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怎样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刚才胡鞍钢教授把中国失业状况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你看他人非常有激情，很精神的样子，但是他的话题主要是悲观的。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有悲观的一面，也有乐观的一面。因为在我们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我们改革之前没有劳动力市场，现在有了。那么劳动力市场有什么用？我想讲另一个稍微光明一点的一面。
我们先看改革以前，我们以前的劳动力配置是非市场的，就业是按计划配置的。它的基本的制度背景是，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么一种战略。那么发展这种战略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重工业在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你发展重工业就意味着投入非常多的稀缺资源。你只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少数产业，这种产业只能是鹤立鸡群的，不是普遍的。另一个呢，这些产业又通常都是资本高度密集型的，它不能创造非常多的就业。因此你就要有一套制度来约束说我怎么供应资源，怎么让劳动力不会跑到城市来，然后形成很多的失业。因此就产生了我说的制度的“三套马车”：一个是统额统销政策。我们要保障重工业发展的低成本，农产品价格要低；而农产品价格要低，靠资商来收购不行，国家用市场价也收不来，所以就要国家定价，就要垄断，所以有很多统销政策。接下来，农村的产品被国家垄断了，农村还有生产要素呢，还有资本，还有劳动。可能比你价格低，我不能盈利，就会流走，流到其他部门去。国家还要搞个农村公社，把资本、劳动、土地严格地限制在农村和农业生产中。那么人是生产要素里最活跃的，当看到无利可图的时候，我可能会退出。如果说你要想把人严格地限制住，我们还要有额外的制度，就产生了户籍制度，从58年开始。所以，重工业发展战略的推行和我们一系列计划经济的几套制度大概都是同时形成的，这种制度形成以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果。
第一个，我用我们过去研究专著的一些数据，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实际投资，有一个实际产生的就业。我推测的结果，大概我们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损失了40%的就业机会，这是传统体制下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由于长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形成了过高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和很低的城市化水平，这个稍后再提。
从城市就业机制来看。改革以前，是大家都有就业的机会，人人都享有这个机会。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程序也是稳定的，因此没有什么歧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城市的劳动力就业机制是一元化的，可以说假如我们有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话，劳动力市场是一元化的；同时这个市场是排他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户口，我就不会给你创造就业机会。再看改革以来，实际上可以说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到农村的劳动力开始大量转移，就是首先不再局限说我是农民我就只能从事农业，他也可以从事非农产业；第二他也可以离开农村这个土地，劳动力大量转移。我们知道，现在处在流动中的农村劳动力就有7000-8000万人。第二个变化就是城市工人也没有“铁饭碗”了，并不因为你有户口，就一定保障你的就业，你即使就业了，还面临着别人可能会把你饭碗抢掉的情况，这是就业竞争的情况。第三个呢，是国有经济不再是就业的唯一渠道了，非国有经济和其他形式包括胡鞍钢教授所讲的非正规就业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看就业结构的变化。在79年时，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农业（初级产业）占了绝对多数的份额，其次是制造业；改革到了中途就是90年时，这部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初级产业从业者大大减小；到了2000年，初级产业大概只占了一半的比例。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缘故。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如果是按照经济规律来配置的话，我相信它不是计划配置的结果，它是市场的结果。
同时，就业吸纳在经济成份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78年到2000年，国有经济吸纳就业的增长非常缓慢；而到了90年代后期，绝对数量也在减少。城市的集体经济也呈大致相同的趋势。能够保障就业有一个平稳的增长，是城镇的其他部门，其他的非公有经济让我们的就业还在持续地、稳定地、平滑地增长。而真正保障中国改革以来就业的大幅度增长，是我们农村的非农产业，到了现在农村非农产业吸纳的人数已经快到一半。
非国有经济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些部门通常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也就是说非国有经济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特点；而国有经济中的一部分是国家垄断产业，大多数可以归结到资本密集型和劳动排斥型的部门。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吸纳的劳动力也就越多一些。刚才有位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就业能不能做得更好。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因此，我说我自己乐观一些，胡鞍钢教授悲观一些。假如说不解释一下呢，这是有矛盾的。一个是说劳动力市场越发育，我们市场越完善，应该解决就业就越好。但是一边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正在逐渐成熟，另一边又看到胡鞍钢教授讲的失业越来越严重，形成一个新的战争。但是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中国一开始改革走的不是一个渐进式的道路、增量改革，而是一开始就是很多经济学家现在还在主张的大爆炸式的改革、休克式的疗法，那调整后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后到哪去？他们唯一的去处就是到街上去游行。而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我们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非常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到非国有的部门去就业，可以去创造非正规的就业。
我们再看非正规就业，其实统计中也找不到什么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但是我们在统计里面发现了一个叫“三类就业”。我们连着好几年都看到说就业减少，但是你细看呢，实际发现是三类就业在减少，而“非单位就业”其实就是传统的“单位”概念中统计不到的那部分就业，我们把它叫做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却是越来越大，快与正规就业平分秋色了。就是由于这部分就业的增长，导致了整体的就业趋势还是稳定的，（甚至）略有增长。
当然，我们劳动力市场形成中还有许多制度障碍，我比较强调的一个是户籍制度。因为户籍制度我认为它是一个原生性的制度，就是说我们看上去好像户籍制度也在改，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但是只要它还在，它就形成其他一切的排斥劳动力市场合法化的基础。比如说为什么北京市政府可以发布说103职业不许外地人从事，依据是什么？它唯一的依据就是户籍人口。我只是按照户籍人口来提供什么样的就业机会。没有本地户口的，我没有责任来解决就业。所以它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制度了。当然，这个制度也不是钢板，58年形成这个制度以后，它的松动长期以来都是有限的。但是去年忽然它开始变了，而且变化非常之大。我们把它概括为三轮改革：第一轮我们知道，小城镇。两万多个小城镇已经全面放开了它的户籍管理，只要你在当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住所，你就可以申请当地的户口，但我们也知道小城镇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申请的人也是有限的。第二轮是一些大中城市，它们也开始纷纷放宽落户条件，比如石家庄，你只要有稳定两年的有合同的工作，你就可以申请当地户口，但我们也看到实际申请的不是特别多。还有一类呢，假如说户籍制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的话，北京、上海就是户籍制度的最后堡垒。它们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革，至少我听到北京市在宣布说近期内不会改革。但是其实它们也在放宽条件，就是为了吸引人才等等。它们还没有向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开放，比如一般的民众，但是它们也在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小城镇可以无条件开放，中等城市和有些大城市可以有条件开放，而有些超大城市就根本暂时不能开放。实际上可以看到户口的含金量，就是说我的户口可以提供给你什么，有了这个户口，你可以免费甚至排他性的从政府得到一些什么。我们知道，可能上海和北京还能够得到些什么东西。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说，在北京考大学可以更低的分被录取。小城镇不会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就业，没有住房，不会有其他的任何福利保障。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福利体制、社会保障体制越来越社会化，和市场经济相适应呢，这个城市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小。户口制度改革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
对城市失业问题有一点补充就是，我对失业问题也比较乐观。下岗人员很多一部分都在隐性就业。我曾经看到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做了一个调查，说在它们调查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中，都谁在就业。我们看到呢，第一拨人是登记失业的人在个体私营中就业，第二类是领取下岗补贴的人，第三类是修长假的人员，第四类是修病假的人员，当然还有一个大的部分是农民工。第二部分是第二职业和停薪留职者。也就是说，私营个体经济是隐性就业的一个很大地容纳场所。所以我们不能把登记失业的人和下岗的人就说成是失业，所以我比较相信类似调查事例这样的方法，因为它是一个实点的办法。当然我也不是说就是5.2%或者是多少，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是6%的失业率在很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可能是自然的失业率。也就是我劳动力市场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的流动性会增强，人们想找到一个工作与自己的口味，和自己的人力资本禀赋相匹配的工作，要求高了，所以在劳动力市场流动中的摩擦也就多了，所以我想可能会有一个合适的失业率。假如说没有失业率，我认为就没有劳动力流动。有劳动力流动就不太可能没有失业率，除非你有一个特别完善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劳动力市场发育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试着分解一下过去，从78年到98年，经济增长百分之九点几的增长率里头到底是由那几个部分组成。我们发现：第一个部分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它做出了28%的贡献；第二个部分就是纯粹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它提供了24%的贡献；把劳动力的质量提出来，我们用教育代表人力资本，它也做出了24%的贡献；那么在传统的分析中到这为止，剩下不能解释的部分叫弹差。我们尝试把这部分再进一步分解，我们就得出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说劳动力从原来就业的低生产率——农业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这个转移本身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做出了21%的贡献。真正没有能够解释的，所谓技术进步、效率改进等只占3%。劳动力、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都是我们的禀赋，并不是说中国的人口和中国的劳动力一定是负担。
在2010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重还会上升，在这之后有所下降，但在2020年之前也还是占非常高的比重。也就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是一个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国家。大多数人认为我们会面临非常大的就业压力，这话一点不错。这点前面胡鞍钢教授已经讲了，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笔劳动力资源同时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也就是说在今后20年里保持这样过去的增长速度，我们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工资上涨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当然它们也有失业，但是它们同时工资上涨，福利越来越高。当出现了世界性劳动力流动和世界性贸易扩大的时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会冲击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而中国能在世界市场占优势，最重要的也是我们非常便宜的劳动力。而且按照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来看，我们的劳动力就更便宜了，非常非常的便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温州的打火机和韩国同样的性能，他们的卖一百多块人民币，我们只要七八块人民币。因此外国人永远也不会相信我们劳动力这么便宜，认定我们是倾销。事实上，我们倾销可以倾销一个季度、一年，但不能长期20年百分之九点几的增长速度在那里倾销，这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想今后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它的就业比重现在是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比较多的农民在生产比较少的国民生产总值，意味着还有很多机会让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到高生产率部门，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的空间率。
最后还有一个效率。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源泉中还有一个3%没有被解释，它代表着效率。这是我计算的增长贡献，几个部门的增长贡献。大家发现国有经济的增长效率非常非常的小了，集体经济也在缩小，而非公有经济对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在大幅度的扩大，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很多研究都证明了非公有经济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快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就是非公有经济的比重扩大就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与此同时非公有经济比重的扩大也会促进国有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也会加快它的改革。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郑功成教授）评议：
感谢蔡昉研究员的精彩演讲。（掌声）
蔡昉的演讲是很严谨的，反映了他一贯的研究风格。跟胡鞍钢教授相同的，他们两个都是谈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跟胡鞍钢教授不同的是，他们一个是谈的失业和下岗问题，一个则是着重于劳动力市场方面。按照蔡昉研究员的说法，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不过，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悲观的、乐观的，我们都需要。在座的有各个单位的来宾，有一部分可能是我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你们不要听了胡鞍钢教授的演讲就感觉到就业的压力很大，当然也不要听了蔡昉研究员的乐观，就感觉到工作很容易找到。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观点都适合我们倾听。蔡昉研究员刚才谈到了改革开放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二元结构，到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它的制度障碍，以及如何才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完善，尤其是他强调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这些分析是很有启发的。他的演讲也使我们看到了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应当尽快实现的目标。
好，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提问。
C提问：
蔡教授您好，刚才您谈到目前实际上存在着大批人隐性就业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目前在广大农村实际上存在着一大批人隐性失业问题，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蔡昉研究员答：
当然，隐性的失业确实非常严重。我自己很长时间来一直比较关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大家估计都是30%左右，大概有1.5-2亿人还在富余中，尤其是我们加入WTO以后，我们国家农业从国际角度来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而且我们在农业方面所作的承诺是最多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农民他过去生产的东西以后不再生产了，比如说粮食、棉花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生产肯定比在美国生产的成本高。很多人认为这叫失业。但是我还是认为它不是失业，而只是就业不足的问题。现在很少有农民从早到晚都在伺候这点粮食，而是人们都在家庭内部做分工，甚至在个人的劳动时间做分工，从事不同行业。
所以我不太赞成说让这部分人丧失工作后，说WTO让中国农业丧失掉多少就业机会。而实际上要按照纯粹的劳动力数值去算，实际上才100多万，这是我估计的结果。但是它会加大农村就业不足，也就是你说的这个隐性失业的问题。隐性失业问题其实是发展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刘易斯模型，这个模型就是说有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城市的，一个农村的。农村是制度的，城市是新古典的。农村是制度的含义就是劳动供给超过需求，它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很低的数，或者是零或者是负数。而正是这个东西提供工业化的源泉，也就是说工业化可以用比较廉价的劳动供给来实现。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有21%来自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因为每个政府都怕农民一下子涌到城市来。与此同时，我们让它缓慢地来解决也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
D提问：
我认为小城镇不应该成为劳动力转移的载体，您是否赞同？另外，城市病是否是劳动力自由移动的结果？
蔡昉研究员答：
我非常简单的回答一下，我同意至少在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小城镇肯定不是劳动力转移的载体。我们不讲理论，事实已经证明了它载不了多少人。城市病我认为根本不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因为美国的劳动力流动是最自由的，但是美国没有城市病。所以呢，城市病是和其他一系列制度相关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郑功成教授）：
谢谢蔡昉研究员（掌声）
现在，本次论坛三大主题的第一大主题已经结束，开始进入第二大主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下一个演讲的是曾湘泉教授，曾湘泉教授演讲的题目是：
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失业证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胡鞍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