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近现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发端
虽然有关法国经济史的著作可以追溯到16世纪，比如布代和勃丹关于货币和价格的研究等，但它真正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却要晚得多。法国的经济史研究是步德国后尘的，比德国要晚得多，甚至晚于英美。在19世纪80年代，斯特拉斯堡（当时被德国吞并）和柏林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摇篮，古斯塔夫·冯·施末莱成为经济史研究重要的奠基者。在他之后，德国的历史学派通过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成为欧洲乃至美国史学界的主导。德国在1893年创办了第一本经济史的杂志。而当时的法国经济和历史还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经济归在法学院名下，史学刚属于文学院，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理论与学说，历史学家们把主要的目光投向政治的历史发展，经济史就这样被忽视了。
1913年，首先由法学系统的学者创办了《经济社会史杂志》，直到30年代，该杂志所载文章内容主要还是经济思想和学说，以及经济事实等，还是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但这时法国已经出现个别研究经济和社会史的史学家和零星著作，譬如，1906年，保罗·芒图出版了研究工业革命的名著《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第二帝国时期就出版《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阶级》一书的爱米尔·勒瓦舍尔一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经济学说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20年代，索邦大学有了唯一的一位经济和社会史的教授亨利·豪塞尔。但总的说来，直到30年代，法国的经济史是不成气候的。
然而，从20世纪初叶起，英美在经济史上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英国，从1910年起首先在曼彻斯特，然后是剑桥、伦敦，大学里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一些重要的经济史杂志也创办出来，如《经济学伦敦学派》和《经济史评论》等。在1926年至1927年间经济史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在美国，早在1893年，哈佛大学就设立了经济史讲座，一些大学教授讲授经济史课程并出版了一些经济史的著作。
法国在经济史上质的变化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推动力来自史学内部和史学外部两个方面。史学内部是年鉴学派的形成。1929年，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年鉴》，他们希望史学能摆脱实证主义的桎梏，在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尤其要重视经济和社会的研究，甚至还应该重视人们精神状态的研究，使历史成为一种“整体史”。《年鉴》杂志的内容也反映了这一点，上面刊载的论文大量涉及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提出的问题。当费弗尔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研究16世纪心态史的时候（《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等），布洛克则执着于中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研究，如社会结构、技术生产结构、货币制度等（《法国乡村史》、《封建社会》、《欧洲货币简史》等），他们的活动对法国经济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几乎与《年鉴》杂志创办的同时，一位非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弗朗索瓦·西米昂在20至30年代给法国经济史的独立和发展以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弗朗索瓦·西米昂最早研究哲学，后转而采用杜尔凯姆的方法研究社会学。1907年，西米昂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有关煤矿工人工资》后，任教于实用高等研究学校，后又转到国立工艺博物学校，1932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他在本世纪初孤身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瑟诺博士）展开了唇枪舌战的辩论，同时又与经济学家们进行论战，在法国逐渐创立了一门既不同于传统历史学，又不依附于经济学的独立的经济史学科。1932年，他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出版了他的重要代表性著作《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当时他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得到大学教授们的承认，传统的历史界和经济学界似乎对他都不屑一顾，但他受到了年鉴学派的热情称赞和欢迎。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把计量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史的研究之中，这在他对工资和煤炭价格的研究中体现出来；其次，他把历史时间作了“短期、中期和周期”的区分，着力于研究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分析经济的长期运动，几乎与俄国经济学家孔德雷杰夫同时发现价格涨落的周期变化；此外，他将经济问题研究与社会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不同社会集团对价格与收入变化的反应和态度，特别是企业主和工人的态度（注：米歇尔·马尔盖拉茨：《18至20世纪的经济史》(Michel Margairaz,Histoire,économique XVIIIe-XXe siècle)，巴黎拉卢斯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接下去的关键是经济史的研究怎样能得到史学界的承认，尤其能真正进入大学的殿堂。在这方面西米昂是有局限的。由于他的一些措辞激烈的文章大大伤害了历史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历史学者们往往对他敬而远之；而且当时也没有多少经济史的专家，他的著作影响范围也不大；再有一点，他的著作语言抽象，常使历史学家们不忍卒读，《年鉴》杂志的创办人曾试图将他的著作通俗化，但因遭不愿妥协的西米昂的拒绝也只好作罢（注：吉拉尔·努瓦利埃尔：《什么是当代史？》(Gerard Noiriel,Qu'est-ce que 1'histoire contemporaine?)，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把西米昂的著作“翻译”成历史学语言而将经济史真正引入历史学界的是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拉布鲁斯，西米昂就不可能在历史学界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拉布鲁斯是“大学近现代经济史的真正奠基人”（注：米歇尔·马尔盖拉茨：《18至20世纪的经济史》，第19页。）。拉布鲁斯最初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工作者，他也不是一位历史学的教师。出生于法国西部小手工业者家庭的拉布鲁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听过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奥拉尔的课，但不久他投入了政治运动之中，从事新闻职业，后又转向经济学研究。1924年他与法国共产党决裂后，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之中。1932年，他在法学院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涉及法国18世纪物价和收入的运动和变化，论文利用了旧制度下的一些统计资料。正是由于拉布鲁斯的经济学背景，使他能够深刻理解西米昂著作的意义，并利用西米昂的理论和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服务。拉布鲁斯的著作不久开始流行，在一次“近代史协会”的会议上，乔治·勒费弗尔介绍了拉布鲁斯的论文。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他的论文遭到了当时索邦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亨利·豪塞尔等人的激烈批评，但勒费弗尔为之作了辩护，认为他的著作对于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拉布鲁斯的著作就像是历史学工作者的作品。1943年，拉布鲁斯又在文学院完成了他的第二篇历史学的博士论文《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法国的经济危机》。如此，拉布鲁斯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且把经济史的理论用来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使经济史在历史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经济史能够在三四十年代在法国成为一门学科，与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也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三四十岁的一些年轻历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血冲突后，又遭遇了金融货币的混乱、物价的大起大落、民不卿生等困难，使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问题上，立志于通过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运动。
二、高潮时期的法国近现代经济研究
从人民阵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法国经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变革，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十分有利于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政治领导人和社会高层都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于是经济史的研究在五六十年代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中之热，由此进入了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法国经济史研究的热潮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推进经济史研究的年鉴学派和拉布鲁斯学派在史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最后成为权威性的主宰。年鉴学派真正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年，年鉴杂志最终定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都取复数形式，强调了经济、社会和文明的多样性。马克·布洛克在大战期间由于参加抵抗运动，于1944年被德国人枪杀。战后费弗尔有了新的助手，他们是布罗代尔、弗里德曼、勒尤和摩拉泽等人。1947年，《年鉴》派地位进入巩固阶段，这一年在高等研究实验学校，年鉴学派建立了第六系，这个系的教学大纲是跨学科的，就像《年鉴》杂志本身一样。该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资助，拥有一个地图绘制的实验室和一个出版社。1956年费弗尔去世以后，《年鉴》杂志由新的史学巨匠布罗代尔领导，得到摩拉泽、芒德卢和费洛的协助，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69年。布罗代尔与费弗尔不同之处是，费弗尔虽然强调历史的多方位和整体的研究，但他个人更重视精神领域的、尤其是宗教问题的研究；布罗代尔则更看重经济的基础作用，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因此在布罗代尔领导时期，年鉴学派为经济史的繁荣做了大量的工作。
随着老一代史学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拉布鲁斯在史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在索邦大学继任亨利·豪塞尔出任经济史讲座教授的是马克·布洛克（1937年），但布洛克死于抵抗运动，于是拉布鲁斯登上了索邦大学经济史的讲坛。同时拉布鲁斯还兼任了实用高等研究学校第六系主任研究员等职务，并在全国科研中心(CNRS)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科研中心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影响因此而扩大了。在他的周围集合起一批年轻的学生，通过学生的论文，他的学说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在最近的20年里，很少有近现代经济和社会史大学教授不曾参加过拉布鲁斯指导下的科研工作的。因此随着他学术地位的提高，经济史的研究也就成了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据统计，1961年，40%的大学毕业文凭和41%的博士论文涉及法国近现代经济史（注：居伊·杜叶和让·杜拉尔：《史学流派》(Guy Thuillier et Jean Tulard,Les écoles historiques)，《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丛书，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第二，战后一系列与经济史和计量史研究有关的机构建立。计量方法通过全国人口研究所和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建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量的统计资料为当代的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经济学家费朗索瓦·佩鲁还领导建立了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其中有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建立法国经济史的统计资料，小组的负责人是让·马克泽乌斯基。拉布鲁斯领导并建立了经济和社会史研究所，在他的推动下还建立了法国经济史工作者协会。
第三，经济史研究的繁荣还表现在大量经济史研究的著述问世。根据有人对《年鉴》杂志所发表的文章统计，经济史在四五十年代，甚至60年代是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见下表：
《年鉴》论文的研究方向(%)（1929-1976年）（注：居伊·杜叶和让·杜拉尔：《史学流派》，第44页。）
1929-1945 1946-19561957-1969
1969-1976
传记
0 0.7 0.4
0.1
政治史 2.8
5.4 4.1
2.1
经济史57.8 40.4 39
25.7
社会史26.2
25 17.6
27
文化史10.4 19.4 22.4 32.8
政府
2.6
4.2 8.44
从1945年至1970年，在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的共同推动下，涌现出一大批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其中有夏贝尔关于法国1789年至1820年物价运动的论著，有德塞尔、杜代斯克和阿居隆等人关于法国1846年至1851年经济萧条的研究著作，有菲力浦·沃尔夫、伊夫·勒诺阿尔和莫利斯·伦巴尔关于中世纪的著作，有皮埃尔·肖纽和费雷德里克·莫洛关于近代南美的著作，有让·墨佛来关于路易十四时期的物质生活史，有罗杰·迪翁的葡萄和酒的历史等。成就最为显著的著作有，让·布维埃关于里昂信贷银行的研究，莫利斯·勒维－勒布瓦耶关于欧洲工业化和银行的研究，弗朗索瓦·克鲁泽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皮埃尔·莱昂关于多菲内地区工业化的研究，弗朗索瓦·卡龙关于铁路的研究等等（注：参见居伊·布尔代和埃尔维·马丁：《史学流派》(Guy Bourdé et Hervé Martin,Les écoles historiques)，瑟伊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让·莫里斯·比齐埃尔和皮埃尔·伐埃西埃尔：《史学和史学家》(Jean Maurice Bizière et Pierre Vayssière,Histoire et historiens)，阿歇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计量学派让·马克泽乌斯基和马可维奇还整理出一系列的历史统计数据。正是在这样大量研究的基础上，70年代出现了一些集体合作的宏篇巨著，成为经济史几十年研究的结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部，一部是布罗代尔与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社会经济史》，共4大卷7大本，由法国大学出版社1976年开始出版；另一部是皮埃尔·莱昂主编的《世界社会经济史》，共6卷，由科林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注：让·莫里斯·比齐埃尔和皮埃尔·伐埃西埃尔：《史学和史学家》，第196页。）。此外还有多卷本的《法国乡村史》和《法国城市史》等等。
除了这些著作外，当时许多社会史的著作，也都是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所有的近现代史通史著作也呈现这样的三段式，它们总是从经济基础开始，然后分析上层建筑，如思想、文化的情况，然后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等等，可见当时经济史的地位。
全盛时期的法国经济史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打有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另一点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密不可分。经济史研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法国史学界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大背景有关，当时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或成了共产党的成员，或成了同情者和同路人。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著名历史学家的姓名：乔治·勒费弗尔、乔治·杜比、勒高夫、芒德鲁、勒鲁瓦·拉杜里、孚雷、伏维尔等。
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而得到法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视，因为法国经济史研究的着眼点主要还是为了把握整体历史进程的发展，经济史学家们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观点。推动经济史发展的年鉴学派的创造人尽管想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年鉴学派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比如把握历史全貌的思想，结构的重要性，经济的决定作用，群众是历史的主角等等。而且马克·布洛克自己也曾坦诚地表示，他“个人对卡尔·马克思抱有强烈的崇敬心情”（注：居伊·杜叶和让·杜拉尔：《史学流派》，第37页。）。新一代的年鉴学派成员中许多都曾经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比起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来更重视经济和物质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点从他的重要著作《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就可窥见一斑。
法国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拉布鲁斯则完全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拉布鲁斯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参加过《人道报》和《人民报》的工作。他坚持认为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最深层次的原因，起着决定作用。他用经济危机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1848年革命的原因，所以人们公认“拉布鲁斯派的史学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注：居伊·布尔代和埃尔维·马丁：《史学流派》，第191页。）。因此由他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法国经济史带上马克思主义的印记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让·布维埃曾经指出的那样：“虽然远不能说法国的经济史学家群体自觉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但马克思主义看待问题的方法却丰富了社会经济史。许多经济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说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或一点马克思主义），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注：米歇尔·马尔盖拉茨：《18至20世纪的经济史》，第20页。）
法国的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结合的特点是与法国经济史学家们的来源有关系的。法国的经济史学家大多出身于历史学界，他们关心的重点问题还是为了全面把握社会的发展和现实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在他们眼里是基础，是结构性的因素，研究它有助于了解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历史的研究从经济转向社会，转向心态，转向政治是合乎逻辑的顺序。在这方面拉布鲁斯就是典型。拉布鲁斯研究的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如，经济波动和经济制度，经济指数的社会解读，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法国一系列革命的社会经济起源等。如果说在他研究初期更注重经济的研究的话，那么从50年代开始，他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但他在研究社会史的时候，又始终将经济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种标志。在分析阶级成份时，始终用经济地位作为区分的标准。在分析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态度时也强调经济变化的作用。1955年，在罗马召开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时，拉布鲁斯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关于18和19世纪社会结构的集体研究计划，集中研究资产阶级。从他的方案看，他极其重视经济的研究方法，要求利用经济上的统计资料和档案，对每个职业进行量化的、分门别类的和有层次的分析（注：吉拉尔·努瓦利埃尔：《什么是当代史？》，第72页。）。根据这样的思路，随后涌现出一些社会史的成果，如多马尔的《1815年至1848年的巴黎资产阶级》（1963年）、杜代斯克的《1840年至1849年的法国显贵》（1964年）以及60年代三次重要学术讨论会的成果《社会史的史料和方法》（1965年）、《文化层次和社会集团》（1966年）和《等级和阶级》（1967年）（注：居伊·布尔代和埃尔维·马丁：《史学流派》，第194页。）。1965年在圣克卢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学术会议上，拉布鲁斯解释了他社会学的研究观点：“一种新的社会史开始了，这种社会史与全新的经济史和迅速发展的社会学相结合。这种社会史的目标除了研究社会集团和它们之间关系外，还要研究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心态的关系。”（注：吉拉尔·努瓦利埃尔：《什么是当代史？》，第73页。）
当时的一些社会史著作也都溶入了经济分析的一些内容，如古贝尔的《17至18世纪的勃维和勃维人》、巴埃雷尔的《15至18世纪的下普罗旺斯乡村》和拉杜里的《15至18世纪的朗格多克农民》等。此外，有些课题的研究本身就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的，如人口史、乡村史和城市史。正是由于法国经济史与社会史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法国有两部重量级的关于法国和世界的经济史著作（见上述），都冠名于“社会经济史”。法国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这种结合，其实也反映出法国的经济史在史学界始终所处的从属地位。根据让·布维埃的理解，“法国的经济史的地位始终是模糊的、有争议的、受到挑战的，即使在它最一致的时期，即50和60年代，也是如此。”（注：让·布维埃：《经济史：一个边缘学科？》(Jean Bouvier,"L'histoire économique:une discipline dans les marges?")，载论文集《法国的史学》(L'histoire en France)，巴黎拉德库韦尔布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经济史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解政治和社会现实服务的，所以虽然在整体史的旗帜下，法国的经济史研究盛极一时，但这已经埋下了它必将走向衰退的伏笔。
三、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分化与嬗变
从70年代起，法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开始退潮。有人对70年代至90年代，法国通过的博士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国际关系史和殖民史等传统的论题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源于拉布鲁斯和布罗代尔的流派的博士论文却占很小的比例。以从70年代起指导博士论文最多的前10位导师而论，只有三位是属于“年鉴和拉布鲁斯派”的（注：吉拉尔·努瓦利埃尔：《什么是当代史？》，第131-136页。）。到80年代，在史学界，社会经济史的失宠，已是公认的事实。法国经济史家布维埃在1987年就认为，经济史“的重要性在历史的分化中已经相对减小了”（注：帕特里克·弗里登森和安德烈·斯特劳斯主编：《19和20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Patrick Fridenson et André Strauss,
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1988年，《年鉴》杂志编辑部成员发表了一篇文章，承认“社会经济史”这一曾经给这份杂志带来国际声誉的研究领域今天已经过时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经济史的重要杂志《社会经济史杂志》也于1982年停刊。对于经济史研究消退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或认为社会经济史的论题过于陈旧，集中在阶级经济地位和中短期的经济周期发展上；或认为它的地位下降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地位的下降的结果；或认为《年鉴》杂志主办者背离了年鉴杂志创办者的路线；或认为史学的兴趣转向了个体而抛弃了群众。其实，法国经济史重要性的相对削弱是“整体史”的一种异化，是史学分化或者细化的结果。
早在60年代末，法国就有一些史学家对“整体史”的思想提出了怀疑，认为这是一种史学的“乌托邦”，个别史学家不可能穷尽历史的所有方面。而这种“整体史”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史学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经济社会史研究达到高峰时，许多人转向了人口史的研究，转向心态史的研究，转向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更注重文化沉淀对历史的影响，于是文化史开始兴隆，政治史重新回归。史学的这种分化还与史学本身的繁荣有关，到70年代为止，史学的发展得到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大量关注。在这段时期，历史教学与研究者的队伍日益壮大，当昔日的博士生们成长为导师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愿意保持与前一代学派领导者的距离，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课题，尤其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他们由此获得新的灵感。因此，由于史学分化而造成经济史研究比重的相对下降，对史学发展来说并非坏事，就是对经济史研究本身来说，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下面我们分别就某些专题作初步的介绍。
1.经济史数据的整理。鉴于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只出版了近20年来的统计数据，为了填补历史数据的空白，弗郎索瓦·卡龙在“近现代史研究所”内部召集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从事历史数据的整理。从80年代开始，他们将分散在各处的地方和全国的数据整理成册，分门别类供研究者使用，比如巴尔若的能源方面的数据，饶贝尔的企业数据，梅尔格尔的交通数据，巴尔比耶的人力资本数据等。这一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60年代，马尔泽维斯基、勒维－勒布瓦耶、弗郎索瓦·克罗泽所推动的重建全国历史统计数据的延伸，但比以前只注意集成数据，更进了一步，使历史学家在经济数据的驾驭上显得更加成熟。
2.企业史。在近10年来，经济史方面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是企业史的研究。其实企业史的研究从50年代就已发端，其中先驱人物有贝尔特朗·吉尔和皮埃尔·莱昂等人。但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企业史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从80年代开始的。当时一些大企业本身越来越对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感兴趣，对历史学家们开放自己的档案库，以求对自己本身的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许多博士论文专门研究个别工业企业，如阿兰·勃当关于蓬阿木松企业的研究，让－皮埃尔·达维埃关于圣戈班企业的研究，克洛德·费理对漂白印染企业塔翁雷孚日的研究等。还有一些是对银行企业进行研究的，如于贝尔·波宁对国家信贷银行的研究，安德烈·盖兰对农业信贷银行的研究，让－皮埃尔·阿利纳对土地信贷银行的研究等。还有的史家的研究对象是一些经济部门，或一类企业，如埃马纽埃尔·夏多对航空业的研究（1986年），菲力浦·米沃什和德尼斯·沃洛诺夫对冶金业的研究（1987年），米歇尔·莱斯居尔对中小企业的研究（1996年），帕斯卡尔·格利赛对电讯业的研究（1996年），米歇尔·梅尔格尔对交通业的研究(1989)，多米尼克·巴尔若对公共工程业的研究，阿兰·贝尔特朗1991年和亨利·摩赛尔1990年对电力工业的研究等等。企业史的研究是多角度的，有些历史学家注重企业文化的研究，如帕斯卡尔·格利赛，他们反对把企业只看作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消极场所，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企业的发展史；另一些史学家则在承认企业内部存在着不同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反对将这种利益简单地看作是老板和工人的冲突。他们认为，企业是由人组成的，关键是要了解企业中每一类人在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他们的互动关系。所以这些史学家把研究的着重点放在企业的组织问题上，如，帕特里克·弗里登森对汽车业的研究（1989年）等。这一潮流发展到现在已有了自己专门的杂志，即1992年创刊的《企业和历史》。
3.技术史。这是一个长期被法国史学家所忽视的领域。这一学科在近二十多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来自国家工艺博物学校、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当代史研究所和其他大学的教师和研究者开展合作，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但由于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各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些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把科技简单地作为为企业服务的生产手段来看待，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延伸，把科技看作是整体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路易·贝尔日隆、塞尔吉·沃洛诺夫和塞尔吉·贝诺瓦等人的推动下，技术史逐渐向工业遗产史和手工艺史方向发展，由此在各地产生了一批经济博物馆。技术史的研究常常与考古及建筑史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些研究的交叉点。安德烈·吉埃姆关于水利史的成果（1981年），让－伊夫·安德利埃有关布列塔尼地区工业考古的成果（1992年），让－弗朗索瓦·贝尔豪斯特对阿勒瓦尔地区炼铁厂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4.经济和财政史。这也是近十多年来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主要的动力来自法国经济和财政部。财政部向外界开放了它的档案资料，并且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资助历史学家们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法国近现代财政和货币史向各个方向发展，领军人物是米歇尔·布吕吉埃尔和让－克洛德·德贝尔。一些经济史家主要关心国际问题，如埃里克·布斯耶尔和让－皮埃尔·多尔莫瓦等。还有一些源于历史学界的经济史家仍旧遵循着拉布鲁斯的路线，最具代表性的是米歇尔·齐尔贝尔伯格的博士论文，主要论述18世纪末法国对西班牙经济的支配地位。还有不少的史学家开始注意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互动关系，最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马尔盖拉兹的国家博士论文。他的论文主要论述1932年至1952年国家和财政及经济的复杂关系。他从研究公共权力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出发，最后得出结论，法国国家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适应世界资本主义的规则，既有政治社会因素的推动，也受到美国的影响。
5.工业化研究。在60年代，法国地区工业研究盛行一时，在此基础上，在近二十多年来，工业化史成为继企业史、经济财政史后的又一重要的经济史研究热点。在地区研究继续取得进展的同时，工业化史向几个方向发展，并互为补充。一个重要方面是原工业化研究，其中有阿兰·德卫普、克洛德·加叶、皮埃尔·德荣和吉拉尔·盖优等人。另一个方面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研究工业化这一历史现象，把法国工业化纳入到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加以研究，突出法国工业化的特殊道路和经验，最重要的成果是德尼斯·沃洛诺夫和帕特里克·凡尔莱的著作。
标签：法国经济论文; 年鉴学派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