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阶段性与合理性_人民币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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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及现行汇率机制是否合理的问题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升值论、浮动论和稳定论成为三种主要的观点。本文试图循着一条新的分析思路,从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进程的阶段性分析入手,得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都是约束于当期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且这种改革处于一个渐进式变革进程当中的结论,并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合理性与其阶段性的理论准备。

一、汇率机制选择阶段性的理论与实践

弗兰克尔(Frankel,1999)、穆萨(Mussa,2000)、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2001)都指出,由于各国经济、金融条件不同,不可能有一种对所有国家都适合的汇率制度:对某一国家来说,合适的汇率制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发生变化;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机制,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些研究论断为我们对汇率机制进行阶段性探讨提供了一般理论依据。

汇率机制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汇率机制往往需要做出调整。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汇率作为一个制度变量也是一个内生变量,由对它的供求所决定。影响汇率机制选择主要有以下因素:(1)本国经济规模与结构特征。如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外贸商品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特征等。(2)本国的政策目标。如反通货膨胀目标、改善国际收支目标等。(3)本国货币当局的声誉及政策协调能力。(4)外部经济环境。如各种外来冲击、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国际间经济联系程度即区域经济合作情况等。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机制取决于这些变量的影响,随着内外部经济状况的变化,汇率机制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在那些汇率机制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更是这样。

另外,一国怎样退出现行汇率制度而改采取另一种更适合的制度,也已成为当前国际汇率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如Klein和Marion(1994)的研究即如此。关于“退出战略”的研究,首先要考察的是退出的时机,最佳的退出时机是在估计出变动汇率机制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点(Edwards,2000)。另外,当决定退出时,可采取缓慢的步骤,逐渐推进到新的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应当说,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时点,渐进式地改变汇率机制,则是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改革中重点研究的课题。

在发展中国家中,智利的汇率制度改革采取了渐进式方式,取得了成功。智利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采取钉住汇率制度;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放宽钉住制度,采取蠕动汇率带制度;90年代末至今实行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1980年,智利取消了对银行外资头寸的限制。随着对银行举借外债限制的逐步放松,银行借入外债成倍增长。资本的大量流入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并最终使智利陷入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但从1985年~1996年,政府使比索汇率开始朝着市场化和更趋弹性的方向发展,如1992年比索每日汇率波动的法定最大幅度从原来的10%增加到20%。另外,1984年~1999年,智利采取渐进式资本账户开放模式,同时实行蠕动汇率带制度,以保持实际汇率的稳定。另一方面,加强了资本管制,以阻止资本外逃。亚洲金融危机后,智利采取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使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充分说明了其汇率制度改革的成功性。

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渐进式改革与阶段性突破

自194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货币当局对汇率的认识直接制约于当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这种认识的阶段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轨迹必然是一条渐进式的发展之路。本文试图对我国汇率改革进程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这种划分遵循两条标准:人民币汇率的功能差异和汇率的浮动性差异。

(一)计价单位——计划经济时期的汇率功能

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管理浮动制的尝试和以单一钉住到“一篮子”钉住。

1.管理浮动制的尝试阶段

人民币诞生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不以黄金为基础而是实行与其他货币的兑换比价,在实际操作中实行管理浮动制。从1949年到1950年3月,人民币贬值52次。从1950年4月起,人民币分5次逐步上调,到1951年6月,人民币汇价的变动才逐步趋于平稳。

2.从单一钉住到“一篮子”钉住阶段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人民币汇率对外停止公开挂牌,对内采用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1955年3月,新人民币取代旧币,从此开始直至1971年11月,人民币汇价在将近16年的时间里,按2.4618元的比价长期固定地钉住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人民币的汇率改为“一篮子”钉住。从1973年到1979年的几年间人民币货币“篮子”的构成和权重,只进行过为数极少的几次调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的主要功能只是作为一种会计单位,把外币价格“翻译”成本币价格,或相反。在经济计划过程中,它起一种辅助的计算单位的作用。它的变动,对外贸单位的实物流量不起作用,但对外贸进出口的名义利润有一定的影响,并由此可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中央财政。

(二)贸易汇率——改革开放初期的汇率取向

1.汇率双轨制尝试

从1979年开始,我国对外贸体制进行了改革,把国营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变为下放给大批责权利结合的外贸公司。在这一阶段,大力发展外贸出口创汇是汇率政策的重点。而当时在非贸易结算方面,存在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所以从1981年开始实行双重汇率。一种是适用于贸易外汇收支的贸易外汇内部结算汇率,它是按全国平均换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算出来的。另一种是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仍按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计算,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和结算。这一时期的汇率机制是典型的双轨制,它以我国贸易政策为中心,为出口创汇服务,属于贸易性汇率。贸易性汇率是与我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紧密结合的,“内部贸易结算价”的提出旨在纠正人民币高估的问题,同时尝试把汇率作为一种价格杠杆来刺激出口,同计划经济体制下把人民币汇率人为抬高,并否定汇率的经济调节功能相比,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2.从爬行钉住到管理浮动

在人民币实行汇率双轨制的同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尝试一直没有间断,从事实上的“爬行钉住”到“管理浮动”,货币当局一直在寻找着人民币汇价的合理水平。1981年,人民币贬值23次,1982年贬值28次,1984年贬值56次,1985年贬值80余次。从1987年开始,人民币开始了“管理浮动”的试验,在间歇性地进行贬值的同时,建立了外汇调剂市场,从而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全面性汇率——经济全面发展中的主要价格信号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汇率政策以促进外贸出口创汇为中心的局面有所改变。资本项目和非贸易项目下的外汇收支成为制约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1994年,两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占国际收支比重已达41%,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着眼点也从出口企业转向整体经济状况。

1.重归单一汇率

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我国汇率机制改革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新的汇率向市场汇率靠拢。并轨后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第二,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有条件地兑换。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为外汇指定银行相互调剂余缺和清算服务。

2.重归事实上的钉住汇率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保持了事实上的“钉住制度”,这种决策的做出是货币当局在兼顾国内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之后的综合判断,事实表明是极其有效和合理的。在此期间,关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努力也从未停止。到现在为止,经常项目已经可完全兑换,45%左右的资本项目交易实际上已经可兑换,仍有管制的不过十余个项目,严格管制只有数项而已。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更趋弹性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分析以上人民币汇率机制演变过程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走了一条单一汇率→双重汇率→单一汇率的否定之否定之路,逐步扩大浮动性和灵活性是这条演变之路的实质内涵,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必然朝此方向发展;(2)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以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为内在约束,某一时期的汇率机制必然存在着合理性和阶段性的问题。

既然每一阶段的人民币汇率机制都有其合理性与阶段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一思路推广到对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分析中去。

三、人民币汇率变革中长期趋势预测

作为判断汇率长期趋势依据的均衡汇率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格列高利(T.E.Gregory)在1934年提出来的,此后又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如纳克斯(Narks,1945)将均衡汇率定义为在贸易不应受到过分限制、对资本流动无任何特别的鼓励措施、无过度失业的前提下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随后关于均衡汇率的问题便成为国际化的热点问题。如克拉克(Clark,1994)、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4)、斯登(Stein,1994,1995)、爱德华兹(Edwards,1989,1994)、埃尔巴戴维(Elbadawi,1994)、巴费斯(Baffes,1999)等,对这一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本文将参考张斌(2003)关于简约的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汇率均衡模型,对从1992年到2002年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指数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进行估算,从而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趋势做出预测。

简约的一般均衡汇率模型为:

该模型可以转换为:

其中,代表均衡汇率、代表上述决定均衡汇率的一系列基本经济因素的均衡值,β'代表参数向量,代表均值为零的稳态随机变量。

ADF检验显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贸易部门的相对技术进步、国内投资比率、国外直接投资、国际市场价格水平、贸易条件、开放程度等一系列因素都是一阶整形序列(表略)。进一步用Johansen多变量极大似然法检验,检验显示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见表1)。

表1 协整检验结果

然后根据E-G两步法找出均衡汇率决定方程的长期参数,结果为:

E=3.63+0.08HBS-0.171SHARE+0.18FDI+0.59WORLDPI-0.03TOT+0.010PEN

=0.95 DW=1.5 ADF=-2.78

最后通过H-P滤波分析计算出基本面因素的均衡值,套入上式可以计算出相对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均衡汇率指数,绘制成图形如下(见图1):

图1 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与均衡汇率长期趋势图

从该图形可以直观地看出:由于中国贸易部门以相对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和同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进入2002年以后,人民币处于相对低估状态。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能保持20多年的连续高速增长,其币值必然要走强。二战后,以德国、日本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货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持下,其汇率变化呈现逐步升值趋势。在1965年至1990年时间段,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美元:360日元升值到1美元:134.4日元;德国马克从1美元:4.006马克升值至1美元:1.494马克;新加坡新元从1美元:3.06新元升值至1美元:1.74新元,分别升值62.7%、62.7%和43.1%。

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头20年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强劲的增长势头将使人民币走向坚挺。因此,人民币与美元的平价将有一个长期回归过程,即通过人民币逐渐升值方能达到与美元合理平价水平。尽管人民币在中长期内保持升值压力,人民币在未来中长期内的升值在所难免。但升值的时机和策略的选择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根据“退出战略”,时机的决定取决于找到变动汇率机制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点;策略的选择无疑应该采取阶段性变动的方法。

四、现期变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仅有微升,波动很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管理的浮动”体现为更重视管理、轻视浮动,成为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当时环境下,这种汇率制度的合理性是明显的(麦金农,1999):第一,通过事先的政策承诺增强了政府的信誉;第二,维护了公众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信心,巩固了1994年改革的成果;第三,稳定了危机打击后的亚洲局势。经过几年时间的调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人民币汇率机制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性。

根据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汇率机制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有二:(1)汇率机制是否适合于当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当期汇率机制变革的边际成本是否等于边际收益。因此,我们对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合理性的考察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表2 人民币汇率机制变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收益成本

有利于中国进口不利于中国出口

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 可能加剧市场投机行为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 中国吸引海外投资优势减弱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盈利增加 出口减少可能导致国内就业

压力加大

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 可能导致通货紧缩

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 单纯依靠价格优势的产业受

到冲击

中国资产出卖更合算可能出现“暴富效应”

中国GDP国际地位提高

可能加剧低收入群体的支出

负担

增加国家税收收入 可能使中国丧失竞争优势

中国百姓国际购买力增强可能使中国汇率机制的自主

性丧失

(一)人民币汇率机制现期变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以下是当前争论最多的人民币升值论的成本收益分析(见表2)。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都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成本显著地大于收益。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与宏观经济目标的适应性分析

1.稳定汇率与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长期趋于稳定,有助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依靠启动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它区别于依赖外资流入和出口劳动型的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应该视推动中国GDP增长的驱动因素而定,也就是利用外资、出口导向、启动内需占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因此,中国作为以启动内需为特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

2.稳定汇率与充分就业

人民币保持汇率稳定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就业问题。目前中国外经贸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7000万人,很多新增就业机会也是由本国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的。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行业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势必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改善产生一定冲击。充分就业目标要求汇率稳定。

3.稳定汇率与物价稳定

近年来,通货紧缩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虽然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我国有通货膨胀趋势,但从目前看,还不是非常明朗。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缓解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购买力提高,从而加重通货紧缩。而且,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我国各项培育和刺激内需政策的效用,加大我国公司盈利难度,最终加重国有银行面临的问题。

综上所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符合现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因此,在合理、有效地进行外汇管理,保持本外币和外币政策的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外汇法制建设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稳定具备了较强的制度保证,为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五、分阶段实施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的策略建议

按照市场规则形成人民币汇率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总体方向。但是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要受各方面因素的强烈制约,其中既包括宏观经济、企业发展、金融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和法治环境等诸多因素,也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等诸多方面。因此,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各项改革措施,要根据当期的国内外具体情况适时推出。笔者认为可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进程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相应提出各阶段的目标,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推进。

(一)积极推进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意愿结售汇

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宜继续保持稳定,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窄幅波动范围内。首先,培养进出口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与风险规避技能。其次,大力提高中资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金融服务水平,根据市场需要适时推出新的市场交易品种,丰富汇市投资工具,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建立有效的、完全的外汇市场。最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加金融市场中可投资的金融工具,使居民的金融资产充分分散,使企业的资本结构更加合理;进一步放松个人出境旅游的外汇携带数额,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准许居民个人介入海外投资等;逐步放松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证券的限制,如准许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外币债券等,以此逐步提高外汇需求,减轻汇率升值压力。

(二)逐步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

在这一阶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应扩大,调整人民币汇率管理政策,让汇率逐渐回到均衡值,避免在均衡值上下大幅摆动,降低央行干预外汇市场频率,改变央行干预外汇市场方式。可以参考的做法有:除适当放宽每天的波动幅度之外,还应规定每年波动幅度与范围,这将有助于向市场传递央行减少干预的重要信号。汇率调控目标可以考虑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蓝子”货币,这样有助于淡化市场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稳定我国对美元区、欧元区等的贸易条件。

(三)稳步推进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浮动

目前,中国与东亚各国央行间已经完成货币互换安排,也正在探索亚洲债券基金的可能性,甚至有些学者在探讨东亚汇率走廊的安排。只有中国更富建设性地参与亚洲货币合作,并为周边经济体在投资和贸易领域更广泛地运用人民币进行计价、投资、支付和清算方面提供更多便利,人民币汇率安排在未来才有更广阔的空间。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浮动方面可以考虑建立纯粹的外汇银行同业市场,因为指定银行的行为较为规范,也便于央行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所以它具有汇率稳定的功能;外汇市场应逐步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加快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的接轨,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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