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管理支持信息系统的概念及维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信息系统论文,高层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层管理支持(以下简称为“高管支持”)和信息系统成功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早期研究已经注意到高管支持是决定系统成功的关键因素(如Doll，1985；Garrity，1963；Willoughby和Pye，1977)。最近二十年，关于高管支持的相关研究大量出现，涉及到众多类型的信息系统，并跨越采纳、开发、实施等各阶段。因此，高管支持被广泛认为是对系统实施成功有贡献的变量(Sharma和Yetton，2003)。国内学者也从早期对“一把手工程”的讨论(如白海青，2006)过渡到以高管支持为主题的规范研究，发现了高管支持对信息系统活动的正面作用，如促进用户参与(王剑敏等，2007)、信息系统规划(牛芳和李东，2007；杨青，王延清和黄丽华，2004)和风险控制(王求真和马庆国，2007)。
然而，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对高管支持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尽管已有众多相关研究，但比较分散和片段化，并没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对高管支持构念进行测量，甚至找不到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因此未能有效地指导实践(Young和Jordan，2008)。其中两个问题尤为明显。一是以往研究对“高层管理”这个行为主体的界定还比较模糊(如Lederer和Mendelow，1988；Armstrong和Sambamurthy，1999；Ragu-Nathan等，2004)，二是产生了大量对高管支持内涵不一致的解释，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也随之缺乏一致性(如Doll，1985；Jarvenpaa和Ives，1991；Wang等，2006；Young等，2008)。如果对行为主体的认识都存在较大分歧，则很难形成有效的理论框架(Barki和Hartwick，1989；1994)，以至于后续研究无法准确地识别或聚焦关键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情况，本文试图通过深度分析已有的高管支持文献并结合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回答以下问题：(1)信息系统研究中的高层管理指谁(或者哪些人)？(2)信息系统研究中高管支持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有哪些维度？(3)未来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问题？随后本文简要回顾高管支持信息系统的研究状况，然后给出高管支持的定义和维度，最后指出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和路径。
研究回顾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我们选定管理学和信息系统领域10个重要国际学术期刊①。然后根据以下标准，通过手工检索和核对的方式从1991年至2008年筛选出37篇实证研究：(1)这些研究均以信息系统为研究主题；(2)包含高管支持或者相似概念(如top management participation,top management involvement,top management,senior management,senior executives)为关键检索字；(3)采用多题项测量高管支持(至少有2个题项)。
以下文献回顾聚焦于信息系统中高管支持的定义、内涵、研究环境(信息系统环境)、理论视角、测量以及与其相关变量的关系(如前置变量与结果变量)。我们发现，高管支持的研究呈多样性的特点，存在多种对高管组成人员的界定、多种信息系统环境、不同的高管支持定义、多种理论视角、以及不一致的构念测量，逐一讨论如下。
1、含混的高层管理组成
大多数文献并没有准确说明其高层管理的组成，可以泛指高层管理团队、甚至CEO、CIO、业务经理、IT经理等个体。由于不同的研究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定义和术语使用各不相同，读者很难清晰把握其内容。事实上，早期研究中就存在对组成人员的不同理解，有文章使用“高层管理”指CEO和业务经理(Lederer和Mendelow，1988)，也有指CEO和IT经理的(Doll，1985)。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在不同的信息系统环境中，业务经理和IT经理的角色具有相同的职能。类似问题也存在于近期研究中，例如Ragu-Nathan等(2004)描述高层管理是组织的高级领导，其中包含CEO、CIO、COO以及其他高层业务领导。但这样一来组织的高层管理者无所不在其中，从而也就失去了对信息系统环境下高层管理组成的具体性。
2、高管支持定义的多样性
部分实证研究中使用了高管支持变量，但并没有描述其具体定义(如Lee和Kim，1999；Thong等，1996)；还有部分研究引述了前人的定义，但测度内容却完全不同；也有研究给出了比较清晰的定义。通过对这些定义的分析，我们找出四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首先，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涉及到两个要素，即高层参与(Executives participation)和高层心理投入(Executives involvement)(Jarvenpaa和Ives，1991)。高层参与是指CEO参与信息系统的计划、开发、实施等相关活动的行为，高层心理投入是指CEO看待信息系统对组织绩效的重要作用的心理状态。第二种定义是高层管理对信息系统能为组织带来绩效的理解程度(Steinbart和Nath，1992)。第三种定义是指高层管理为信息系统活动提供资源支持和创造便于活动开展的制度环境(如Wang 等，2006)。第四种定义则强调高层管理为确保IT和业务流程一致性而提供便利，并且在信息系统相关活动中改变管理(如Sharma和Yetton，2003)。总之，高管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其内涵涉及了心理状态和具体的行为等要素(Dong等，2009)。但以往研究均只涉及到该概念的部分要素。
3、多种理论视角
尽管有些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理论视角②，但以往研究整体依然表现出多视角的理论应用，覆盖了高层管理的背景和特征(如Bassellier等，2003)、基于知识的视角(如Kearns和Sabherwal，2007)、基于资源观点的视角(RBV)(如Kearns和Lederer，2003；Armstrong和Sambamurthy，1999)、管理自由度及权力视角(如Preston，Chen和Leidner，2008)、代理及交易成本理论(如Hann和Weber，1996)、制度理论(如Sharma和Yetton，2003；Liang等，2007)、技术扩散与技术采纳(Rai等，2006；Rai和Patnayakuni，1996)等。这些理论从多个视角解释了高管支持的作用机理，但很难发现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
4、测量不一致性
研究中对高管支持测量的不一致性问题比较突出，没有专门针对高管支持开发的量表，大多是借用了用户参与(User participation)、用户投入(User involvement)、用户态度(User attitude)(Barki和Hartwick，1989；1994)，以及高层参与和高层心理投入(Jarvenpaa和Ives，1991)等量表，例如Chatterjee等(2002)和Liang等(2007)。部分文献在引用Jarvenpaa和Ives(1991)的10个测量题项时，在没有充分效度检验的情况下进行压缩或裁剪。例如，Steinbart和Nath(1992)使用了2个题项来测量高管支持，而Lee和Kim(1999)则根据其研究情境采用了3个表示“高层管理对与其他伙伴合作所带来的具体受益的理解程度”的题项。此外，部分文献的构念描述和量表明显不一致。例如Guimaraes和Igbaria(1997)定义高管支持为“高层管理鼓励和分配资源”，明显将其理解为一种行为，却在使用的5个题项中包含了非行为的内容，例如管理层理解和兴趣。此类问题反映了以往研究对高管支持的理解存在着明显差异，以及对该构念测量的不一致。
5、多种信息系统环境
我们也发现以往研究涉及丰富的IT环境和研究主题，例如一般的信息系统环境、企业级系统(如ERP等)、跨组织系统(如B2B电子商务和供应链等)以及IT外包等。多样的研究情境还包括信息系统所表现出的技术创新特性，如持续变化性(Drucker，1988)，以及在组织中的创新类型，例如以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创新、以信息系统为核心的创新和以管理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创新(Swanson，1994)。信息系统环境的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以往研究中高管支持概念不一致等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在对其进行重新定义时必须考虑适用于具体的研究情境。
综上所述，尽管以往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由于对高层管理的组成存在差异，给后续研究带来理解和比较的困难。其次，我们很难发现一个能被普遍认可的高管支持定义，给后续研究带来继承上的两难抉择。再次，尽管以往研究视角丰富，却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去解释高管支持及预测其对信息系统成功的作用机理。第四，缺乏基于理论的高管支持测量工具。最后，多样的高管支持研究缺乏普遍的研究范式，为后续研究带来挑战。以上问题是造成目前对高管支持概念理解不清的根本原因，因为“…多样性和不一致的定义、测量会导致矛盾的研究结果”(Dong等，2009)。因此，我们认为在术语、定义及其测量上的不一致对未来研究在借鉴、复制高管支持的研究成果时形成了极大的不便(Berthon等，2002)。因此，为了促进未来对高管支持的研究，有必要对该构念进行构建，并开发清晰的构念维度。
高层管理及高管支持的定义
我们对高管支持的重新定义借鉴了Zahra和George(2002)在组织研究领域中概念化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方法。整个过程包含识别、选择、集合，以及从概念、方法论、特定领域中选择要素的步骤。我们希望充分吸收以往研究成果，识别和选择关键要素并汇聚成新的高管支持构念，进而概括出一般性的理论(Law等，1998；Burton-Jones和Straub，2006)。
从逻辑上讲，在讨论高管支持时，需先说明这一行为的主体——高层管理(高管)本身。借鉴组织和战略领域中对高管的研究，我们将从两个方面着手讨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高管，即高管的成员构成和高管的职能③。一般而言，组织绩效是对高管的反映(Hambrick和Mason，1984；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因为高管的行为集成会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Hambrick，1998；2007；Lubatkin等，2006)。而在信息系统环境下的高管，必须是专门针对信息系统事务相关的高管，是组织中高管的子集(Jackson，1992；Hambrick，2007)。我们认为信息系统情境下的高管是那些对信息系统相关活动负有战略决策及活动导向责任的集体。
因此，我们定义高管的构成应该包括CEO、CIO及与信息系统活动相关的其他高层领导，或者虽然职位名称不同但职能相似的成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定义并不包含一般的IT经理和业务经理。此定义主要基于如下原因：首先，由于CEO(或者相似职能的成员)对战略事务负责，而信息系统项目往往具有复杂性和战略性的特点(Swanson，1994)，需要“一把手”参与；其次，高管应该包括CIO(或者相似职能的成员)，尽管很多项目是由业务领导或者首席财务官(CFO)来主要负责的，但由于CIO是组织内信息系统职能领域最高级别的领导，有在高管层内贡献信息系统相关专业职能的作用；第三，高管还应该包含与特定信息系统活动有关键关系的高层业务领导，这是因为信息系统不仅仅是与组织的战略有关，而且会直接涉及到可能发生的业务流程变革，没有高层业务领导的支持，信息系统也是难以取得最大化绩效(Armstrong和Sambamurthy，1999)，而且，高管中的大部分成员将是组织层面信息系统指导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他们在信息化中发挥着显著作用(Doll，1985；Jarvenpaa和Ives，1991；Ragu-Nathan等，2004)。
这样下来，我们就可以定义高管支持泛指在信息系统相关活动中高管发挥作用的理性行为和动态过程的总称。以下我们将介绍该概念各维度以及相互关系。
高管支持的维度
高管支持的目的是促进信息系统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信息系统成功，并最终提升组织绩效和能力。所以，高管首先需要发挥企业家职能，亦即对未来机会的把握，并有超越一般职员的坚定信念，而正是这种职能推动了相关活动(Minzberg，1971)。相应地，我们认为高管支持也包含以上两个首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解信息系统，二是对信息系统价值的信念。因此，我们首先定义高管理解信息系统是指对信息系统相关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理解程度。既然高管的组成具有多元性(Hambrick，2007)，高管理解信息系统既包含了对业务知识的分享，也包含了对IT知识的分享(Kearns和Sabherwal，2007)，而这种分享形成了高管支持信息系统的内容。正如Ragu-Nathan等(2004)强调的“高管支持信息系统就是指高管对信息系统功能的理解”。Jarvenpaa和Ives(1991)在论证高管投入和信息系统使用的关系时，发现高管对信息系统的理解和态度对使用的促进非常显著；Kearns和Lederer(2003)也论证了高管之间的知识分享是最终导致信息系统被有效使用从而获得战略优势的关键原因。
其次，高管对信息系统价值的信念是指高管对信息系统能为组织或者业务带来价值的坚信程度。这种信念能为组织提供信息系统的愿景，而一个合适的愿景不仅设定了未来的总体目标和方向，由此而对组织成员产生相关映像，发挥鼓舞人心，提高士气的正向作用(Collins和Porras，1991；Daft，1999)。例如Armstrong和Sambamurthy(1999)的大样本调查发现高层的IT战略愿景对推动IT的吸收有着显著的作用，他们认为高层的IT战略愿景就是高层认定的IT所能为组织带来的价值或作用。这与Chattopadhyay等(1999)对信念的定义是一致的。此外，Jarvenpaa和Ives(1991)也发现CEO把IT看作对组织的有重要作用的程度会导致信息系统成功和用户的深度使用，而Liang等(2007)在对ERP吸收的检验中，发现高管的信念对信息系统的吸收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高管对信息系统的理解和高管的信息系统信念二者具有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二者是组织推动信息系统发展的风向标和总体指导，对推动信息系统的采纳、吸收、及产生战略等均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第三，提供资源和便利的制度环境是高管支持信息系统所需发挥的必要职能。众所周知，信息系统活动既是一项资源密集型活动(Purvis等，2001；Sharma和Yetton，2003)，同时也是一项综合性极高的系统工程。而在信息系统活动中，对于财务和人力资源的预算和调配必须经过高管的决策(Thong等，1996)。尽管很少有学者专门验证资源对信息系统成功的正面关系(如Ifinedo和Nahar，2009)，但缺乏资源而导致信息系统失败的例子很多，如缺乏资源能引起用户的抵制和项目实施的延期或停顿(Dong，2008；Dong等，2009；Guimaraes和Igbaria，1997)，正如Sharma和Yetton(2003)所述的“物质资源和管理资源是必需的，不仅仅因为它有助于信息系统本身的开发和信息系统架构的确立，而且在实施阶段对终端用户也是极大的支持”。因此，我们定义，高管提供资源就是在信息系统活动中提供财务资源、人力资源以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它能够促进活动本身并最终影响信息系统成功。
第四，高管提供便利的制度环境指高管愿意通过改变原来的管理制度，提供一种便于项目开展的机制。信息系统活动的开展本身具有创新的特点(Swanson，1994)，必然会遇到冲突和障碍，比如日常业务的变更、个人任务加重等问题。此时，有效的培训机制、奖惩机制、沟通机制、业务变更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否则信息系统难以实施(Kirsch，1997；Purvise等，2001；Sharma和Yetton，2003)。而这些问题必需由高层创造相应的环境去解决，其实现方式或者是由高层制定，或者是由高层授权具体人员负责(Orlikowski等，1995)。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高管通过改变管理机制可以促进信息系统成功(如Dong，2001；Dong等，2009；Fox和Amichai-Hamburger，2001；Sharma和Yetton，2003)。因此，我们认为提供资源和创造便利的制度环境应该配合使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第五，高管对信息系统和业务一致性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也是信息系统活动最终目标不变性的反映。因此，我们定义，确保信息系统与业务一致性是高管对组织在信息系统的实施和使用过程中，确保业务战略为最高优先级。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于信息系统活动可能受到抵制，比如伴随信息系统活动的业务流程再造(BPR)需要高管协调组织边界的变更(Sharma和Yetton，2003)，以减少组织成员的抱怨(Tornatzky和Fleischer，1990)；二是由于信息系统功能的制约，可能会降低或者改变原有业务目标，此时高管必须以业务战略为第一优先级，而高管的此项职能对信息系统成功有着目标性导向功能，正如Young和Jordan(2008)强调的“高管支持就是确保使用信息系统与业务流程的集成”。以往文献中关于IT与业务的对接(Alignment)或匹配的研究也与此相关(如Chan等，1997)。
第六，除以上决策性职能，高管还需发挥其他象征性职能，以推动和监控信息系统的有效进行。我们使用“高管关注信息系统”来定义这个维度：高管关注信息系统是高管必须花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关键的问题或出席一些象征性的活动。比如高管列席组织层面相关委员会的活动，出席一些里程碑意义的汇报会议，听取关键性阶段汇报(Doll，1985；Chatterjee，Grewal和Sambamurthy，2002；Lewis，Agarwal和Sambamurthy，2003；Jarvenpaa和Ives，1991；Sabherwal，Jeyaraj和Chowa，2006)，而正如Daft(1999)所指出的，高管所开展的这类象征性的工作，不仅能发挥对信息系统活动的监控，也能发挥对未来工作的导向作用，尽管高管不需要进行操作层面的工作，但下属能够感知高管对工作和对职员的重视程度，从而激发下属对信息系统活动的重视和投入，确保这些执行人员会更努力确保信息系统成功。
本文提出的六个维度看似复杂，但这种结构化的分类有助于理解高管支持的内涵。既然高管的一切管理活动均是决策(Simon，2002)，Simon(1955)的理性决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对其分类的理论基础。高管的决策包含了理性生选择过程，六个维度的前两个维度反应了高管对信息系统结果的评估过程，也正如Swan(1997)在描述认知和决策的关系时指出的，认知包含了对信息系统及相关情况的理解；而后四个维度反映了高管作出的决策行为。因此，我们使用高管认知支持来涵盖前两个维度，高管行为支持来涵盖后四个维度。其中高管行为支持的前三个维度属于实质性支持(Daft，1999)，高管关注信息系统维度属于象征性支持(见表1)。
以上所提出的高管支持信息系统的定义和维度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将高管支持看作是高管的理性行为和动态过程，便于解释以下两个重要问题：(1)为什么一些组织的高管比另一些组织的更愿意支持信息系统项目？(2)为什么一些组织的高管支持比另一些组织的更有效，更能促进信息系统成功？第二，本文提出的高管支持构念涵盖了过去文献中的四种典型定义，更具有普遍性。第三，该构念的六个基本维度提供了基于理论的分类标准。
本文提出了较为清晰的高管支持信息系统构念，由此可能衍生更多重要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为未来研究开辟了途径。以下本文将围绕该构念提出若干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高管支持构念的六个维度的测量及其相互关系。这六个维度均未有成熟的测量工具，这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机会。尽管这些维度均可在过去文献中找到相关的解释和测量，但重新开发量表并检测构念关系是必需的。例如，理解信息系统和对信息系统价值的坚信在以往文献中被笼统地认为是与高管心理状态相关的构念(如Jarvenpaa和Ives，1991)，并没有作为独立维度加以区分。而且根据一般理解，前者对后者会形成影响，正如Ajzen(1991)指出的，实际的能力会对感知的信念具有正面影响作用，我们也认为二者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此外，其他四个维度之间也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系统性的逻辑。既然高管支持作为高管的职能表现形式，根据一般管理理论，这几个维度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其次，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较多使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单一。既然高管的决策是个复杂过程(Simon，2002)，可能通过访谈或者深度观察的方法研究更为深入，尤其是探索高管支持的具体内容和工作机理(如Doll，1985；Dong等，2009)。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已经有研究者认识到高管支持的组织环境并不明确，应该选择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Young和Jordan，2008)。一个有利的条件是，目前组织对信息系统项目的管理越来越规范，保存从系统采纳到扩散过程较为完整的项目文档，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些文档资料获取相关信息，从而获得深度观察。我们在强调研究方法创新的同时，并不排斥使用问卷的调查方法。目前对高管支持的测量大多是通过第三者的估计和感知，例如目前大多选择IT经理或CIO对高管支持进行评估，但我们认为这种测量并非真实的高管支持变量，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变量，即评估人感知的高管支持，而且不同的评估人对高管支持的感知会存在差别。他们对高管支持评估的差异可能来源于高管支持真实的差别，也可能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差别，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测量的系统误差(Burton-Jones，2009)。
最后，高管支持的情境化研究。高管支持包含了六个维度，我们的意图是提供一个可全面理解它的一般性概念，并不认为所有与高管支持构念有关的研究都要平行地包括六个维度。如果是专门测量高管支持构念的研究，在构念选择方面应该全面包含不同维度，但如果是侧重某个视角，则可选择相关的维度。比如从基于资源视角的研究，如果主要研究问题是探索高管提供资源与信息系统成功的机理，则可只选择高管提供资源维度。情境化是拓展研究视角的根本方法(Berthon，2002)，随着研究情境的不同，构念的选择也应不同，研究者应根据自己选定的研究情境，构建与构念相关的前置变量或结果变量，从而产生有意义的研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信息系统环境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比如文化方面的、企业性质的(我国有大量国有企业)、高层领导的责任、高层领导的任免等诸多不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目前信息化水平还相对较低，定制化开发还相对比较多(王求真和马庆国，2007)，这些都要求高管在系统总体建设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牛芳，李东，2007；杨青，黄丽华和何崑，2003)。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社会(Hofstede，1980；Buttery和Leung，1998)，组织中的高层与中层之间权力距离较大，而且高层不同成员之间的共同决策参与度也较差。相比西方国家组织成员之间是按照交易价值最优的决策方式，我国情境下更多的是拥有与较大权力成员较好关系和良好信任的成员才能发挥更大作用(Buttery和Leung，1998)。这个特征将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我国环境下组织中的高层在信息化中很可能比在西方的作用更大，二是“一把手”在高管成员中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以及存在与一把手“关系”较好的非高管成员更多的影响信息系统的发展。这将使得我国学者对高管支持信息系统、及其促进信息系统成功的研究与西方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方面的不同为我国学者研究中国环境下的高管支持信息系统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
总之，现有研究还远远不够。鉴于高管支持对信息系统的成功有决定性作用，而且信息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持续变化等特点，高管支持信息系统应该在较长的时期内成为持续的研究焦点。
注释：
①包括MIS Quarterly,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Decis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rt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由于国内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相关文章较少，而且均没有列出测量量表，因此没有在此罗列。
②本文重点参考的37篇实证研究中，部分研究直接引用过去的模型或者假设，来构造自己的假设检验模型，因此没有提出理论视角。
③Finkelstein和Harmbrick(1996)认为高层管理团队的概念包括其成员组成、结构和过程。本研究中，我们只关注高层管理在信息系统环境下的概念，而不涉及其他，因此只引入前两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