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机理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05-0036-08
在取得巨大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我国收入差距近年来持续扩大，调节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同时，我国目前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因此，调节收入分配应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来实现分配公平，这就需要明确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原理，合理规避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两个重要的研究主题，经济学者一直试图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大卫·李嘉图认为由于土地边际生产率递减，而地租和工资不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总产品增长赶不上地租和工资总额增长，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上升，资本报酬比重下降，经济最终陷入停滞；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会不断提高生产技术，经济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比率不断下降，导致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工人阶层陷入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Kuznets(1955)第一次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1]，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即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分配会逐步改善。之后许多学者通过经验数据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了检验，部分研究支持了库兹涅茨的结论(如Ahluwalia，et al.，1976)[2]，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结果(如Deininger & Squire，1996)[3]。针对库兹涅茨假说的不同检验结果表明，收方分配并不一定会随经济增长得到改善，实现库兹涅茨转折需要经济增长以外的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也不是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由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早期大多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如Lewis(1954)[4]和Kaldor(1957)[5]认为收入差距能够提高一国的储蓄率，通过储蓄—投资—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力有了新的认识，为从其他视角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者开始从制度、人力资本等视角重新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认为收方差距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凡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均较好地解决了收方分配问题①，日本和韩国在1993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32②，经济增长未导致显著的贫富分化，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关系，这两个国家也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典范。拉美许多国家在经济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后陷入停滞，收入差距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见表1)，基尼系数超过0.5，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近年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78年基尼系数为0.3，1997年超过警戒水平0.4，2007年达到0.47，对数据调整后约为0.52[6]。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解读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对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触及较少。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发展经验，总结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
二、收入分配与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政策调整会对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如税收政策会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决策来影响经济增长。Persson和Tabellini(1992)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促使政府提高税率，影响企业投资和经济积累率，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7]。在竞选制度下，若收入差距伤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执政党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会加大再分配力度，通过调整财政政策来赢得选票。但当政府试图通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来减轻财政压力和激活市场效率时，则很难获得民众的支持，社会福利具有向下调整的刚性，如欧盟许多国家身陷福利主义泥潭，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导致了大量的自愿失业现象，但各执政党很难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策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财政功能更加多元化，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支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促进产业发展来拉动经济增长。在面对收入分配问题时，政府可能会将更多的财政用于社会福利支出，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无法为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影响经济增长。随着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政府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对企业的支持系数会下降，这种政企关系若处理不当很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产生中等收入陷阱[8]。福利支出的过快增长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拉美国家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施福利赶超战略，导致财政负担过重，经济陷入停滞[9]。
收入差距扩大 再分配力度 提高税率 财政支出结构
基础建设放缓 企业支持减少 经济增速放缓
图1 收入分配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收入分配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这一传导中介来影响经济增长(见图1)，对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通过政治途径影响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导致企业投资能力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府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引进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企业竞争力普遍较弱，保护幼稚产业和支持支柱行业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投向，财政投入减少不仅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还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不能随经济增长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国内企业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不具备进行技术创新的规模和能力，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无法建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避免收入分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应该寻求财政以外的其他方法控制收入差距，不应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水平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的现象更为普遍，收入差距扩大的背后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可能存在腐败、行政垄断等因素，在破解收入分配难题时应着力消除非市场因素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可以缓解收入分配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市场经济运行效率。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在应对收入分配问题时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不存在实行福利赶超的制度基础。为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避免收入分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应避免过度依靠提高税率和再分配力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首先，逐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个衔接城乡和不同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同时，寻求财政以外的政策途径来缓解收入分配问题，破除一些制度性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如行业垄断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等方式来缩小行业差距；制度性分割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通过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差别，可以有效缓解由制度因素造成的城乡差距。
三、收入分配与社会矛盾
企业投资决策会充分考虑风险和收益，稳定的社会环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有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贫困人口增加，部分民众可能会丧失公平感，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程度上升，表现为犯罪率上升，社会骚乱和罢工事件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Kawachi和Kennedy等(1997)基于美国的研究发现，贫困和收入差距能够很好地解释自杀和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同时收入差距对整体国民收入水平有负面影响[10]。发达国家一般具有完善的司法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民众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政治程序、司法途径等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社会保障制度也增加了民众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收入差距不太可能引起大范围的社会暴乱事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法制水平较低，底层民众缺乏表达个人意见的合法渠道，社会矛盾积累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的社会骚乱，波及政治领域，使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丧失，经济陷入停滞。如拉美许多国家都是典型的中上等收入国家③，但由于收入分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时社会阶层固化，大量底层民众在帮会等非法部门获得非正规就业职位，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难以遏制，严重影响了地区的投资环境。如表2所示，拉美国家的恶性犯罪率普遍较高，其中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巴西集中了大量黑社会犯罪集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Kelly(2002)研究发现，由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长期贫困人口是暴力犯罪的高发人群[11]，犯罪现象既导致直接的产量损失，包括由犯罪所导致的安全保障和医疗支出，也可以通过影响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可能导致一国难以建立有效的司法体系，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见图2)。
收入差距 长期贫困人群 社会矛盾和犯罪 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 社会影响 经济增长速度
图2 收入分配通过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收入分配通过诱发社会矛盾来影响经济增长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只有当收入差距由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引起时，同时超过了合理限度，才可能导致普通民众丧失公平感，以暴力犯罪、罢工和社会骚乱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时，收入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反映一定时期内个人收入地位的变化情况，收入流动性高的国家一般可以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收方流动性低的国家社会阶层固化，长期贫困人口较多，更容易滋生暴力犯罪和社会骚乱。美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④，但由于美国的收入流动性较高，存在完善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同时政治清廉度较高⑤，普通民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较强，并没有因为收入分配问题引发大范围的社会矛盾。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一直处于增长、危机和衰退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阶层流动性差，存在大量的长期贫困人口，同时政治腐败现象严重⑥，底层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不满程度较高，黑社会犯罪现象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Andersen(2001)研究发现，拉美国家中巴西的社会流动性最弱，同时也是社会治安最差的国家，巴西的社会状况成为该国引进投资和实施经济改革的重要阻力[12]。
我国近年来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社会骚乱现象，群体性事件也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社会投资环境较好，这也是我国FDI水平一直处于高位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通过社会矛盾中介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弱。但黄少安等(2007)的研究显示，收入分配、贫困和失业同样对我国的犯罪率有正向影响[13]，应重视这一传导机制可能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步显现，市场力量倾向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问题可能会引发矛盾，2004年以后广东等发达地区劳资纠纷、罢工、停运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劳动者对收入的不满程度开始上升，为避免劳资矛盾引发社会矛盾，应尽快建立集体工资谈判制度，为劳资矛盾寻找正规的谈判和司法解决途径；其次，腐败和不公平竞争是导致公平感丧失的重要原因，通过司法建设遏制我国政治领域的腐败，依靠经济改革来消除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现象，可以有效降低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时，教育是解决犯罪和社会暴力事件最好的手段，提高贫困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可以增加个人收入，有助于缩小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也可以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人力资本储备。
四、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存在边际报酬递减，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非收敛的重要原因。收入更为均等的国家，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更强，有利于经济增长(Galor & Zeira，1993)[14]。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中低收入人群增加，由于低收入者对教育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具有较高的贴现率，会减少自己的受教育年限，影响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Benabou(1996)发现人力资本的这一传导机制还具有代际特征，个体之间的财富差异直接表现在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上[15]，由于穷人和富人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差别，很可能产生贫困的代际转移，降低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较高(见表3)，OECD国家平均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达5.0%，个人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仅为0.8%，同时公立学校对贫困人群均有额外资助，降低了个人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途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不足，个人投资在教育总投资中的比重更高，影响了低收方者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以拉美国家为例，由于教育投资不足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同收入组人群的中等教育完成率存在巨大差异，20—24岁收入最低20%人群的中等教育完成率比最高收入组低60%(见图3)，收入分配对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具有明显影响。
为防止收入分配通过人力资本中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具有更加长远的经济发展眼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国民教育的发展。由于教育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当期的教育投资表现为若干年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升，政府应提前谋划一国的教育发展战略，避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人力资本短缺。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加工贸易实现经济增长，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增长阶段的跨越，适时进行产业升级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条件，这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经历中清晰地看到，而产业升级的基本条件是要具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为提高普通民众受教育年限，政府应通过教育投资降低劳动者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利用教育补贴、助学金等政策措施激励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降低由收入分配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
为避免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途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核心是降低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成本，提高微观个体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同时促进教育公平。我国教育投资占GDP比重低于4%，2005年个人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达3.3%(见表3)，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个人教育负担较重，应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来降低个人的教育支出，提高个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考虑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降低高中教育的个人支出，同时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形成对接受高中教育的正向激励。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收益率，我国近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2002年至2010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0.2%⑦，这一方面提高了贫困家庭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持续下降，对个体接受教育产生负激励，低收入者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下降，政府应给予贫困家庭子女适当的教育补贴，激励低收入人群接受教育。此外，我国城乡之间教育质量存在巨大差别，城市和农村子女在教育资源占有上差距明显，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构成挑战，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
图3 2008年拉美国家20—24岁不同收入组人群的中等教育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ECLA(拉美地区经济委员会)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10-Briefing paper.
五、收入分配与需求结构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一国经济总量被分解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任何影响这三个变量的因素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引起一国的贫富分化，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导致内需无法启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将国内过剩产能通过外贸途径转移出去，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上升。小国由于经济和人口规模限制，可以集中发展特定产业，依靠国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如2006年韩国和新加坡的进出口依存度分别为71%和386%⑧。大国的供给和需求会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依靠国际贸易来发展经济往往会导致贸易纠纷增多，经济风险加大等问题，不具有可持续性，美国和日本等经济大国的对外依存度均保持在30%以下。同时，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富人对高档品具有较大的消费需求，而穷人由于流动性约束主要消费普通生活品，对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有限，导致国内市场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严重不足，收入差距通过制约工业化进程来影响经济发展(Murphy et al.，1989)[16]。发达国家具有稳定的产业结构，结束了库兹涅茨产业演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不稳定，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处于由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变动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通过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致命，由于无法通过内需推动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可能被长期锁定在加工贸易等低端产业上，同时国内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企业的创新力受到遏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锁定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停滞，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Kenichi Ohno，2009)[17]。
我国近年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见表4)，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2009年为42.8%，远低于OECD国家65%—80%的水平⑨。收入差距扩大通过需求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影响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9年的48%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持续上升，外贸依存度处于高位。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通过影响需求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构成挑战，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我国成为国际市场上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发达国家频繁利用外贸问题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次，我国在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石油、矿石等资源的对外依赖持续上升，加大了经济风险；同时，国际收支双顺差容易导致通胀压力，在调通胀和保增长之间存在两难的政策选择，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难度。
为减轻收入分配通过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直接的政策选择是缩小收入差距，使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储蓄水平，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如逐步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城镇内部消费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预防性储蓄较高，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是城市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完善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降低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可以有效促进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
六、结论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可以体现个人在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提高个体工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收入分配会通过投资以外的其他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在已有文献和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认为收入分配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政策、社会稳定、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比较收入分配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发现收入分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收入分配问题很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
在调节收入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理清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带动经济增长。发展教育是兼顾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增长最好的政策选择，通过扩大教育投资和促进教育公平来缓解收入分配问题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改革和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确保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为避免收入分配引发社会矛盾，应逐步建立底层民众表达基本诉求的正规渠道，如通过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来化解劳资矛盾；同时，逐步去除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非市场因素，如垄断、腐败和制度性分割政策等，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过程中提高市场经济效率，也有助于增强民众的公平感，缓和社会矛盾。
注释：
①中等收入陷阱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指一国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陷入停滞，原先的经济政策失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组。
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③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标准，人均国民收入100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组，1006—397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组，3976—1227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组，122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代表性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中上等收入组。
④数据引自：U.S.CENSUS BUREAU.Household Income for States:2008 and 2009.Issued September 2010.
⑤政治清廉度一般用透明国家公布的清廉指数(CPI)衡量，2003年美国和欧洲分别为8.1分和5.6分，属于政治清廉度非常高的国家和地区，拉美得分为3.5分，略高于非洲的2.8分，按地区排名为世界倒数第二。数据来源：Casals and Associates，Inc.Corruption in Latin America：A Desk Assessment.2004.
⑥同上。
⑦根据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数据计算获得。
⑧外贸依存度为进出口总额与一国GDP的比重，根据《国际统计年鉴》中数据计算获得，下同。
⑨OECD国家数据引自GOLLIN 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
⑩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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