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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9)04-004-009
一、知识分子话语在中国
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成为一个热题，这是与“文革”后，知识分子开始在理论上得到肯定继而在文化上扮演先锋角色相连的。理论上的肯定，首先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从旧的主流理论框架(阶级理论)讲，知识分子在先进性上就是工人阶级，然后又认定，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而从新的主流理论框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知识分子是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
知识分子话语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反思，并将之关联到全球性的知识分子话语，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知识分子充当了改变观念的先锋。正是在这一思想先锋的启蒙运动中，一个知识分子的中国史被建构起来。余英时于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论述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的关联和士自秦以来的变化；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提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代代相承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突显了一个与中国革命史一样重要的中国思想史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建构者的知识分子的历程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突显了出来。自此以后，知识分子由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为主转为90年代和新世纪的学术建树为主，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学术热点。在20世纪90年代有许明主编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13本，在新世纪初，有周宪、徐均编的“知识分子译丛”9本，知识分子的中国特色与世界语境有了一个基本的呈现。进一步，张朋园的《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2002)，单正平译格里德尔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2002)，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2004)，陶东风主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2003)，莱马里和西里内利主编的《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等等论著从中国与世界两个方面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景观。
然而，在一些较为关键的问题上，这些智识活动还是有所不详。这些问题包括：第一，究竟应当怎样定义知识分子；第二，怎样确定知识分子起源；第三，知识分子的最内在精神即社会关怀或天下关怀与所从事的专业关怀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二、知识分子的话语起源
从词源上说，“知识分子”一词来自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而这一俄语词汇又是俄国学人通过对拉丁语intelligentia(意为理解、知识)的翻译而形成的。俄国学人在创制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知识分子)一词之时，将之定义为“最有文化的，教养的，最先进的社会阶层”。俄国学人在俄国走向现代化的途中，面对着落后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用这样一个词把知识阶层从精神上集合起来。可以说，一种真正的俄罗斯精神就此诞生，从普希金到列宁到再到索尔仁尼琴，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然而在西方，不少学人把知识分子的起源定在了法国。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冤案中，左拉在1898年1月发表了《我控诉》，为受冤者伸张正义，表现了对社会正义的坚决维护。左拉之后，法国知识界的一些人士也发表了宣言。《我控诉》发表后，intellectuel(知识分子)这一来自俄语而又有拉丁语根源的法文词，就传到了英国，继之传到了德国和美国。《我控诉》发表的这一天，“被米歇尔·维诺克称为知识分子的‘伟大诞生日’”。[1](P354)这里，“知识分子”这一话语突显的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德国《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知识分子”辞条这样写道：“intellectuel通常是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事精神、艺术、学术或者新闻活动的人，其能力和志趣都指向智识。从19世纪开始，这一概念用来指称某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偶尔有争议)，该群体的成员无论根据其自我理解还是因为其社会地位，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批判性地伴随以及纠正性地介入社会的状况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自己对日常事件的立场，他们的活动主要不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是主要基于社会‘责任’。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从关于埃米尔·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鲜明态度的讨论中产生的。”①
可以说，俄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在类型上有所差别，俄国知识分子概念的产生是与启蒙和动员国人走向现代化相连的。法国知识分子概念的产生是与维护社会正义而参与公共事件相关连的，在类型的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分子有俄国与法国两个起源，但这两个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知识分子除了有自己的专业技能之外，还要有家国天下的关怀。俄法的两种知识分子类型还共享了相似的出现背景。在俄国是国家主流不能带领人民迈向现代化的时候，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在法国是国家主流不能维护社会正义的时候，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从这一角度看，知识分子理论是建立在国家主流必然出错的预设上的，在俄国是现代化动员出错，而制度设定的动员体制不能达到让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在法国是法制体系出错，制度设定的监察部门对冤案无能为力。在这种背景中，两国知识分子靠着知识优势和威信优势而成为了制度的候补：启蒙候补和监察候补。当这样从功能性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定义的时候，会发现，它是建立在一个西方型的社会结构假定上的。也就是说，通过说“不”来保持社会整体的正义与活力。当然，对知识分子进行这一功能性定义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最主要地是体现了一种精神气质或精神境界。是这种精神气质和精神境界使他们在进行社会动员和维护正义中显现出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时也使知识分子本身显得伟大。而这一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种关于社会、民族、人类的最高理想，和要把这一最高理想付诸实施的内心驱动。正是这种理想和良心让知识分子超越了由其知识所构成的身份，而成为知识分子。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包括两个要件：第一，拥有知识，这使之构成社会的一个阶层或群体；第二，要有天下胸怀，这一天下胸怀使拥有知识的专业人士成为知识分子。第二点是建立在第一点基础上的，因此通过第一点，可以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一个社会群体(阶层)，通过第二点，体现了这一阶层必然要迸发出来的光辉。我们用第一点对知识分子进行一种社会学的估计，用第二点去衡量这一阶层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本质。这两点，既是统一的，又是有所差别的，其差别性，使得人们在使用“知识分子”一词时，有时仅用其第一个含义，而有时又指其第二个要件。
也许正是这种把精神性作为知识分子核心的约定，使得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理解变得有些困难。按照俄罗斯当代文化学家И.康达科夫的说法，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19世纪从俄语进入到法语、德语、英语等欧洲的大多数语言之中。尽管西方的文化活动家，比如巴尔扎克、Ф.基佐等试图将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一词相近的、相同的概念引入日常生活的词汇中(法语：intelligentiels，intelligence；德语die Intelligenz)，但是却并没有能够成功。[2](P243)另一方面，俄语中表示知识分子的词还有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前者的含义与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基本一致，但它主要指具体的单个知识分子。而后者是与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相近的术语，它来源于法语和英语，在俄语中带有贬义，主要指脑力劳动者，常用作讽刺，指智力高度发达的人。实际上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一进入俄语就获得了非常明确的否定色彩：比如：十足的知识分子(рафинирова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这一类用法。[3](P10)在俄语中指西方的知识分子常用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这只是表示脑力劳动专家。而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则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其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Д.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灵、在于良心，同西方按理性和目的性生活的脑力劳动者不同，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按同情和怜悯的敏感心灵而生活的。②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与интеллектуал的区别，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气质与脑力智慧的区别。正是俄罗斯文化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一种心灵结构使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突显出来。而借助于这一精神气质，由俄文而来的“知识分子”，在欧洲获得了普遍性，并可能运用到世界的一切文化之中。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在1918年《东方杂志》所刊登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变迁》一文中，而这篇文章又是日文杂志《外交时报》上的一篇日文文章的中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受俄国革命思想的影响而进入中国的，又是伴随苏联意识形态东来而进入到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之中的。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建立在俄罗斯的基础上的，而中国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也是建立在“士”的传统思想上的。由于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里，内含了士的内容、俄罗斯的内容、法国的内容，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才成为一个热点话语。
三、知识分子的各种形态
知识分子，首要地在于知识。有了知识，人类就把握宇宙的规律，就能感到自己与宇宙的合一，就能产生一种生存的信心和信仰。在这一意义上，原始社会的“巫师”就是拥有宇宙知识的知识分子。在中文里，巫、舞、无同义，巫通过舞(原始仪式)而达到无(一种以神意方式体现的宇宙的本体)，而把宇宙精神(无)体现在舞(仪式行为)里，并通过在舞中得到的无(宇宙本体)而指导部落的发展。最初，巫是集政治领导(王)和知识分子(巫)于一身，当社会进一步发展之后，政治领导(王)与知识分子(巫)有了分工，巫成为以制度祭祀为主的祭司，祭司的职责不仅服务于王，更是服务于神，传达神的意旨。在这一意义上，印度的婆罗门是一个知识阶层，以色列的先知，也是一个知识阶层，中国的儒也是一个知识阶层。印度的婆罗门，以色列的先知，中国的儒生都有自己独立于政治集团的政统之外的自身的道统和学统，都是通过自己对知识的洞见，对知识的拥有，而“执道以论政”。在印度、以色列和中国，我们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这一定义所包含的两个内容：第一，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知识的团体，如印度是以一个婆罗门的阶级的方式出现，在以色列是以祭司集团的方式出现，在中国是以儒生的方式出现，这是知识分子的团体性的界域，但仅是婆罗门，仅是祭司，仅是儒生，还不足以让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光辉彰显出来，只有在危机时刻，即真理之光被遮蔽，特别是被权力遮蔽的时刻，从知识团体中才会发出光来，这光就是印度婆罗门《奥义书》的先哲、以色列祭司中的先知、中国儒生中的孔孟。可以说，只要存在一个知识阶层，这一知识阶层总要发出光来，当知识之光熠熠闪耀的时候，特别是知识之光透过权力、财富、腐败的层层迷网而闪耀出来以至大放光芒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本质就得到了耀眼的彰显。因此，从知识群体和知识之光闪耀这两个方面来说，知识分子从远古到今天，从东方到西方都一直存在着。但是，这是从同一性上来说的。古代的巫、祭司、先知、儒生都具有知识分子的核心内容，那么，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巫、祭司、先知、婆罗门、儒生的不同之处又何在呢？
四、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讲，第一，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理性型的知识体系与远古的巫术型的知识体系、印度吠陀型的知识体系、中国儒家型的知识体系的不同，在于它是以科学、逻辑和理性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一种西方文化型的，而从古希腊开始出现的哲学家，就是用理性和逻辑观念去看待一切，评判一切的。经验主义的“知识就是力量”和理性主义的“怀疑一切”，用的都是理性—逻辑的知识类型和知识体系，在这一意义上，德国康德的三大批判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显出的正是知识分子的光芒。一种西方式的理性信仰，给了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到现代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可以理性地衡量一切、评估一切、批判一切的力量。这一最高的理性，不同于远古巫术的神，不同于婆罗门的梵，也不同于中国儒家的天。是理性给了知识分子逼近真理的信仰和笑傲权贵的力量。
第二，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一个现代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远古的巫术体系，印度的宗教体系或中国的儒学体系。现代的知识体系不像巫术、宗教、儒学知识体系那样是以汇通为主的，而是学科化、细致化、技术化的，正是这一学科细分和技术专门一方面让知识分成越来越细的学科，另一方面又让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细分学科中的专家型的和碎片型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在巫术知识、宗教知识、儒学知识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知识整体的把握者，那么在现代，知识分子则只拥有知识的片断，而在古代各种知识体系中专家与知识是合一的，在现代知识体系中正在不断地走向专家与知识的分裂。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专家，而专家正在失去知识分子的特质。现代的专家，在自己的专门性学科中拥有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使他在这一领域拥有与权力和财富抗拒的资本和勇气，然而在这一专业之外，他就茫然无知了。因此，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只占极小极小的一块知识给予了知识分子以知识的勇气，但这勇气却被知识的局域化和碎片化所限制了，他们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知识之光。现代社会以一种分割性的知识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显现为局域性和碎片型的专家。这就是西方理论家不断地发出“知识分子死亡论”的现实基础。
根据以上的两大特点，可以知道，知识分子仍然是以追求和拥有知识为其主要生存方式的，这种生存方式一方面拥有了(知识)专家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这专家之专深同时又被局域化而成为碎片型知识分子，内蕴在专家中的知识本质难以发光。如果说，远古的巫师，印度的婆罗门，以色列的先知，中国的儒生中，教化和修养本就存在于一种综合型的“终极”追求和“天下”关怀之中，而必然要焕发一种知识分子之光的话，那么，现代知识体系的细分化和碎片化，却像一个巨大的幔罩，盖住了被碎片化的专家们本应发挥的知识之光。
正是在这二重性中，一些与俄国型和法国型不同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了，如海德曼、葛兰西、古纳德、萨伊德、福柯、德布雷等人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德布雷的理论，为法国知识分子描绘了一幅演进图，在这幅图的最后一个阶段，呈现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出场。
五、后现代的名流知识分子
德布雷说，法国知识分子自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80-1930年，这时期知识分子主要以大学制度的方式表现自己，知识分子通过大学以学科专家和教授的名义在对抗教会和拿破仑政权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同时又通过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互动推动了双方的合法国进程。第二阶段是1930-1960年，这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作家通过出版社表达着自己的自由思想，有着不同于大学教授，不同于教会布道，不同于商业文化的话语形式。第三个阶段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这时知识分子进入了大众传媒。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教师，也不是作家，而是名流。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教师型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了自律性和高雅的文化，第二阶段的作家为社会提供了自由的思想话语，那么，第三阶段的名流则显示了知识分子的蜕变：“只要看一看热门的电视节目中频频出现的知识分子，畅销书的作者，或成功的学者，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屏幕上，又不断地被其他媒介反复提及和再现，于是，他们获得了向公众谈论公共事物的权利，并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其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就与媒体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是把媒体合法化，而是相反，他们从媒体中获得了自身合法化。当然，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也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媒体的合法化……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媒体又利用知识分子来提高媒介的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互惠互利。”[4](P23)
在大众传媒主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为自身所出场的大众传媒的市场价值所操控。名流型知识分子“成了公众的‘思想公司’，成了耗尽公众社会和文化想象力，限制他们争论和扼制他们想象‘另类现实’能力的因素。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因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4](P24)德布雷呈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演化，但他的视角却对知识分子理论有所偏离。首先，他以知识分子的第一点，即产生知识的阶层或群体来定义知识分子，然后，又以这一阶层或群体中的主要出场类型(教师、作家、名流)，来看知识分子的变化。如果用知识分子的第二点，即只有具有天下胸怀的行为才算知识分子，那么，德布雷的从教师到作家到名流的图式，绘出的是知识分子的消亡史，名流用市场关怀代表了天下关怀。
由于知识分子定义的第二点(天下关怀)是建立在第一点(知识阶层)之上的，因此，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多是从第一点(知识阶层)立论来讲知识分子的，当然，这样也可以讲出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张朋园和许纪霖的言说。
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许纪霖关于知识分子的代际说，与李泽厚有些不同。在李泽厚看来，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共6代。[5](P343)在许纪霖看来，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6代：晚清一代，大都出生在1865-1880年之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是也；五四一代，大都出生在1880-1895年之间，鲁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陈寅恪等是也；后五四一代，他们中一些出生早些，在1895-1910年之间，如冯友兰、贺麟、傅斯年、顾颉刚、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另一些晚一点，在1910-1930年之间，谁为代表，许纪霖未举，大概不便举；共和国以后的三代就都没有举具体的代表人物。共和国前期17年一代，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这一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在共和国前期的文化和教育中成长起来的；80年代一代，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文革中的生活经验又在改革开放后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最后是文革一代，出生于1960年以后，这一代人无文革经验，基本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6](P82-85)从这六代的划分，可以知道，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定义的第一点(知识阶层)立论的。特别是后三代，其特征，是俄国型的呢，还是法国型的呢？恐怕还得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总结出一种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才行。
张朋园举了中国现代性最初由知识分子进行的四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并仔细考察了这四次运动的人员组成。戊戌变法是在西潮推动下进行的，参加者为清一色的士绅阶层，其领导人物有传可考者48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2人，无功名而有捐官位者4人。他们的西学知识或得自翻译，或与西人接触，或对殖民地或通商口岸有所游历。立宪运动(即清末新政)以1909年成立的咨议局和1910年成立的资政院的1600余名议员为例，大都出身士坤阶层，百名议员中91名具有传统功名，留日或受过新式教育者约20％。领导辛亥革命的革命党，其领导人物多为留日学生，具有传统功名的为数甚微。有传可考的革命党人328人，传统功名者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共43人。“五四”时代，传统士绅已经失势，领袖人物全为新生一代，留日和留美学生是其主力。[7](P5-7)张朋园的立论主要是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阶层。为什么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知识分子的两位名家，既完全通晓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而且也熟悉西方知识分之的话语历史，但一谈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只将之定义为基本条件即作为一个阶层呢？因为要把第二个条件作为基本定义，会出现不少叙述上的麻烦和纠缠。这正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的提出以来，一直有这一定义上的矛盾，一方面以阶层来定义知识分子，于是有六代知识分子之论。另一方面又以必须有天下关怀来定义适应分子，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当发挥俄国型或法国型的功能，如果要发挥俄国型或法国型的功能，那么，中国作为阶层的知识分子究竟做得如何？符不符合俄国或法国的经典定义？如有契合，是为什么？如不符合，又为什么？
在这一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矛盾中，也许正内蕴着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要把这一问题作一学术上的厘定，又意味着要不断地把中国知识分子话语与世界的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
如再把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相接合，又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隐士型人物，如庄子，算不算知识分子呢？庄子型的士人不是以一种激情去参与公共事务，而完全退出公共事务，但庄子们的退出，又是与一种宇宙胸怀紧密相关的。另外，侠士算不算知识分子呢？他们强硬参与公共事务，这是与西方知识分子定义相合的，但他们用的是一种体制外的方式，又是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相合的。再如，中国现代画家算不算知识分子呢？一些画家以退隐的方式进行着艺术的上下求索，算不算知识分子呢？无论算与不算，我们都必须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定义，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
注释：
①该辞条译文引自朱达秋等编：《知识分子：以俄国和中国为中心》一书(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出)。
②该段论述引自朱达秋等编：《知识分子：以俄国和中国为中心》一书(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