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歌时调视野中的商贾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调论文,商贾论文,民歌论文,明清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4)02-039-05 商贾是明清时期经济领域十分活跃的市民群体，民歌时调是明清时期文学领域兴盛的诗体，堪称“一绝”。二者的联姻，形成明清文坛上一道新的风景。在这道风景中，商贾形象呈现出多样性，民歌与小说、戏曲等文体也相互渗透、相互推动，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明清民间文学的勃勃生气。 新兴经济力量与时尚诗体联姻中商贾形象的多样性 明清时期新兴的经济力量——商贾颇为活跃，出现了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这种背景下，商贾形象不仅出现在文人的诗文或小说、戏曲中，而且在平民阶层中流行的口头创作——民歌时调中也有多样的表现。 有的以商贾的口吻歌咏商贾，直抒己意，出口成章，所咏之事往往是亲身所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如[数岔](贩货求财)： 贩货求财，呀呀哟，你卖的是什么东西拿出来，你把箱子打开。我卖的是茶钟儿、酒钟儿、瓶儿礶儿、簪儿棒儿、钮儿扣儿、池儿筷儿、刷牙抿子、九江篦子、描金钴子、凤头冠子、大红汗巾、垂金扇子、扎花裤褪、包头钿子。江南带来的花花红线带，还有京造的玻璃珠的抱头莲。[1](卷8，P389、390) 这一首自问自答式的民歌时调，先问后答，似相声一般逗出小商贩的经营项目，品种多多，显示出当时市民生活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出商贾大声张扬的鲜明个性，而且明白如话，清新明快，使得民歌时调的面貌焕然一新。 又如[马头调](货郎儿)： 货郎儿，背着柜子遥街串。鼓儿摇得欢。生意虽小，件件都全。听我声喊。喊一声，杂色带子花红线，博山琉璃簪。还有那，桃花宫粉胭脂片，软翠花冠。红绿棱布，杭绒纂，玛瑙小耳圈。有的是，木梳墨篦，大朝纽扣，玉容香皂搽粉面，头绳似血鲜。新添的，白铜顶指，上鞋锥子，广条京针，时样高低梅花瓣。并州柳叶剪。[2](卷1，P513) 这是一幅小商贩串街走巷的市井风俗画，由“喊一声”带出了小商贩一大串经营的商品项目，其中的主角是小商贩，形象鲜活，情趣盎然，显现出市民日常生活之美。 有的以他者的视角观照商贾，呈现出商贾形象的多面性，有“逍遥”自在的商贾形象，如[时尚劈破玉歌](商)： 做生涯委实堪羡，走燕齐经楚粤，天涯海角都游遍。江湖随游荡，万金腰细缠。四海为家，四海为家，到处随逍遥。[3](P76) “做生涯委实堪羡”，以一种艳羡的心态来看商贾，将商贾的生活视为一种时尚，这具有扭转时代风气的意义。中国封建社会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的思想一直占上风。到中唐时期，韩愈、白居易等力图扭转重农抑商、贵士贱商之风。韩愈主张士、农、工、商等“四民”并重，白居易也强调“百货通流，四人(四民：士、农、工、商)交利”[4](卷63，P1312)。但是，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有时与“农商交利”的思想并不一致，乃至有某些倒退现象，如他的《朱陈村》诗中写道：“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羡慕那“机梭声扎扎，牛驴走纭纭”[5](卷10，P184)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刘禹锡的《贾客词》、张籍的《野老歌》、《贾客乐》等也有“贾雄则农伤”思想倾向。对此，到南宋时期才有所转变，陆游等人的《估客乐》诗中流露出“贾乐则士羡”的思想情趣。至明初“吴中四士”之一的张羽在《贾客乐》诗中将“贾乐则士羡”的思想情趣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P1267)这与民歌[时尚劈破玉歌](商)有异曲同工之妙，张羽《贾客乐》诗中所艳羡的是“心性所好”的商贾，民歌时调[时尚劈破玉歌](商)中所艳羡的是“逍遥”自由的商贾，后者更加张扬了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精神，将明代中后期启蒙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层面。 二是见利忘义的奸商形象，如[挂枝儿](当铺)：“典当哥你犯了贪财病，挂招牌每日里接了多少人，有铜钱有银子看你日出日进。一时救得急，好一个方便门。再来不把你思量也，怪你等子儿大得狠(很)。”[8](P280)冯梦龙评说：“讨尽典当哥便宜，应是花报。”[8](P280)一语道出了奸商的损招。又如[挂枝儿]：“吴朝奉，你本来极臭极吝，人一文，你便当做百文，有谁知落了烟花阱，人又不得得，没了七十金。又惹了官司也，着甚么要紧。”[9](P435)这见于明人陆人龙编撰的话本小说《型世言》第26回《吴郎妄意院中花，奸棍巧施云里手》。这回小说写“臭吝不舍钱”的杭州盐商吴爚迷恋女色，被恶棍骗走七十两银子的故事，真所谓“羊肉不吃得，惹了一身膻”。小说与民歌对读，可见二者在塑造迷恋女色而又“极臭极吝”的奸商形象上互动互补，而民歌有“点睛”之妙。 在以他者的视角中，尤其突出的是商人妇的视角。有关商人妇，历代诗歌中多有歌咏，但多为文人的视角代替商人妇的立场而叙事抒情，其中如唐代李白的《长干行》、《江夏行》颇有代表性，而白居易《琵琶引》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10](P243)，更是十分典型地表达了商人妇对重利而轻别离的商人的怨悔之情。如果说，唐朝时期的商人妇在商人“重利”与“离别”中往往处于被动之中(被离别)，那么，明清时期有关商人妇的民歌则有时采取主动的姿态而“反离别”：“劝乖亲，休要在江湖上恋，纵经营千倍利，不如家里安闲，餐风宿水容颜易变。想茶，茶不到口，想饭，饭又不周全。到晚要自展那铺陈也，到天明还自要卷。”[8](P112)商人妇的主动性，还体现在明清时期的民歌时调中多用自我表达的方式，自我叙写，自我表白，说明此时的商人妇也与男性商贾一样敢于张扬个性，所引的上一首民歌时调如此，又如[新增一封书](丢不下)： 丢不下，好难熬，展转教人心越焦。佳人恨，苦命招，薄命冤家把奴抛。买卖经商归去蚤，何处贪欢不到来。采残了，迸残了，思虑凄凉没下梢。[3](P91) 以商人妇的口吻直抒胸臆，抨击负心的商贾，悲愤之情充满字里行间。这是写“痴心女子负心汉”，也有兼写“痴心女子负心汉”和“痴心汉子负心女”的，如[挂枝儿](负心)之一： 俏冤家我待你是金与玉，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中了傍人意。痴心人是我，负心人是你。也有人说我也，也有人说着你。[8](P125、126) 这首民歌后有冯梦龙的评语，其中“痴心女子负心汉”一说引商人程某与张氏之事，而“痴心汉子负心女”一说则引另一妓与所欢之事。因而，从有关商贾的角度看这首民歌，《挂枝儿》(负心)，既以对比的手法，又以直白的手法，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商贾负心汉的丑恶的嘴脸。 当然，明清民歌时调中也有“利”与“情”相结合的商贾，如[马头调](卖胭脂)： 王月英，家住在东京卞梁，周桥以上把高红卖。挂起招牌。有一个赴考的郭华，提笔卖文，走进城来，睄见女裙钗。那女子，好似天仙临凡界，月娥下尘埃。进铺来，手托白银，问声高红怎样卖。小姐走过来，十指尖尖，取出高红，喜笑盈腮。叫了声秀才，胭脂有好歹。哎哟！银子论秤色，我的高红，换你的细白。哎哟！红白字，问你解进不解，引动俏多才。哎哟！心猿意马开，手拉小姐喜笑言开，咱二人才子佳人恩合爱，正好两和谐。好一个王小姐，依从郭华，同进绣房。解带宽衣，忙上牙床，云雨以毕，恋恋不舍，送出铺门外。明日早来。[2](P503) 写一位女性小商贩王月英与上京赶考的书生郭华一见钟情，其中女性小商贩主动搭话，引来了“才子佳人恩合爱，正好两和谐”，塑造了一位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小商贩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长篇吴歌《卖盐商》以及异文《卖胭香》[11](P329-368)，在男女悲欢离合的私情中有商人形象的闪现。《卖盐商》写假扮“卖盐商”的少年郎六鑫探望异乡妹金香(金香的阿哥也是“出外贩棉”的商人)，全首民歌中表现男女浓烈的“私情”，其中有在相助“移车”中传情、在“私会”中定情、媒婆提亲和老娘逼嫁、六鑫假扮“卖盐商”与金香重新相会，最后男女双双“私奔”，有情人终成眷属。情节曲折，动人心弦，“私情”感天动地：“地为媒，天为证，双双罚愿跪落身：‘若要变心，除非日出西头，南见北斗，三白荡上氽称砣，分湖底下做鸟窠，天坍地陷青山沉，情歌情妹天长地久勿分离。’”这使人们联想到汉代乐府诗《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12](P160)又会联想到敦煌民间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13](P326)《上邪》是女子对男子表衷心，《菩萨蛮》是男女双方的誓言，都是诡喻奇譬，而《卖盐商》中则是商贾(装扮)少年郎与异乡妹的盟誓。虽然三首民歌都是“博喻”，但《卖盐商》的比喻中颇有吴县的地域色彩(三白荡、分湖)，这与商贾(装扮)少年郎与异乡妹处在吴县洞庭商帮的氛围中密切相关。《卖胭香》和《卖盐商》是长篇吴歌中同一母体的不同异文，其中主要的不同是《卖胭香》中情哥打扮成零售胭脂香粉的小贩与情妹相会，最后的结局是有情人不得不饮痛离别，《卖盐商》则是团圆结局。《卖胭香》和《卖盐商》所写商贾的私情一悲一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在以往的长篇民歌乃至文人叙事诗中都是不多见的，这是明清时期新兴经济力量与时尚诗体联姻中的一个新特点，其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应得到重视。 塑造商贩形象时多种文体互动中彰显民歌的活力 明清文学中有一个颇为突出的例子，那就是在民歌时调、小说、戏曲中都写商贩秦重(种)与花魁的私情相爱。先看[马头调](独占花魁)其一： 赤心人儿名秦种，卖油经营，思慕花魁，他的大名，要访女娇容。这佳人，带酒归，来难挣扎，醉眼朦胧。好一个知趣的郎，一夜温存把情缘种。香茶手中擎，娃娃睡醒，笑脸相迎。含羞问一声，难得你风流俊俏温存性。哎呦！贵姓高名，言罢施礼芳心动。哎呦！赠银两，观君出门庭，卖油郎辞别花魁奔路径，来在店中。到后来，雪塘送归，才把姻缘定，海誓山盟。[2](卷1，P494) 同时，清代华广生编述的嘉庆道光年间的小曲总集《白雪遗音》卷1中有[马头调](独占花魁)其二，卷四中有[南词](独占)民歌时调等，还有明末冯梦龙编的《醒世恒言》卷3中有《卖油郎独占花魁》小说，清初李玉有《占花魁》传奇。民歌时调、小说、戏曲中的商贩形象互补，显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一是既为“卖油经营”的商贩，又为“知趣温存”的“情种”，这是民歌时调、小说、戏曲所共同表现的，但民歌时调更显示出“私情谱”的特征。[南词](独占)在正反对比中表现男女私情，先将胡公子的欺凌与秦种的温存进行对比：一面是胡公子的欺凌，“可恨那恶仆如狼虎，不由分说抢姣娥。久闻恶宦胡公子，倚官压势胜强徒”；一面是秦种的“知情”“多情”与“温存”，“才离虎穴遇知情”，“幸遇多情秦相公”[2](卷4，P834)。再将小本经营的货郎与科举“蟾宫折桂郎”作对比，秦种试探花魁：“小可是(唱)数载飘流落异乡，萍踪浪迹命乖张。家园故国空回首，卖油郎贱业度时光。娘子是飞仙摘降临凡世，应伴蟾宫折桂郎。小可是闾阎市井家贫窘。乌鸦岂可配鸾凰”，而花魁不选科举“蟾宫折桂郎”，愿嫁小本经营而“知趣温存”的货郎，坚决地表态：“妾身得待君家，布衣粗食，死而无怨。你若不允，我以白绫三尺，死于君前耳”，还将秦种与花魁两次相遇作对比：“初次相逢成画饼”，而这次是“双双含笑息银缸，共解罗襦喜欲狂。”[2](卷1，P834-837)[马头调](独占花魁)其一侧重于正面描写，歌咏“一夜温存把情缘种”的典型情节，强调卖油郎是“一个知趣的郎”。冯梦龙在《叙山歌》中说《山歌》所收，“皆私情谱耳”[8](P317)。所谓“私情”，就是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私情相爱。[南词](独占)、[马头调](独占花魁)等，就是商贩秦种与花魁“私情相爱”的民歌时调，生动地展示了明清时代包括商贩在内的市民阶层“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8](P317)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 二是《占花魁》传奇将商贩与妓女的离合之情与宋朝政治兴亡紧密相联，与有关“私情谱”的民歌时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李玉的《占花魁》传奇同样表现商贩秦种与花魁的“私情相爱”，其中所引的[银绞丝](一更里难挨)，见于李子汇选《风月词珍》，[银绞丝]又做[银纽丝]：“一更里难挨灯落也花，乔才恋酒在谁家。自嗟呀，教人提起泪如麻。非干是你□，多因是我差，枕边错听了当初话。思量别寻个俏冤家，又恐怕温存不似也他。我的天，撇下难，难撇下。”[3](P126)李玉的《占花魁》传奇虽然还是写“私情”，特别是“秦种真情种”，但是分两条线索展开。这在该传奇引子中的[满庭芳]词中将两条线进行的剧情加以概括，一条线索是南宋军民抗金斗争：“宋室凌夷，康王南渡，中原士女奔逃。金闺艳质，被赚失冰操。堪恨奸徒反覆，浮风煽、身葬江潮。青楼内，名魁花谱，谈笑尽英豪”。另一条线索是商贩秦种与花魁的“私情”：“秦重真情种，卖油瞥见，一载勤劳。把温存曲尽，空负良宵。幸得苏堤巧遘，花魁占、琴弄瑟调。招提内，团圆骨肉，千载话风骚。”[14](P204)以金兵入侵、社会动乱反衬出商贩秦种与花魁“私情相爱”的艰难，也说明商贩秦种与花魁“私情相爱”不仅有反抗封建礼教的积极作用，而且有企盼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的进步意义。 三是《卖油郎独占花魁》小说细致地刻画商贩为见花魁而筹资的心理活动，与有关“私情谱”的民歌时调相比较显得更为曲折。这篇小说通过描写卖油郎秦重(种)与花魁女莘瑶琴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遇及艰苦曲折的恋爱过程，热情歌颂包括商贩在内的市民阶层建立在相互尊重、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私情”——真挚而纯洁的爱情。小说中有一首[挂枝儿]，用花魁(莘瑶琴)的口吻，抒发她与商贩秦重(种)的“私情”： 俏怨家，须不是串花家的子弟，你是个做经纪本分人儿，那匡(恇)你会问温存，能软款，知心知意。料你不是个使性的，料你不是个薄情的。几番待放下思量也，又不觉思量起。[15](P57)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写秦重(种)爱上莘瑶琴后的心理活动，这篇小说中有一大段紧紧扣住秦重(种)的商贩身份、生活、环境、思想状况展开的细致描写，将他见到莘瑶琴的欢喜，转而为可惜，转而为暗笑，转而为痴想，转而为自卑，转而为自慰，最后转而为自立自强，充满希望，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多侧面地塑造了“情种”商贩的形象。 四是商贩形象的传播中，民歌时调、小说、戏曲相辅相成，而民歌时调有其突出的作用。陈宏绪在《寒夜录》中引卓珂月语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16](P700)作为号称“一绝”的民歌，必定在反映明清时代鲜活的社会生活——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生活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如[时尚劈破玉歌](做生涯委实堪羡)、[新增一封书](丢不下)、[挂枝儿](劝乖亲休要江湖上恋)、[挂枝儿](俏冤家我待你是金与玉)、[挂枝儿](当铺)、[挂枝儿](吴朝奉)、[弹黄调](读书未就)、[数岔](贩货求财)、[马头调](雷峰塔)、)、[马头调](卖胭脂)、[马头调](货郎担)等。而且，在冯梦龙所编的《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小说中有[挂枝儿]4首，分别是[挂枝儿](小娘中)、[挂枝儿](王美儿)、[挂枝儿](刘四妈)、[挂枝儿](俏冤家)；李玉的《占花魁》传奇中有[银绞丝](一更里难挨)。[银绞丝]又作[银纽丝]、[雪藕丝]，《风月词珍》中有《新兴闹五更·银纽丝》，其一是“一更里难挨灯落也花”[3](P126)。显然，无论是单独以民歌时调歌咏商贾，还是在民歌时调与小说或戏曲融合中写商贾，民歌时调都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这是因为民歌时调在民间广泛流行，群众喜闻乐见。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中说，当时两淮与江南对于[打枣杆]、[挂枝儿]等小调“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17](P647)。民歌时调往往口出真声，沁入心腑，特别适合大众的接受心理，因而广泛传播，也对小说、戏曲等有渗透力，在写商贩秦重(种)与花魁的私情相爱方面是个典型。显然，明清文学中的“一绝”——民歌时调与商贾结合，放出异样的光彩，显示了明清民歌时调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兴文学样式的旺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