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国际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一个思想史关系视角下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思想史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12～0074～11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的形成，除了知晓这一时期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国际和各自国内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①，从思想史角度来说，探讨其与之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看到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类型的特殊新颖之处”。[1](P7)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所出现的直接继承者(也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指的是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团体和稍晚的(也即在1910～1920年代活跃于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第三国际理论家②团体。前者包括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卢森堡和希法亭等人；后者包括列宁、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③。实际上，正是基于同第二、三国际理论家的论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共同体而逐渐形成。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论争，我们才可以窥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最初的形成期(即1920年代至二战前)与第二、三国际思想家群体之间的思想史关系：通过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原则；通过批判第三国际的直观唯物主义，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以后的诸流派所奠定的学术传统。 一、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原则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分别在其1920～193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实践哲学》等著述中，对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相关理论(及其著述)展开了批判，指责其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忽视”或“丢掉”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即总体的历史辩证法原则。因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正统，而不是被第二国际理论家“肤浅化”了的所谓“正统”，他们有必要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卢卡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柯尔施)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葛兰西)。当然，这样的重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群体的一般性评论和对其具体个人的针对性评价工作(卢卡奇对卢森堡的褒奖和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柯尔施对考茨基的批判，以及葛兰西对拉布里奥拉的褒奖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论争工作，他们才得以完成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工作，即逐渐恢复总体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属性地位(无论是通过“辩证法”、“哲学”还是“实践”的途径)。 首先，卢卡奇承认，自己的总体的历史—辩证法观，就是建立在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相关思想的继承之上的，1967年在给《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写的新序言中他回顾道，“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头几年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P2)实际上，在他思想形成的19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有专门的篇目用来评论卢森堡的相关思想。通过这些评论，卢卡奇认为，卢森堡坚持的是马克思的总体辩证法，她的努力，是向马克思本人的复归。卢卡奇指出，“罗莎·卢森堡在她早先同伯恩施坦论战时就已经强调指出总体的历史考察和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和机械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不是机会主义的就是暴动主义的)之间的本质区别”。[2](P92)而且，“罗莎·卢森堡在与伯恩施坦论争时，曾尖锐地指出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站不住脚。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历史是以辩证的方式前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不断加剧的”。[2](P365～366)由此，卢森堡被卢卡奇誉为“卓越的先知、永世难忘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和领袖”[2](P365)、“伟大的辩证法家”[2](P366)和“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群众行动的意义”。[2](P388) 显然，与对卢森堡的赞赏形成对比的是，卢卡奇在自己思想的形成期，就已不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同样对考茨基也没有好感，甚至认为自己的写作动机都部分源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特别是考茨基④的解释)又使我厌恶”。[2](P2)不满意伯恩施坦，是因为卢卡奇认为伯恩施坦在第二国际开启了一个与总体—历史辩证法原则相左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传统。卢卡奇指出，是“伯恩施坦⑤的《社会主义的前提》第一次明确而公开地使马克思主义肤浅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科学’”。[2](P79)因而，在卢卡奇看来，由伯恩施坦等人所开辟的、以奥拓·鲍威尔等人所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家⑥的经济宿命论，是与马克思的总体辩证法精神不符合的。所以在强调了“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P76)之后，卢卡奇肯定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数十年以后，罗莎·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资本积累》开始研究关于这一点的问题”。[2](P79)虽然“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者⑦漫不经心地忽略了”卢森堡这本著作的意义，但在卢卡奇看来，“罗莎·卢森堡只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她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并按照她的精神对它作了补充而已”⑧。卢森堡的批评者(主要来自第二国际理论家成员内部)卢卡奇坚持认为，卢森堡“没有离开马克思的传统。更确切地说，她的表述方式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复归”。[2](P83)由此卢卡奇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在理论上由以开始的两部基本著作，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2](P86)然而，我们知道，卢森堡实际上是不同意列宁的一些看法的，因此她写的《论俄国革命》也同样遭到了来自第二国际理论家集团的抨击。对此，卢卡奇认为，卢森堡对列宁和俄国革命的指责⑨，表明她“对俄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⑩，而且“过高估计历史发展的有机性质”，[2](P365)即认为历史“同任何真正的社会需要一起产生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同任务一起同时产生出解决办法”。[2](P367～368)“这种对革命的自发力量、尤其是被历史赋予领导使命的阶级中的自发力量的过高估计，决定了她对制宪议会的态度。她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持有‘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2](P368)但即便如此，卢卡奇也认为，“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即使在错误时也带有她特有的冷静的逻辑性”。[2](P369)至此，卢卡奇也没有放弃对卢森堡的褒奖态度。虽然，卢卡奇也承认，“毕竟，梅林或考茨基的著作(虽然我们断定梅林在科学上有个别缺点，或者认为考茨基的一些历史著作并非无可指责)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们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这一斗争的动力，给其作者带来了不朽的荣誉，这种荣誉即使在后代的评价中也将足以抵销他们在科学上所带有的缺陷”。[2](P324)相形之下，对卢森堡的“贬也是褒”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褒也是贬”的评论，显示出卢卡奇自己的理论倾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交往的好恶无关，而与他对自己所提供的总体—历史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重新解释之理论旨趣更相关。 其次，和卢卡奇一样，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即重新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柯尔施也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提出了不满，同样指责他们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在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认为，尽管“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致力于“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3](P22)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地贫困化，并堕落成为庸俗马克思主义”(11)。柯尔施认为，这种堕落虽然主要原因在于以梅林和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3](P3)就像列宁所批评的他们对“国家”问题的忽视一样(12)；但也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3](P22～23)基于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原初形式不可能在整个19世纪的下半叶(这在实际上是相当不革命的)的漫长时期保持不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柯尔施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根据时代的变迁会“不可避免地经历重大的变化”。[3](P23)然而，马克思理论的本质特征，即总体性(柯尔施称之为社会革命的整体性)却不会改变，可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后来的“追随者”，如以希法亭(13)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经济学家却把这种革命理论的整体“割裂成了碎片”。[3](P25～26)可见，在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态度上，柯尔施与卢卡奇是站在一起的。 同样，这种站位，也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主题的关切密不可分。所以，柯尔施分析说：“这个时期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然而，他们这样做却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也被他们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新的革命时期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可避免地最无能力处理诸如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缘故”。[3](P29)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和卢卡奇同时，柯尔施在这个问题上，将卢森堡和列宁奉为标杆。他说：“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列宁”则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禁闭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3](P31)因此“为了恢复被其追随者败坏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理论的正确和充分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再考察，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是必需的”。因此，“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3](P33)正如柯尔施1930年所指出的，“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这些命题是他在辩证法研究中发现的”。[3](P58)而柯尔施自己则是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的努力中来实现这一任务的。 为完成自己从哲学的维度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理论目标，柯尔施也和卢卡奇一样，对考茨基的观点表达了不满，实际上，柯尔施的表达更加直接。在1930年写的一个“反批评”材料中，柯尔施一直在反击考茨基对自己的指责，如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界定，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等问题(14)。柯尔施认为，自己并不否认马克思晚期著作的贡献，也不否认恩格斯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他却不能同意考茨基所说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始终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相反，他指出，“关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历史发展怀有的偏见，考茨基是最明显的例子”。“他的最新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基本的联系”。[3](P63)“他针对我的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使马克思主义枯竭化和平庸化的‘指责’的整个抗议，无非是要掩盖他故弄玄虚和教条主义地使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立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之上罢了。他和其他人一样伪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早已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不再承认它，现在已经抛弃了它的最后一点残余”。[3](P63)因此，在柯尔施看来，“考茨基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翻版和对称物”，[3](P66)而且，考茨基“对我的书的评价”，“既曲解了我的观点，又对俄国的主要状况抱有某种幻想”。[3](P90)可见，就像卢卡奇将主要指责言辞聚焦伯恩施坦一样，柯尔施选择的目标(作为“反批评”的对象)是对准了考茨基，可以说是把卢卡奇对后者的“厌恶”更加具体明确地说出来了。 最后，如同卢卡奇对罗莎·卢森堡的推崇一样，葛兰西将这种荣誉给了同为意大利人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拉布里奥拉。他将后者视为“唯一的企图科学地建立实践哲学的人”。[4](P299)相比之下，柯尔施似乎也只对拉布里奥拉难得有些好感罢了，因为柯尔施认为“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好的门徒”，他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黑格尔哲学倾向”(15)。然而，与卢卡奇和柯尔施(后者态度稍显消极)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赞赏不同，葛兰西对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就更为消极了。他认为“普列汉诺夫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并证明了他在思辨和写史方面能力的贫乏”。[4](P299)显然，葛兰西有褒自己的国人拉布里奥拉(16)和贬普列汉诺夫之意。[4](P301) 实际上，关于葛兰西与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关系，已有学者指出，葛兰西之所以在其《实践哲学》中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有其“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葛兰西“大部分”“从拉布里奥拉”等人那里“承袭的”。[5](P143)因为就像柯尔施将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视域以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性维度(17)，将“实践”纳入马克思主义视域，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即把实践当做一个历史的总体)。从而拒绝第二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而关于拉布里奥拉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关系，也有论者指出，葛兰西实际上正是在接受普列汉诺夫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可分”的基本原则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也即实践哲学)更多“革命”也即“政治”的维度(18)，葛兰西甚至因此被认为是西方的列宁主义者——在列宁是普列汉诺夫学生的意义上；而且，葛兰西在构实践哲学框架下所讨论的领导权概念，也来自于普列汉诺夫的“首先使用”。[1](P101)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与卢卡奇和柯尔施相似，葛兰西对于希法亭(和柯尔施一样，他也把希法亭称之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也表达了不满(19)。而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而引发的葛兰西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后来的评论者认为，“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讨论阶级斗争中心问题的，葛兰西是最后一人。然而，从分析生产方式本身的运动规律这一经典意义来说，他的著作也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研究上层建筑了”。[1](P96)因此，葛兰西实践哲学视域中(通过领导权概念)对于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及其文化力量)的强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批判第三国际的直观唯物主义：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如果说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表现为经济决定论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性论争，使得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团体对自己需要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的正统有了日益清晰的紧迫感的话，那么，他们对第三国际理论家机械唯物主义(表现为技术决定论等)的异见，则使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一重建任务有了更加深刻和具体的认识。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延伸。这样的延伸，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创始人的思想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学术传统而得以正式形成。 首先，卢卡奇的进一步澄清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的机械宿命论式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而展开的。正如卢卡奇在1967年给《历史与阶级意识》写新序言的时候回顾的，自该书之后几年写的文章中，“就其本质而言，关于布哈林的评论可能是这些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篇”(20)。在1970年接受《新左派评论》记者访问时，卢卡奇又回顾说：“我对布哈林的评价可以在我1925年写的一篇批评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看到”(21)。这实际上指的是他当时给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22)一书写的书评。在这里，卢卡奇指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传统”，而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做法。[6](P227)因此，布哈林的这部著作虽然“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一部教材，这本书可喜地达到了它的目的”，但却犯了“把问题本身简单化的危险”错误。“摒弃了马克思的方法中导源于古典德国哲学的一切因素”(23)，“完全忽视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甚至“在并非不重要的几个问题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传统”。因此“在许多方面他并没有达到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已达到的水平”，而“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更“接近”。[6](P216～219)在卢卡奇看来，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布哈林赋予技术装备以太过分的决定作用，就完全失去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6](P219)因为在卢卡奇看来，这种“把技术装备与生产力等同起来的作法，既不可靠，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但却不是“社会生产力改变的最后或绝对因素”。[6](P220)另外，对于布哈林的社会学观点和历史观，卢卡奇也不能同意。他说，布哈林“要把辩证法变成一门‘科学’的企图。这种倾向在科学理论中的表现就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般的社会学’这一概念”，而“他对自然科学的倾向同他往往很敏锐的辩证本能在这里不可避免发生矛盾”，这使他“摇摆于不同结论之间”。[6](P224)可见，同布哈林的论争依然主要围绕着先前建立的总体辩证法原则而展开，这是对1923年成果的一种捍卫。 实际上，1920年代卢卡奇(特别是其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其“同伙”柯尔施(其同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教授”的论点，理所当然会遭到来自前苏联(即本文中所说的第三国际)理论家们的反对。这种反对在列宁去世后，变得更加言辞激烈。即便是在1920～1930年代参与前苏联那场著名的大辩论中代表辩证法一派的德波林也对卢卡奇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为不满。因为在德波林看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24)，即强调“辩证法对于自然界的应用的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不同的地方”。[7](P153)换言之，“卢卡奇一概反对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对于自然界的应用”(25)。在德波林看来，卢卡奇只“承认历史的唯物主义，但是却否认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和他的同道者对于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的自然主义的玄学的笑骂，又完全和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批评者不谋而合”。[7](P153～154)而且，德波林指出，作为卢卡奇的“信徒”，柯尔施也“是倾向于他的”。[7](P155)总之，“卢卡奇同志深信恩格斯离开了马克思，改变了他的朋友(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是把辩证法的应用限制在社会历史的事实中的，而同时恩格斯是拉大了辩证法一直应用到自然界去”。[7](P156)德波林得出结论，卢卡奇的这种做法是“躲在马克思的广阔的背后”“来嘲笑恩格斯”，是“可笑且无聊”的“唯心主义”做法。[7](P155～156、185) 对此，卢卡奇回应说，德波林等人“对我《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所提出的批评，使我不得不做出回应”。[8](P47)且自己的回应并非旨在“为该书本身提供捍卫”，而是担忧德波林对自己批判的目的即“证明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和策略在方法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唯一可能的结果”实际并未达到。[8](P47)因为德波林“对我的批评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德波林“用自己的问题将孟什维克的因素混杂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中，这使我不得不反击德波林公开的孟什维克主义”(26)。在卢卡奇看来，德波林不仅是一个孟什维克主义者，还是一个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早已批判过的机会主义者。他说：“每一次来自机会主义的攻击都聚焦于革命辩证法，而其掩体则是：反对主观主义”，“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是这样做的，“考茨基反对列宁”也是这样做的，德波林也正是这样“反对我的”。[8](P48)卢卡奇指出，德波林所持不过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即“僵化和机械的”立场，这种立场将“主客体截然二分”。[8](P49)由此，“德波林否认了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改变了主客体关系”，“否认了阶级斗争”(27)，把社会看成一个纯粹的“表象系统”。所以，“在他那里”，“主体=个人”、“客体=自然”。[8](P49)卢卡奇认为，这是一种“康德式的”、“非辩证地”看待主客体关系的视角和立场。[8](P101)同时，卢卡奇也不同意德波林给自己戴的“主观主义者”这顶帽子。他认为，自己的确主张“辩证法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辩证法就可以是一个纯‘主观’的东西：地租、资本和利润等等，也都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产物，能说它们都是纯主观的东西吗?”[8](P101～102)所以，卢卡奇说：“辩证法是经济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纯粹主观的东西”。[8](P102) 其次，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出版后的命运相似，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出版后，在1924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代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都遭到了“内容”上“完全一致”的“谴责”。[3](P56)以德波林和布哈林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将柯尔施的观点谴责为“异端邪说”。柯尔施认为，这些谴责与对卢卡奇的“迫害”有关，而且也只是对考茨基“陈旧论点”的“复述和展开”。[3](P57)在柯尔施看来，这些批评“绝大多数毫不关心”这本小册子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甚至把这个问题“丢掉”了。[3](P57～58)与卢卡奇对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褒奖态度不同，柯尔施认为自己对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的批判，“同样适用于”罗莎·卢森堡和列宁。[3](P68)虽然“像他的哲学导师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保留黑格尔的哲学”，但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不能成为“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哲学”，[3](P80)也与恩格斯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28)。因为“第三国际中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复兴，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在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29)。而关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之间的关系，柯尔施说：“考茨基和他的《新时代》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完全赞同正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诚然，就其理论所涉及的哲学基础来说，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受它自身的影响更多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是受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支配的”。[3](P88～89)显然，与卢卡奇相比，柯尔施并没有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作出太多的区分，当然，他对列宁的态度也就没有卢卡奇那么积极了。 第三，葛兰西和卢卡奇一样，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进行了专门的批判性评注。在他看来，布哈林该书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大众文化(即葛兰西所说的常识)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即系统哲学)相对立，他认为这是《通俗读本》的“一个危险”。[4](P334、335)葛兰西认为，布哈林在该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形式的社会学”具体地代表了恩格斯“已经批判过的那种退化倾向”，其错误就在于“把一种世界观归结为一个机械公式，给人以整个历史尽在掌握的印象”(30)。而实际上，在葛兰西看来，该书中“没有任何一种辩证法的论述。辩证法被以一种非常浅薄的方式假设，但却没有得到阐述”，与其书名中所包含的应有之义相比，葛兰西认为这是“很荒谬的”做法。[4](P350)因此他分析说，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作者(即布哈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为地分成了两个“要素”：一是建立在“最粗俗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历史和政治理论”；二是“形而上学的或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哲学本身”。也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裂成两部分：“一种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学说和一种哲学”。[4](P350～351)这是布哈林的全部错误的“根源”。[4](P352)此外，葛兰西也不能同意布哈林对“过去哲学”的“浅薄批判”。[4](P366)而且“《手册》所谓结构、上层建筑、技术工具究竟指的是什么，这很难说。它的所有的一般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用这样一种一般方式来设想技术工具，使它能够意指任何形式的装备或器具，包括科学家在其实验中使用的工具和……乐器，这种对待问题的方式就使事情毫无益处地复杂起来了”。[4](P378～379)“十分明显，《手册》中关于技术工具的全部理论都是一派胡言”，是“对实践哲学的一种幼稚的偏离”。[4](P379)可见，无论是在卢卡奇这里，还是在柯尔施和葛兰西(31)这里，对于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都是为了强调把总体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总体分立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或其他类似做法)，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总体，这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我们坚持用这个术语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话)。 综上所述，第二、三国际理论家(特别是前者)的庸俗唯物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创始人提出自己的重建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任务提供了理论动力(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而他们(尤其是后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创始人的批评，则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一重建工作更加明确具体。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虽然葛兰西的思想早期形成，是在“第二国际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可以不直面与之相关的问题”而独立成形。[9](P113)这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适用于卢卡奇和柯尔施思想的形成。当然，诚如佩里·安德森所看到的，第二国际“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换句话说，他们关心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1](P13)为此他们写的著作“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它们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1](P13～14)而在变化了的世界和革命主题的时代(也包括地缘)正在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群体，却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出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当然，这是借助于对前马克思的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而完成的，而“第二国际从来没有广泛地研究过黑格尔”。[1](P78～79)因此，虽然“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从理论上重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了”，转而“自始至终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1](P96、100)但“在它本身所选择的领域中，这种马克思主义较之以往所有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更为深刻细致”。[1](P119)当然，这样的深刻和细致，多少是以实践中的斗争形式从无产阶级转向知识分子(即从战场到书房或讲堂的转移)的理论主义和以理论中的溯源前马克思思想根源的唯意志论的双重危险倾向为代价的。 正如卢卡奇之后回顾：“在二十年代，柯尔施、葛兰西和我曾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第二国际流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我们谁也没有解决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32)。而且，令今天的学界虽觉可以理解但却仍感到困惑的是，卢卡奇后来还是在认真研究了列宁思想、特别是如他自己所声称的在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后，做了一个“自我批评”——虽然，在1967年给自己的新版《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写的新序言中，他吐露了自己当初的这个“自我批评”的“策略性”考虑或者说某种“不得已”。与稍后时期不得不辗转“流放”于前苏联的卢卡奇相比，后来移居美国的柯尔施则在对待第三国际的态度上如同对待第二国际整体一样坚定，他明确表示“我基本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虽然“我们之间依然存在”“方法和内容上的特殊的分歧”。[3](P58)而主要在牢狱中写作的葛兰西则表现出更接近于卢卡奇的立场和态度。总体来看，形成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总体上对第二国际的反感，超过了对第三国际的反感——当然，这又不能排除他们自己的思想形成直接受前者(特别是其中具体人物)的影响(如卢森堡对卢卡奇的影响、拉布里奥拉对葛兰西的影响等)，以及正是通过与后者的论争而使得自己的问题域更加清晰具体(如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与布哈林和德波林的论争等)。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在对待第三国际时期的列宁的态度上，三人之间稍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十月革命之后逐渐成型的“列宁主义”，不仅是其思想形成的历史事件背景，也是交织在其思想形成本身之中的要素(33)。或许正因此，他们也被不同的评论者分别称之为“列宁主义者”(34)。这也正是对他们的一种褒奖吧，褒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主题——的坚持，虽然革命的阵地(即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哲学文化领域)已经开始转移，但政治议题从未消失，也从不像第二国际那样接受“改良主义”(35)。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诚如有论者所言，我们今天依然在某种意义上活在他们的影响之中(36)，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思想世界的一部分”。[10](P297) 注释： ①特别是20世纪初期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最新不平衡发展及其危机、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导所成立的第二国际(1889～1919年)和由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成立的共产国际也即第三国际(1919年形式上成立)在欧洲乃至全球工人和左派运动中的影响等等。 ②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刚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得到传播，就被第三国际的斯大林化所瘫痪，第三国际不断使得它下属各党的政策服从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由于列宁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关系，是一个值得专门加以探讨的议题，因此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将不在这里详细探讨(虽也有涉及)。 ④卢卡奇认为，“对古代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例如像考茨基进行的关于原始基督教史或古代东方史的研究，与今天的科学能力相比，就证明是不够精细的，它们的分析并没有或者并没有精细地揭示事实的真相”。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第324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⑤卢卡奇指出，“大约从伯恩施坦开始，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也越来越厉害地处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10页。 ⑥卢卡奇甚至将考茨基和希法亭等都纳入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范畴——因其不懂真正的辩证法，也即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辩证法原则(参见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Verso,2000.P113)。对于后者，他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指希法亭在其《金融资本》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从方法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纯’科学与社会主义分开的问题，象所有类似的问题一样，是一个假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对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中，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观点中才能产生出来。放弃这一点就是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参见卢卡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收录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1～72页) ⑦指奥托·鲍威尔等人。卢卡奇说：“鲍威尔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尽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按照他们的理论的本质来说，他们仍然是蒲鲁东主义者。”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88页。 ⑧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81页。卢卡奇认为，“《资本积累》重新采用了青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对问题的提法”。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82页。 ⑨卢卡奇认为，“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对立有相当深远的根子”，“列宁和卢森堡对反对机会主义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对立在于：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内部的思想斗争呢?还是应该在组织领域解决这一斗争?罗莎·卢森堡反对后一种观点”。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3～374页。 ⑩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61页。即“过高估计了布尔什维克掌握的为解决土地问题选择形式的实际权力”，“过高估计无产阶级在革命第一阶段能够拥有和事实上的确拥有的外在力量以及内在的清彻性和成熟性”，从而“过低估计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过低估计与自发力量的经济发展必然性对立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61、363页。 (11)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第21页注释，重庆出版社，1989年。 (12)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19页。柯尔施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阵营内，已经存在着明显的危机；它采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冲突的形式”，以后又伴之以“新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混合”。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0页。 (13)柯尔施说：“希法亭和第二国际的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不过是要求超出阶级差别，进行公平、纯粹的、理论的研究”。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2页。 (14)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60、62页注释。 (15)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61页和注释。因此，和卢卡奇一样，柯尔施似乎对普列汉诺夫颇有好感。 (16)关于拉布里奥拉对葛兰西思想的影响，请参见Leonardo Paggi,"Gramsci's general theory of marxism",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Edited by Chantal Mouffe,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pp.115～118. (17)当然，这样的工作(显然由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创)在很大意义上是借助于“突出地恢复了黑格尔研究”，并“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出决定性的双重批判而开始的”，但其“主要理论目标却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69、78、69页。 (18)参见Leonardo Paggi,"Gramsci's general theory of marxism",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edited by Chantal Mouffe,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pp113～114. (19)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299页注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0)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7年，卢卡奇也没有后悔自己在1920～1930年代的相关观点，只是自责说，那时的“理论缺陷”，只是在于“将机械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视为一种统一的、没有区别的思想。尽管前者的确从后者吸收了许多内容，但毕竟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21)卢卡奇：《答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问》，1971年7～8月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68期，发表时的题目为《卢卡奇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收录于《卢卡奇自传》，李渚青等译，第2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22)也译为《通俗手册》。 (23)卢卡奇认为，在布哈林这里，“马克思和黑格尔被以相当勉强的方式联系起来”。参见卢卡奇：《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收录于《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译——孟北译自《新左派评论》1966年9～10月第39期英文版；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5页。 (24)参见德波林：《乔治·卢卡奇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载德波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张斯伟译，第151页，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原译文中将“恩格斯”译成“恩格尔斯”，这里统一为现通行译法。全文同。 (25)德波林说卢卡奇“在自然界的问题上是个空想主义者，但是对于社会历史的事实，他是个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参见德波林：《乔治·卢卡奇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第154页。 (26)参见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Verso,2000,p.47.在卢卡奇看来，德波林“一直是一个孟什维克主义者”，所以德波林根本“没有弄懂”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所谈论的问题。参见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p.48. (27)因为卢卡奇说德波林的这种观点和立场，实际就是将“行动和实践仅仅看作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参见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p.135. (28)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85页。安德森后来则评价道，“卢森堡的政治著作从来达不到列宁那样的严谨或深度”。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21页。 (29)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1页。如安德森所指出的，与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相比，第二国际理论家“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里”形成。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4页。 (30)葛兰西说：“旧形而上学在《通俗手册》中的最显著的痕迹之一，就是企图把一切东西都归于一个最终的和最后的简单原因”。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1)虽然，在这一点上，即便是葛兰西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和卢卡奇之间的相似性。葛兰西说：“人们必须研究卢卡奇教授对实践哲学的立场”，“或许卢卡奇在回应《通俗手册》的奇谈怪论时，跌落到相反的错误之中，落入到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去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是葛兰西根据“德波林和其它人当时对卢卡奇所作批评报道的基础上的”一种“误读”，实际上，在不假定自然和人之间的二元论原则的前提下，葛兰西赞同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即社会—历史辩证法。由此更可见，他们都坚持的是同一种总体—辩证法。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65页。 (32)参见卢卡奇：《答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问》，1971年7～8月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68期，发表时的题目为《卢卡奇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收录于《卢卡奇自传》，第293页。 (33)虽然由于篇幅所限，这并非本文所能进一步展开的内容，但仍有必要指出的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的主要思想家对于第二国际(如对考茨基等人)的批判，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都有类似的态度表述。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 (34)这样的称谓被更多地加在葛兰西的身上，有时也出现在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身上。加诸于后二者，是因为他们依然秉承的是将“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一传统观点(当然，他们赋予其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是：无产阶级是主客体的历史统一，这既符合卢卡奇的历史总体辩证法的阶级意识理论，也符合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之强调的“柯尔施问题”主旨)；而葛兰西则因为对领导权(也即霸权及其链接机制)概念的引入，而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各种经典化倾向”有“全新”的不同，即通过“置换列宁主义的”“阶级联盟”概念而将多元化和偶然性因素纳入“作为政治斗争条件的社会复杂性”考察视域。参见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第75、7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35)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17页。 (36)参见Slavoj Zizek,"Postface:Georg Lukacs as a Philosopher of Leninism",in 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Verso,2000.p157.标签：卢卡奇论文; 葛兰西论文; 布哈林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第二国际论文; 思想史论文; 罗莎·卢森堡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