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1]2003年在《我国西部区域化投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影响西部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资金不足，资本形成困难。构建符合市场条件、遵循国际规则、适应西部特点的投融模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客观要求。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资本形成理论的一般分析。该部分吸收西方发展经济学资本形成的研究成果，阐述资本形成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 二、我国西部资本形成的特点与制约因素。通过对若干实证的剖析探讨西部资本形成的问题及其内部、外部的制约因素。 叁、国外开发欠发达地区的投融资模式给我国开发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启示。 四、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投融资主要对策。着重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强化融资能力；第二，优化区域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提高筹资效率。第叁，建立西部开发银行，扩大区域融资权。第四，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培育区域性金融中心。第五，提高金融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完善资金投入方式和投资机制。第六，建立具有区域调节功能的倾斜性财税体制，拓展投融资政策空间。
马长有[2]2005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时代课题。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在我国进入21世纪之际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从金融视角思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就势将成为必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此体系中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强化其支持力度,探索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途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当前金融部门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笔者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联系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指导思想,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西方金融深化理论的有关原理、方法及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和开放化的大背景中,从金融深化、投融资体制、区域资金流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金融运行效率等方面揭示金融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剖析西部地区金融浅层发展的特征、成因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制约,并从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出发,探讨和论证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以增强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途径和具体策略。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明了西部经济转型时期金融支持的重要性和选题的目的、意义,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创新点和方法。 第二部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回顾与评价。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纵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
刘颖[3]2009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区位、自然和历史等因素,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这种差距还在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多方面筹集资金投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但是,当前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制度有待规范,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民族地区无法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改变资金短缺的状态。因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政府的资金供给和制度供给,最终启动民间资本,建立有效的投融资体制,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投融资理论及制度的缺失,导致在实践中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范围不明确、决策不科学、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健全,政府投融资效益低下,严重背离了政府投融资的初衷。因此,对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的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统一的论述与写作原则展开。文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范畴的形成,对政府投融资体制的相关概念、范畴和运行机理进行了阐述。以此为理论分析框架,详尽梳理了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研究的相关理论,包括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并深入分析了这些理论成果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同时,结合政府的经济职能以及政府投融资的一般功能,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论述了政府投融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发展历史、现状、主要问题以及问题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发展演进,可以划分为政府财政单一投融资主体阶段、投融资体制改革初步探索阶段、扩大市场机制作用阶段、确定市场经济型投融资框架阶段、市场经济型投融资体制初步形成阶段。在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资总量、投资质量、投融资体制、投融资环境等方面对民族地区投融资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在观念、范围、决策、实施、管理方式及监管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着重从商品经济基础、统制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等角度深入分析了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指出政府投融资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本文最后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在从总体上规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与路径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应以有利于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市场协调发挥作用,统一性和差异性相结合,提高民族地区资本的自生能力和再造能力,投融资重点随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调整等为改革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的主要原则,以投融资主体多元化、资金运用集约化、投融资管理科学化、体制规范法制化为主要目标,进而以调整政府投资范围、实行倾斜性财政政策、政府投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完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为改革路径。并具体提出了从完善税收制度、积极利用公债融资、大力发展财政投融资、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等方面入手改革民族地区政府的传统融资方式;从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项目融资、推行彩票融资等方面尝试民族地区政府融资方式的市场化创新;并进而从政府投融资决策机制、政府投融资项目管理方式、政府投融资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对完善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研究范围的整体性。本文以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同时对于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本文并没有单纯从政府投融资本身进行论述,而是从民族地区投融资全局入手,全面分析了民族地区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完善和改革政府投融资在民族地区的必要性。二是概念规定的完整性。本文对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概念的规定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财政和信用手段筹集资金,以投资或融资的方式,将资金投向急需发展的部门、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一种资金融通活动”。这一规定相比以往的规定更具完整性,从而使论文对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的分析更全面。叁是政策建议的系统性。本文在明确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改革原则、目标和路径的基础上,尝试从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方式、投融资决策机制、项目管理方式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涉及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各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力争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思路。
徐云松[4]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郭栋梁[5]2008年在《我国西部地区建立区域资本市场问题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公认,但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反过来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差距,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国从99年开始了西部大开发,从国内看,我国的西部开发是典型的落后区域开发,从国外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成功地开发落后区域离不开资本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所以我们应把资本市场置于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使其作为区域开发的主导而发挥作用。但西部开发是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由于长期以来资金的缺乏,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大多数处于发展困境之中,更无法依托资本市场来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西部地区必须发展资本市场,来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本文就是在对国外成功经验和对当前的研究成果总结对比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对西部地区建立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做一点思考。本文在明确资本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以及发展后劲不足的原因,提出了西部地区建立区域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其次,分析西部地区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西部建立区域资本市场的可行性;最后,结合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和对可行性、必要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建议,为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建设提供一些必要的思路。
杨成章[6]2010年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就是一个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国民经济逐渐形成了众多产业,而农业始终处于基础地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支柱产业。从全球发展来看,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如果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既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从世界各国发展史来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正确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那么其经济社会就会得到较快发展,迅速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就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受到严重阻碍。“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和消费市场。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不仅影响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事关全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农民收入如果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叁农”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我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对此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薄弱环节”。没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话。西部贫困山区由于地处丘陵地区、民族地区、盆周山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恶劣,资源禀赋较差,发展很不平衡,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业总体竞争力不强；加之,自解放后我国提倡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的经济总体方针影响,我国农村在较长时间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工农产品价格形成了剪刀差,这样也客观地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造成了东部、中部与西部、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之间较大的差别。同时,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涉农群体事件增多,农民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处于劣势,社会矛盾突显。这些特殊情况,迫使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纳入议事日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因此,本文立足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新意,借鉴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的述评,在审视国内新农村建设之文献上百个模式的基础上,着力于区域发展类型及其模式发展要素(发展的着力点)的新视角,对东部地区的温州、苏南,南部地区的珠江和西部地区的成渝近郊模式(西部发达地区模式)、地震灾后重建模式(西部特殊新村模式)作了新的研究和透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适应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模式之发展要素作了新的提练和补充。据此,打造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及其发展要素,在吸收其它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以新的视角,以新的理念,以新的思路,来审视,协调、推进,解决“叁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出要发展西部贫困山区农村经济,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完全靠农民自身的发展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需以新农村要素建设,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奠定农村发展基础,改善农村经济发展质态,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进而探索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必需借助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以农村生产要素建设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加快通道经济建设,以小城镇建设加快农村人才回流,恢复农村的自身造血功能；以农业产业化、区域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的方向,解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矛盾问题,从而找到西部贫困山区农村脱贫致富的钥匙,实现国家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按照文章的研究思路,本文全部内容共分9章来论述我国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从文章结构上大体可分为叁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1-3章,这一部分是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进行要素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部份即第4章,是对西部贫困山区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第叁部份为第5-9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具体从新农村要素建设研究入手,分析西部贫困山区应该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具体看：第1章是导论。主要论述此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思路、论文的框架结构,以及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等。第2章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相关文献的述评。通过对新农村建设内涵、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的述评,解决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与全国和过去新农村建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以采取什么模式、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进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现有关于新农村建设内涵的文献,分析了现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与过去什么不同,并针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实际,吸取前人的理论,给出了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其次,通过对国内、国外新农村建设的模式的比对,分析他们在新农村建设的不同方式和措施,找出其共性,归纳出其相同点为我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之所用,并提出在西部贫困山区应该以什么模式进行建设。最后,通过对国际国内农村建设模式的评述,提出以五要素建设的模式,作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并找出其脱贫之路。第3章是关于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支持。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市场失灵、非营利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理论。通过对理论的归纳和论述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了分类,证明了造成西部贫困山区农村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就在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轻农”、“先城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第4章是关于西部贫困山区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与全国、东部、中部、东北部等近十年来的经济数据比较发现,西部与东部、中部、东北部的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扩大。认为,要解决西部贫困山区农村现状,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叁农”问题的根本,只有从政治、经济体制上,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破除偏向于城市居民而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外的二元经济制度,才能抓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源,也才能找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治本之策的结论。第5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保障：财政金融资金支持的问题。农业要发展,资金是保障。本章通过对财政金融支农的概念及国内外关于财政金融支农的相关理论研究现状的论述,根据国外财政金融支农的实践经验,找出我国西部贫困山区目前财政金融支持的局限性和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详细分析,总结出我国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财政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6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农村经济要发展,产业是方向。本章通过对国际国内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的分析,认为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由于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原因,要在农村发展合组组织化、区域农业化,大力发展龙头企业,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形成合力,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等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使贫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第7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通道经济的建设的问题。经济要发展,交通物流是基础。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通道建设问题的论述发现,西部贫困山区大都地处大山深壑,有地势偏僻,环境恶劣,经济落后,交通不畅,物流不发达,信息闭塞、资金短缺、资源空置、销路无门等显着特点。交通严重制约了其经济发展,因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并提出了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交通通道建设、还包括信息通道和物流通道建设。第8章是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之根本：农村人才培养的问题。农村经济要发展,人才是根本。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人才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发现,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才空心化问题较为严重,急需数量充足、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新农村人才队伍和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因此建议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要创新人才回流的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回乡创业。第9章是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小城镇建设的问题。农村要发展,城镇是载体。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认为,目前大城市的盲目扩张,由于资金、人才等因素制约,大中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方式及公共产品提供方面还存大许多缺陷。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小城镇的门槛较低,是城市与农村重要的结合点,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纽带,最终将缩小城乡差别,打破旧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提出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应该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市县城市,积极发展农村乡镇的观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第一、本文立足于新农村建设4个新意,在学术界、实务界已有的,按其产业发展特性和政府作用分类的基础上,按照其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对原有模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以前农村发展模式用新的观点、以区域发展的角度来剖析提炼了每种模式的发展要素,并以此推出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如：西部灾后重建新村模式。同时、通过对以前国内五个模式的要素进行了内在分析和比较研究,我们就很容易从其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相同,地域相近的模式中,分析其内在规律,方便归纳和总结,找出其中的共性和特性,从而为本文提炼出以要素建设来进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模式。第二、对适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各种新农村建设模式及其发展要素进行了新的界定。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传统模式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发展要素作了拓展,如：在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成渝近郊模式的要素建设、对西部的启示等,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通过乡镇重建、产业重建、农房重建、人才培育、财政金融支持等5大要素分析,总结归纳了西部灾后重建新村建设模式,从而归纳和完善了整个四川灾后重建新村模式的总体构架。第叁、要赋予“土地银行”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融资功能。资金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前人在“土地银行”研究方面,没有考虑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物权法的限制,多以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为目的,而所谓研究的“土地银行”也仅只是一个中转机构,基本没有银行贷款功能,更没有解决“土地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来源。而本文所谈的“土地银行”是着力于西部贫困山区实际,在集体所有制下,以财政进行担保,对土地进行叁权分离,(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土地银行”,并利用长江上游的自然资源建立生态补偿基金,进行公开上市发行,以作为农村“土地银行”运行的资本金。同时,以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加快土地有目的流转,解决土地大量撂荒和龙头企业、农户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研究的“土地银行”是真正的把“土地资源”转化为了“土地资本”,且“土地银行”资金带有政府救助、扶贫的责任,具有真正的普惠性质,能够解决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问题。第四、本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及其发展要素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和研究了在一般发展模式的支撑要素,应以财政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通道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人才培养五要素支撑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这一般模式发展的新模式。具体看：一是在财政金融支持上,二者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在功能上存在互补进而形成互补关系,是一个系统性整体,二者必须协同支持新农村建设。建设属于社会性质的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农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农村公共产品,应该以财政手段支持。以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商品流通等属于市场化性质的私人产品建设,应以金融手段支持为主,财政可以适度贴息引进民间资金进入建设。二是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应就地进行小城镇建设,用比较收益的办法,提高待遇,吸引到农村工作的人才,加快人才回流；在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的基础上,建议跨行政区域建设,发展区域农业,保证对龙头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并以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叁是在发展的通道上,本文认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进行通道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交通通道建设,更重要的是物流通道和信息通道建设。只有加强交通通道、信息通道和物流通道的建设,彻底改变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物流不通、人流不旺的局面。才能改变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落后的基础环境；才能筑巢引凤,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的回流；才能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尽管本文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收获,但由于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牵涉面广、实践性强的重大问题,透彻研究该问题,需要具备深厚理论功底、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笔者受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局限,加之具体的可操作性受政策与环境的限制,论文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需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第一、论文明确提出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西部贫困山区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利用当地资源不改变土地属性,构建农村土地银行,加快农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向资本转变,并制定了方案和操作流程,如何施设及效果怎样尚需进一步研究。第二、论文提出了通道经济概念、农村工业化概念,农业区域化概念,就是着眼于西部贫困山区实际情况,找出它们之间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西部地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交叉研究。本文只是提出了概念,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是本人今后研究的方向。
陈伟[7]2006年在《建立西部区域资本市场的可行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开发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主要依靠财政和银行贷款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就需要依托资本市场。我国以沪、深为中心的向东部倾斜的资本市场格局和全国统一的上市标准,使得西部地区对资本市场的利用能力低下,不能满足西部发展的需要。因此,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就有必要在全国性的资本市场之外,在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 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讨论了建立区域资本市场的必要性;通过对西部利用全国资本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目前在西部建立区域资本市场的必要性;进一步地,从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讨论了建立西部区域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在对西部建立区域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目前在西部建立区域资本市场是可行的这一结论。 文章最后还探讨了西部区域资本市场的性质、地位,并从组织形式、参与主体、交易方式、监管体制等方面对西部区域资本市场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时对如何加强西部区域资本市场的环境建设提出了建议。
黄晓军[8]2010年在《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按照“理论视域”、“历史脉络”、“现实考察”、“对策探讨”的逻辑理路探讨了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机理、历史演进以及在空间上的演化情形,总结出我国大众传媒竞争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规制改革与体制创新的对策思路。合作竞争是以双赢为目的,以合作为表象的高级竞争形式。从内容上看,包括传媒集团内部的整合、传媒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合作以及大众传媒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动态地看,传媒的合作竞争按照合作程度由浅入深,合作方向由内到外,依次呈现为传媒整合、传媒联动、传媒联盟,传媒并购。传媒并购合二为一,外部合作消失,内部整合开始,从而形成传媒合作竞争的整个循环。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步加强,引发媒介产业融合,传媒产业边界渐渐漂移与模糊。这也正是跨媒介合作的根本动因。媒介融合对企业的合作竞争而言,其机理为同时追求技术标准化和产品差异化。因技术的标准化,必然形成技术合作与联盟,因产品的差异化,又使竞争在激烈和平缓中变动,媒介融合交织着竞争与合作的反复与交替。合作需要跨越边界,对种种边界的跨越存在着不同的合作行为,这又可以用相应的理论来解释。博弈论用来解释传媒既竞争又合作的过程,生态论以生态位的理念用来诠释我国传媒合作竞争的资源和起点。网络论则在更高的层次上,将传媒合作行为视作对一切资源的利用与建构。传媒整合是传媒集团内部的协同合作。在这个前提下,提升传媒集团资源的利用率和信息共享水平是传媒集团运作的关键。整合在平台上表现为全媒体编辑部一体化,在机制上是稿库式发稿,在队伍上则期待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传媒联动开启了传媒合作竞争,跨越发展的历程。多表现为传媒外部的业务合作,对地域、介质、级别的跨越式发展。传媒因其互补性和规模化、巩固市场地位的优势而联动,同时也存在信息环境单一的问题。传媒联动为传媒集团的跨域发展注入了活力,除了业务合作,传媒展开多方位的跨越式合作,但是因政策的变动,以联动为起点的跨越让传媒联盟凸显出来。传媒联盟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外部资源而进行的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呈现出跨业务、跨媒介、跨地域的特征,但在实际操作和效益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传媒的资本合作伴随着放松规制逐步深入,传媒并购需要大量融资,是传媒资本竞合的集中体现,并购与反并购是传媒在资本方面激烈竞争与合作最生动的写照。我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在政策和技术的推动下渐次进入合作竞争的新阶段。政策方面因放松规制启动了传媒内在的发展能量,因技术而来的媒介融合带动了传媒的竞合。我国报业、广电业、网络业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要经历一个从对抗性竞争到非对抗性竞争、合作竞争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从内部合作到外部合作,从业务合作到资本合作,合作竞争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加强,而从整体上看,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从市场行为有着上升为发展战略的趋势,除了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外,大众传媒的合作战略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传媒企业网络化生存的战略。从空间的发展来看,大众传媒因为行政区划的局限,地域性特征明显,其合作竞争的情形与有限的生态位资源密切相关,也受到某一空间的传媒种群密度的影响。宏观地看,地市级传媒趋向整合、合作,而省级同城传媒竞争最为激烈,国际间传媒重在合作,而区域经济下的传媒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大众传媒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的状态,其分布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呈正相关而出现地理集聚,但是传媒产业增长极大小孤岛并立,激化效应明显,但扩散效应不足。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传媒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来传媒产业的集群发展,在区域经济的推动下,传媒之间的合作和联系不断加强,地域传媒走向区域传媒,分工协作,甚至组建区域传媒集团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在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过程中,搭便车和公地悲剧是传媒合作的机会主义表现形式。传媒的合谋行为往往是价格战的发生机制。传媒合作对象的选择错误,在合作的机制和监管方面缺位。传媒合作的范围过大,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弊端。在与资本合作时罔顾政策风险,导致合作败局。传媒整合在效益上,内部合作程度不高等等。这些都是传媒合作竞争中动机、对象和风险方面出现的技术性问题,但合作竞争最重要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严格规制,表现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阻碍了传媒合作竞争的良性展开。因此,政府规制的焦点就在于突破局部利益之争。和西方政府对传媒规制不同的是,我国传媒的规制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过度竞争,由市场失灵引起的,而是传媒市场总体上发育不健全,放松规制旨在培育市场,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是传媒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延续。从根本上讲,规制是在传媒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要让传媒的合作竞争能良性发展,必然从宏观上依赖于我国传媒体制的创新。我国传媒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度依赖,在他国传媒体制的参照下,传媒必须产权明晰,公益经营两分开以及剥离转制,才能打造真正的合作竞争主体,在突破行政壁垒方面协调好条块利益,在投融资体制方面,加大开放力度,才能创造出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良好局面。
于溯源[9]2016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不断显现,全球经济形势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变缓,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经济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带头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此集亚洲、欧洲地区国家之力,互通互联,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提出来的,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为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能够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在金融方面助力“一带一路”倡议,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展开。本文首先概述了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基本情况,在介绍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发展历程等内容的基础上,研究了亚投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主要领域、重点线路与重点国家、存在的主要风险与相关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亚投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并有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亚投行在投资、贸易、货币等领域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以及中亚各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
李新彬[10]2007年在《转型期中国金融制度区域化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东西部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不断扩大之势。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证明，金融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关键。因此，合理配置区域金融资源，带动和引导其他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从而调整我国区域经济的现有格局，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金融制度是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条件。从制度创新的视角，探索金融制度区域化改革的基本路径，是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内容。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区域化创新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变革，在金融制度区域供给不均衡的条件下，尤其要重视政府在金融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和功能。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化，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功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微观金融活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区域金融效率。因此，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体现着强制型与诱致型有机协调、区域梯度渐进式变革和银行主导型的路径特征。本文在系统梳理金融制度和金融制度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根据金融组织制度、金融市场制度和金融安全制度叁个层面的分类视角，分别论述了我国金融制度区域化创新的基本框架。在金融组织制度方面，我国的区域差异决定了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的混合，而在不同区域，这种组合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国有商业银行要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组织布局的区域调整，同时需要积极推进信贷政策的区域化改革。并通过构建区域性商业银行和推动地方中小银行发展，形成合理的商业金融格局。在金融市场制度方面，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要正确定位股票市场的功能，重点要通过积极创新债券市场、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培育产业基金和完善中介机构等，建立符合区域实际的金融市场基础。金融安全制度是金融制度区域化改革的保障和重要的组成内容，本文着重分析了区域金融风险差异的形成原因，在对传统的金融安全制度框架进行了修正的基础上，从区域金融征信制度、预警机制、监管制度、行业自律制度方面探索了区域金融安全制度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我国西部区域化投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徐斌. 郑州大学. 2003
[2].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马长有. 四川大学. 2005
[3].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D]. 刘颖. 中央民族大学. 2009
[4].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5]. 我国西部地区建立区域资本市场问题探析[D]. 郭栋梁. 贵州师范大学. 2008
[6]. 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研究[D]. 杨成章.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7]. 建立西部区域资本市场的可行性研究[D]. 陈伟. 兰州大学. 2006
[8]. 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D]. 黄晓军. 武汉大学. 2010
[9].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于溯源. 外交学院. 2016
[10]. 转型期中国金融制度区域化创新研究[D]. 李新彬. 兰州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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