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复古派的词及词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6－0036－08
明代复古派，指弘治、正德问以李梦阳、何景明与嘉靖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倡言“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否定中唐以下特别是宋元以来的诗歌”①，高扬古典审美理想。该派成员较多，声势浩大，加之其否定“中唐以下宋元诗歌”，故后人有将之影响归为明词不振的原因，如清代朱彝尊称：“宋元诗人，无不兼工乐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辄屏置不观。诗既屏置，词亦在所勿道。焦氏编《经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遗，独乐章不见录，宜作者之日寥寥矣。”②他以李梦阳等的复古文学理念作为观察起点简单推演出明词作者寥寥的结果。当然，关于明词不振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朱彝尊此说也不具有代表性，但作为重要的文学流派处于词“不振”的明代，整体上对于明词演进的影响、词的创作实绩如何，他们是如何创作词以及他们所持什么样的词学观念，这些问题在当代学界均没有得到较好地回答③。鉴于此，本文着力对复古派主将以及追随者作词情况进行检索，分析他们的作词缘起以及词风，试图再现复古派作词之情形；同时，复古派文学观念虽然主要集中于诗文领域，但是作为别一文体的词并没有被摒弃于他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本文在检索其词学言说的基础上，与之诗文理念进行比照，分析其词学观念。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清理先前有关明词演进的错误认知，重新理解明词的发生；有助于明晰明人词学认知与复古派文学理念的关联，从而更好地回答明代这一影响甚广的文学流派与明词演进以及明代词学之间的关系。
复古派所作词检索
复古派规模“自关中至江南，都有甚大之声势。它的首倡者与核心人物，当然是七子”④。我们先在这里仿照复古派组成的形式，将其成员分为两个层次来考察其词作情况：其一为核心层，主要是前、后七子；其一为前、后七子的追随者以及信奉复古派理念的唱和者。根据《全明词》、《全明词补编》⑤，“前七子”、“后七子”词作被收录情况为：李梦阳2首；何景明1首；徐祯卿1首；边贡6首；王九思56首；王廷相67首。通过《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提供的相关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实际情形里前七子中作词人数及其作词数量一定超过《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所录。如何景明同乡戴冠作词后曾向何景明请益：
始予得朱淑真《断肠词》于钱塘处士陈逸山……癸亥岁除之夕，因乘兴遍和之，且繋以诗。盖欲益白朱氏之心，非与之较工拙也。已而携之游都下，以呈大复先生，间有一二字为所许者。⑥
文中“大复”即何景明，可见在戴冠的心目中何景明也善作词；同时，戴冠的词中有《虞美人》“和大复先生所书此调”、《浪淘沙》“和大复先生所书”。前调另被万历年间范守己(洧川人)《虞美人》“次何仲默”再和，这说明何景明实际所作词不止《全明词》收录的《竹枝》1首。前七子中，康海词虽未见收录，但其实他应是也能作词的。康海与王九思是儿女亲家，且“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游东鄠、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⑦。王九思《碧山诗余》中有《菩萨蛮》“戏对山子”、《浪淘沙》“秋兴之作，辱对山赐和，因用韵作四时兴，见企仰之意焉”、《浪淘沙》“次对山四时闺怨”、《鹧鸪天》“戏对山子”、《风入松》“戏对山子”等等。这些相关文献提供的蛛丝马迹足可佐证何景明、康海不仅善于作词，而且身体力行地创作了一些词。后七子中，《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收录李攀龙词3首；王世贞词90首。其他五子未见录载，也未见被他人和作的痕迹。总体上看，前七子主将创作词的热情高于后七子。
四库馆臣曰：“正、嘉之间，景明与李梦阳俱倡为复古之学，天下翕然从之。”⑧诗人们簇拥于复古大旗之下，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也提到：“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穀，信阳何仲黙。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⑨这些追随复古派的诗人中，《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收录其词的有储巏、何孟春、杨子器、顾璘，分别收录词为12、4、1、45首；另前文提到的戴冠，“诗宗何大复，天才虽逊，工力亦深”⑩，有“和朱淑真断肠词”26首，其他18首，共计44首；王尚絅，字锦夫，郏县人，“与李、何游，苦意追摹，合作终鲜”(11)，《全明词》载其词2首。
后七子主将中，唯李攀龙、王世贞作词。就词而言，王世贞不让于李攀龙，《柳塘词话》云：“王世贞自称弇州山人，于帖括盛行之日，而独以诗古文鸣世。词家亦皆不痛不痒篇什，而能以生动见长。以故汪道昆、李攀龙辈俱逊之。”(12)王世贞“负沈博一世之才，下笔千言，波谲云诡，而又尚论古人，博综掌故，下逮书、画、词、曲、博、弈之属，无所不通；硕望大年，主持海内风雅之柄者四十余年，吁云盛矣”，“弇州道广，观其后五子、续五子、广五子、末五子，递相推衍，以及于四十子”(13)。追随王世贞的诗人如：屠隆，鄞人，末五子之一，王世贞称其“诗语秀逸，有天造之致，的然大历以前人，文尤瑰奇横逸”(14)，有词10首见录于《全明词》、《全明词补编》；赵用贤，常熟人，名列续五子、末五子，词1首见录；李维桢，京山人，列末五子，词3首见录；王世懋，王世贞弟，其“古诗歌行，劲逸遒爽，宗、吴、李、谢，方之蔑如，以配哲昆，诚无愧色”(15)，词8首见录。王世贞曾歌《四十子咏》，四十子中有沈明臣(1首)、王祖嫡(38首)、张凤翼(9首)、王稺登(1首)、王叔承(4首)、瞿汝稷(39首)、王衡(7首)见录于《全明词》或《全明词补编》中。
以上是对明代复古派核心层与追随者作词情况的初步检索，前后七子14人中有8人作词，追随者中有17人有词，整体创作热情不温不火。可见，虽然复古派在当时影响甚大，复古主将们也带头作词，甚至出现了明代词学大家王世贞率导，虽然其自信地称其“填词末艺，敢于数子云有微长”(16)，但是明词既没有借助其势而炙，更未因其复古理念而息。复古派进入词的创作以及词学观念的生成，可能遵循着另一种逻辑理路。
复古派作词缘起与词风
在诗文创作方面，复古派遵从着大致相似的文学理念，内部成员之间互相唱和较多。但从今天可见的文献资料来判断，他们在词方面的联系则没有诗文那样紧密，相反呈现出与大多数明代作词相似的普遍情形，多受风气左右：或受地方文化影响，或为友朋送别、酬应，或兴之所至、自发创作，不主一端，风格多样，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诗文理念那样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没有诗文创作时呈现出的中心性特征，相反其作词受复古派外部影响较多。
笔者曾通过对明代词作者籍贯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明词创作的基本格局：“明代词学中心之中心当之无愧地是苏州府，并在苏州府的外围形成中心外围圈。”(17)吴地文化携其影响对当时词坛创作形成较强的辐射，自然复古派中人作词亦概莫能外。前七子之一的徐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其为诗，喜白居易、刘禹锡。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梦阳讥其守而未化”(18)，显然是希望努力实践复古诗文理念，但无奈吴地文化熏染太深而获讥。其留下《江南春》词1首，之所以有此词，是因为“元时倪云林亦有自度曲《江南春》调……明代吴下诸贤自沈、文、祝、唐以次属而和者”(19)，“后生徐祯卿敬继懒公高唱”(20)，由此可见其作词缘于当时江南文化的影响。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本太仓人，他们的词前小序多提到苏州等地人物，如王世贞《桂枝香》“懋贤兄于予为先姑子，同奔急难，俄尔告归，黯然问别”；《百字令》“王明佐别创新词数阕见示……仆素拙于词，未敢效颦，聊据古‘大江’一章为赠，辞既不工，更惭作者，独记区区，倾倒于王至耳”；《双双燕》“俞仲蔚有画眉，养之二十年，竟以老死。仲蔚不忍，敝帷薶之花下，余为词吊之”；《满江红》“题高宗赐岳武穆诏后，次文徵仲待诏”等等。文句中的懋贤是王世贞先姑子；王明佐，昆山人；俞仲蔚即俞允文，昆山人；文徵仲即文徵明，可见作词缘于苏州周围人、事、物的影响。不仅如此，王世贞词还带有浓厚的江南情调，论词极力褒赏江南风致。清胡薇元曰：“太仓王世贞元美望江南亦胜余子。‘歌起处，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澹黄衫耐藕丝风。家在五湖东。’犹有唐二主风韵。”(21)沈曾植曰：“殊不知卮言所谓宛转绵丽、浅至儇俏者，吴歌佳致，政可表隆庆间江左风流。西蜀南唐四百年前，已会此细想乎。”(22)最能体现这种风味的就是王世贞《望江南》词，下以“书所见”、“晚步”二题为例：
春睡足，钗玉自欹斜。立傍镜台还脉脉，枕痕纤甲印桃花。来试雨前茶。
随意步，芒屦破苍苔。半壁雨收残日去，满江风送晚潮来。此景亦悠哉。
前首词写美人春睡后之行为动静，舒缓柔美，后首抒晚步江皋悠然之感，写景落实于细部。在江南文化的影响下，其词风致宛然，确有“六朝吴歌”之情态。陈子龙谓王世贞词曰：“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23)所评大致不差。王世贞词既写相思离别、闺情闺怨等，也写寄怀、抒怀等抒情言志，甚至出现大历史、大场面等题材，如《百字令·青州阅武偶成》：
竹符铜虎，是何人、管领东方千骑。画戟琱戈霜万叠，独让些些麈尾。璧月词橐，莲花离匣，马足寒飚起。雷奔电击，一麾波静如洗。 屈指斧钺行边，楼船横海，济甚人间事。涂抹支吾天地老，眼底英雄而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自是真男子。向微管仲，吾其被发久矣。
眼前阅兵景象气势非凡，转而联想到管仲抵御异族侵袭的历史功绩，“有时无英雄，竖子成名之想”(胡应宸语)(24)。其有些抒情言志的题材却写得孤峭寒瘦，《少年游·病后》即是如此：
朝来风雨太嶙峋。逢着怕他嗔。篆烟磨冷，束书挨破，无计放吾颦。 故园兵火何时断，归梦碧山贫。病骨难低，酒肠新窄，羞见意中人。
可能是家园遭受倭寇之乱，加之病魔缠身、风雨嶙峋，词作中尽力铺陈寒瘦之态，如“嶙峋”、“磨”、“挨”、“病骨”等可谓是词中“孟郊体”。王世贞弟世懋词《解语花》“题美人捧茶图”、“题美人捧觞图，和长公韵”，从声韵调等方面完全与其兄同；《玉连环》“金阊柳，和梁伯龙”，梁伯龙即梁辰鱼，昆山人，受江南吴地文化影响。顾璘，字华玉，先世吴人，后迁徙上元，虽其“羽翼李梦阳……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25)，“少负才名，与何、李相上下”(26)，但其词多“谱出山穷水接之胜”、“绝胜柳州纪游”(27)，也有和作《江南春》词，看得出也是受江南文化的影响而作词。至于戴冠，其能够遍和朱淑真词，是因为“得朱淑真《断肠词》于钱塘处士陈逸山”；杨子器《满庭芳·题刘龙洲新祠》作于其知昆山时；屠隆词多写西湖；王世贞四十子中能作词的文人基本都是吴地人，这些都说明江南吴地文化在作词方面对诗文领域中的复古派文人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明史》载其“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28)，故王廷相的词喜欢议论学问，“共六十二阕，其《满江红》‘怀贺水部’；《白苎》‘赠人至乐’；《水调歌头》‘奉和夏桂洲谈玄’、‘又和答桂洲夏公论诗’、‘又奉和夏桂洲论学’；《减字木兰花》‘和桂洲韵’，皆谈玄论道，评艺论文”(29)。其词不仅和夏言，还和方献夫、霍韬、严嵩等当时的阁僚大臣，反映了嘉靖时期上层官僚互相唱和的情形。由于唱和词人身份的特殊性，这些词境界张大，用词雍容，情感肤泛，极力追求和平淡泊之音，终不能感人。但王廷相终究也能写出《蝶恋花》类风格作品：
鹦鹉搅人春梦醒。晓雨初收，花弄红绡影。宫样宝妆浑洗净。多情却怪胭脂冷。 海燕双飞帘户静。春色魔人，旧恨空重省。不恨落花红满径。玉楼人去厌厌病。
词写闺怨，风格清艳，自得五代北宋神髓。另有《兰陵王·咏怀》：
鹭袍曳。更有法冠似铁。平生苦，羸马青衫，走遍天涯万千折。媿无能补阙。託赖圣明光烈。而今正、海晏河清，黎庶熙熙遂生业。 流年电似掣。忽面渥销丹，鬓鬒垂雪。云台麟阁真殊绝。荣华终澌尽，天马呼风，游龙行雨漫情切。好将神用歇。 须决。请回首，看沧海鲸波，曾几消灭。青山日日生薇蕨。好拂袂归去，莫凭蓍揲。从来世重贤轨，成就在晚节。
正面抒发平生宦途坎坷不遇之牢骚，生命易委，希望安神养性，成就晚来高节。虽此词从整体安排以及意象构造、声韵调配合等方面稍嫌流畅不足，但与上首词相比自是另外一种格调。边贡有词6首“尚有逸趣”(30)，其中送别、赠答、祝寿词有5首，另1首为题画词，送别、赠答、祝寿的对象均与复古派成员无关。其词《踏莎行·题画》：
露湿春莎，草生芳甸。渔舟迆逦依山转。斜光明灭照村墟，绿槐深护幽人院。 小栅鸣鸡，古梁巢燕。柴门不锁蓬蒿遍。问渠莫是武陵源，一溪流水桃花乱。
词因画境而作，用语言构造出一绝世出尘的幽静处所。清人李葵生评曰：“绝好幽景，恐画师想不到此。”(31)另词如《蝶恋花·次韵送别吴白楼》：
亭上雨来人欲去。为怕离声，不近芭蕉树。芳草碧云凝望处。愿生双翼谁能许。 万叠衷情那可赋。风柳如烟，荡漾丝千缕。白雁嗷嗷江馆暮。醉中愁见吴山路。
虽说是次韵送别，与当时世俗交往词不同，故能脱去畦径，写景抒情，生动真挚。总体来说，边贡词“均长于描写，而不见斧斤之迹”(32)，“送别之作，体格清稳”(33)，“柔婉有情，情景兼到，神韵无穷。笔力与季迪相伯仲”(34)。被王世贞称作四十子之一的王祖嫡，信阳人，奉旨拟撰词曲，以调《万年欢》、《应天长》、《千秋岁》、《汉宫春》、《永遇乐》、《庆春泽》、《齐天乐》、《清平乐》分咏仁、义、礼、智、信等，情感浮泛。但其《渔父词》写“桃花流水之趣”、《鹧鸪天》写“秋夜听雨”，从创作缘起的角度来断定，几乎看不到复古派的影响。
明代复古派成员有的作词呈现自发状态，如李梦阳词有《如梦令》二首，其一曰：“昨夜洞房春暖。烛尽琵琶声缓。闲步倚阑干，人在天涯近远。影转。影转。月压海棠枝软。”其二曰：“不信园林春早。一夜遍生芳草。说与小童知，池上落红休扫。休扫。休扫。花外斜阳更好。”词写闺中人行为以及洞房、庭院中时光流转中景致，含蓄吞吐、婉转流丽，有五代词之格调，清代褚人获评这两首词为“风雅有致”(35)。李攀龙词能文雅相兼，《浪淘沙·汨(36)罗夜泊》：“风雨夜来多。暗渡湘罗。冷烟凝露蘸清波。隔浦残灯半明灭，满地渔蓑。 三载几回过。壮志消磨。芦花深处楚人歌。大半骚经句中意，音韵阿那。”词上片叙事写景，下片言志抒情，情景自然，相互衬托。清初胡应宸评曰：“昔人谓于鳞词多学究气，予谓于鳞固不以填词见长者，若此正是骚雅，未可一笔抹倒也。”(37)赞其词没有学究气，娓娓道来，骚雅自然。另其《八声甘州·傀儡》“多二字”：
华堂开、玳瑁列笙簧，灯火正辉煌。恰彩绳高挂，锦棚斜设，剧戏当场。线索提携在手，任俯仰低昂。做出悲欢离合，百样行藏。 可奈三更短促，刚繁华过眼，又是郎当。笑矮人稚子，都孟浪悲伤。若要识、本来面目，请诸公、清夜仔细思量。况到处、相逢是戏，何必登堂。
上词表面写傀儡，实则感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该词没有因为以戏场傀儡作为思考视角而让词流于诙谐，相反词中语言能做到沉实铿锵，情感深厚，“意在觉世，正须醒快为妙”(38)，觉世之中带有一份觉醒后的悲凉。
复古派成员内部之间互相影响的只有何景明与戴冠、王世贞与王世懋、王九思与康海。王九思与康海，精研词曲，悠游林下30余年。王九思记述自己作词经过：“余自出京后见太白、苏、黄诸作，恒爱之。间有所感发，应酬、赠贺，辄仿而为之，不自量其才之弗逮也。”(39)从创作缘起的角度审视，显然王九思是被贬谪之后心情落寞，主动学习李白、苏轼、黄庭坚词而开始创作的。王九思词如苏、黄词一样，词人主体精神比较突出，时而疏荡，时而流丽，正如其同时人宋廷琦云：“见其篇少趣多，众体咸备，或慷慨激烈，或舒徐和平，或蕴藉含蓄，或清淑简易，要皆华敏高妙，与李太白、温飞卿为千年友，苏、黄而下不论也。”(《碧山诗余后序》)(40)虽揄扬有些过度，但确实道出了王九思词作“众体咸备”、风格多样的特点。虽然其词更多地源自当时友朋之间的酬应，却能不拘于酬应的一般俗套，让语言、情感冲口而出，使词风盛大不萎弱。如王九思《贺新郎》“寿州作”：
白发三千丈。劝英雄、休开大口，惹嘲招谤。谁是词林文章伯。谁是经纶名相。又谁画、葫芦依样。万事都教天定了，灶头儿、也做中郎将。才看破，堪惆怅。 清风明月无阑当。廊庙江湖。一般情况。雨过名园残烟敛，万里瑶空涤荡。独自坐、元龙楼上。眼底青山才数尺，笑长淮、东下无高浪。谁共我，纵遐望。
此作乃被贬之后，一肚子牢骚无处发泄，其浩漫颇有些李白歌行情感喷薄之意态。另其《万年欢》“送平贼将军时公源”：
貔虎三千，大将军号令，雷轰电击。数万狐狸，随手一时抛掷。坐见山青水碧，暂立马、控闲金勒。是何人、明月高楼，笑倚阑干吹笛。 晓钟催发归骖，听铙鼓声高，凯歌调急。无计扳留，且尽玉壶琼液。暗想凤池春色。早瞻拜、龙颜咫尺。麒麟阁、画了形容，留写万年方策。
明正德七年“十一月壬申，时源为平贼将军，会彭泽讨四川贼”；九年二月“癸丑，彭泽、时源讨平四川贼”(41)，词作于将士出征讨贼之际，为壮声威，词写得声势浩大。
综上所述，我们对复古派作词的基本认识如下：
1.从戴冠获睹朱淑真《断肠词》，王九思读李白、苏轼、黄庭坚词以及复古派的词作等事实说明，复古派并没有秉持固有的诗文理念而放逐词这种盛行于宋代的文艺形式。因而朱彝尊认为复古派“宋人诗集辄屏置不观，诗既屏置，词亦在所勿道”的论调自然是靠不住的，由此更不能推衍出其乃明词不振的结果。明词的流衍自有其他逻辑。
2.从复古派成员作词的根本意义来说，复古主将的词作对其追随者及其成员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少，虽有如戴冠和何景明词、王世懋和王世贞词、王九思与康海互和，但他们作词的缘起与复古派固有的诗文理念无关。也就是说前后七子们作词与其自身流派没有什么关系。如徐祯卿《江南春》和倪瓒原韵，只与江南地方文化流衍有关；王九思的词学创作与康海以及其他人交往密切相关；王廷相的词学创作更多得力于夏言等词人群体的驱动。至于王世贞作词则是南方士人普遍追求博雅兼综的阅读意趣造就的结果。复古主将们作词的动力不是来自流派内部，流派组织形式对词的写作没有促进作用。立足于诗文，复古派是一封闭的整体，但从词而言，复古派成员之间没有呈现出封闭整体的情形，相反流派内部成员之间呈现出开放、自发、自由的态势。
3.复古派成员作词与明人普遍类似，带有较大的随机应景性，专业化程度不高。因为随机应景作词，词风根据各个场景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风貌，这点与明人整体表征类似：不主一格，风格多样，因而整个复古派内部没有统一词风之规定，即使是同一作家作词因语境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风格形态。
复古派诗文理论与词学观念
复古派中不仅创作词，有些甚至直接参加了词学讨论，如王九思、王世贞、王世懋、刘凤等。如果细细寻绎，不难发现复古派的诗文理念与词学观念之间存在着秘响潜通的联系。首先，词体起源合乎复古派的诗文理念。他们认为词只是盛行于唐、宋，而词的真正起源则在乐府时代，如王九思曰：“夫诗余者，古乐府之流也，后人谓之诗余云。汉魏以上乐府，拘题而不拘体，作者发挥题意，意尽而止，体人人殊。至于唐宋始定体格，句之长短、字之平仄，咸循定体，然后协音。乃若情之所发，随人而施，与题意漫不相涉，故亦谓之填词云。”(42)王世贞曰：“词者，乐府之变也。”(43)“四十子”中的刘凤也持相同观念，其曰：“乐府古诗，其汉以来乐乎？被之声，当必近之，而今亦不可作，降则为词为曲，虽愈下，辄然皆乐之遗乎？是由可沿之求律吕也。”(44)作为文体的词，在他们看来是汉魏六朝乐府流变的产物。这种起源论与复古派诗歌学古取法“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45)的榜样基本一致。因此，汉魏六朝乐府不仅是复古派诗文观念中的不祧之祖，更是他们词体初起之源。今人在评述复古派有关词的起源论时，批评他们“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六朝乐府诗与词所配的音乐属于两个不同系统，前者为清商乐，后者是燕乐”，进而从内在音乐性以及平仄协调的声韵规律等方面论证其“观点不能成立”(46)。诚然，揆之今天以燕乐作为考量词产生的重要标志，他们或可能存在历史认知上的问题，将词的起源并入复古派的诗学谱系中，虽然从观点本身而言并不新鲜，因为宋代王灼就已经提出“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47)的类似看法，但立足于复古主义思潮涌动的明代中叶，复古派将词上攀汉魏六朝，将词纳入复古理念中，这无疑在封闭的复古诗文理念的藩篱上为盛行于宋的词留了一个缺口。有意味的是，王九思不仅在理念上将词追溯至汉魏乐府，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将汉魏乐府的气息带入词中，被时人评谓：“众体咸备，或慷慨激烈，或舒徐和平，或蕴藉含蓄，或清淑简易，要皆华敏高妙。”(宋廷琦《碧山诗余后序》)(48)这虽属友朋揄扬之辞，但王九思词不注重装饰性，风格多浑朴而少纤小则是事实。王世贞将词的起源定位于六朝，主张词须“婉转緜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49)。带着这种观念作词，其词作中常常出现六朝江南悠扬婉转的风调，更有甚者，“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50)。这些说明词起源于汉魏六朝的论调，于复古派而言不仅是观念上的，有时更是实践上的。
宋代诗歌追求理趣，忽视了诗歌本身的情感性与形象性，加之明代以来理学家以及台阁大臣作诗更是加剧了诗歌情感与形象的不足，于是复古派主要针对“中唐以下特别是宋元以来诗歌创作中理性化倾向尤为泛滥的情况，复古派作家把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和形象性特征放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的首位”(51)。李梦阳《鸣春集序》曰：“天下有窍则声，有情则吟。窍而情，人与物同也。”(52)徐祯卿《谈艺录》：“诗以言其情”，“情者，心之精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53)王世贞认为：“天下有疑行而后有易，有窒情而后有诗。”(54)他们均把“情”作为诗歌的首要特征。就作词来说，复古派强调情感特征与词本身的体式要求并不矛盾。作为文体的词从一开始就是言情的载体，词虽然盛行于宋代，然就其本质上重情感特征而言，复古派的诗文理念与词以言情为本的特征达到了高度一致。王九思《碧山诗余》认为“情之所发，随人而施”，“间有所感发”；王世贞《艺苑卮言》称词“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认为“言情是词的根本特征”(55)。这与刘凤《词选序》提出的“夫词发于情，然律之风雅，则罪也”(56)的观念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明代多数词论家也“纷纷把注意力投向词体‘主情’的特性”(57)，如杨慎曰：“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58)又如孟称舜曰：“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本于作者之情。”(59)陈子龙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不免于有情也。”(60)可见，明代的复古派诗文理念“重情”的特征，其实与宋代以来的词体特征以及明人复古派普遍的重情性是根本一致的。
复古派诗文理念中特别注重辨析文体，所谓“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61)，着意文体审美特征的本色当行，“对中国古典诗歌各种体裁的审美特征和法度要求的把握总的来说是准确的”(62)。他们将这种对于诗文理论中的文体认识延伸至词学中，如王世贞曰：“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乐、选、律、绝，句字夐殊，声韵各协。下迨填词小技，尤为谨严。”(63)从诗歌一直说到填词。“尤为谨严”无非在说词的体式要比诗歌等更加严格，如其《艺苑卮言》中所坚持的那样，“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64)。作为复古派主将，王世贞并没有因为复古派将词上攀汉魏六朝乐府，而不去正视唐宋词所形成的体式规范，相反以成熟的唐宋词体式积极地辨析诗词之间的分别，严界词的正宗与变体，如“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65)。王世懋也说：“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词曲家非当行本色，虽丽语博学无用，况此道乎？”(66)重视从文体正变角度辨析文体，复古派对于词体的认识实际上延袭了诗文理念的辨析思路。
综上所述，明代复古派没有因其势力推进或阻碍词的发展。他们作词，或受到其他文化影响，或自发创作，因创作的具体语境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他们的词学言说显然没有诗文探讨那么热闹，但在不自觉中，词学实则已经被纳入到了诗文理念系统进行考量，诗学与词学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认知同一性。词在他们的认识中不仅仅是唐宋时期流行的文体，更是汉魏六朝乐府的遗留，与古代诗歌一样，应该具备情感性特征，以情动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因为词是汉魏六朝乐府的遗留，进而取消词作为单一文体的独立性，相反正视词在唐宋时代的正、变体式特征。这些有关词的理解及其理解方式，在词学史上无疑是特别而有意义的。
*收稿日期：2013—03—31
注释：
①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33页。
②朱彝尊：《柯寓匏振雅堂词序》，《曝书亭集》卷40，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64页。
③复古派的词及词学方面的整体研究成果迄今未有。学界多注目于复古派中重点词家王世贞，相关成果有岳淑珍：《王世贞的词学观及其对明代词学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蒋旅佳：《论王世贞的词学辨体理论》，《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欧明俊：《论王世贞的词学观》，《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6期；薛蕾：《王世贞的词学观》，《中文自学指导》1997年第5期。
④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0页。
⑤本文所引明人词作未标出处者，均来自《全明词》(饶宗颐初篡、张璋总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全明词补编》(周明初、叶晔补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⑥戴冠：《和朱淑真断肠词》，见《全明词》第2册，第662页。
⑦张廷玉等：《明史》卷28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49页。
⑧《大复集》提要，见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7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13页。
⑨李梦阳：《空同集》卷5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3—544页。
⑩(11)陈田：《明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49，1262页。
(12)(16)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04，804页。
(13)陈田：《明诗纪事》，第1867页。
(14)王世贞：《屠长卿》，《弇州续稿》卷20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4册，第824页。
(15)胡应麟：《诗薮·续编》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54页。
(17)余意、齐森华：《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18)张廷玉等：《明史》卷286“徐祯卿”本传，第7350页。
(19)金武祥：《重刻江南春词集序》，《江南春词集》，清光绪十一年刊。
(20)沈周等：《江南春词一卷》，明嘉靖刻本。
(21)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037页。
(22)沈曾植：《菌阁琐谈》，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605页。
(23)陈子龙：《幽兰草》题词，《安雅堂稿》卷5，明末刻本。
(24)顾璟芳等编选：《兰皋明词汇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25)《浮湘集》等提要，见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71，第2310页。
(26)张廷玉等：《明史》卷286“顾璘”本传，第7355页。
(27)顾璟芳等编选：《兰皋明词汇选》，第83页。
(28)张廷玉等：《明史》卷194“王廷相”本传，第5156页。
(29)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1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30页。
(30)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06页。
(31)(37)顾璟芳等编选：《兰皋明词汇选》卷3，第70，55页。
(32)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第106页。
(33)王昶：《西崦山人词话》，彭国忠整理：《词学》第2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34)陈廷焯：《云韶集》卷12评《蝶恋花》“亭外潮生人欲去”，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35)褚人获：《坚瓠集》九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1册，第413页。
(36)《全明词》第3册，第1041页误为“泊罗夜泊”，当以《兰皋明词汇选》卷之三为“汨罗夜泊”为是，第55页。
(38)顾璟芳等编选：《兰皋明词汇选》卷6，第140页。
(39)(40)王九思：《碧山诗余》，《续修四库全书》第1723册，第443，443页。
(41)尤振中、尤以丁：《明词纪事会评》，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62页。
(42)(48)王九思：《碧山诗余》，《续修四库全书》第1723册，第443，443页。
(43)(49)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5，385页。
(44)刘凤：《词选序》，《刘子威集五十二卷》卷37，明万历刻本。
(45)(51)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127，98页。
(46)方智范、邓乔彬等：《中国词学批评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47)王灼：《碧鸡漫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73、74页。
(50)陈子龙：《幽兰草》题词，《安雅堂稿》卷5，明末刻本。
(52)李梦阳：《空同集》卷5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第473页。
(53)徐祯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7、765页。
(54)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3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第285页。
(55)(62)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265，287页。
(56)刘凤：《词选序》，《刘子威集五十二卷》卷37，明万历刻本。
(57)方智范、邓乔彬等：《中国词学批评史》，第163页。
(58)杨慎：《词品》卷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67页。
(59)孟称舜：《古今词统序》，卓人月：《古今词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卷首。
(60)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安雅堂稿》卷3，明末刻本。
(61)胡应麟：《诗薮》内编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63)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4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第351页。
(64)(65)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5，385页。
(66)王世懋：《艺圃撷余》，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775页。
标签：诗歌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王世贞论文; 景明论文; 江南春论文; 浪淘沙论文; 六朝论文; 李梦阳论文; 王九思论文; 断肠词论文; 复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