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_日本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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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选择了一条建立在日美基轴基础之上、注重发展对外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外交路线。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中的文化因素一直备受关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或其赖以存在的基本理念，到底发生着哪些时代变化？为实现上述目标或理念，日本政府的文化外交机构的组织运营系统做了怎样的具体调整？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具体内容又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问题构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文化外交战略的目标：时代变化与理念的风向性

什么目标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原动力？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而展开的？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是在研究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走向时应首先考虑的基本命题。

战后初期，美军的占领体制成为日本政府处理国内外重大事务的国际背景。当时，日本外交战略的中心围绕着结束占领体制、“回归民主社会的大家庭”展开，重点是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为达到以上目标，按照美国占领当局的指导思想在国内各个领域进行民主主义改革、建设所谓的“和平的和文化的国家”，成为日本政府的执政方针。日本首相片山哲在第一次国会演说的结语中提到：“为了突破危机，接受联合国的好意援助，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推进民主的和平国家、文化国家的建设，相信能够实现生活的安定和民族文化的振兴。”①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政府对外战略逐渐向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向发展，格外重视加深与亚洲“自由国家”的相互理解；同时恢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成为其外交战略的重头戏，国际文化关系成为促进“自由主义阵营”相互团结的“黏合剂”和增进外国对日理解的“催化剂”。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和日本公民海外旅游自由化的实现，是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历程中的象征性事件。在这前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在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周年之际，日本跃升为西方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强国。然而，日本在经济大规模进军海外过程中，对外经济摩擦不断发生。国际社会不断出现批判日本为“经济动物”的声音。这导致日本政府的文化外交目标逐渐向重视“促进经济关系方面相互理解”的方向转变。经济的成功及伴随而来的全民族文化上的骄傲感，使日本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对本国文化独特性进行宣传，来达到化解日本与外国的经济摩擦与矛盾、增进相互沟通的目的。

然而，直到60年代末，日本政府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经济的发展以及应付冷战格局的影响上，很难说有主动、宏观、明确的文化外交战略。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东西方交流的增加以及世界能源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性加强，各种形式的摩擦也不断发生，使日本政府感到国际文化外交的作用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摩擦方面，而应发挥更加重要的效能。另外，该时期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越顶外交”也让日本政府不得不反思过去对美过分依赖的做法，重新重视外交战略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1973年1月27日大平外相在国会演说时，将“文化外交”置于日本外交政策的四大重点之一，是日本政府对文化外交战略重要性的重新审视。至此，文化外交成为不仅是应付国际政治多元化的一种战略，进而也是“军事力量以外要素的比重增加，各国的自主性增强，不仅是军事的平衡，更多元的平衡也在摸索之中”(佐藤首相语，1970年2月14日)的认识的必然产物。②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大平内阁深刻意识到“文化时代的到来”。大平首相在国会演说时表示：“在以欧美为榜样的百年近代化历史上，在追求经济富裕的战后30年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脱轨’，在物质文明被认为达到极限的今天，时代从经济中心在向文化中心转移。”③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日本“一亿中流化”和“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中曾根首相提出“文化大国”的概念，他把“璀璨的文化之国”和“国际国家”结合起来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表示日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世界积极地做贡献”。④ 1988年5月，竹下首相在伦敦发表“日欧新时代的开幕”演说，使日本的“国际协作构想”明朗化，成为日本政府推进文化外交战略的标志性宣言。竹下表示，日本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员，为确保世界和平与繁荣，积极地发挥与国力相应的责任理所当然。作为“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的三大支柱之一，“为世界和平强化合作”、“扩充ODA”的同时，第一次举起“强化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旗。⑤

在日本企业大规模进军海外和日本公民出入境人数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日本民间的国际文化交流越来越活跃。1989年5月汇编的日本首相竹下登的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报告书中，在强调个人、民间团体、企业、地方自治体作为文化交流承担者的重要性的同时，特别强调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而且，作为政府的作用，包括对民间主体活动的协助、对以民间为主体进行国际交流困难的国家的支持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世界文化日益交融与碰撞，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注重文化研究的作品不断问世。世界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文化这种“软实力”在对外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在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的破灭无情地粉碎了日本的“经济神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在日本民族心理内部出现深刻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也迫使日本政治家摸索治国安邦的新疗法。

1993年5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最终报告《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提出新的时代认识：在冷战结束和国际环境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为维持建设性的对外关系，增进和认识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世界的共存理解和尊重相互的文化，强化与经济关系的进展相符合的文化理解和人的关系；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而进行国际协作是必要的。

1996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表示要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往，在文化上做出国际贡献并传播文化。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提出“贸易立国”的目标，80年代又喊出“技术立国”口号，而“文化立国”新国家规划的出台，是日本政府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新的战略调整，也反映了国际文化合作的时代价值。

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东南亚五国时，在新加坡发表了被称为“桥本主义”的政策演说，特别强调要“建立丰富多彩的文化合作和交流关系，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培养亚太地区共同体意识”。⑥ 1998年12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夏威夷演说中提出要为亚洲构筑立足于人的尊严的和平与繁荣的世纪而努力，强调重视亚洲再生和人类安全的同时进行知识对话。

21世纪之初，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使日本外交面临严重困难，小泉企图通过文化外交实现与亚洲各国“相互理解”的意图，并为及在文化上牵制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例如在2005年12月的首届东亚首脑会议上，小泉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所谓的普遍价值，并劝说作为东道主的马来西亚将这些内容写入共同宣言。

二文化外交战略的组织运营：调整和不断加强的过程

在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过程中，日本的文化外交机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加强，总体上适应了形势变化的需要。

1951年缔结旧金山和约之后，在促进民主、建设和平国家及与美国相互理解的战后外交旗帜下，日本开始以外务省为中心，探索对外文化交往的路子。除外务省之外，当时的文部省、自治省、国际交流基金会、文化厅等部门也逐渐承担起文化外交战略中的诸多项目。各文化外交部门间的合作机制也不断完善。

1951年6月初，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升格为情报文化局，其下面还增设了一些文化机构。同月日本还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迈出了战后对外文化交往的新步伐。这一时期，美国的文化政策对日本的国际文化战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在美国财阀洛克菲勒和日本政治家松本重治的努力下设立的国际文化会馆，加强了日本民众对美国社会的了解。美国占领当局的民间情报教育部，把美国制作的纪录片借给日本地方各县的教育委员会，向日本介绍美国文化。在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援下实施的文化、教育事业，体现了冷战格局下美国阻止日本共产主义化的战略意图。⑦

日本在1952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6年又加入关贸总协定。随着日本国际影响力提高，日本外务省于1964年又在情报文化局里新设立了文化事业部。日本对文化外交部门的不断调整，表明日本政府开始注重文化外交在国际上所发挥的作用，对其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文化外交机构不断加强。1972年10月，日本政府出资100亿日元设立了特殊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外务省进行国际文化外交的半官方机构。国际交流基金会总则的第一条表明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外国对日理解、增进国际相互理解的同时，促进国际友好亲善，富有成效地从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并以此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的福利做贡献。”⑧ 这一独立文化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制定和实施文化外交战略的必要性，这与该时期日本政府文化外交理念的转变方向是一致的。

国际交流基金会设立后，日本的文化外交战略越来越具有目标性和计划性。文化和政治、经济的黏合度不断加强，对其后日本的整体外交规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日本外务省还设立了以经济技术协作为目的的专门机构“国际协力事业团”。上述现象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已经拥有对国际文化和经济协作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建设“文化大国”目标的确立，日本的文化外交部门继续调整和充实。

从1981年开始，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计划(ODA)将推广日语纳入预算，导致日语的普及事业急剧扩展。日本外务省为了促进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团体的协作，1986年设置了国际化商谈中心，1988年又设置了国际文化交流信息中心。1987年日本文部省在京都设置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吸引了大量国外著名学者来此进行日本文化综合研究，成为开展日本文化国际学术交流的重镇。1988年日本自治省设立自治体国际化协会，配合政府推进地方的对外文化交流事业。1989年日本政府设立了“关于国际文化交流的阁僚恳谈会”和“国际文化交流推进会议”。这一系列文化外交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标志着日本文化外交战略机构的网络体系基本建立。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文化外交理念的新调整，加强了对亚洲和北美两大地区文化外交的力度，相继设立了日美中心和亚洲中心。国际交流基金会把“日美两国分担国际责任”作为1991年4月创设的日美中心的第一目的，强调日本的努力不仅为日本本身而着想，而且是通过日美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意味着日本政府想通过加强与美国在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发挥其与国力相称的政治作用。另外，日美中心的第二目的是要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这反映了该中心也重视民间文化关系。国际交流基金会亚洲中心则以“促进亚洲地区各阶层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而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为推进解决共同课题”为目的，使日本在推动亚洲文化外交方面有了一个更具协调性的机构。

该时期日本政府更加注重亚太地区知识互动项目，从1996年开始对亚太日程项目(APAP)进行资金支持，就全球性的课题和亚太地区共同的课题而进行共同研究和多边对话。随着欧亚合作的加强，1997年日本政府开始往亚欧合作理事会(CAEC)注入资金，该机构的课题研究和政策对话一直持续到现在。同年，日本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了亚欧基金(ASEF)，推进知识交流和青少年交流。APAP和CAEC主要以官民对话和政策研究为目标，尊重和挖掘民间的活力。日本政府在以上的活动中都给予了巨大支持。

在许多国际文化项目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的时期，日本地方自治体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设置了国际协力中心，1996年开始了“自治体职员协力交流事业”。为应对形势的变化和解决文化外交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日本外务省也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设立了民间援助支援室和“民间—外务省定期协议会”。日本文化厅在2001年设立了作为国际文化交往窗口的国际课，以利于在国际文化事业中更好地与外务省合作。2003年8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对1992年通过的旧大纲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对外文化机构的资金支持。90年代以来部分文化部门或机构的建立、文化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对80年代末形成的文化外交网络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三文化外交战略的表现形式：内容多元化趋势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不断加强和完善的文化外交机构，通过教育国际化、青少年交流、体育运动、艺术传播、知识互动、支持民间交流项目等活动，来达到不同层次的文化外交的目标。二战刚结束时期日本政府并无条件和能力去实施以上全部内容，随着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理念的成熟和文化外交机构的不断完善，日本文化外交的内容日趋丰富。

战后初期，日本文化外交活动的内容一般仅包括日本政府实施或推动的留学生交流、青少年交流等。外务省在实施以上活动时仅起宏观调控作用，具体活动内容一般按部门分工负责，如总理府负责青少年交流项目、文部省负责交换留学生项目等。

进入50年代，日本外务省于1953年与法国签订了第一个文化协定，打开了与欧洲国家加强文化关系的大门。1954年，文部省实施招收公费外国留学生制度，开始接收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在此前后，外务省还与泰国(1955年)、印度(1957年)、巴基斯坦(1958年)签订了文化协定。⑨ 不难看出，在占领体制和冷战格局下，为迎合美国的战略需要，日本的文化外交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圈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为对象。1956年与苏联建交后，日本也开始通过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淡化与苏联长期形成的敌对情绪，但明显低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交往程度。例如和美国之间强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的长期协作关系，而和苏联之间则限于“通商、经济开发、文化交流”。⑩

在美国的支持和推动下，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赔偿外交”过程中日本文化外交的对象开始向东亚大陆发展，逐步恢复与东南亚的关系，在1965年和韩国也恢复了外交关系。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基于对欧美全面学习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日本文化外交的对象主要还是欧美发达国家。该时期日本外务省和文部省等部门在西欧、北美等地区进行了许多日本传统艺术的展演活动(1968年文化厅成立后逐渐在该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历史问题和经济摩擦而对日本产生的普遍反感心理。

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日益具体和明朗，日本政府为拓展国际空间，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文化合作。同时，伴随着日本“自主外交”的深入发展，日本文化外交的对象继续增加。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后，开始努力向海外推广日本文化。1973年田中角荣首相访美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向美国十所重点高校各捐100万美元，资助其进行日本研究。此后，资助海外团体进行日本研究成为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重要项目。从这一时期开始，伴随着世界各国对日关心与日俱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始在海外设立推广日语教育和日本文化的事务所，到1995年在埃及设立开罗事务所为止，其活动据点已遍布全球。(11) 另外，该时期成立的国际协力事业团也以派遣专家、接收进修生、实施开发调查等方式，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合作过程中加强和当事国的文化交流。

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东亚国家的文化关系不断加深。日本首相福田赳夫1977年在马尼拉的演说，成为日本加强与东南亚文化关系的标志。福田首相认为，改善和加强关系必定涉及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归根结底还是文化问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扩大。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中日间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日本政府开始接收中国留学生，对日中民间交流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另外，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交流也开始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内容中除传统项目外，又增加了“文化振兴协力”等新的文化外交模式。同时，文化外交机构的健全和完善，使日本文化外交的内容向综合、立体、完整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的国际教育制度不断完善。1983年5月中曾根首相历访东盟各国后，日本文部省开始施行“接受十万留学生计划”，推动了赴日留学生数目的迅速增加。1984年文部省和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始联合实施“日语能力测试制度”，此后参加该考试项目的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不断增多。1989年，国际交流基金会还设立浦和日语国际中心，作为推进日语教育国际化的基地。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和发展，为各国深入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也带动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国际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地方自治体与中、韩等国的地方不断通过友好城市关系进行文化双边活动。198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设立地区交流振兴奖，支持地方的对外文化交流。另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地方自治体和民间的交流“从友好亲善型向课题探讨、课题解决型”，“从两国间到多国间、地域圈”，“从交流到合作、协动”转换。(12) 日本自治省1995年设立自治体国际协力中心后，把该中心作为对外协调民间合作的政策机构。日本外务省的民间援助支援室和“民间—外务省定期协议会”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文化协作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文化外交新模式。文化协作首先表现在协助他国进行文物的保存和修复工作，如对中国莫高窟石窟艺术保存工作进行资助等。文化协作事业是日本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进行“国际贡献”的代表性例子，活动目标与日本进一步参与世界事务的总体外交战略构想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中的人员交流和学术交流项目不断增加。日本文部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1967年成立)不断推进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97年，文部省的“教育改革计划”强调基于实现“文化立国”的需要而“振兴文化”。(13) 文化厅1989年设立“文化政策推进会议”，推动国民文化交流活动。2001年，文化厅公布和实施《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案》，强调进一步推进国际艺术文化交流。另外，80年代以来日本文化与外交部门的整体合作不断加强。如日本地方自治体1987年开始实施的招收从事语言教学的外国青年计划(JET计划)，是外务省、自治省、文部省、地方自治体国际化协作的范例。该计划正是在日本文化和外交管理机构逐步完善之际出台的，也反映了日本文化、外交理念和行动的一致性。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战后初期以欧美为中心开展的美术展、戏剧节等艺术交流项目在亚太地区得到推广。这一时期，日本文化部门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节，如1992年的“东南亚祭”等。另外，本世纪之初，日本文化外交部门开始尝试双边和多边的国际交流年活动，如2002年和韩国、中国，2003年和东盟开展的文化交流年。在以上动中，以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为中心的合作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12月，日本政府还决定设立总额为一亿美元的“东盟综合支援基金”，试图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对抗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世纪之交，日本政府通过开展一系列国际文化活动既推动了日本文化外交的开展，也扩大了日本的国际影响。

由于近现代日本的侵略而形成的历史问题，成为战后日本增进与东亚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国家的关系和进行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问题，也表现在文化方面。战后初期，由于各国忙于处理国内问题，加上日本与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双边外交关系，因此历史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起伏以及国内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加强，日本很多政府要员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模糊或否认的态度，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邻国的强烈反对，成为严重的外交问题。

1982年，日本文部省规定，在审定教科书时应考虑到国际理解和“邻国条款”。1990年5月，日本天皇访问韩国时就历史问题表示了痛惜之情。1992年10月，日本天皇访华时讲“两国历史上存在着我国对于中国人民造成很大苦难的不幸时期，我感到非常的悲痛”。日本一些首相也不断表示“反省和道歉”。在二战结束50周年的1995年8月，村山富市发表了反省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并提出“和平友好交流计划”。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学教科书时，多次违背自己制定的“邻国条款”，允许否认或美化日本侵略史的书籍在日本发行。日本的首相、政要和大批国会议员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小泉首相就任以来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舆论将此说成是日本的“文化传统”。这都引发日本亚洲邻国的激愤。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矛盾作法，已经导致日本的文化外交活动无法正常、协调开展，使日本文化外交目标无法完全实现，也背离日本总体外交战略的理念，上升为一种严重的国际政治问题。

通过以上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整体发展趋势进行的分析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的文化外交理念在不断调整，文化外交机构、文化外交的内容也不断出现新的变化。今后日本的外交思路在哪里？从近期来观察，日本经济难以实现高速增长，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化外交仍不失为日本政府全盘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日本仍将以文化外交手段，与日本的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相协调，最大程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注释：

①内閣制度百年委員会『内閣歴代理大臣演説集』、大蔵印刷局、1985年、4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