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客观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典范。虽然创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其思想精髓至今仍熠熠生辉，对新时代坚持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鲜活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矛盾分析法的继承与运用
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它以坚持对立统一，同时注重两点和重点结合，以求全面把握分析问题为基本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抓住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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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中体现出的矛盾分析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智慧结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运用下，它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行进的理论武器之一，更在建国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运用矛盾分析法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判断与把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向人民内部矛盾，并集中突显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共“八大”由此把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带领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进而使我国摆脱了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局面，也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难探索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因错判主要矛盾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巨大破坏。为重新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规范的表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确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过40年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跨越。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作出的正确判断正是矛盾分析法在新时代继承与运用的结果。党对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全方位、综合性地考察了我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发展和变化才提出的。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人民对于吃饱穿暖的需要问题已经得到显著改善。在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一方面人民对于美好生活诸如政治文明、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诸如城乡对立、贫富差距、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则成为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向往的阻碍。据此，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社会生产发展从“落后”变为“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转化论断。
生产力的大发展与社会意识的进步是新时代矛盾转变的依据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可见，只有把握住主要矛盾，受其影响和支配的其他矛盾才能迎刃而解。此外，就事物发展的整体过程而言，主次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是其阶段特征的重要标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某些条件成熟时，之前的主要矛盾将退居为次要矛盾，而次要矛盾在条件成熟时又会突显为主要矛盾。依据《矛盾论》阐释的主次矛盾运动原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所决定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将“基本矛盾”阐述为“根本矛盾”，强调“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可见，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着事物的本质和发展方向。并且，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看，基本矛盾还影响并制约着不同阶段上的诸多矛盾，主要矛盾则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是基本矛盾在特定阶段上的具体呈现。正因如此，针对事物的阶段性发展，必须明确基本矛盾对事物的本质性规定，正确判断事物所处的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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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生产力的大变革与大发展也引发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层次的提高和需求结构的变动。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人民的需求结构与需求层次也随之提高并产生一系列新变化——从改革开放前仅仅追求吃饱穿暖，到改革开放后表现出对精神文化的高度需求，再到今日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民生等，人民的需求结构“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可见，人民对“物质文化”在数量上的需要，已经转变为追求“美好生活”在质量上的满足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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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看新时代主要矛盾不变的内涵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稳定而持续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积累，生产力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纵向与过去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是横向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此现实背景下，“落后的物质生产”已经不能全面概括我国的现实发展状况，并且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日趋实现，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已经无法表达出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因此，在新时代，在雄厚的发展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是大国自信的彰显。
最后，就发展面临的问题来看，当前在我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背后，突显出的是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必须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新时代才出现的，而是始终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只不过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仅仅是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阶段，在经济整体落后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的同时，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各种社会民生问题如城乡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日益凸显；由于发展的不充分，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问题也相继突出。这些问题不仅严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也严重影响了人民需要的美好生活的质量。因此，它必然成为我国在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遵循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路径，同样重视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人的现实生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社会历史发展总是处在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间的矛盾运动，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现实表现。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在数量上和范围上总是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新的需要与旧有生产方式间的矛盾激化为主要矛盾，促使社会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可见，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虽然发生转变，但就其科学内涵而言，依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与需要间的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具体呈现。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我国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绝没实现足以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规定的物质资料与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对此，“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正因为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并未发生变化，所以“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从人民需要方面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进行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事实上，人民的需要既是发展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发展方向的指南针。在新时代，人民对基本物质文化的数量需要，已经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质量需要。这一转变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说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实现总体小康；另一方面，新的需要为进一步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指明新的方向。正如马克思所言：“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根据人民需求结构的变化作出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当前我国企业规模快速扩张，并没有极大程度上获得相应发展。企业及各部门预算在财务工作中并没有尽可能细化预算项目，无规范、科学、严格的编制财务预算，所以通常情况下预算会成为一纸空文，编制与执行预算两张皮，因此随意于预算执行过程中提升开支标准、扩大范围。企业基于此体制下，上收所有财权，缺乏开源、积极争取资金的能动及主动性。
（作者单位：朱泽渊，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成荣，茌平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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