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7年”欧美文学翻译、解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欧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虽然导致新中国在1949—1966年与欧美文学直接交往关系的中断，但欧美文学翻译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呈现出繁荣景象。
“17年”从事欧美文学翻译者多达300余人，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就有数十位，如卞之琳、朱维之、张谷若、曹未风、方平、方重、王佐良、查良铮、袁可嘉、董秋斯、张友松、周煦良、萧乾、罗玉君、罗念生、叶君健、施咸荣、黄雨石等，他们重译或新译了大量的欧美文学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翻译出版欧美古典文学约千余种①，其中英国文学近200种，如《莎士比亚全集》、《坎特伯雷故事集》、《布莱克诗选》、《彭斯诗钞》、《雪莱抒情诗选》、《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唐璜》等；美国文学近百种，如《红字》、《白鲸》、《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欧文短篇小说选》、《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等；德国文学70余种，如《少年维特之烦恼》、《阴谋和爱情》、《白雪公主》、《灰姑娘》、《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法国文学200余种，如《巨人传》、《伪君子》、《老实人》、《红与黑》、《高老头》、《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等②。这些作品的思想倾向颇为复杂，其基本精神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属于不同性质的价值体系，相互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乃至矛盾。
那么，它们何以被择译、出版呢？这些作品的思想意识与社会主义话语虽然隶属于不同性质的观念体系，但它们那复杂的思想中又有许多倾向与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相契合，这些倾向或为反封建地主压迫，或为揭露资产阶级的残忍性，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或为表现主人公追求理想时不屈不挠的精神，或为表现人类乌托邦幻想，等等。这些倾向在另一性质上讲，又与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相契合，是社会主义文学话语建构的重要诉求，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在构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系时就常常援引这些作品以支持自己。这就是说，在“17年”文学语境中，欧美古典文学精品中有许多作品被认为属于那种具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属于那种能被有效地阐释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资源系统内，一定程度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成为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有效资源的作品，这是它们被翻译、出版的主要原因。
欧美当代文学，也有译介，只是数量相对来说极少。重要的作品有：林赛的《被出卖了的春天》、克罗宁的《城堡》、阿尔德里奇的《荒漠英雄》、莱辛的《野草在歌唱》、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兹的《潜流》、法斯特的《斯巴达克思》、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以及《巴黎公社诗选》等无产阶级文学。这些作品，要么揭露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要么描写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么表现第三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要么书写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争自由、民主的斗争，要么塑造美国共产党员的形象，要么描写西方工人运动和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斗争，在性质上大都属于进步的革命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例如法斯特作为一位描写美国人民正义斗争的作家，一度加入美国共产党，他1956年脱党前的作品，几乎全被译为中文，就数量而言，仅次于辛辣嘲讽、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并真诚地同情中国人民的马克·吐温和美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文学先驱的杰克·伦敦的作品，居于第三位③。至于大量的欧美当代文学作品，在“17年”则没有被译成中文，这是因为欧美除东欧外，大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当代文学所言说的现代性，往往与新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之间相冲突，它们的资本主义特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尤其是一些作品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更是与新中国对外文学关系上所追求的世界和平主题相矛盾，所以新中国文学不可能不与之保持距离，持警惕乃至敌视的态度。
不过，1960年代上半期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则出版了一批装帧简单的欧美当代作品，例如：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克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黄雨石等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内部发行)，赛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内部发行)，萨缪尔·贝克特的两幕剧《等待戈多》(施咸荣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7月版)，英国“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人物约翰·奥斯本的著名戏剧《愤怒的回顾》(黄雨石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1月内部发行)，等等。这些作品的主题在当时冷战语境中具有非社会主义的特性，翻译它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1962年初，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其中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也“应该有条件地向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介绍”。“有条件地”就是内部发行。所以翻译它们绝非为了正面学习，而仅仅是将之作为文化批判的反面教材。它们是冷战语境中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部参考资料，是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而言的“灰皮书”、“黄皮书”，是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的大量翻译，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说、解读这些作品。欧美文学言说的是西方社会的政治与历史文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当然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如何解读它们，将它们有效地阐释成为一种有助于社会主义话语建构与实践的资源，对于文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从“17年”文学界那些解读欧美文学的大量文本看，他们主要是以冷战为背景，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需要出发，以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尺度，将欧美文学纳入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审视、分析，悬置其自由、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资本主义启蒙主题，进行一种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解读。
具体表现是：译介者从丰富复杂的外国文学中，读出的只是泛政治化的阶级斗争主题，反西方殖民主义主题，世界和平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等等。例如，1954年曹未风在《文艺月报》4月号上撰文《莎士比亚在中国》，认为马列主义是阐释莎士比亚的“唯一的正确的方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莎士比亚的伟大。从莎士比亚那里，他读出的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事业的迅速开展”的反封建的人民性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而忽略了莎士比亚的其他人学意义。同年，赵诏熊在《文艺报》第9期上著文《莎士比亚及其艺术》，认为莎士比亚所关注的“不是新旧教间或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因为尖锐化而愈见明显的资本主义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矛盾。”就是说，莎士比亚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见证人与揭露者——“他深刻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更是人民革命的支持者——“从人民的苦难灾祸中发现人民的力量，并且指出人类的未来”，“他将永远是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的鼓舞者”。无疑，作者是从中西方冷战角度审视莎士比亚，发掘的不是莎士比亚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反封建的特点，而是资本主义与人民的矛盾，就是说他看到的不是莎士比亚对资本主义的肯定，而恰恰相反是其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彝父在同一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他将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解读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的和平战士”，以“和平”主题接通阿里斯托芬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赋予阿里斯托芬超越时空的文化意义。
郑振铎在纪念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逝世200年时，称其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称其作品是“人类要求和平与幸福的意志的有力表现”④。冷战语境使老作家郑振铎将亨利·菲尔丁解读成“和平”话语的表现者，而其作品对普遍“人性”的揭示则被忽视，其实是被冷战话语所遮蔽。
王佐良从拜伦的《唐璜》读出的是“撕下欧洲尤其是英国所谓‘文明社会’的假面的胜利”和“现实主义艺术的胜利”⑤。江东认为伊雷什·贝拉的作品，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匈牙利人民和他们英勇的斗争。”⑥
范存忠由拜伦与雪莱读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拜伦的创作有浪漫主义抒情与现实主义讽刺的两个方面。在许多作品里，总是这一个方面或那一个方面起主要作用，但是最后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奇异的结合。”⑦ 而雪莱既写过“憧憬未来社会的浪漫主义作品”，又写过“批判当代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写过这“两种艺术方法相结合的作品”，如他的早期作品《麦布女王》，“在浪漫主义的描绘里交织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批判”⑧。将西方作家强行拉进“两结合”框架内进行解读，这种“强行”方式是“17年”解读欧美文学的一种普遍方式，而“两结合”在当时语境中并非单纯的创作方法，而是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了，所以这种“强行”的读解方式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60年代上半期文学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就如何解读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展开了较为集中的讨论。
1960年上半年，卞之琳著文《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⑨，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批判接受外国文学遗产的问题来加以进一步考虑”，因为自五四以来，知识界、创作界逐渐形成了对于欧洲文学遗产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在今天就更加显得有害，因此更需要破除。”他所谓的“今天”指的是新的冷战现实，文学上的具体表现是“国际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帝国主义代言人，配合他们的政治进攻，在文学战线上也就利用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特别是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他们模糊和歪曲它们的本来面目，在压低它们以抬出‘现代主义’来宣扬颓废和反动思想的同时，还有另一套作法——抬高它们以攻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学而宣扬其中的资产阶级旧思想。”面对这一情形，就需要“从思想上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遗产重新作一番估价”。显然，卞之琳是从冷战新形势出发思考“接受外国文学遗产”的问题。这所谓的文学问题，显然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急剧化而引起的，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性问题。卞之琳担忧的并非外国文学艺术对于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冲击，而是它内在的思想性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能引起的震荡，所以他提出应从“思想”的层面而非文学审美的角度来重估外国文学遗产。
那么，由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两位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卞之琳读出了怎样的思想呢？一方面，他读出了他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对于资产阶级的蔑视与唾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黑暗与罪恶的批判，这是他们作品的积极价值所在；然而，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看到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这种世界观使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文学界的“修正主义者”却试图掩饰这一点，以混淆视听，“妄想借以引导无产阶级文学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从当时冷战的历史角度看，卞之琳确实抓住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作品中不利于社会主义话语建构的根本思想，即个人主义。
于是，对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讨论便主要转向“个人反抗”问题⑩。朱于敏在1960年下半年发表《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11)，集中论述了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所塑造的“反抗性人物”，也就是“从十九世纪早期的于连·索黑尔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路人物”。文章认为，这些个人反抗人物是作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产物，通过他们，作家们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进行了批判，但却美化了他们那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反抗行为，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最终标准仍然不是它容许不容许人吃人，而是它容许不容许个人凭自己的才干做到‘人上人’”，而这正是资本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家们对这种个人反抗行为的歌颂，在实质上就是“宣扬蔑视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最终必然走向悲观主义。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总是个人主义的，手段往往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结果主要是悲观主义的。”目的、手段与结果同社会主义所倡导的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相反。无疑，朱于敏由于看到了这些个人反抗形象在本质上反社会主义的特征，意识到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危害性，才挥笔写下这篇文章的。
朱于敏基本上是从批判否定的立场将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解读成为一种反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学，一种难以为社会主义思想所认同、接纳的反动文学。
王向峰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他的《略论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个人反抗的几个问题——从朱于敏同志提出的问题谈起》，对朱文的观点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质疑。就标题看，他将欧美十九世纪文学定位为一种“进步”文学，这无疑是针对朱于敏对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否定所作的一种政治文化判断，整篇文章就是通过质疑朱于敏的观点来证明这种进步性的。
首先，他认为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形象，并非如朱于敏所言仅仅是作家资产阶级阶级性和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产物，而还有另一重要原因，即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与作家的世界观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才产生了个人反抗的形象。否定“生活”这一维度，将个人反抗性文学理解为只是作家观念的产物，那它“就很难成为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的批判和改造生活的意义，以及认识生活的意义也将难以具备了。”王向峰对“生活”与文学关系的强调，遵循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逻辑，以此证明了欧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性。
其次，他认为朱于敏提出的关于个人反抗者“对统治阶级并无革命意图”的观点过于笼统，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个人反抗者和无产阶级以及劳动人民的矛盾，也不是像朱于敏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调和；至于他们身上存在的蔑视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应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言之。
再次，他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文学中个人反抗的作用，不能如朱于敏那样笼统地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起一定的破坏作用中终归还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应该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有的维护作用是主要的，有的则破坏作用是主要的，不可等同视之。”他们的反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是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所以不能因他们的个人主义而完全抹杀他们的积极意义。
第四，他认为对于欧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形象，应持守历史主义的态度，作全面的、发展的、具体的分析，既不能迁就他们，也不能以今天的水平去苛求他们。
显然，王向峰没有如朱于敏那样，完全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冲突的立场将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简单地解读成非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学，而是更多地从反封建思想和推动社会变革角度，肯定个人反抗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进步意义，所以相对而言，话语分析多于直接的政治思想判断，肯定多于否定。
针对王向峰关于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个人反抗的“进步说”，柳鸣九在《正确评价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形象》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2)。标题中的“正确评价”就是对王向峰而言的，他以为王向峰的文章，“就整个说来却失之于偏颇”。如果说王向峰在论证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的进步性时相对忽略了个人主义话语的异质性与危害性，强调了个人反抗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正面价值；那么，柳鸣九则主要是站在阶级对立角度，揭示个人反抗的资产阶级本质属性。他认为个人反抗形象并非如王向峰所理解的“几乎就是生活的纯客观的复写”，与作家世界观无关，而是恰恰相反，作家们“是带着顽强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世界观来观察现实、描绘现实的”，其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观念，他们将这种“自由”绝对化、道德化，这样，体现这一思想的个人反抗形象就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这些作品中灌注着“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的思想，悲观主义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歌颂”，它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远远可以抵消他们在作品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批判”。所以既不能夸大这些形象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更不能忽视他们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消极作用。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在今天，“除了在艺术技巧上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在帮助了解欧洲十九世纪某些(而不是全部)社会现实这一方面具有文献价值之外，便很少有更多的积极的现实意义了。”显然，柳鸣九主要是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冷战背景上解读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文学的，基本上否定了它们的“思想”价值。
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在当时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主要因为它所表现的个人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确实构成巨大的威胁。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分水岭。20世纪初以来，它对中国文化的解构与重建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西方，它的起源、语义和表现形态相当复杂，不同民族国家对它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或赞美，或反对，或不置可否(13)。进入汉语语境后，它更是被言说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误植。五四时期，它是作为一种个性解放的思想资源而被言说与接纳的，对中国传统道德秩序的颠覆起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促使现代“立人”、“人的文学”观的出现；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其消极意义便凸现出来了。1930年代革命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相争的一个基本论题就是个人主义，它的非社会主义特性引起了革命作家足够的重视；建国后，它则由一个哲学术语变成政治评判的尺度，甚或一种道德立场。所以，我们看到朱于敏等人的文章，虽然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但对于个人主义的政治批判态度是一样的。肯定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价值者，自然会绕开个人主义话语，强调作品反映生活的文献价值，否定者则抓住个人主义话语不放，所以双方均未对个人主义语义的一些基本层面，如“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抽象的个人”(14) 等在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作家的创作中的展开方式、表现形态、特征与文学意义进行深入的分析，更没有冷静考察它们与社会主义话语之间的多种可能性关系，没有意识到正面处理这些关系对于社会主义话语建构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他们的言说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研究，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活动。
注释：
①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第37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②参见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孙致礼：《1949—1966：中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第55页，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④郑振铎：《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文艺报》1954年第20期。
⑤王佐良：《读拜伦·为纪念拜伦诞生170周年而作》，《文艺报》1958年第4期。
⑥江东：《匈牙利人民解放斗争的史诗·读〈祖国的光复〉》，《文艺报》1960年第7期。
⑦⑧范存忠：《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⑨卞之琳：《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⑩当然，也有研究者对另外一些问题进行过分析，参见杨耀民等：《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劳动人民形象》，《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冯至：《关于批判和继承欧洲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问题》，《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范存忠：《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以群：《如何批判地对待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遗产》，《争取社会主义文学的更大繁荣》第411—44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11)朱于敏：《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12)柳鸣九：《正确评价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形象》，《文学评论》1965年第6期。
(13)参见[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43—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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