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解释学到实践哲学——试析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哲学思想论文,试析伽达默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2646（2000）02—11—04
伽达默尔，德国人，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研究者们大都认为，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前为其思想的第一阶段，可称为前解释学阶段。这是其批判新康德主义及逐渐接受海德格尔思想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其构思创作《真理与方法》的阶段，可称之为哲学解释学阶段，时限大约为1949—1960年。这期间，通过其努力，解释学实现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变，成为一门真正的哲学理论。第三阶段一直延续至今，是他基于哲学解释学立场，对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寻根究源的阶段，可称为实践哲学阶段（参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一书《译者的话》）。三个阶段包含了两次转型，两次转型各有特色。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说明促成其思想第二次转型的诸多因素。
一、两次转型间的内在关联性
思想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伽达默尔的思想发展自然如是。两次转型，反映出其思想在不同的时期具有相异的主导性倾向，而细细探究又会发现，这两次转型间又是有其内在关联性的。
伽达默尔思想的第一次转型，其重要的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中，……自我意识，这个新康德主义、笛卡儿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识论都深深地陷入了怀疑主义。”[1]（P.34～35 ）曾为新康德主义信徒的伽达默尔，现在成了它的批判者。伽达默尔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其理解理论及其认识理论上。
和其他近代哲学一样，新康德主义有关理解和认识的理论，也是以主、客体的对立为前提的，只不过采用的是先验唯心主义的形式而已。这种主、客体的对峙，往往会使认识带上静止、孤立的形而上学的色彩。借助于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伽达默尔逐渐消解了预先设定主体在先或客体在先的先验主义。这对于伽达默尔确立自己的哲学解释学的理解观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作为第一次转型的结果，《真理与方法》等书问世了。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的序言中，伽达默尔指出，“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接下来又指出：“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力求表明：哲学解释学不是一般的方法论，而是哲学。同时不难发现，“理解”这一概念在哲学解释学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并且，这种理解观是要努力消除先验的主、客体的对立的，关于这一点，伽达默尔还有过更明白的表示：理解就是对话，就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所进行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既不是理解者也不是理解对象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对话的论题引导着对话双方走。[2]（P.484～486）这种理解观， 对于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建构，同样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建立一系列的政治规范、伦理规范，如何去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问题，在伽达默尔眼里，理解、对话是首选方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建构实践哲学的过程中，这种理解观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第一次思想转型同时也是伽达默尔接受海德格尔影响的过程。相对而言，海德格尔对伽达默尔的影响较为深远。可以说这种影响是毕生的。伽达默尔在85岁那年写的《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中说：“我的哲学解释学仅仅在于，遵循后期海德格尔的思路，并用新的方法达到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后期海德格尔主要探讨两大问题，其一，他想确定整个哲学思维和世界观的起源，并确定其要素；其二，想找出“达到存在的真理”的途径。用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则是语言分析。伽达默尔全盘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借助于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伽达默尔阐明了理解和解释得以进行的前提（偏见）、获得的结果（语言）和借以进行的模式（对话）。可以说，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语言占据着中心地位。如是，作为哲学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的实践哲学强调语言的作用就不奇怪了。
二、批判与反批判——第二次转型的契机
伽达默尔本人曾说过，他之所以把重点转到实践哲学，是因为60年代受到哈贝马斯的批判；在反批判的过程中，自己逐步进入了实践哲学领域。《真理与方法》出版后，伽达默尔受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批判。哈贝马斯的批判是来自解释学内部的批判。哈贝马斯的批判集中在两点上。其一，他责备伽达默尔历史观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其二，他责怪伽达默尔对方法论所作的简单草率的改革。 [3]仅从对第一个责备的回击中，我们便可以看出伽达默尔逐渐地接近实践哲学的端绪。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始终把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维护视为己任。在他看来，维护了成见和传统，我们每个人才能有其独有的视界，每个人、每个不同时代的视界的相互融合才能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效果历史”才能由此产生。伽达默尔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依赖恰是哈贝马斯批判的重点。哈贝马斯认为，权威就是传统，对权威的承认就是服从，这就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过分依赖，从而丧失了一种社会科学所本来固有的批判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只看到了权威与理性的同一性，却没有看到“权威与理性的任何对立”[4]， 这是其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原因所在。
对此，伽达默尔作了回击。他认为，哲学解释学也试图成为哈贝马斯称之为的一种“批判的反思意识”，[5]（P.228）他进一步解释说：“哲学解释学所进行的这种反思，大概在这种意义上是批判的：它揭穿了天真的客观主义偏见，这是一种倾向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的自我理解囿于其中的偏见。在这里，由于它从社会角度批判地解释了全部理论所包含的偏见，意识形态批判便利用了这种反思”。[5]（P.228～229 ）再者，“解释学的反思是可以变成‘实践的’：通过使偏见被意识到，它使得任何意识形态都受到怀疑。”[3]（P.236）就在他极力证明哲学解释学的非保守性的同时，他强调了哲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相通性。“实践哲学并不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规则知识。相反，它是对这样一种知识的反思，并因此说到底是“普遍的”和“理论的”。 [5]（P.228）相应地， 哲学解释学是“对构成规则意识之基础的能力和知识加以反思。”[5]（P.228）因而它也是“普遍的”和“理论的”。沿着这个思路，伽达默尔渐次地完成着由哲学解释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型。
三、实践智慧——第二次转型的牵引者
自青年时代起，伽达默尔便有一种古希腊情结，可以说，这种情结如影随形伴其一生。在与古希腊传统进行持续不断的对话的过程中，伽达默尔重新发现了实践智慧，是实践智慧牵引了这次转型。
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写于1985年）这篇总结他的解释学发展过程的文章中，伽达默尔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思想形成时期的第一篇文章，现在正好以‘实践知识’（写于1930年）为题第一次发表在我的著作集第五卷中。在那里，我受海德格尔的推动，密切联系《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突出了实践智慧的本质。在《真理与方法》中，这一问题移到了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已被人从多方面重新接受。这一传统具有一种真正的现实性。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义的，我认为，这与今天常常同那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口号并无关系。什么是实践哲学这一问题，对近代思想的科学概念来说，在总体上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真正挑战。人们应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认识到希腊的科学概念意味着理性认识。这就是说，它的典范是在数学中而根本不包括经验。因此，近代科学与希腊的科学概念很少相符，它倒是更接近于技术。不管怎样，实践知识和政治知识，从根本上说，是与所有这些学到的知识形式及其应用的结构不一样的。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这就是苏格拉底追问善的问题的含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坚持了这种立场。如果有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那么他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而唯有这种引导力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但实践哲学本身却并不是这样一种合理性。它是哲学，这就是说，它是一种反思，并且是对人类生活形式必须是什么的反思。在同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哲学解释学也并非理解的艺术，而是理解艺术的理论。但这种或那种唤起意识的形式都来自实践，离开了实践就将是纯粹的虚无。这就是从解释学的问题出发重新证明的知识和科学的特殊意义。这正是我自《真理与方法》完成之后一直致力于的目标。”[5]（P.38～39 ）这段引文对于我们探讨他的实践哲学的形成是十分有益的。
从中不难看出实践智慧对于哲学解释学的核心作用。而这正意味着哲学解释学自身便蕴涵着转向实践哲学的可能性。“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6]由彼达此的桥梁是实践智慧。
伽达默尔对近现代的科学概念和古希腊的科学概念进行比较。发现了它们间的差异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区分了人类认识事物和表述真理的5种能力或知识形式：纯粹科学、 技术科学或应用科学、实践智慧、理论智慧或哲学智慧和直观理智。伽达默尔在比较当中，注意力集中在前三种能力或知识形式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纯粹科学是一种关于不可改变并必然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它是一种依赖于推理证明而能被人学习的演绎性知识，其典范是数学。技术或应用科学乃是关于制作或生产某种可改变事物并且服务于制作者目的的一种与偶然相联系并能为人们学习的知识。实践智慧的对象是可改变的事物，它是关于人类践行的知识，并以在具体事物中的践行作为自身的目的，它不是通过单纯学习和传授而获得的，经验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它要求我们身体力行去实现人类最大的善。经过对比，伽达默尔发现了近现代的科学概念与古希腊的科学概念间的差异性，前者仅相当于古希腊的技术概念。这种对比分析为说明近现代的科学与社会生活间的紧张关系，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在伽达默尔看来，近现代的科学和社会生活之间已经存有一种紧张的关系。伽达默尔力图向人们表明，科学不顾自身有限的合理性，俨然以唯一合法者的身份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并规定着整个社会生活，这是一种不幸的事件。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哲学家，伽达默尔当然不会熟视无睹，他要借助于与古希腊的对话，极力恢复早就被现代社会遗忘了的实践智慧的合法性、实践哲学的合法性。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他试图要恢复整个哲学的合法性。
应该说，影响伽达默尔思想的第二次思想转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主要的几个方面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西方的哲学传统对之就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纵观西方哲学史，可以发现，社会、政治、文化、人生正是西方哲学讨论的永恒主题。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卢梭和康德，甚至于以晦涩难懂著称的斯宾诺莎的哲学，无不以完美的人生为自己的哲学探讨的主题。热衷与传统对话的伽达默尔，受他们的影响应是题中应有之意。
收稿日期：1999—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