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国家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对政治学2500年发展历史特别是20世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革命，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和分析，从中说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学流派、不同政治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各个不同角度说明了国家起源、国家政体、政府运作等主要问题。国家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在今日世界上，存在三种主要国家类型：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都面临着在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如何发展的问题。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发展途径是政治学家们主要的和永恒不变的主题。
关键词：国家 政治系统 公共选择
一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理论的衰落》一文中指出，政治理论是各个历史时代政治理论家在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和历史知识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任何政治理论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政治理论家用以评价社会政策的准则的一套价值观念（价值理论）；其次是为了实现其价值观念而由理论家所提倡的方法，以达到他所喜爱的那种政治秩序；三是理论家阐明他所使用的方法和他的理论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即因果关系的理论，详细说明怎样达到其目的。如17世纪的洛克，依据他的历史知识和时代的知识对政治事实进行观察，在其理论论证中贯注着自然规律法则和衍生的自然权利的概念（价值理论），同时也指明了为了追求有道德的生活而去组织政治生活的最好方法，即分权理论。因此政治理论是评价、解释、探索和预见政治生活的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和国家学说，国家学说是价值观念的体现和实现。因此可以认为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国家的学说。西方政治学，形态完整，在其2500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时代变迁、国家更替，政治学界人才辈出，政治学说流派纷呈，但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学家们最关心、最集中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就是国家问题。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无不如此，国家学说成了政治学说的核心，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学说史主要就是国家学说史。从古代到近代，最能说明各政治学家思想的就是他们的国家观，最能代表他们学说的著作就是关于国家学说的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即使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黑格尔的《法哲学》等也着重论述了国家问题，包括国家起源、国家政体、政府结构、国家法律制度等等。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政治学理论等教科书在介绍西方政治学发展史时，都以政治学家的国家理论及著作为主要内容、主要线索。由此可见国家学说是贯穿整个西方政治学说史的主题，国家是各个历史时代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国家学说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学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而国家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1）]国家的产生，标志着政治生活领域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随着政治的出现，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说也开始出现了。古希腊是最早出现城邦国家的地方，在这里也就出现了最早的政治学家，产生了最早的政治学专著《理想国》和《政治学》，政治一词也由城邦（Polis波里）发展而来。其次政治学家们都以向人们提出并要求实现依据其价值理论建立起来的理想国家模式为主要任务。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但都十分关心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关心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国家状况。他们分析现实国家的矛盾，或是指出巩固和维护现实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或是指出全新的价值观念，设计全新的理想国家模式。所有的政治学家们都对此进行了满腔热情、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研究，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不同，他们据此而提出的价值理论和国家模式也各不相同。形成了各种国家学说：伦理学国家观、神学国家观、法学国家观、社会学国家观等等。
古代伦理学国家观和神学国家观是在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面临危机的时期，为了强化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而提出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美德、至善，托马斯以信仰、服从来设计和维持当时的国家制度。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与古代政治学家不同，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种新的阶级关系代替另一种旧的阶级关系时，为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提出了一整套价值理论，精心设计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家们承前启后地提出了一个比一个更激进、更完善的国家理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以人性为基础构建有关权利和国家的理论。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博丹的国家主权论、格劳修斯和斯宾诺莎的自然法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卢梭的契约论，直至边沁、密尔的自由主义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自然法、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来设计一个又一个民主政体。尤其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思想，更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权力关系、政府运作等进行了精心而巧妙的设计，提出了理想模式。洛克在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为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首先提出国家权力的主要的和重大的目的是保护人的生存、自由和私有财产等天赋权利，国家权力来源于人们的让予，人们通过这种让予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孟德斯鸠则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前提出发确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原则：三权分立，权力必须分开掌握和行使，且相互合作、相互制约，防止任何形式的集权或专制。孟德斯鸠的目的是要选择一个既能防止封建专制又能保障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想政体，这个理想政体后来被美国建国初期的杰出政治思想家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及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到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长达几百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对生活于中或即将生活于中的国家政体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从理论到实施细节均考虑周细、设计完美。可以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合适的、理想的国家统治模式成了近代政治学的主要任务、主要内容。
总之从古代到近代的2500年政治学发展史，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国家形态发生了变革，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国家，却始终没有变。
二
20世纪西方政治家们面对政治学研究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国家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怎样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呢？美国的政治学家们对主要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传统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剖析，认为它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要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一场政治学革命，出现了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等主要学派及理论和方法。这场革命的主要宗旨是摒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和主题，创立新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他们中的重要代表伊斯顿认为，从古希腊开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20年代，实际上一直到50年代，政治学的方法和水平是一样的，即静态研究政治制度，不能联系现实问题，不能从政治生活的变动中去研究，而是凭自由驰骋的想象力，靠逻辑推理提出命题，而种种命题又是作为真知灼见而不是作为说明研究结果被提出来了。直至50年代，伊斯顿提出政治系统论前，政治学研究仍未超越以往的思想范围。
伊斯顿指出以往政治学研究的“国家”、“阶级”、“主权”、“责任”、“自由”、“自由权利”、“平等权利”“民主”等概念所表达的意义太广泛，解释不清，对每一概念的解释在有大量证据作为依据时，都有一项可以由同等份量的证据为其撑腰的相反的原理，以至小心谨慎的政治学研究人员感到无从判断两种互相抵触的说法孰是孰非。现在是要在过去传统研究获得的基础知识上向前发展，去研究变动着政治活动过程性质和政治机构的作用。在这个发展中，伊斯顿首先对传统政治学以“国家”和“权力”为研究主题进行了批评，他说“国家”和“权力”都不是一个有助于团结政治研究工作者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任何一个都有某种优点，但也有明显的缺点，他问“国家”概念是什么？他曾声称他收集了一百四十五个不同的国家定义，可见在以往的2500年期间，人们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反复讨论的问题，居然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一个人把国家看作道德精神的化身，另一个人把它看作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有的说是社会的一个方面，或是政府的同义词，或是同教会、工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自愿结合的联合体中间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单独联合体。今天看来，谁都没有希望能够精心设计一种使大多数人真心诚意地和始终如一地经常赞同的定义。他认为“国家”概念有三个缺点：（一）在国家尚未出现的那些社会里，我们是否能够说没有政治生活呢？（二）国家作为一个概念在中世纪变成了神话，在16和17世纪开始频繁使用，每个人，每个集团和每一时代，都能用自己的内容充实这个神话。（三）国家概念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定义。他对“权力”概念的缺点也作了剖析。他的结论是“无论是关于国家的概念还是关于权力的概念都不能在概括地描述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论题方面给人们提供助益”。[（2）]因此，政治学再局限于研究结构或权力，是不必要的和徒劳无益的。为此必须修改关于政治学内容的流行概念尤其是修改其核心概念“国家”和“权力”的理论。
其次，伊斯顿提出他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些新的政治学研究的方向性概念，他说：“我们正在力图找到一项方便的办法来大致说明政治学研究工作的范围，并辨认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他认为这项任务涉及一个永远有效的、决定性的概念结构，虽然达到这样的目标在原则上不可能，但他认为可以从更具普遍性的政治生活实质来确定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最后他提出，政治生活的本质是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政治行为在性质上就是以权威声势为一个社会分配价值的行为。”[（3）]他特别指出权威性分配并不必须要求有一个叫做政府的明确组织。伊斯顿又说进行权威性分配，就必须有对整个社会有权威性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机构设施可以采取不计其数的形式，为此他提出了政治系统的理论，他说“所有那几类涉及制定和执行行政政策的活动，即政策的制订过程，构成政治体系。政治学的总目标必须是了解政治体系所起的作用。”[（4）]
伊斯顿想摒弃关于国家、权力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概念和旧的价值观念，提出一种最广泛、最一般，可以对整个人类政治生活过程（包括原始社会和未来）进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政治系统论，它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及分析方法确实为政治学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新的研究手段，为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是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系统论能否真正代替国家、政府这样的核心概念，或改变政治学研究国家这个主题。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国家概念的混乱正说明了国家概念的重要地位，说明了国家问题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与现实政治生活最紧密联系的中心论题。由于各政治学家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关于国家的概念和理论也就极不相同，无法达到一致，正如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指出的：“未必找得第二个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一切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你们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到这个斗争在各种国家观点的争论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的估计上反映出来。”[（5）]国家问题既然对于社会各阶级来说，是仅次于所有制的问题，是政治学家和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十分关心和进行研究的问题，因此对它的解释和观点的混乱、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政治系统论不能真正摒弃“国家”概念。虽然伊斯顿声明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不一定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他用“政治当局”这个概念来描述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没有权威性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怎样才能制定出权威性的政策，又怎样才能进行权威性分配，在今天的社会里，任何除政府之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是不能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而只能服从政府对价值进行的权威性分配。
伊斯顿为了摒弃国家、权力等概念，他曾用“别的组织形式”、“政治当局”来代替，但是他在1989年为《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文版作的序言中明确说他的“政治当局”概念就是国家概念的核心要素。他说：“在80年代，人们以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如此强烈地吁求‘使国家回到’政治分析中来，而对于系统分析来说，这种吁求几乎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系统分析概念化伊始，所谓‘国家’便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鉴于系统整局设计的着眼点，国家未曾成为这样一个中心范畴，而是被分成其几个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政治当局’，这一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别在于：为政治系统制造并实施政治输出、充任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中介行为者的，正是‘政治当局’。由于‘国家’概念的内涵模糊难辨，因而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是含混不清的。可是如果它不把‘政治当局’作为核心要素包含在内，那倒是对于这一术语别出心裁的用法了。”[（6）]因此他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人们尚未喧嚣着要求使‘国家’回归时，它已经是政治分析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了。”[（7）]接着他还批评了“社会学领域中许多人忽略了‘国家’或政治当局的独立影响”，并说“社会学的这些缺陷是严重的”[（8）]因此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初始要求摒弃国家概念，最后却将国家概念列为系统论的重要内容。
第三，政治系统论为政治学研究国家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而不是一种取代国家学说的理论。美国学者阿兰·艾萨克在《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一书中说社会科学中两种更流行的组织思想的方法是系统论和功能分析，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分支。“对运用系统论的政治科学家来说，系统论首先是一种观察现象的方式——在许多方面，它是一种思维状态，系统论的研究集中在系统和系统的行为上，集中在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上，而不是集中在这些要素的特点上。……目前政治科学家所运用的系统论更具有启发的意义而非解释性的意义。因此，将它称之为‘理论’是用词不当的。”[（9）]伊斯顿政治系统由输入机构、储存处理机构、输出机构等组成，他分析政治系统和环境的关系，分析政治系统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分析政治系统的性质，因此它是研究国家活动的方法而不是取代国家观念的理论。
三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再一次表明，国家及政府仍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主题。
（一）6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面对大量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急于寻求答案的热情高涨，政治科学家认为政治学应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们开始关心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政策实施效果，并运用它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系统论，但研究不再局限于事实或纯理论，而是政府的决策行为和社会效果。
（二）80年代中期，“国家”这个概念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纽约大学出版了《使国家回归》一书，人们相当普遍地把“国家”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甚至连对马克思主义相近的一切思想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都普遍使用“国家”这个概念了。
（三）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兴起。公共选择研究实际上就是政治的经济学，他们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府，即将经济分析和研究引入政府活动、官僚体制、民主制度、政治及其他许多分支机构。它研究政府及官员作为公众的代表们是怎样进行决策、选择的，即由政府间接为公众作出选择，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即公众可能作出的选择和公众的代表们（政府）为公众所作出的选择之间的矛盾。政府现在已不再是制定在市场中人们进行经济“游戏”必须遵循的规则的公正无私的裁判了，政府反而成了比赛中强有力的参与者，比个人、企业和其他参赛者更有力得多，并且倾向于无视规则或把规则变得有利于自己。这个研究揭示了上述矛盾，因此也使人们认识了现代政府的各种缺陷、错误、缺乏远见和腐败现象，代议制使“民主”声名狼藉。他们批评说英美两国的新闻记者“对民主返回社会主义国家十分热心，而对民主的缺点却不加分析：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失误’。”[（10）]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在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向世界发展中国家竭力推行其民主制度时，让人们重新认识代议制民主和政府的缺陷，并提出了改革要求及方法。布坎南曾谈到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他说：“极其重要的是我们又再现了18世纪的思想，用制衡手段来限制政府，彻底抛弃带有浪漫色彩的愚蠢概念：即只要（政治）程序是民主的，那么所有的竞赛都是公平的。”[（11）]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政府活动的经济学分析，向人们揭示了政府活动的实质、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他们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政治学不同，但研究的主题却没有变，仍以国家、政府作为研究的主题。
从以上70—80的年代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可以看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们企图摒弃“国家”这个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但是事实上离开“国家”这个概念的研究不是脱离实际，使政治学研究失去价值意义，就是陷入普遍抽象之中。“国家”概念之所以难以摒弃和代替，这是由政治学研究对象、范围及国家的属性决定的。
四
政治学既然以国家为主题，因此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只要国家存在，关于国家的研究就不会完结。政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现实的最重要的政治现象：国家、政府、政体等出发，采用新的科学方法与手段，在过去的研究所提供的知识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探索。
今天代议制民主政体出现了许多问题，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远未实现，西方国家的民主“直到今天，仍是偏袒少数人的民主”。[（12）]这样的政府在今后将如何得到改进，已成为一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问题，美国学者希尔斯曼、布坎南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试图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布坎南的研究提出了解决政府机关庞大、权力膨胀、预算赤字等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对民主加以限制。要建立货币和预算规则及限制政府的各种制度，并把这些规则和制度形成文字，使其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而这要通过人民的实际多数即以公民直接投票的多数而不是议会两院的多数才能改变。布坎南认为修改美国宪法已成为紧迫的事了，在这种修改中尤其重要的是对代议制的政体修改。他说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在政治程序上存在一种两难困境：当选的议员比他们的选民眼光更加远大，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又受到了政治近视症的支配，这种政治近视症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短期行为。现代国家已经成了“大规模财富转移”的工具，他们扩大了的权力诱使政治家通过提供短期社会利益来拉选票，而忽视对民众长期利益存在的影响。（二）建立权力较小的政府即“缩小了作用”的政府。要对现有政治的结构和作用进行改良。
希尔斯曼（肯尼迪任内的助理国务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通过对美国决策层次的分析后也得出了同布坎南一样的结论，即依靠人民的多数改变政府活动，他分析了美国最直接的决策者即总统、国会、司法、官僚、政治任命官员和第二圈的政策制定者：利益集团、政党之后，认为行政官僚机关即政府权力很大，既具有解释法律、执行法律、制定执行法律和进行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等准立法权，又具有对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裁决、做出决定的准司法权，还具有广泛的行政管理和决定权。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控制官僚机构，如何使他们更为关注人民的利益，使他们对人民更负责任？他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中关于加强领导系统、规定控制范围以及规定行政管理原则等的讨论和实施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要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受到更严格的控制，对人民更为关心、更负责任，一个办法就是那些被忽视的人组织起来，行使更大的政治权力，和其他人一样对官僚机构施加政治影响。布坎南、布尔斯曼提出的问题，仍是两千多年来政治学研究中的最核心问题，即国家问题，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对人民负责的。传统政治学研究致力于设计现代代议制国家，当代政治学研究将致力于改革与发展代议制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建立代议制政府的重要途径——选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腐败的重要方面，如何根据各国国情发展民主，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共同遇到的难题。李光耀提出“文化即命运”，反对把西方民主移植到不适合它发展的环境中，反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13）]金大中提出“民主即命运”，主张现代化必须西方化的观点。孰是孰非，需要实践的回答，也需要理论的研究。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类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政体、人民管理国家的途径和形式等都作过许多的论述。依据这些论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由产生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国家是新型专政和新型民主的国家，它在发展中如在中国虽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已取得初步成功，而在原苏联和东欧却遇到了困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逐步完善、进一步巩固发展的问题。早在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也需要我国广大政治学理论界人士的研究和努力。
注释：
（1）《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4页。
（2）（3）（4）〔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中译术，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18页，第128页，第130页。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43页。
（6）（7）（8）〔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的系统分析》中文版，华夏出版社出版，1989年，第7—8页，第8页，第8页，第8页。
（9）〔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第370页、374页。
（10）（11）〔美〕塞尔顿《公共选择理论的历史与现状》，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
（12）〔韩〕金大中《文化就是命运吗？》，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10期。
[13]〔新加坡〕李光耀《文化即命运》，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2期。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政治学研究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理想国论文; 系统论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