。
默克尔则反唇相讥，在11月21日《图片报》上称“作为总理，我自己决定接见谁和在哪里见”，并称外长应支持她的决定，“否则中国对我们的尊重肯定要打折扣”。联盟党籍内政部长朔伊布勒甚至说：“每位德国外长都接见过达赖喇嘛，只有施泰因迈尔不这样做，这才是荒唐的”，称“联盟党也对与中国合作感兴趣，但同时也应直言不讳”。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施特鲁克则回击内政部长应遵守“内阁纪律”、不应批评外交部长，认为外长“完全有理由”向总理指出此举所引起的麻烦。德总理府人士承认德国内关于是否应见达赖的争论“对我们在国外的形象产生完全负面的影响”，并谋求在实质上不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平息这场风波。两党也都表示不愿现在就开始为两年后的大选提前展开争辩。
从过去总的情况看，联盟党和社民党对华政策比较接近，两大党之间几乎没有为对华政策发生过较大分歧和争论。尤其是自1972年中德建交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三位总理即施密特（社民党，1974-1982）、科尔（基民盟，1982-1998）和施罗德（社民党，1998-2005）均致力于推动对华友好关系，科尔甚至在1987年访华期间不顾有人反对访问了西藏，这也是西方领导人首次访问西藏。施泰因迈尔在施罗德政府中曾任总理府主任，因此了解并珍惜对华友好关系。很可惜默克尔及联盟党没有珍惜和延续联盟党及德国历届政府对华友好的传统，对于本党对华友好关系的历史或是知之不多，或是故意淡忘，从而引发两大党因对华政策而发生争执。
德国两大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要实施人权政策，而在于怎样实施：社民党主张要低调务实、开展对话，而联盟党认为必须大张旗鼓、高调施压。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实施方法之争，但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显然大不相同，而且背后有更深层的思想原因：社民党历来有很强的民族平等观，包括曾具有反帝反殖、对发展中国家友好的传统，而战后成立的联盟党则“西方中心观”比较强、对非西方国家偏见比较多。此外，联盟党是有宗教背景的政党，而社民党没有任何宗教色彩。两党的价值观在许多方面因此有较大差异。
在中德两国之间，由于历史、文化及国情的不同，必然对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的认知有一些差异甚至较大差异，这正需要通过平等对话逐步沟通和了解，而决不能一意孤行突破外交底线、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氛围。默克尔12月8日在里斯本欧非首脑会议上公开批评非洲人权状况，遭到非洲一些领导人的反感和反唇相讥，结果也是适得其反、自讨没趣。
基民盟前主席巴泽尔1996年针对当时中德关系因西藏问题而陷入低谷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德国战后是沿着‘谦虚’的轨道成长起来的。现在不能翘尾巴。”这句话显然现在还十分适用。换言之：翘尾巴就会出麻烦。联盟党“价值观优先外交”已经得罪了包括中国、俄罗斯、非洲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对其国际形象及影响力已造成负面影响。
中德关系既有基础较好的一面（经贸关系密切、德国对二战认罪态度好、彼此支持国家统一），也有较为薄弱的一面。和英法等国相比，德国对中国的了解普遍不够，而且由于经历过法西斯专制及前东德时期，使德国民众尤其对民主和人权问题特别关注。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较多，而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则研究相当薄弱。德国媒体对华报道也存在着不少偏颇。
经过中德两国外交部长的积极努力，今年1月22日在六国外长伊朗问题柏林会议期间实现的正式会晤，标志着经历4个月“冰冻期”的中德关系已经解冻。随之德国环境部长于1月底率团访华，两国政府也安排了其他一系列部长级互访。今年1月，默克尔总理表示将于10月份来华出席亚欧首脑会议，并称愿改善中德关系，希望北京奥运取得成功。温家宝总理于2月15日晚应约与默克尔总理通电话，默克尔对中国部分地区遭受雨雪冰冻灾害表示慰问，表示德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反对台湾“入联公投”，不支持“西藏独立”。
中德关系目前虽已基本恢复正常，但默克尔始终没承认见达赖是个错误，反而仍称只能由她“自己决定接见谁和在哪里见”，称“中德关系可以经受住会见达赖”，言外之意是可能还会再晤达赖，仿佛此事无碍中德关系大局、不必小题大做。她当然不会明说，会见达赖可使她获得国内民意支持和选票，即她主要出于内政需要及个人偏好而执意见达赖；同时也借此向中方“人权”问题施压，堪称一举多“得”。所以，中德关系仍潜伏着不确定性，依然面临着考验，离完全和解仍有一段道路要走。中国和德国都是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更加需要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化解矛盾、建立友好关系，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充分合作，这也才真正符合中德两国以及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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