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需求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在需求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需求论文,中国保险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的一种特殊商品，保险的需求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人口、家庭、社区的变迁等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分析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情况，无论是对于保险人认清保险产业的潜在发展条件，开发新险种，实施新的公司战略，还是对于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环境因素及其变化对于保险需求的影响
经济环境因素及其变化对于保险需求的影响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体制变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体现出来的。
（一）经济发展水平。
保险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保险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生产力发展引起产业结构进而风险结构的变化，由此增加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
原始社会的产业结构是原始的、简单的，社会分工也很有限。这样一种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同时，产业结构的简单性质决定了各生产单位基本上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缺乏联系；即使发生了风险事故，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局部的。
产业革命使手工工具逐渐为机器所替代。于是，社会的风险结构也由以自然风险为主发展成为既有自然风险，又有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人为风险等多种风险并存的风险结构。风险的增多，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所形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为了有效地控制和处理风险，出现了近代保险业的发展与繁荣。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产业结构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信息，核能、生物遗传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创造出了数倍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坏性更大的风险。据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分析报告，全球1995年保险赔偿额突破了新的记录。主要就是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资产集中于灾害多发区域，由此造成损失巨大。
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而使得作为风险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保险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据统计，世界保险费总额在1950年仅为210亿美元，1982年增长到4660亿美元，1993年增长到18030亿美元。
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从总体来看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引进高新技术，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也开始向纵深化发展。可以预见，在今天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由风险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对于保险需求扩大的影响将会愈益明显。
2.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消费结构的变化，由此增加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
消费结构是指个人消费资料的种类及其比例的构成，它表现为人们满足各种需要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类的一般需要作了五个层次的划分，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情需要，尊重需要，自我成就需要。马斯洛的研究表明，人们总是从追求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开始，逐步提高需要满足的层次。愈是低层次的需要，愈是基本的需要，也愈是迫切的需要。
保险作为一种对付风险的办法，源于人们的安全需要。而安全需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它构成一般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自身也形成相应的层次和结构，即安定需要、保障需要、免于恐惧的需要和名誉地位的需要。同一般需要层次相似，在安全需要中，愈是低层次的需要，愈是基本的、迫切的需要。在低层次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追求高层次需要的。消费结构就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安全需要层次的逐步满足而变化的。
消费结构的变化，伴随着的是人们消费观念的改革。人们不仅要求在正常工作和收入条件下能够吃好、穿美、住得舒服，而且也希望在发生意外事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保持基本的、安定的生活条件。安全需要促使人寿保险的需求不断增长。
下表1反映了我国寿险业务随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增长的实际情况：[①]
同时，家庭财产的累积，也促使人们对家庭财产保险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以我国为例，1980年以前，一个普通家庭的财产，基本上是一套木制家具，外加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高档家用电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和电视录放机等）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家庭财产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人们对价值昂贵的财产产生了求其安全的紧迫感。因此，我国家庭财产保险也在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了。见下表2：[②]
年份1985 1990 1992 1993
家财险保费 7760 92981286927711650
综上所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安全需要层次也在逐步提高，人们在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将不断产生出对更高一层次保险的需要。
3.经济发展迅速，收入水平提高刺激保险需求旺盛。
保险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人们必须为已经积累的财富支付保险费，这部分保费出自于新增收入部分；第二，人们必须为扩大再生产中追加投资部分支付保险费，这部分保费也同样出自于新增收入部分；第三，储蓄性保险递增加速原理。随着GNP的增长，保险需求也加倍增长。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在近几年许多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甚至濒临破产边缘的同时，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等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逐渐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差距是有利于保险需求的增长和险种多样化的。例如，富裕的企业和个人更看重投资性和福利性的保险；贫困的企业和个人则更急需保障型的保险。
（二）体制变迁。
体制变迁对保险需求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像中国这样进行体制转轨的国家中。体制变迁从以下几个方面创造出了对于保险商品的巨大需求：
1.体制变迁使承担风险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体制所不同的是，承担风险的主体不同。过去，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直接指挥所有经济活动。各部门、各企业的经济活动不是服从于经济规律，而是听命于各级行政组织。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就没有承担风险的责任；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部都由国家包下来了，因此，国家是承担风险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逐渐转变成了相对独立、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但在企业作为承担市场风险主体的同时，职工的生、老、病、死就相应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实践表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的滞后不仅是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原因，也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近几年国有企业在机制转换过程中步履维艰，其原因也与此密切相关。以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只能部分地解决广大职工的生、老、病、死问题。另外，对于生活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来说，生活水降低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而这种风险只有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转移。可见，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社会保障的改革成为必要，而且创造了对于商业保险的巨大需求。
2.体制变迁产生了许多新的风险，从而扩大了保险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企业，无论其规模多大、专业化程度多高，都与其他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在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签订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合同当事人双方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就能顺利进行，反之则相反，甚至还会由此发生连锁反应。三角债问题一直困扰企业，长时间内未能根治，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我国的信用保险不发达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为了预防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义务中出现异常现象，维护企业之间相互信赖、相互协作和互助互利的关系，需要保险公司提供信用保险。
随着企业经济责任的确立，企业对自己生产或经营的商品的质量要承担责任。如果因商品质量有问题，或者因商品在加工、包装、储藏、运输等环节发生损坏、霉变等而给消费者造成人身损害、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该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企业为了转嫁这种风险，必然要求保险公司提供产品责任保险。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在承保责任险之前，一般要对所承保的商品进行严格的检验。许多企业以此作为宣传本身产品的手段，从而也可以达到取得消费者信任的效果。
在企业经营活动的范畴以外，自然人与法人一样，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必须独立承担诸如公众责任、第三者责任、雇主责任、财产责任和职业责任等。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的是对责任保险的巨大需求。
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改革了各种传统的体制，而且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就业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原先拿“铁饭碗”的人纷纷下海，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经营者或自由职业者。这部分人的收入较以前丰厚，但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并且不可能享受到原先在国有经济部门可以享受到的诸如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因此这一部分人对于保险的需求也更为强烈。
（三）政府的经济政策。
保险业是政策敏感度很强的一个行业。社会保障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等都将对保险业产生直接的影响。
1.社会保障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是由国家制定，对公民个人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以弥补他们由于退休、失业、伤残、丧偶、生育等原因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并在他们患病期间提供医疗服务的一项政策，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内容。
一个国家所实施的社会保障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商业保险中人寿保险、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责任保险的需求。一般说来，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它对商业保险的替代效应就越大，反之则相反。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干部，不仅其本身的生、老、病、死具有充分的保障，有的单位还为其亲属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国务院1995年第6号文件明确指出，在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的同时，鼓励单位进行补充性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这一规定无疑为商业补充保险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货币金融政策。
保险，尤其是具有储蓄因素的人寿保险，也是一种金融商品。正因为如此，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动，将影响到人们在保险商品与其他金融商品之间所进行的选择。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率的变动上。在利率上升时，保单持有者通常将以保单抵押取得现金，或直接退保以取得现金向其他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投放；反之，在利率下降时，由于保险公司调整保单利率具有迟延性，人们通常会积极投保，利用时间差获得低价格高收益的保障。
3.财政税收政策。
财政税收上关于保险费财务税务的处理规定也是对单位和个人选择是否投保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各国在这方面都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我国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关于“职工福利”的具体会计准则中指出：社会保障费允许进入费用科目，并且免征企业所得税；补充保险费也允许进入相关成本费用，但纳税时要进行调整。另外，税法上明确规定“纳税人参加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按照规定交纳的保险费用，准予扣除。（即从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此外，按照税法规定，投保人所获得的保险赔偿金或补偿，也是免缴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的。因此，总的来说，我国的财税政策是有利于投保人购买保险的。
二、社会环境因素及其变化对于保险需求的影响
保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与保险需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同保险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家庭、社区等方面。
（一）人口状况。
人口状况是影响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与人寿保险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众多的人口为保险特别是为人寿保险提供了广大的潜在市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将逐步变成现实的市场。
1.人口老龄化。
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70年代出生的人口，到下个世纪初，正好步入成年阶段，成为社会、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提供者。而届时我国也将进入老年型人口分布时期。这些老年人的赡养负担就落在了相应成年人口的肩上。家庭规模缩小，老龄化加剧，这是摆在目前正值30～40岁成年人面前的双重困难。因此说，我国人口独特的发展趋势，向人寿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另据统计测算，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有稳步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食品营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众所周知，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们超长存活（Outliving）而无经济来源。因此，平均寿命的增长也促进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
2.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
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方法。一个人是否采用保险形式来处理自身的风险，是与他（她）所属的职业团体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在职者比非在职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生活社会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更容易接受保险。从事现代职业的人与从事传统农业的人相比，前者更容易接受保险这一风险的防范方式。各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通常是由在业人口扩展到非在业人口、由工商业者扩展到农业劳动者的。
据1994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15岁以上的非在业人口有2亿多（包括正在寻找工作者、企业停产失业者、在校学生、离退休人员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在业人口6亿多，余下为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目前我国保险的开展业务方向主要是在业人员，非在业人员的人身保险市场尚未得到有效的拓展，诸如在校学生、待业人员以及离、退休人员等。在就业人口中，工商业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2亿人左右，其余4亿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目前，这部分人的保险几乎还是空白。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单位合同制职工人数在稳步上升。相对于传统体制下的职工来说，合同制职工所面临的风险更为明显。因此，这一部分人的增长将为保险业开辟一个广阔的市场。
目前，上述几方面人口之所以尚未成为主要开展业务方向，主要是因为保险业尚未开发出适合的险种。可以预见，一旦有了合适的险种，这些潜在的保险需求就会变成现实需求。
（二）家庭结构的变化。
一个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所面临的风险也不尽相同。在幼儿阶段，生活上必须依赖于别人，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可称之为抚育风险；中年阶段，生活独立，人们主要面临的是各种意外风险；老年阶段，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赡养风险无疑，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既可以在家庭内部解决，也可以求助于社会。一般来说，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有着某些重迭，它们相互之间有着此消彼长或相互补充的关系。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功能的逐渐削弱和人与社会联系的逐步加强，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这种变化的进程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密切相关。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千百年来流传的“养儿防老”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尤其在农村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则是更为明显。由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两方面的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功能对家庭功能的替代进程落后了许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以往父业子传、养儿防老的想法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对外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家一些进步、文明观念的引入也导致了国人对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抛弃。保险，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将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所接受。这种变化趋势在以后也将随着每一代人知识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不断更新而日益明显。
（三）社区的演变。
现代人在实现繁荣富裕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守望相助、关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社会学将这种世事变迁称为“社区的衰落”，并分析了其衰落的三个原因：
首先，市场制度。市场，其实质就是让陌生人以金钱为媒介、以价格为指标进行“经济性交换”的场所。以金钱为媒介，就要计算金钱的得失，计算得失就要服膺“理性”。理性与感情有时互不相容，因而市场制度有时必然损害感情。
其次，城市化。住进城市的人口愈来愈多。城市人踏出家门，就是一“陌生人的世界”。面对陌生人，小心提防便成为谨慎之举。另外，城市亦是“流动的世界”。人们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如职业更换、地位变迁、旧区重建而搬迁居所，来到一个新的社区。邻里社区人口流转，要建立守望相助、关系密切的邻里关系无疑十分困难。
再次，机构组织。庞大的现代机构组织的触角伸到每一个角落。现代人由生到死，生活中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不与机构组织联在一起的。机构组织是“不尽人情”的，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规范和处事方法。人们在照章办事过程中渐渐淡化了情感。
社会的衰落，人情的淡薄，正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反映。面对这样一种趋势，一方面我们应该重建社区，通过各种方式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们感受和享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求助于保险，通过更广泛的社会互助系统和自我保障体系来填补社区衰落所造成的空白。
注释：
①1995年《中国经济年鉴》。
②1995年《中国经济年鉴》，因1994年和1995年统计口径较1993年有较大变动，储蓄性业务不再计为保费，故作者引用时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