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学术与思想几个问题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张培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培刚是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其学术思想活动明显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早年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晚年时期，且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文不拟对张培刚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价，只选取他早年几个被误读、被忽视的问题进行探析，以期为认识其学术思想提供一得之见。 一、关于《农业与工业化》 《农业与工业化》是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947～1948年间以中文方式发表了一部分。①1984年中文全译本出版后，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张培刚本人还发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一文对该书进行了权威解读，后解读的主要内容又被写进发展经济学教材。②然而该文的部分内容似与《农业与工业化》的原意不符，有些甚至可能造成误读。笔者拟对可能误读的两个问题进行探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讨论《农业与工业化》以及《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中经济发展理论本身，仅仅是探讨“概述”与原著这两者的不一致处，探讨这两者的不一致主要是说明张培刚的思想从早年到晚年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1.关于《农业与工业化》有没有提出“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理论” 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中，张培刚指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在本书(即《农业与工业化》)，就已经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等5个方面，提出并阐明了农业对工业化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基于这种认识，我当时已经把农业看做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③张培刚主编的《发展经济学教程》指出：张培刚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最早提出了“农业四大贡献”理论。④这些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我们可以从《农业与工业化》的原文进行比较。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原文里讨论了有关农业与工业的三种关系，即：(1)农业与工业；(2)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3)农业与工业化。第一种是指农业与工业两种产业的静态的一般相互依存关系，第二种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的动态关系，第三种是指农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三组概念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首先，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他将生产活动分为五个部门，即农业、工业、运输、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服务行业，五个部门之间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特别研究了农业与工业这两个部门的关系。农业是指“生长性”的初级生产部门，包括一切形态的农场经营；工业是指制造及机械生产部门，包括手工业。⑤他认为，农业与工业之间有四种联系因素，即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⑥所谓联系因素，意味着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也提到粮食、原料、劳动力主要是农业主动向工业提供，然而，工业也向农业方面的粮食、原料、劳动力提供了市场，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因此，不能把张培刚提出的农业与工业的四大联系因素等同于他提出了农业对工业有四大贡献，更不能进一步衍生为他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有四大贡献的观点。 其次，关于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张培刚将农业改良及改革认为是农业的机械化和农场经营的大规模组织。根据前述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工业化过程中两部门的发展仍然是相互影响的，他说：“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改革是相互影响的，而这两部门的活动总是相互依存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决不相同。在产业革命以前的一段时期里，农业改革曾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⑦他进而明确指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他说：“因为农场机器、化学肥料，以及其他为现代耕种所必需的设备和工具，都必须由现代工业来提供。而且，只有当人民的收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获得相当大的增加之后，才可以提高(虽然是以渐减率提高)对农产品的需要并刺激农业的改良。”这就指出了现代工业在技术和市场方面对农业发展的深刻影响。但仅仅有工业的发展还不足以引起农业的改革，农业改革还需要运输的改良和农场的合并，以及土地的重新分配等条件。⑧ 以上论述表明：张培刚虽然认识到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的相互影响，但强调的重点是工业发展对农业改良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农业改良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他针对和批评的主要是“农业可以不依赖工业也可以单独发展的主张”，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代表就是“以农立国”派。 最后，关于农业与工业化。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是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全书的主题。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工业化是指整个社会经济转变的过程，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包含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以及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 他重点研究了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和农场劳动的影响。至于农业对工业化的作用和贡献，指出了三点：第一，“因为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所以在工业化达到使人民获得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准时，农业的地位将不免要略形下降。”农业人口会下降，但农业产量还会升高。第二，“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我们知道任何重要的并遵循科学耕作途径的农业改良，都必须以基本机要部门的工业发展为前提。”这就是说，农业改良要以工业化的进展为前提，因此，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只能是被动的角色。第三，“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帮助发动工业化。……中国农产品输出的扩张性很可能是不大的。所以发动工业化的资金，看来大部分必须从其他的途径获得。”⑨以上三点，只有第三点勉强提到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张培刚思想的核心是第二点，他在《农业与工业化》结论里再次指出，中国“工业化的激发力量必须在农业以外的来源中去寻找。这就是说，在未来经济大转变过程中，农业只能扮演一个重要但比较被动的角色，而要使工业化得以开始和实现，还须另找推动力量，特别是在社会制度方面”。⑩ 综上所述，张培刚虽然提出了农业与工业之间有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四种联系因素，但不等于他已经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有四大贡献的观点，因为联系不等于贡献，工业不同于工业化。那么，我们能否认为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四种联系的思想实际包含有或可引申为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的思想呢?问题是，张培刚在讨论农业或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时，明确强调了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至于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贡献和影响，他两次指出农业只能扮演一个重要但比较被动的角色。因此，他在《农业与工业化》里重视的是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和作用，并不重视农业对工业化的作用和贡献。有位美国的书评者当时就指出：张培刚也许太强调必须先开始工业化，后才能进行农业改良。(11) 对于如何认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中国学术界在1920～1940年代进行了三次“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争。“重工”派的吴景超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2)主张以工业化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的中心思想就属于此派。“重农”派的梁漱溟提出“从农业引发工业”。(13)张培刚批评和反对的就是此派。“工农并重”派的谷春帆等人主张工农业平衡发展。谷春帆于1945年指出：“工业之建设，应当与农业改良随同而来。使农业方面增加之购买力，成为工业化之资本。农业省出之劳动力，成为工业劳动。移出种植粮食之土地，种植工业原料，或出口农业产品。而稍后俟工业产品成熟之时，则又以农业上增加之购买力，维持工业生产之市场。”(14)谷春帆在此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的四大贡献，即：产品贡献(食品、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资本、劳力)、外汇贡献。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里还没有类似的表述。 2.关于《农业与工业化》的工业化定义有没有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 晚年张培刚认为，他在《农业与工业化》里的工业化定义比其他学者所用的定义和解释要宽泛得多，更重视农业的发展，能够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15)他的工业化定义是“独特而全面的工业化定义”。(16)上述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我们仍可以从《农业与工业化》的原文进行比较。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里指出：“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Strategical)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Induced)生产函数。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17) 理解张培刚工业化定义的重点和难点就是他用引号强调的三个关键词：“生产函数”、“基要的”生产函数、“被诱导的”生产函数。 为了进一步说明前述定义，张培刚又指出：“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生产部门——制造业、采矿业及农业——分为资本品(Capital goods)工业及消费品(Consumption goods)工业，显而易见的，这些基要的生产函数大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同样显而易见的，差不多所有的农业经营，以及一部分制造工业如纺织工业、制鞋工业，都是属于消费品工业的范围。依照这种分类，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在我们的定义下的工业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18) 从上段论述可知，张培刚“基要的生产函数”大致是指劳动、资本、土地这些基本生产要素之外的技术变化(进步)引致的生产变化，它与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生产相关联。“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是指“基要的生产函数”决定并引起变化的其他生产函数，它与包括农业经营的消费品工业相联系。农业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说明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并无重视农业发展之意。那么，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包括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其是否有更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呢?结合全书分析，张培刚的意思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基要的生产函数以及与其联系的资本品工业起决定作用，被诱导的生产函数以及与其联系的农业等产业是被动的。而工业化的结果则是既会实现工业的工业化，也会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张培刚强调的是工业化驱动和导致的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重视农业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张培刚还指出，他以“基要的生产函数”对工业化进行定义强调的是技术因素，与着重资本或劳动的其他定义不同，(19)因此，在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方面，他的工业化定义重视的是基要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有不太重视资本和劳动的倾向。在产业政策方面，他认为基要的生产函数大多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这就特别强调了资本品工业的重要性，因而又有不太重视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的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作用的倾向。由此可知，其工业化定义是一个独特的而有明确倾向的定义。 张培刚工业化定义的倾向性还贯穿于《农业与工业化》全书。比如，提出发动并定型工业化过程最重要的有五个因素：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为发动因素，资源及人口为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20)显然，他在提出的发动工业化的五个因素中强调了技术进步，却没有资本形成，这是与其重视技术却不重视资本因素的工业化定义的逻辑相一致。又比如，前已指出，他两次提到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工业化的激发力量必须在农业以外的来源中去寻找。这也是他把农业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的工业化定义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农业与工业化》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了基要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有不重视资本和劳动的倾向。强调了资本品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又有不重视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作用的倾向。根据这一定义，农业作为与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相联系的传统产业，它是难以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做出贡献的，它的发展恰恰是被动地需要依靠工业化的。因此，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是独特的，其明显的倾向性就很难说它是全面的，它重视的是基要技术进步和资本品工业生产，并没有重视农业发展的思想。 二、关于《清苑的农家经济》 《清苑的农家经济》是张培刚在陶孟和的安排下，整理由陈翰笙主持的保定调查材料而成的一篇重要论文。因写作背景的复杂，发表方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不少含混难解之处，笔者对此进行一些梳理与解析。 1.关于《清苑的农家经济》的发表方式 张培刚的晚年回忆以及1980年代后有关他的简历均认为：《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其第一本专著。(21)笔者认为此说不确，理由如下：第一，张培刚于1937年6月指出：“保定调查由作者整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文，载《社会科学杂志》7卷1、2期及8卷1期。”(23)此处明确指出《清苑的农家经济》为一论文。第二，194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在介绍张培刚论著目录时，专书(即专著)列有他美国刊行的英文油印本和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清苑的农家经济》却分上、中、下三篇列入论文类。(23)第三，民国时期，张培刚均将《清苑的农家经济》作为论文引用。(24)第四，《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收录有张培刚著《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两书，却没有收录《清苑的农家经济》。(25)第五，《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收录有《清苑的农家经济》上、中、下三册，它们为《社会科学杂志》论文的抽印本，抽印本在期号、页码、排版等方面与原论文一致。(26)由此可知，《清苑的农家经济》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又发行了该杂志论文的抽印本，它并不是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正式出版的专著。张培刚的第一本专著为商务印书馆在1938年出版的《广西粮食问题》。 2.关于陈翰笙为何不认可张培刚整理出版的保定(清苑)调查 1930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进行了保定(清苑县)农村调查。(27)1931年王寅生等著《兵差与农民》、(28)1933年陈翰笙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两文发表了保定调查的部分资料。调查完成后，陈翰笙等人离开中央研究院，调查材料就没有及时全面整理和出版。1934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即安排张培刚接手全面整理与分析这批材料。1936年3月～1937年3月，张培刚著《清苑的农家经济》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分三期连载，该文共213页，字数超过10万，是对保定农村调查的较全面整理和分析。保定农村调查是陈翰笙等主持的重要的深度的农村调查，《清苑的农家经济》的出版，保留了他们调查的大量一手材料。让人难解的是，到1984年，陈翰笙等人仍认为：保定农村调查材料一直未及出版。(29)那么，陈翰笙等人到底是不知道，或者是不认可张培刚的整理与出版?笔者认为可能性较大的是后者，因陈翰笙等人期待的整理和张培刚的实际成果有诸多不同。 首先，前已指出，保定调查的原始材料由陈翰笙等主持，而全面整理出版却由陶孟和安排张培刚完成，其间人事的变迁，可能是陈翰笙不认可张培刚整理的原因之一。然而，张培刚的整理得到了参加调查的韩德章和张稼夫的协助和支持，(30)韩德章为北平社会调查所成员，而张稼夫为陈翰笙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共地下党负责人。(31)可见，陈翰笙等人仍是支持张培刚的整理的。 其次，张培刚只整理了韩德章、张稼夫负责的材料，舍弃了钱俊瑞、张锡昌负责的部分，即整理了分户调查11村1775户中的3村500户、分村调查72村中的24村，那么，部分材料能否代表全体就成为疑问。然而，张培刚对所选500和24村的所有调查项目都进行了整理，并经过数次实验，“证明用三村五百户计算所得的结果和用全体村户计算所得的结果相差无几”。(32)因此，只选择了部分材料进行整理恐怕不是陈翰笙等人不满意的主因。 第三，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采用了陈翰笙按阶级进行的农户分类法，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类，而农户分类是农村调查不同派别区别的核心。正如钱俊瑞指出：“在农户分类上，我们用的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所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却是用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以经营形式来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决定了揭露还是掩盖阶级矛盾的根本问题。”(33)倘农户分类方法一致，则张培刚的整理理应得到陈翰笙的认可。但问题是，张培刚是否真正认可陈翰笙的阶级分析方法呢?1935年，张培刚在其家乡进行了一个小型调查，该调查按照租佃关系将农户分为地主、纯自耕农、自兼佃农、纯佃农。(34)这与陈翰笙的农户分类明显不同。1945年，张培刚在美国写的一篇英文文章指出：“清苑的农户被分成了5组：地主、经营地主、自耕农、佃农和雇农。”(35)1930保定农村调查的同样数据，张培刚在该文中却采用了按经营方式的农户分类。从表1可知，按阶级分类统计和按经营方式分类统计使用的材料一模一样，而农户类别却有了变化，除地主、雇农不变外，富农变为经营地主，中农变为自耕农，贫农变为佃农，这就造成同样资料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以上两例说明，张培刚并未真正认同陈翰笙的方法，他之所以在《清苑的农家经济》采用了阶级的农户分类，可能主要是因为这批材料是陈翰笙主持的结果而迫不得已使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