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细亚论文,生产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78年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概况和特点
1978年以降是建国后历史学发展的复兴时期，也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又一高潮期。中外古代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史学理论工作者，从粉碎“四人帮”的那年起，便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相继在全国各家杂志刊出。如马克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体会》（载《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志纯、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于可、王敦书《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几个问题》（载《学术研究》1980年1期），林甘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等。他们的文章犹如投湖之石，使沉寂多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又显得活跃起来。
由此开始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迄今为止，仍是热门话题，没有冷却的迹象。我们一时难以用确切的数字说明十多年来到底发表了多少相关的文章，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在此期间，参与探讨的学者，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中央级刊物《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文章，一些地方刊物、地方大学和师专也不绝发表类似的文章，如《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辽宁教育学院学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等。参加这个专题讨论的，还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的学者。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情势。一批1978年后新培养出来的史学工作者成了这个专题研究的骨干。新老专家的携手合作，使问题的研究更有深度和活力。
一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著作也在这个时期出现。最早的一本，可能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收集了英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文章，体现了六、七十年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水准。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对半个世纪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探讨的发展，作了颇为详细的回顾。峤年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白钢所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是又一次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有关思潮的总结和回顾。近几年，一批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史学史的专著相继出版，都注意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总结。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泽先生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是一本关于马克思有关理论的系统研究、有关研究史的系统探讨、有关古代史的系统分析之作，是作者几十年研究的心血之作。
1978年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势头是猛烈的。中国学者不仅关起门来探讨，还和国际上的学者切磋商榷。1993年南开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就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了很深入的研讨。
那末，什么是1978年以来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想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这次讨论，继续深入了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提法本义的探讨。
所摆出的解释仍然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同意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说法的学者日趋增多。志纯、学盛的文章，明确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原始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是人类历史最初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他们认为“古代东方奴隶制说”是在研究方法上受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①持“古代东方奴录制说”的，仍不乏其人。金景芳以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排列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古代社会、东方社会”和“亚细亚古代”、“古典古代”这几组不同概念，实际上已说明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的两种类型。②还有不少新鲜的观点。如项观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原始部落共同体或多或少发生变化后的生产方式，处于文明程度不高或半文明的阶段。③有学者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阶级社会的观点，认为它既不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或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生产方式，而是东方前资本主义时代一种具有本身特点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④
类似这些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对以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思路显得更开阔。但也说明所争论问题的艰巨复杂。
其次，也是必然的，即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又引起了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学说的争鸣。
归纳起来，这一问题的争论有三个争议的焦点。焦点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划分问题。吴大琨首先提出了“六种生产方式说”，认为马克思本人确实认为在古代奴隶社会之前还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因此历史上的生产方式是六种而不是五种。⑤有人则提出“三大社会形态说”，认为应该用“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三种社会形态代替五种社会形态，反对把私有制社会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量齐观。还有提出“四形态说”的，认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代表的是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焦点之二，自然是关于如何看待“五种社会形态发展说”的问题。学者们试图究明，这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列宁的发挥，还是肇始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由此，也导致争议的第三个焦点，即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和变异性问题。
新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显得特别热烈。不仅参加讨论的学者多；而且发表的文章也特别多。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项重大基础理论，所以也受到特别的关注。应该指出，人们对问题的探讨是严肃认真的，在理论上所作的努力显得十分艰巨，思想上也显得开放和解放。诚然，曾有理论上混乱情况的出现。
其三，要特别提及的，是1978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学者们更注重于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探讨。从历史事实出发，反映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本义。
最近两年，史学理论界展开了对美国学者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批判和研讨。针对魏特夫关于“治水社会”是“东方专制主义”基础的观点，史学工作者以史实加以驳斥。关于古代埃及的情况，有学者分析说，从古代埃及的地貌学和生态学看，它是一个典型的以河流为中心的国家，水利灌溉在农业发展中确实有重要作用，但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尼罗河水周期性泛滥的自然灌溉，一种是开河筑堤的人工灌溉；人工灌溉又有局部性的地方性的池塘灌溉和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主持的灌溉网络系统的建设。“真正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水利灌溉是在马其顿、希腊、罗马统治埃及以后，在法尤姆地区发展起来的。”“古埃及国家的专制主义的产生和‘治水’或水利灌溉工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⑥关于中国的情况，有学者指出，中国几千片甲骨，“没有提到水利。”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从夏王朝建立起到春秋中期的大约1400多年内，不曾兴建《东方专制主义》所谓巨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当时的农田水利，在于凿井和利用自然形成的湖泊、流泉灌溉，规模较小；农田耕作，主要是靠洒水，而不是靠灌溉。”⑦甚至到唐代，治水的管理机制也不过是“中央运举，地方自营”，“规模宏大的唐代水利事业实际上不是由‘中央官僚机构’而是由地方行政部门自营自管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83个州144个县248处水利工程，署名主持人的共157人，其中州县官员为130人，占主持人总数的82.8%。“这一事实充分显示了地方行政部门与州县官在唐代水利事务中的重要作用。”⑧
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近年出了不少。显然，这种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深入探讨，极利于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意义的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归根结蒂，建筑于对历史发展事实的充分发掘和总结基础之上的。
其四，需要提及，是新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有一个重要抓手，即扭住了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批判。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出版于1957年，以后一版再版，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很大。他说他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熟知”“马克思的‘亚细亚’观点”，本来拟以“东方社会”作为书名，之所以取“东方专制主义”之名，目的在于重申“我已经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概念的说法中得出了马克思本人曾经避免过的结论”。他说他之所以在书中交替地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因为它们是“同义语”。魏特夫进而攻击说，从大禹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始终是“停滞不前的”“治水社会”，历代的政权都是“强大的治水官僚机构”，对中国实行“治水专制主义”统治，新中国亦然，是“真正的亚细亚复辟的产物”。
魏特夫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过纳粹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思想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反戈一击”，尤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新中国的极端敌视的态度。魏特夫向西方献殷勤的态度，就连西方的学术工作者也感到吃惊，对其批判不少。由于他是打着研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幌子来从事研究工作的，颇为唬人，所以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批判显得十分必要。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上海行政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学术研讨会，是近几年批判高潮的标志。日知、林甘泉、陈启能、马克垚、孙达人等一批知名学者到会。与会代表明确指出，魏特夫的这本著作的问题，讲到底，是二战后“冷战”的产物。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形势较好，西方社会颇有被东风讥讽的难堪，魏氏的著作出现于此时，实非偶然。学者们同时还指出，由于魏氏写书时，还是查阅了中国不少历史资料，因此批判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对于其中若干可以肯定的真理颗粒，不宜笼统否定。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再一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重大特点；同时，对魏特夫批判，也显示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入探讨。
二、从本世纪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四次高潮看当今这股史学思潮的发展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本世纪实际已经有过四次高潮。所谓高潮，是相比较而言，对这四次高潮作一回顾同样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这次研究高潮特有地位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问题，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有更大进展和突破。
所谓第一次研究高潮，发生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确认中国社会性质，认定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苏联共产党内有一批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需进行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民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忭札亚尔1928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颇有代表性。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遇到的是亚细亚社会，“现代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他还把亚细亚社会的特点归纳为人工灌溉、官僚制度、土地国有，并称中国的租佃关系是永佃制。当时，国内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反对者们，提出种种说法，也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遇见的是亚细亚社会。
诚然，有不少学者是带着探求历史真理的目的参加争鸣的，但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使这场讨论带有严重的政治意义。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论定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他并且说，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清算过往社会。”吕振羽于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一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在这部著作的绪言中，他坚决反对马札亚尔的理论观点，指出马札亚尔关于水的力量决定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说法，实际是以“上层的建筑”去说明“下层的基础”，并通过对亚细亚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否定，反对现实生活中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第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发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的时候。忭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有关问题的探讨，还属于摸索阶段。因而第一次争论的学术意义显然逊于当时急迫的政治意义。
第二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开始于抗战相持阶段。由对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的批判而引起。秋泽修二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堕落为日本法西斯御用学者。1937年以后，先后出版《东方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书，对中国社会史作了符合侵略者口味的阐释。秋泽认为“农村共同体的有续、残存”和以“人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性的小农业”是中国社会停滞的要因，而“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的中国社会只有靠外力的侵入才能打破。李达、吕振羽、华岗、翦伯赞、罗克汀、蒙达坦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对此作了尖锐批驳。为了驳斥秋泽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阐释的曲解，学者们分析了普列汉诺夫、马札亚尔、哥德斯、郭沫若、雷哈德、早川二郎、柯瓦列夫等人观点，提出了各自的新鲜见解。关于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是当时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这场争论，很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也可以说，这次学术争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的建设。当时有学者就这样摆出问题：“如中国自己能有几本正确完整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民族文化的砥柱，作为民族解放的理论指导，还容得这般‘小窃跳梁’吗”？建议一定要写出几本“用科学方法写作的”、“观点相当正确的”中国历史著作，“评介给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读者，以示今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起点与总方向”。⑨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侯外庐、杜国痒等学者的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著作，都是在此之后问世的。
应该说，第二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涉及面颇广，学术性也相对前次有了很大长进。在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方面都有明显收获。30年代初的社会史大论战和延续相当年的国际上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大讨论，是这次学术推进的基础和背景。
第三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高潮发生于建国初，50年代—60年代。这是继30年代后，又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探讨。首先提出这一理论问题研究的是童书业，他发表题为《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刊于1951年第1卷第4期《文史哲》。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原始社会。日知不同意此说，发表题为《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文章（载《文史哲》1952年第3期），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国家奴隶制社会的低级阶段。不久，从1955年到1958年，吴泽先生接连发表三篇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文章，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奴隶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的古代”、“古代亚细亚”、“古代东方”等，属于一种“早熟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或奴隶社会”。60年代初，束世徵也发表文章，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奴隶制，指出古代东方与古典世界的奴隶制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但都是直接向封建制过渡的。当时，发表不同见解的还有杨向奎，他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刊《文史哲》1953年第1期）文中反对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简单要看作是古代东方奴隶制，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生产方式或制度，它实际上是残留在奴录社会或封建社会里的原始公社制度。
50—60年代的这次学术争鸣高潮，参加的学者不能说是很多，但争鸣的水准是高档次的。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较多的时间来钻研和讨论问题，学术资料条件也比以往好，所以这次争鸣的背景条件还是不错的。不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受苏联史学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较多（包括有教条主义影响），所以有些研究分析，至今还值得作一些反思。当时的这场争论，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这也是特定时代的一种特定性格。
本世纪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讨的第四次高潮，本文的第一节已有详细追述，不多赘述。由于1978年后兴起的这一争鸣高潮持续至今已有16年时间，可以说是本世纪来关于这个专题研究的一次较长时间的大讨论，所以对此讨论的态势作一分析也十分必要。大致可以说，这16年的讨论经过四个具体阶段，即反省期、拓展期、发散期、深入期。所谓反省期，主要是指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对“文革”史学以及极“左”思潮的鞭挞和反思，史学迫切需要从这次大劫难中开出新的生路，迫切需要宏观基础理论上的大突破和大建设。1978年以后最早的一批理论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问世的。而所谓拓展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客观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上，人们也不会以是否所谓的托派观点来给发言者乱戴帽子。因而就呈现当参加这一次争鸣的学者队伍颇见庞大，遍于全国各地，诸种研究层次的人都有，实是以往几次所不见具有的现象。所谓发散期，也是由此接踵而至。就是说，随着人们研究热情的提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对此问题的专门剖析，而是从多学科研究的角度、多思维方向的角度，广开了对此问题的研究范围。而这种发散，对问题研究的深入，恰恰是一种重要的基础工作。果其所然，所谓的深入期到来。这种对问题的深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深入，一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研究的深入。1978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的发展态势大体如此。这是笔者必须补充的。而1978年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所以有如此较生动局面，毋庸讳言，主要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思想的大解放，学者们探讨的自由度和参与热情比以往高得多；而对外的开放，也使学者们意识到光关起门搞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听听人家的意见，看看人家的研究水准。前不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Timtny Brook（卜正名）编译了一部题为《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中文名《中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作，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收集了11篇中国学者的文章。说明我国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已经迈向世界。
本世纪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四次高潮已如上述。那末，在对此作了回顾之后，我们有些什么教训；易言之，今后在这一问题研究中，我们应注意处理好什么问题呢？对此，笔者作六个方面的建议。
其一，继续深入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原意的理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不休的讨论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有关阐述理解的不一致引起的。事实上，今天的学者还没有走出这个圈子。在上海行政学院的讨论会上，学者们依旧各执己见。或曰这是马克思的一般提法，不属体系性见解，不必陷入太深，或曰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索的问题，绝非轻率见解，应该非常认真对待。看来，要解决好这问题，必须在理解马克思这一理论原意方面下大功夫。嶂甘泉等学者主张，要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的角度来深入对此理论的认识。笔者以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
其二，四次高潮，有三次都涉及到对外国（西方）学者攻击东方民族和有关理论的批判问题。忭札亚尔认为是“水的力量”决定了东方的生产方式，秋泽修二认为是“人工灌溉”决定了中国停滞的“集约性的小农业”，魏特夫认为“治水社会”是“东主专制主义”的基础，等等。说明国外学者中，对此有一套体系性理论，其学术发展也有渊源承继关系。这一情况是我们必须究明的。要下功夫找准这套学术理论的发展脉胳、大致走向，以及在各国得以发展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也就是说，近代思想史、近代史学史研究专家，应下点功夫对此问题作专题研究，这对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必要的。
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原则上有个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问题。事实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也确实常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组织者和工作者来说，都有一个如何把握好两者关系的问题。只注重其现实意义而忽视其应有的严肃的科学性是错误的，不足取的；同样，仅在学术理论上下功夫而忽视这一学术研究客观上每每具有的特殊使命也是太书生气的做法。还有一种不应有的情况是，有的学术部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囿于过去“左”的思潮影响，把敢于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上发表新观点、新见解视为离经叛道之举，甚至有些学术工作者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和待遇。看来，今后要做好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问题，仍是非常重要的。
其四，马克思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课题，国外很多国家学者都去探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国外学者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这是我们研究中必须取鉴的内容，甚至可以踏在他们的肩膀上前进。可惜我们这方面的取鉴工作做得太少了，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看来，这方面的资料信息工作还是要做，有关的研究史的总结工作也还是要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把握了外国人研究概况，我们对自己的努力方向也会有底，国际对话不在话下。至于魏特夫的研究成果，也不能一概抹杀。魏特夫对东方社会研究的资料工作做了不少，其中的有益意见、真理颗粒犴当别论。
其五，第四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成果，如前所述，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突破，二是对历史客观进程探讨的深入和突破。两者中，关于历史实践的突破更重要。现在看来，仅仅以中国为例也还不够，必须把我们的目光拓展到应有的亚细亚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和前苏联学者有相当多的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显然应该有一批关于东方国家古代史研究的学科专业点，我们也应该有一批由我们亲去有关国家作出的涉及古代东方的科研成果。这样，今后会更有发言权。而以此为基础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也会更扎实，更有说服力。但愿祖国能有一批很有份量的此类学术成果，在国际史坛站住脚跟。
其六，关于着眼于现实中国出路的问题。历史表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每每都和现实中国的发展出路有关。事实上，究明中国社会性质，对于它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一直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全球的眼光看，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路径确实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人历来主张“天道”与“人道”的和谐，人是天地价值的中心，注意自然、社会、国家的整体联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为邦本”、“人贵于物”的思想，都不是西方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秋泽、魏特夫等人对东方社会特点作反科学的总结和无端攻击是错误的。但东方社会有东方社会独有的特点是事实。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它的规划和发展方向的考虑，不能脱离传统与文化，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的国情。所以，研究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好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研究好东方国家社会大体的社会特性和特点，研究好东西方国家历史和现实差异及其不同的发展路径，都会是极大有利于现实中国社会的建设。换句话说，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务必结合现实，力戒空谈，使之活生生，有血有肉，着眼于现实和未来。
注释：
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
②《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社会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③《关于部落所有制》，《文史哲》1982年第5期。
④胡钟达：《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云南《学术研究》1980年第1期。
⑥刘文鹏：《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的扭曲》，《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⑦周自强：《从古代中国看〈东方专制主义的谬误〉》，《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⑧张弓：《中国古代的治水与水利农业文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⑨《中国历史论集》，东方出版社，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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