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
——基于三元互动论和生态位理论
常 远
摘要：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语言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心理生态环境，其中，针对心理生态环境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三元互动论和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构建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在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观照下，生态问题根源于概念在心理生态中占据有违生态伦理的生态位，而生态语言学中的三元互动论则为通过改变我们的意指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语言的生态环境；心理生态环境；生态位；三元互动论
一、语言的生态环境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研究“某特定语言与其所属环境之间的互动”[1]57的学科。其中，语言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它指的是“将某特定语言用作交际代码的社会”[1]57。这个定义虽然指明了一个新的语言学研究方向，但由于对语言生态环境定义不够明确，同时带来了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即“语言的生态环境到底指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晰”[2]。针对语言的生态环境，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Sapir最早提出了关于语言生态环境的论述[3]。他认为，语言的生态环境即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地貌、降水量、动植物等物理因素和宗教、艺术、伦理标准等社会因素。此后对语言生态环境的相关论述，虽在细节上有一定差别，但基本上都沿用了Sapir的“物理-社会”二分的研究思路。可见，语言生态环境主要指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
资源依赖学派认为，组织应对环境依赖性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收环境，即将环境纳入组织，尤其是在这种依赖性较强且给组织带来很大不确定性的组织。社工组织作为与政府互动关系中较为“弱势”的一方，可以寻求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以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例如长者服务，社工组织可以与政府的退管部门合作，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残障服务可以寻求与街道残联的合作；青少年服务可以与政府的团委合作等。在合作过程中，社工组织可以整合双方的资源，为社区居民服务，实现共赢。此外，社工组织也可以在互动合作中让政府的相关部门对社工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纵观目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尤其是Haugen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大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主要探讨了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但是，社会只是语言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心理生态环境也是影响语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冯广艺、陈碧在谈到语言生态的构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时指出，语言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映射，而社会的生态文明具有“精神层面的公约性”[4]，所以，语言生态要与社会生态在精神层面保持一致。Eliasson梳理了Haugen的生态隐喻观并指出，生态语言学包括“3个核心要素：有机体（语言）、环境和互动过程”。其中，“环境”又包括2个方面，即“语言社区”（linguistic community）和“心智”（mind）[5]。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生态语言学研究有2个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心理语言学因素在语言生态中的角色”[5]。Steffensen和Fill对语言生态环境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和描述，认为语言的生态环境有4个不同的方面：符号的、自然的、社会文化的和认知的[2]。其中，认知生态考察的是生命有机体与它们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动态交流是如何发生语言的，主要目的是揭示有机体的认知能力如何引起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行为。可见，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是语言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先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的一本关于美国未来实力的书中提出。约瑟夫认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
就已有成果来看，语言的生态环境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心理生态环境。生态语言学界达成的这个共识可以消解一些学者对生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方面的质疑（如 Busser[6]），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目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讨论语言-社会（如 Ansaldo[7]、Mufwene[8]等）和语言-自然环境（如 Maffi[9]）之间互动关系的成果很多，但针对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不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和理解语言的生态环境，进而探讨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有鉴于此，笔者以认知语言学中的三元互动论和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为依据，拟构建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
首先，语言与认知的互动表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认知决定语言。语言中凝结了人们对经验进行概念化的方法[13]。另一方面，语言又反作用于认知。这是因为经过语法化的概念“会不由自主地、自动地、无意识地、毫不费力地为思维使用”。所以，语言是对认知的反映、认知决定语言[14]。
二、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理论基础
由于混合回归忽略了个体间不可观测或被遗漏的变量，因而可能会导致估计不一致。而面板数据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基于这一优点，表3报告了基于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结果。回归结果中报告F值为2.27，因此拒绝了接受混合回归的假设，即面板回归优于混合回归。
（一）三元互动论
其次，认知与现实的互动也表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现实为认知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输入。人们基于感知逐步认识了自己所生存的空间，形成了有关空间结构和动觉运动等意向图式，影射入人的头脑后就形成了范畴和概念结构[12]。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及其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15]，而体验与客观现实又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认知是对现实的理解并形成概念[14]。另一方面，人们的认知成果为思维所用，而思维则指导着人的实践活动。所以，人是环境的一个部分[16]230，而人类行为势必改变环境[16]231。
目前，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的检测技术主要有声学检测法和非声学检测法。声学检测法有地面听音检测、阀栓听音和漏水声学等。非声学检测法有红外线成像探测法、地质雷达探测法和分区装表计量法等[3]。
根据三元互动论，语言与外部环境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12]，具体可表现为“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在生态语言学中，也存在这样的“三元互动”，即语言、心理生态和包含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在内的物质生态之间的互动，具体可表现为“语言-心理-物质生态”。生态语言学中的这个三元互动并不是单向的，客观世界可以影响语言，语言也可以通过认知来进一步影响现实。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是“语言本体与人类、动植物、云雨、土地等各个自然因子间的互动方式”[10]，其研究宗旨是“研究语言在生态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1]。可以说，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是语言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语言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个前提可以从认知语言学中的三元互动论中得到理论支持，而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也可以为构建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的建构提供依据。
所以，在认知的中介桥梁作用下，语言与现实之间同样为互动关系[14]。生态语言学中的现实，主要指人类所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样，三元互动论在生态语言学中就表现为语言系统通过其心理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大雨下了整整一晚，户外的一切都被雨水冲涮得露出底色。迟恒醒来时雨仍在下，头顶的铅云漫无边际，而且不向任何方向作丝毫的飘移，仿佛这座小镇是它这趟旅行的终点。
（二）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niche）是一个重要的生态学概念，指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17]。它体现了某一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出现的包括时空在内的各个因子的交叉，所以它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间的功能关系”。Odum指出，生态位是有机体的生态角色[18]。他将生态位比喻为有机体的“职业”（profession），以突出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Whittaker等人在梳理了关于生态位的研究后提出，生态位是某物种在群落中的角色，是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时空位置，涵盖了物种的生态功能和时空分布[19]。
在人的知觉里，听觉和视觉是最发达的，它们为人的认知活动提供了最多的信号输入。所以，在语言中，以这2种知觉为基础产生了分别以视觉和听觉为侧重点的2种认知逻辑类型。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有成果证明了视觉总是和一些更高级别的认知能力相联系的[23]；也有研究发现，听觉与思想活动等更高级的认知能力相关[24]。这样的研究表明，在人类的语言中，视觉和听觉是最重要的2种知觉，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这2种知觉的影响。
三、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不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人在认知过程中，知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知觉是人的主观感受，所以导致以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去衡量外界事物。例如，对于一种水果，酸、甜等概念是人在食用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作出的评价；一种动物，也是人类在狩猎、食用或饲养之后，基于主观感受赋予其一定的意义，如温顺、凶猛、有营养等。生态问题在经济活动等人类活动进入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开始凸显。人类开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开始对环境进行掠夺并造成污染，而对环境的消极影响超过环境可恢复的界限，便造成了环境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生态问题在工业革命之后开始愈演愈烈的原因。同时也说明增长主义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
首先，生命属性。语言是依存于人脑的，认知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发生的，所以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从而具备生命属性。心理生态环境的这个生命属性要求具有一种物理外壳，这个物理外壳就是人类以中枢神经为主的神经系统。大脑是语言和认知活动的中心，也是生命属性的核心。人的认知在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依靠的是人的知觉，知觉也为认知活动提供了加工处理的原材料。
可见，生态位主要有2个方面的含义，即某物种的时空分布和生态角色。在心理生态环境中，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语义网络（semanticnetwork）（Quillian[20]，Collins&Quillian[21]）。 在语义网络中，概念之间相互关联而构成了一个“概念群落”的聚合体，各个概念在这个聚合体中各自占据着一定的生态位。某一概念与其他概念的联系或范畴化体现的是某一客观事物在心理生态环境中的“分布地位”，而这一概念对生态系统形成的反作用体现的是其“功能角色”。它在心理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位决定着它与其他概念的关联方式，以及这个概念致使其他概念语义启动的可能性，同时也通过意识对现实的反作用而影响自然生态。概念的关联方式和语义启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生态意识形态。
其次，价值属性，它与人类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社会活动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在这个认知过程中人类是以自身为标准评价和衡量客观事物的，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取向。而这种价值观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例如，在早期的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一些自然生态中的事物被当作资源并被人拿来交换，或通过劳动改变其存在形式而产生可供交易的产品。这样，自然生态中的这些事物便被赋予价值并将这种价值进一步量化。随着货币的出现，这种量化逐步变得恒定而成为一种社会公约，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物理系统、生命系统中的一些事物就在社会系统中具备了价值属性；这种价值属性本身是人赋予的，所以是以人为中心的，从而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意识和价值观取向。而这种价值，也作为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成果而储存于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中。基于这种价值属性的认知，人们容易忽略这些事物在低级系统——即物理系统和生命系统之中的本来属性。这也是语言心里生态环境的一个特点。
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是语言基于人的知觉、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以及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在人脑中形成的生存环境。它一方面保存了人的认知成果，另一方面构成了连通语言与物质生态系统的中介，是意义系统的生存环境。从进化系统类型[22]来看，意义系统高于物理系统、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其生命属性和价值属性也在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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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研究意义
对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语言-心理生态-物质生态”的三元互动机制，尤其是语言对物质生态的影响，从而使得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宗旨得以确立。Stibbe认为，“故事”（story）是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它是“个体的认知结构”，并可以“影响人理解世界的方式”[25]207。 可见，在生态语言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对象就是意识，通过对语言或话语中的意识进行分析，找出其中有违生态伦理的部分，以期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而研究语言的心理生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概念在意义系统中的地位和运行机制，从而更加清晰地探讨如何通过语言来解释并解决生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一个概念在心理生态环境中所占据的生态位特点。在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中，很多客观事物与其他关系人类自身利益的概念相联系，使得事物在语言心理生态环境中体现出事物的工具化、资源化的生态位特点，并通过心理生态对物质生态的作用来改变现实。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事物在心理生态中有违生态伦理的生态位，形成更加关注生态的新的生态位，从而促成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的“意指方式”[26]，通过生态语言学的三元互动来影响物质生态系统。
例如，2013年7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中曾经有一则这样的报道，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王丁一次与某地方官员交流时谈到江豚的保护问题。官员问道：“江豚好不好吃？”王丁感到“无语”，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随口答道：“不好吃。”怎料这位地方官员竟然追问：“不好吃干嘛要保护？”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说明，某一概念所占据的生态位会形成人对客观事物的意识形态，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生态环境。在王丁的语义系统中，“江豚”与“濒危”“珍稀”相关联，占据着以生态保护为中心的心理生态位，从而引起“保护江豚”的行为；但对于这位地方官员，“江豚”则是与“资源”“食物”相关联，对江豚的认识仅仅局限于“食物”和“好不好吃”，从而使江豚的心理生态位与普通食品无异。对于“不好吃”的“食物”，当然没有必要去保护。可以想象，这位地方官员对江豚的濒危不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有违生态伦理的心理生态位此时就转化成物种偏见（speciesism）[27]的行为，进而对自然生态造成消极影响。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角度，分析黄国文、肖家燕提到过的关于鱼翅消费的例子[28]。人们从热衷于食用鱼翅到最后自觉抵制鱼翅消费，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语言因素，正如一句公益广告词所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这此之前，鱼翅对于大多数来讲是与“高档”“营养”“食物”等概念相联系的，鱼翅往往被简单理解成冷冰冰的食品，消费鱼翅的行为被理解成高档的消费行为。然而，因获得鱼翅而对鲨鱼造成的伤害甚至杀害等行为往往被忽视。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中，“鱼翅”同“杀害”这一概念联系起来，同时，普通人的鱼翅“买卖”行为也和“杀害”这个概念联系起来，这就改变了“鱼翅”这一事物在语言心理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位，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其他生灵乃至于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这样的后果当然不是人们主观上乐意看到的。所以，鱼翅的消费情况得到了改观，积极地影响了物质生态系统。
五、结语
基于三元互动论和生态位理论，初步探讨了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构建和属性。在心理生态环境中，认知是一个重要内容，生态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在对生态的认知过程中，将事物的概念放置于有违生态伦理的心理生态位。要改变有违生态伦理的心理生态位，生态话语分析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生态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29]，而要积极开展有益性文本（beneficial discourse）[25]30的研究；而在中国语境下，和谐话语方面的建构性研究[30]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样有利于在心理生态环境中形成更加关注客观事物自身生态价值的生态位。
以上讨论只是基于语言心里生态环境的初步探索，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语言的心理生态环境的具体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心理生态环境对句法机制缺乏结构学的解释。此外，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否能解释语言的演化和发展？这些问题也是今后语言心理生态环境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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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999（2019）01-0073-04
作者简介： 常远（1986—），男，硕士，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生态语言学、英语教学。
收稿日期： 2018-10-20
基金项目： 2016年度重庆市教育规划课题“基于‘一带一路’人才需求的大学英语教育研究”（2016-GX-164）；2018年度重庆市教育评估研究会课题“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大学英语教材的生态评估”（PJY201810）。
（编辑：王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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