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对妇女问题的认识经历了长期曲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妇女自身的价值与形象也从“文化人”、“经济人”到“政治人”不断演变。人们对妇女问题的关心长期局限于两性关系不平等领域。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上妇女权利被最终确定为人权，标志着女性作为“人”的独立性和绝对性，作为人应有的潜能、价值与尊严获得了普遍的理解与承认；妇女不再仅仅作为男人的对立面，通过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力）来解决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而获得了作为人的存在和生存的本质意义。
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联合国1995《世界妇女报告》分别指出：“妇女参与发展是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妇女的贡献以及妇女的权利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中心。”它标志着人类认识上的飞跃：妇女从历史客体、中性力量上升为历史主体。由此，妇女问题的内涵就从男女平等问题深入到关系人类发展的全新领域：妇女自身也从孤立的个体、国家人上升为世界性主体力量。这种认识的升华便是全球问题的激化及其所导致的人类对自身的主体性行为准则普遍反思与深刻自省的结果。世界妇女意识的形成、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组织的蓬勃发展、世界妇女会议和有关妇女发展的国际会议（如人口会议）的相继召开，便是这种时代背景的标志与体现。
一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具有深刻与长远影响的危机。这些危机群的产生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制度选择与规则确定的非均衡的异化发展的结果。它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后果，又对全球化趋势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问题包括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社会问题，如战争、南北问题等；二是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如人口问题，表现出人与人的对立，包括男人与女人的对立；三是社会—自然间相互作用与适应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能源、资源短缺与粮食危机等。概括起来，全球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社会—自然三者间协调发展的破坏与背离。（注：参见（苏）Н·Т·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而妇女问题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人—社会—自然关系中妇女作为一半主体力量的存在，更在于其中女性价值、女性原则的作用与影响；全球问题的方方面面都与妇女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妇女与全球问题这一命题的实质性背景。
从社会关系角度看，全球问题主要涉及战争与南北矛盾等问题。历史上，战争一方面在加剧着“男尊女卑”意识，这是与男子对武器的垄断及“血腥政治”分不开的（注：参见（美）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0页。）；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展示自身力量与价值提供了机会（爱国主义往往成为妇女参与社会的“许可证”（注：例如可参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73页。）。但从更深层面说，战争是忽视女性（母亲）权益的结果：战争导致的对生命的摧毁、暴力的肆虐以及人类兄弟情谊的破坏，是从根本上违背母亲意志的。妇女一直是和平的维护与巩固力量。正如第一次“世妇会”期间保加利亚主席之女日夫科娃所言：“没有妇女参加国际讨论，永远也不能巩固公正持久的和平。妇女是唯一热爱和平的人，因为她们是母亲，生命的创造者，是男人眼里唯一应该尊重的人。”（注：新华社墨西哥城1975年6月18日电。）另外，男人与女人间的对立，本身就是恃强凌弱的表现，而且作为一普遍观念在加剧着战争手段的广泛运用。人类的战争从其某一个渊源来看，可以说它根植于男人与女人间的战争与对抗。
同样地，南北问题与社会的两极分化，本质上与两性非均衡发展密切相关，是男女权益分化的延伸与更高层次上的再现。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背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斗争，这与男女不平等所导致的不公正社会秩序在本质上也并无二致。
从人—社会关系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立最持久的便是男人与女人间的对立。以人口问题为例，其产生与激化至少在三个主要层面上与妇女问题密切相关：(1)妇女的受教育和就业水平低是导致人口出生率上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反过来，提高妇女的受教育和就业水平便可降低人口出生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占有世界人口基数和年人口出生数的主要部分）。(2)据联合国人口基金说，“如果妇女只生育她们想要的孩子数，那么，非洲人口可望减少1/4，亚洲和拉丁美洲可减少1/3。”（注：（美）约翰·奈斯比特：《女性大趋势》，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这表明，人口增加并非妇女自身所愿望，相当程度上乃是违背她们意志的结果。(3)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妇女地位无需以多孩子（尤其是男孩）的母亲来保障，其出生率将大大降低。相应地，人类已认识到，控制人口数量的关键在于推广以妇女为中心的计划生育。除此，妇女（母亲）素质还影响到人口素质与分布，进而影响到家庭的结构与功能。这说明，作为全球问题重要层面的人口危机，某种程度上乃是人类历史中长期形成的男女关系危机，是女性权益长期被忽视的必然结果。质言之，女性被置于屈从地位是人口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社会—自然关系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相当程度上源于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女人被视为男人的占有物。这是私有观念与男性中心主义的逻辑推广与延伸。正是由于男性中心主义及其泛化所表现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才导致了社会生产忽视代际均衡与代内平等的非持续发展恶果。如粮食危机，其产生本身便是妇女经济发展条件不平等的证明，与消费中男女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密切相关。因而其解决同样有赖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两性关系的改善。正如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粮食研究所1994年研究报告——《妇女：食物保障的关键》所指出的“妇女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粮食产量的‘未挖掘的源泉’。”“如果妇女能得到与男子同样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将大大提高。”“缺乏获得贷款的机会是抑制因素之一。”（注：路透社华盛顿1995年8月13日电。）
总之，性别压迫是全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女性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前提性障碍。从本质上说，正如近代工业文明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样，全球问题的产生与激化相当程度上是现代文明建立在女性权益被剥夺的基础上和忽视女性力量、价值与原则的结果，是两性关系失衡发展所形成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畸形发展的综合产物与历史积淀。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母权与父权此消彼长、相互冲突的历史；全球问题的解决必将孕育于两性关系的最终协调以及人类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根本实现。
二
如前所述，全球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同女性权益长期被忽视密切相关；妇女又是全球性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妇女问题及其相关联的更广泛实质性背景是全球性危机症结的核心。因此，全球问题本身便为超越传统两性关系、摒弃男性中心主义、提高妇女地位、发掘女性价值与潜能、展示女性因素与原则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历史上，“在社会变革时期，妇女往往都投身革命，并成为‘叛乱中的叛乱者’”。（注：（美）《比较政治学研究》季刊1995年第1期。）因而可以预见，全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妇女的参与，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女性力量、原则与价值的得以真正显现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女性力量：1995年联合国世界人口报告和人类发展报告分别指出，妇女完成2/3的工作时间，但只得到1/10的收入和拥有不到1%的财产；妇女服务于家务劳动、照料儿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隐性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可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以妇女作为商品或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另外，妇女在政治上的间接参与作用，在文化上的代际教化、体制遵循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稳定、协调等方面的贡献，更是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清楚认识到的事实。正是这种种妇女的无偿劳动与隐性贡献形成了社会发展中男女不平等的扩展与强化。同时，妇女的才智与潜能长期局限于反对不公正待遇上，且不恰当地受到男性的歧视甚至妇女对自身的怀疑。科学的发展揭示出女性于才智、人格、心理上的平等地位和特殊价值；社会发展也不断表明，妇女被抑制的力量与潜能往往在社会变革中更能清楚地显示出来——而认识到女性潜能本身亦可拓展男人的智慧，从而带来社会观念的变革与人类整体意识的进步。事实上，妇女既然是旧体制的最大受害者，也必将是其最主要的破坏者和新社会体制创建的主导性力量。从长远看，妇女解放不仅与人类解放进程一致，而且成为人类解放的重要前提与重要推动力量。
——女性因素：全球问题解决必须由市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市民社会的要求提升是全球问题解决的真正动力。妇女作为母亲、主要家务劳动者和消费者，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妇女解放的实质是男女生而平等和广义上的自由与平等。这种从人与人关系出发外延至人、自然与社会间的平等以及普遍、整体、和谐观念，便是全球问题解决的核心理念。据人类学家们研究，女性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类的温情、对美的渴望、对个体感知的尊重，而这正好与“第三次浪潮”的经济结构相适应。（注：参见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序言，三联书店1984年版。）因此，女性因素对解决全球问题具有重要的特殊价值。
——女性原则：第一次“世妇会”期间，瑞典首相帕尔梅强调：“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要改变妇女的作用就要改变男人的作用。”（注：美联社墨西城1975年6月23日电。）这就是说，要改变男人的社会主导地位而突出女性原则。事实上，妇女往往更关心家庭、下一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正是可持续发展观注重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全面、和谐社会发展原则所要求的。历史不断地证明，离开女性原则，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可靠和不可能的。没有女性的参与和相应女性原则的真正建立，全球问题的解决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人的发展和人素质的提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希望所在；而人类发展的关键在于妇女的发展和两性关系的改善。正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夫人所指出的，“妇女就学是打开发展之锁的钥匙之一。”（注：合众国际社北京1995年8月15日电。）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两性关系的不协调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生性与结构性障碍。据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世界最赤贫人口中70%是妇女，全球9.6亿成年文盲中有2/3以上也是妇女。全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类自身的发展，更有赖于人类两性间平等、和谐关系的真正有效的建立。
总之，妇女自身的发展，两性和平、平等、协调关系的真正确立，是推动人—社会—自然系统和谐、有序、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必然要求与希望所在。
体现在现实层面，妇女运动与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等新生社会运动相互呼应并相互促进，推动着社会变革和国际秩序的重建。“和平、平等、非暴力”是各种新生社会运动的共同准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想，从根本上预示了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同一性。
妇女问题既然是社会分工和家庭、血缘关系演变的产物，是人类社会非均衡发展的结果，两性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归根结蒂便根源于资本与私有制力量，以及社会私有制在家庭的继续——家庭产权。传统男性化生产方式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是有报酬的劳动而不是家务劳动，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这既是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妇女问题的根源，也是全球问题的远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问题与全球问题都源于人类的私有化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对自然、对弱者（女性）权益的无偿侵占与掠夺。早在1755年卢梭就认为，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列宁也指出：“私有制…使妇女处于双重奴役的地位。”（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卷，第22-23页。）因此，女性化失却、女性异化本身不过是人类社会总异化的一部分；妇女问题和全球问题一样，实质是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类异化生产的结果，其解决希望与标志都在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与社会总危机、总异化的彻底消除。
事实上，全球问题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其它方面危机的消除。正如联合国人口基金1994年8月17日公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所指出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贫穷、就业、缺乏粮食、水和能源、过分消耗、环境破坏和社会分崩离析这些全球问题互相纠缠在一起，不是一种办法就能解决的”。这是人类非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局。从发展趋势看，全球问题的解决必将是文化革命与体制创新的结果，即以两性协调一致与突出女性作用与价值的新体制的建立为必需。因此，妇女问题与广泛的全球问题一样，其解决前景在于社会的总体变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妇女问题从属于全球问题。事实上，一国妇女问题本身并不都属于全球问题而有其特殊性，各国妇女问题也千差万别。同时，妇女问题的产生、发展、解决与全球问题有相异处，并非全球问题所能完全涵盖。另外，妇女问题随着全球化发展而不断深化与复杂化，人们对其认识，对妇女权益、男女平等涵义的理解也在不断演化，导致所谓当代妇女问题好象是被妇女（尤其是“精英妇女”）“搅出来”的错觉。全球问题的本质是表现为人与自然、社会关系危机的人与人的关系危机；而妇女问题却是以人与人关系危机形式所表现的社会发展问题，这就是两者的本质异同。
妇女解放与人类进步有着辩证发展的关系。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卷，第571页。），另一方面，妇女地位的提高，两性关系的改善与协调发展又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与前提。这正是可持续发展观所揭示的。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终极意义上讲两者是一致的。但妇女解放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产生、发展与解决有相应的演化规律，不是人类解放或社会进步所能完全涵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妇女解放只能是妇女自己的事。（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卷，第193页。（原文是：“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事实上，人类社会进步也并不随即带来妇女地位的相应提高。例如，“文艺复兴通常被看成人类进步和腾飞的时代，但在这一时期妇女的状况却更糟了。”（注：肖巍：“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访艾利森·贾格尔教授”，《哲学动态》1997年第2期。）表现在具体层面，有助于全球问题解决的环境、前提与条件也不一定带来妇女问题的相应缓解；人类社会发展并不完全都是有助于两性关系改善的，牺牲女性权益的畸形发展正是过去人类非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必需明确妇女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全球问题的彻底解决，树立整体观念，强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但从具体进程讲，又必需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推动妇女问题的缓解与消除，为全球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前提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