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的叙事与抒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论文,酒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2-0102-05
《在酒楼上》主要故事情节简单。“我”到离故乡很近的S城，心情很荒凉。于是来到记忆中的小酒楼(已是物是人非)一边看着雪景一边独酌。这时，偶遇从前的同窗吕纬甫。然后通过吕纬甫独白的形式开始讲述其失意境遇。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将《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并置为形式不成功的典型，“利用一个人的独白，述说一个人的经历，结果就往往落入单调，作者更不惜用种种花样，引出主人公吕纬甫的谈话”①。他认为文本中对吕纬甫喝酒、点烟等的描写，以及窗外的景物描写，都是作者为避免长篇独白引起的单调而插入的。竹内好也认为：“‘我’只是一个听众，从吕纬甫出场后就没有行动，我只是引出吕纬甫，这一点成为破坏作品完整的一个缺陷。”②
李长之和竹内好质疑的正是作品的叙事结构，他们的观察和质疑很有道理。《在酒楼上》以吕纬甫讲述的两个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一个是受母命所托回故乡为三岁就死去的小弟弟迁坟的故事；一个是他为了给顺姑送剪绒花的故事。吕纬甫的讲述近乎于自白、自惭和自辩的陈述。他讲述自己在分别后的这些年，“模模糊糊”，“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此次，奉母回乡完成的两件事也以没有结果收场，亡弟的坟空空如也，当年美丽的邻家女孩顺姑也不幸早逝，似乎是对吕纬甫最后一点寄托之情的嘲讽和消解。在吕纬甫的讲述中，一个颓唐消沉、失去意志、穷途没落的知识分子形象被展示出来。《在酒楼上》也一直被阐释为批评启蒙知识分子的软弱、妥协和落伍的文本。但这一阐释全然忽略了叙述的另一个层次——叙述者“我”这一层次的意义。“我”这位沉默克制的旁观者和叙述者，给作品提供了某种叙述的视角和叙述的语调。一个“楼上的冷眼”，或如韩南对鲁迅第一人称叙事的洞察，这一刻意冷漠的叙述者“我”使作品避免了流于廉价的感情宣泄。这样的视角和语调在修辞学上固然也重要。但是，《在酒楼上》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显然不同于《孔乙己》中的“我”。叙事学上，《在酒楼上》属于介入型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我”兼具叙事功能和人物角色功能。而且在文本中，反映“我”以及与“我”相关的篇幅不少，大量的话语叙事中的内心语言成分直接指向“我”作为一个重要意义形式要素的存在。显然，仅从吕纬甫形象来出发的解读是单一和不够充分的，这一解读受到了时代的诗学形式和读者的阅读习惯等的局限。
近年来，叙事学角度研究成为了鲁迅小说研究的热点，海外以韩南和安敏成，国内以吴晓东、汪晖和王富仁等的研究为代表。其中《在酒楼上》尤其是受到关注的一篇作品。西方叙事学对作者和文本的辨析日趋精细，将作品从写作到解读的符号学交际模式细分为：真实作者——隐含的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隐含的读者——真实读者。据此，《在酒楼上》的叙事结构可以表示为：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我”——被叙述者(吕纬甫)——被吕纬甫叙述的人物和事件(阿顺等)……由此可见，吕纬甫讲述的故事便被置于叙事者“我”的讲述这一更大的叙事框架中。吕纬甫的故事便成为以“我”为中介的故事，一个具有复杂的心灵、内省的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来叙述一个“他者”的悲剧故事。这种双重结构的意义在于，吕纬甫的讲述不仅呈现他的主体，吕纬甫讲述的故事经过了叙事者“我”的再度转述，也呈现出“我”的主观世界。
林毓生认为《在酒楼上》透露出了鲁迅在反传统和怀旧之间的矛盾和复杂的意识，即“在显示层次上的全盘反传统，和隐示的意识层次上献身于中国知识和道德的传统价值之间，产生了真正的思想上的紧张”③。但是他在论证上，跳过叙事学分析，主要依据周作人提供的资料，将吕纬甫与鲁迅等同起来，“鲁迅借助吕纬甫的语言和世界来明确表示他自己的意识”，留下了争议的空间。吴晓东借鉴叙事学分析，将两种意识的张力与“我”和吕纬甫之间的对话关系对应起来，认为这种“对话和潜对话”关系是小说最重要的内在的结构性关系，是一种形式化的要素，“吕纬甫个人化记忆以及他故事中的渴望和诗意在小说中面临的是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压迫，其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又是被小说叙事者‘我’甚至被吕纬甫自己深刻质疑的。这种质疑，除了体现着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的冲突与潜在的对抗之外，也体现了鲁迅自反性的思维习惯”④。
从本质上来看，将“我”和吕纬甫看作对抗的关系这种分析仍然没有摆脱以往话语性分析的窠臼。这种分析倾向被有些研究者简单化为代表革新立场的“我”对代表妥协落后立场的吕纬甫的否定和批评。但是，从文本细读来看，如果说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作为吕纬甫的对话对象，或更准确地说作为潜在的语用预设，或者“我”持有某种立场，这种对话关系及所持立场并不是话语明示的，更多的是通过语调、情绪、意象描写暗示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也许有立场，“我”和吕纬甫有着某种对话和对抗关系，但是这一立场和对话关系更多的是隐含的，也是复杂的，甚至是悖论性的。
仅仅从“我”和吕纬甫的对话关系中，不能把握“我”这一叙述层次形式的全部意义。“我”的思想世界的矛盾性和张力，更多的是通过“我”这一主体的心理和情绪表现出来的，以往对“我”这一叙述形式意义的忽略或简化，正是没能充分重视作品浓烈的抒情形式所代表的意义。叙事话语性分析的角度和以往仅关注吕纬甫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相比，虽然深化了对作品形式和内容的理解，但仍然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这种偏向于结构的分析忽略了作品本身传统诗学的特点，以及作品占主导的抒情性。有论者注意到，《在酒楼上》吸引众多研究者注意的正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张力，“这一张力不只在‘我’与吕纬甫之间存在，还在‘我’与‘我’自己之间、吕纬甫与他自己之间乃至鲁迅与两位小说人物之间存在。小说中的‘我’有鲁迅的影子，吕纬甫也有鲁迅的影子，但又均不能等同于鲁迅自身。这一切都使作品主旨和内涵极难把握”⑤。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叙述的层次复杂，有吕纬甫、“我”以及更高层次上的隐含作者组成的不同叙述主体，叙事的不同层次结构和主体之间构成了对话和复杂的深意，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不同叙述层的叙述主体的心理和主观世界相互交织映射，充斥矛盾、悖论和张力的声音。正因如此，只有将叙事和抒情两方面结合起来，同时对叙述的事件和叙述者的主观世界进行考察，才能充分而完整地把握该作品的丰富主旨。
李欧梵曾指出鲁迅短篇小说写作中“注意情绪、意向和抒情意味、隐喻景象等方面，不惜忽略作为现实主义特点的情节、背景的细节描写、系统叙述等方面。这一点在《彷徨》诸篇中尤其明显”⑥。虽然他没有深入分析，但也指出了叙事结构完整性和抒情性的冲突，也间接地质疑了叙事学分析模式对于鲁迅短篇小说的适用性。鲁迅的短篇小说截取人生片段，抒发主体感情，《彷徨》第一人称短篇小说系列，正是鲁迅结合两者展现诗化短篇小说艺术魅力的典型，而《在酒楼上》应该是抒情和诗化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篇。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展现内心语言和情绪，大量的景物移情描写，以及借助意向隐喻等诗学表现手段，将叙事和抒情交织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从叙事学上考察第一人称的叙事效果，第一人称叙事形式与抒情效果相得益彰。南帆认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包含的独白意味过于显化，叙事话语由于行动减弱放慢了节奏，同时，叙事间隙的情绪性增加了。这使文本带上了某种抒情风格，或者某种感伤的情调。“而更深层次上，独白意味的加剧同时也说明‘我’这个角色的变化。‘我’的外部行为减少了，从而开始更多反视内心之境，独白致使话语叙事中的内心语言成分逐渐上涨，外部世界正在这种叙事话语中缓缓地模糊乃至隐退”⑦。《在酒楼上》的双层叙事结构中，“我”的叙述，包裹于“我”的叙述之中的吕纬甫的叙述，都是第一人称叙述，都接近于独白，正便于抒发情感和展示内心语言。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李长之和竹内好所提到的叙事的自然和流畅性为代价的。
景物描写是叙述主体的情绪和精神世界的反映。《在酒楼上》开篇以少有的两大段将事件原委的交代和周围环境的描写交织在一起。“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深冬雪后”、“白皑皑的绝无精彩”的“铅色的天”，“渍痕斑驳的墙壁”，“枯死的莓苔”……一切是那样的破败、陈旧、毫无生机，而我也颇有“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迂缓的语调铺垫下了浓厚的抒情色调。愁闷之中，“我”来到旧日的酒楼吃饭，楼上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余裕地将酒菜写入作品，是鲁迅《彷徨》第一人称系列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细节，在《祝福》首篇已经出现，当叙述者“我”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的有无追问，无法作答而逃离回四叔的书房后，“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酒菜似乎富含丰富的含义，他是不安的“我”的内心逃避之处和安放之所，是身体对精神的反讽，是主体情绪和内心世界的折射。
在文本中，“我”这个游子虽然惊异并欣赏着故乡的雪和雪中盛开的花，但“我”马上又刻意疏离了故乡的雪，“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缓慢的叙事节奏，伴随着景物描写的是大量的内心语言，两者交织在一起，使文本具有了浓厚的抒情风格和感伤的情调。“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这是一个沉浸于孤独然而自足的“我”，哀愁而无根，但是“很舒服”，“酒味很纯正”，哀愁和孤独于“我”正是佐酒的菜。游子和故乡疏离了，但是故乡的酒菜还是好的，只是如今作了异乡的人，口味发生了变化。
“雪中的故乡”，“旧日的酒楼”，“雪中盛开的娇艳的茶花”，以及“故乡的酒菜”等细节的描写，呈现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个人内心的一些片断、零散和瞬间的经验。一个有意与世界隔离，蜷缩于自己内心的，哀愁而孤独的“我”，但“我”显然享受并沉浸于这孤独而自足的感觉。接下来一段细腻的内心独白带领读者进入到了“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深处：“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这正是鲁迅叙述中的典型经验，如《怎么写》中“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的厦门夜晚，和在《野草》中反复出现的经验，是一种个体性的主体经验，被竹内好定义为一种“本源性的孤独感”。这种经验可以简单化理解为孤芳自赏的自我主义，或更准确地说，和本雅明所说的“氛围”相通。正是主体移情于废园的雪景，“惊异”地盛开着的茶花和故乡的酒菜等微物的细节，让时间停滞了，外部世界与“我”渐渐疏离，变得模糊。张闳在其关于《野草》所做的研究中，将鲁迅这种“本源性的孤独感”从本体论上进行了阐发：“这个独行的‘我’的影子所经验的无时间性的经验，使主体暂时脱离了历史之河流，时间停滞，‘我’与历史社会背景远离，成为一个历史之外的游魂。”⑧并将这种主体意识的形成与尼采的影响联系起来：“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把个人从公众之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单个的、纯粹的‘个人’。孤独性便成为这个‘个人’的本质。‘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超越历史，与世界直接发生联系，构成内外宇宙的直接交流。在这种交流中，人确立了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因而，人的孤独性便是其完整性的最好体现。是认识到个体和宇宙关系的那个‘我’。”⑨
正是这个“我”，经历着与旧友吕纬甫的相遇并叙述着吕纬甫的讲述。这个“我”显然不能被忽略，这个“我”的叙述眼光和语调显然不能与吕纬甫的叙述切分开来。叙述在“我”与吕纬甫的对话，主要是吕纬甫的自述中缓缓进行。就在这一部分开始之前，叙述者又插入了这样的一笔：“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排满了一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雪”作为《在酒楼上》的主要意象，同样也反复出现在《祝福》和《孤独者》等篇中。杨义指出，鲁迅的意象运用，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正是体现“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的一种重要手段”⑩。意象和象征是传统的抒情手法，“雪”、“雪中花”、“坟”和“剪绒花”构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意象和象征符号，而“雪”意象无疑是《在酒楼上》诗化审美特质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正如韦勒克等所说：“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11)“雪”的指涉作用就是“一种隐喻存在”，隐喻的正是鲁迅那反复出现在《彷徨》第一人称叙事中，并以最为诗化和强烈的形式出现在几乎同时期创作的《野草》中的那种“本源性的孤独”的存在方式，寄托着鲁迅对个人与宇宙关系的理解。“雪”在《在酒楼上》中不仅作为重要的意象和隐喻，同时也作为连贯手段，交替出现在“我”和吕纬甫的叙述中，起着结构全篇的作用。
“雪”作为意象和隐喻不仅出现在“我”的感受世界之中，也进入了吕纬甫的感受世界，“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我和吕纬甫对“废园”的感觉竟如此神似。在吕纬甫随意的讲述口吻中，他不时将眼光移向废园。一面是吕纬甫无聊的随意的口吻，时不时游移向废园的目光，缓缓进行的讲述；另一面又是隐含在所叙故事中的人伦温情和难以放弃的最后一点诗意的寄托。给亡弟移坟时，“这命令也是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待吕纬甫讲述至他发现亡弟坟冢中骨殖全无踪影时，“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我”显然明白吕纬甫在讲述中动了情，“我”显然也理解吕纬甫所做的事本身有着宝贵的人伦温情，但我仍旧托辞于“知道是有了酒意”。这也是鲁迅一贯的反语。这冷静的聆听和审视贯穿吕纬甫的整个讲述，及至更加令人动情的第二个故事。但刻意的反语反而显露出听者“我”对于自我情感的刻意掩饰和疏离。
一方面是吕纬甫在讲诉中的时时自惭和自我否定，“无聊的事”，“讲不讲都可以”，散淡的口吻和时不时移向废园的眼光；另一方面他讲述的故事似乎又暗示对其意义重大。听者“我”甚少发言，在看到吕纬甫动情时，托辞为“有了酒意”，或将目光转向窗外的雪，但另一方面，“我”刻意冷静的叙述语调之下也潜藏着对吕纬甫及其所叙事件情感上的理解和共鸣。讲述者吕纬甫和作为听者的“我”，两个人似乎都想从这讲述和听闻中逃离，将之归于无意义的讲述。但是，在那被酒菜的细节关注，时而移向窗外雪景的眼光以及刻意漠然的语调造成的层层淡化和隔离中，在层层讲述也是转述的疏离中，叙述(事)显现出难以放弃的动人诗意。正是这既认同又疏离，既冷漠又深切的声音和情感展示着文本的张力，折射出鲁迅思想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矛盾意识。王德威曾提到鲁迅关于抒情的两难境地：“现实的‘挫伤’越大，作为抒情主体如果要避免‘不以啮人，自噬其身，终以殒颠。’就只有借助形式——象的操作，或作为疗伤止痛的方法。”(12)强烈的抒情经过略显刻意的层层疏离和距离化展示出来，复杂的思想意识也是在层层的否定和质疑中显现出来，这正是《在酒楼上》的艺术审美所在，这一悖论和矛盾也是引发对该作品有着种种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阐释之原因所在。
寄托了最后情感的两件事都遭遇了失败，对于麻木的吕纬甫意味着什么？他只是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美好的邻家女孩阿顺为礼教的迫害而早逝，而吕纬甫所教的正是这些知识，但是为了谋生或者苟且的活下去，“又无乎不可”，“我”又能说什么，“只是微微叹息着”。1925年初鲁迅谈到了他关于人生经验的最重要的思考：走“人生”长途，最易遇到的两大难关：一个是“歧路”，一个便是“穷途”。写作于1924年4月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暗含着鲁迅对穷途和歧路的思考。
结尾处“我”独自向着旅馆走去，“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年轻时的旧友，连同故乡曾经有的珍贵的回忆，都被这漫天的白雪覆盖了。独自在雪中走着的“我”，该往何处去？被看作是《在酒楼上》姊妹篇的《孤独者》也有着类似的结尾：“发出一声长号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这种结尾作为重要的文本线索，给解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明明叙述的是极其沉重的悲剧故事，为何叙述者“我”“倒觉得很爽快”，“心地就轻松起来”？这一困惑成为众多解读的难点和焦点所在。安敏成将之归为“顿悟性的反讽”，认为结尾除了暗示叙述给叙述者带来情感上的解脱和宣泄感之外，这一反讽式的结尾更暗示着叙述者“我”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如阿顺的故事)要求的道德承担责任的逃离和道德上的失败。(13)另一类代表性的解读是将“我”独自走向雪中看作启蒙者和革命斗士对妥协者吕纬甫的批评和否定；或者暗示“我”弃绝了吕纬甫的妥协和魏连殳的歧途，走向新生的自我。(14)
我们觉得这些解读都可以成立，但都不够全面，简单的政治解读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显得勉强。(虽然)“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指向的是抒情主体的“我”，是从作品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后面的那个叙述者“我”，也间接指向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主体“我”。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叙述主体精神世界的悖论性和叙述姿态的悖论性合一。如果其中暗含反讽，应该是主体性的反讽，是人生存悖论本身的反讽。鲁迅曾说过：“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虽是他一贯避重就轻和戏谑消解的口吻，隐藏其后的却是沉重的，时刻感受着“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的那个主体。
韩南曾说，作为一个经常使用第一人称的作家，鲁迅极少表现自我。韩南所言，应理解为鲁迅和同时期的其他众多抒情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等相比，不同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和放大，缺乏一个成熟的个体“自我意识”所要求的批判理性——怀疑和反思的能力。韩南也提到鲁迅作为一位内心自觉的作家来说，正是通过“反讽和超然”的艺术手法，达到对自我意识的怀疑和反思。这一结论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冯乃超将《在酒楼上》的“我”与鲁迅对等起来，将鲁迅树为批评对象，将《在酒楼上》的“我”主观地简单化为隐遁主义的代表，批评鲁迅革命立场不够，缺乏行动热情，当然是受到了其革命文学立场的影响。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已经被文学史所揭示。但是他认为作品耽于作者主体情绪的抒发和自我的抒解，隐含着作者对记忆和传统的复杂暧昧态度，这种整体把握还是不失见地的。同时他将鲁迅与“我”对应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从叙事学上分析，无论是吕纬甫所叙述的事件，“我”的视角之下的吕纬甫的叙述，“我”的叙述，这一切都是隐含作者的操作。我们固然不能直接将“我”等同于鲁迅，但可以看作鲁迅精神世界的折射，叙述者“我”在叙述姿态和视角上的“超然和反讽”，折射着“我”的精神世界，直接指向鲁迅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说：“《在酒楼上》是最富鲁迅气息的作品。”不仅是因为叙述事件和鲁迅的人生经历相关，更在于其叙述的形式以及整体的意义构成了鲁迅的主体精神世界。
在《彷徨》中，“鲁迅的彷徨心态集中地体现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身观照之中，即存在于他这一‘主体’的深切体验之中，而不是密集地体现在对国民灵魂和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思考之中”(15)。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展现的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更是鲁迅自己的主体世界的折射。《在酒楼上》双重第一人称叙事和意象的隐喻和结构作用，达成了叙事和抒情交织成一体的高度的诗化效果。浓烈的抒情意向，以及抒情主体精神世界的悖论，决定了叙事学分析的捉襟见肘和结论的局限性。
①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②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2页。
③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④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⑤吕宏伟：《〈在酒楼上〉体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第3期。
⑥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⑦南帆：《文学的维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⑧⑨张闳：《黑暗中的声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6页。
⑩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
(1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3页。
(12)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
(13)马斯通·安德森(安敏成)：《形式的道德：鲁迅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上)》，《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4期。
(14)汪卫东：《“梦魇”中的姊妹篇：〈在酒楼上〉与〈孤独者〉》，《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6期。
(15)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标签：在酒楼上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彷徨论文; 孤独者论文; 野草论文; 叙事学论文; 第一人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