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新出版的几部重要甲骨学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日本论文,几部论文,著作论文,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甲骨文发现近百年来，各方面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日本学者在其中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近年面世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片》等著作就是证明。本文详细介绍了这三部著作，恰当地评价了这些新著在殷商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其具有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甲骨 综览 集大成 祭祀 语法 著录
中图分类号 K221
近百年甲骨学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几代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日本学者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少老一辈的日本学者老当益壮，笔耕不辍，推出了他们总结性的巨著。而年青一代的学者，也不断以他们富有新意的论文而崭露头角，反映了日本甲骨学商史研究的繁荣。近年面世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松丸道雄、高岛谦一）、《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英文版，伊藤道治、高岛谦一）、《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片》（荒木日吕子）等书，是日本学者在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与商史研究和甲骨文著录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必将引起甲骨学界的重视。
承蒙日本朋友们的慷慨，笔者自1995年以来有幸先睹上述大著。拜读以后，颇受教益。现把这几部新著略作介绍，以飨关心甲骨学发展的同行朋友们。
一、甲骨文字考释的集大成著作
松丸道雄和高岛谦一教授的大著《甲骨文字字释综览》（日本东京大学出版），是一部集近百年来甲骨文字考释之大成的巨作。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甲骨文字的考释，乃甲骨学研究的基础工作。1899年甲骨文被王懿荣鉴定、购藏以后，1903年《铁云藏龟》问世，就有学者开始了甲骨文字考释工作，这就是1904年孙诒让撰写的《契文举例》。但毕竟去甲骨文之古已远，再加上材料的局限，学者们对甲骨文字的识读存有很大难度。直到罗振玉1911年《殷虚书契》出版时学术界还是处于“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后编》序，1916年）的状况。由于罗振玉、王国维、王襄、叶玉森、商承祚、郭沫若等前辈学者的努力，甲骨文字逐渐被破释，甲骨文字研究走过了它“识文字，断句读”的阶段。
郭沫若曾深有体会地说：“卜辞研究是新兴的一种学问，它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我们要根据它们作为社会史料，就应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7—8页）甲骨文字的考释也是如此，随着新材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日趋臻密，一些释错了的字渐被改正，而一些众说纷纭的字日趋一致。虽然如此，仍有一些字需做进一步研究，才能成为定论。也还有不少的字，需要做出考释。这就需要学者全面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既可从中受到启示和教益，又可避免重复性劳动，从而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得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解释。
应该说，1933年叶玉森出版的《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应就是一部反映当时学者关于甲骨文字考释成果的汇释性著作。此书以《殷虚书契》所收拓本为纲，按片、按字列举前人成说及叶氏自己的研究心得而成，但还不是按一定序列部居文字的专门字书；而同年出版的朱芳圃编纂的《甲骨学文字编》（十四卷），则是专门的字书了。该书按《说文》顺序部居甲骨文字，并在摹写的甲骨文字下标有出处，其后列有各家对此甲骨字的考释，反映了甲骨学研究草创时期的文字考释成果和水平。此后，由于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增多和研究的加强，甲骨文字考释的论文和专著有了较大的增长。1965年台湾李孝定教授编纂出版的《甲骨文字集释》，总结了甲骨文发现六十多年来文字考释的成果。此书在国内外行用颇广，推动了甲骨文字研究的发展。
在当前，学者凭个人之力，想要全面掌握海内外的甲骨文字研究成果是很困难的。松丸、高岛二位教授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就满足了学术界的这一要求。此书全面收集了1988年以前，中国、日本和西方甲骨学者近500多人所撰述的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论述，几近1600多种，并按文字将有关考释著作列于其后，供学者研究时检索。
《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书前有松丸道雄教授的“序”和全书的“凡例”；本书的主要部分为“字释综览”。“综览”按《甲骨文编》的收字顺序部居甲骨文字，共十九篇。其中第一篇至第十四篇为单字，第十五篇为合文。第十六篇、第十七篇为《甲骨文编》未释字，第十八篇为《甲骨文编》所无字，第十九篇为《甲骨文编》和《殷虚卜辞综类》所无字；另有“文献目录”、“字释索引”、“《甲骨文编》内相关番号检索表”、“《殷墟卜辞综类》《甲骨文编》检索表”、“后记”等项。松丸、高岛二教授精心编制的这部730多页的甲骨文字煌煌巨典，有下述几个特色：
首先，该书全面反映了甲骨文字考释的来龙去脉和研究成果，是九十多年来文字研究发展的轨迹。“字释综览”所列各个栏目就说明了这一点：“《文编》字号”栏、“《综类》部首及字栏号”、“甲骨文字（原篆）”栏、“字释”栏、“参考（即说解）”栏、“出典（即有关学者论著）”栏等六项。我们不妨以该书所列第八字“下”为例说明之：
我们从表上“出典”栏所列作者姓名及著作年月，就可看出学者自1915年罗振玉出版的《殷墟书契考释》第二卷13页对“下”字进行说解起，直到1988年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第105—106页的有关“下”字说解。而＊号者，即为《甲骨文字集释》第一卷所收第35页“下”字的集释。《综览》所列其它甲骨文字均依此表之例，就不再一一介绍了。总之，《综览》一书关于甲骨文字的“参考”及“出典”，全面反映了九十年甲骨文字研究的成果和由表及里的发展轨迹。
其二，《综览》的第十六、十七篇，所收为《甲骨文编》所未释字。第十八篇，是《甲骨文编》所未收字，但见于《殷墟卜辞综类》。第十九篇，则是《甲骨文编》和《殷墟卜辞综类》所没有收录的甲骨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综览》第十六、十七篇的有关甲骨文字的“字释”、“参考”、“出典”，将学者们近年对《甲骨文编》做为“附录”而无说解一批文字的研究成果列入。而十八篇、十九篇，将《甲骨文编》和《殷墟卜辞综类》所失收的甲骨文字，也按“《综类》（或《综类》部首）”、“甲骨文字”（或“论者摹本”）、“字释”、“参考”、“出典”等栏目加以系统整理并纳入，反映了自1965年《甲骨文编》出版以后，学者们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所做的努力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虽然其中还有不少未成定论并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字，但毕竟为学者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信息和有益的启示，将推动文字考释的前进。
其三，《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一书的“字释综览”500多页，几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其所列文字的“字释”、“参考”、“出典”，是九十年来甲骨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如此，《综览》书后的几个附录，诸如“文献目录”、“《综类》《甲骨文编》检索表”等，将《甲骨文编》、《殷墟卜辞综类》及《甲骨文字集释》等几部有影响的大型工具书与《甲骨文字字释综览》融为一体并互相参照，相得益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综览》也集了几部此前出版的大型甲骨文文字字书之大成。本书的“文献目录”，按姓氏笔划（另有英文字母顺序）排名，把近五百名甲骨学者近一千六百种中、英文著作再按年排列于每位作者之后。我们从“字释综览”的“出典”栏所列的人名及著作年代，就可在“文献目录”中查到有关著作的篇名。而从“出典”栏内标明的《甲骨文字集释》卷数及页数，读者可查找《集释》所收各家对此字的论说，这就使《集释》成为《综览》“参考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本书的“《综类》《甲骨文编》检索表”，依据即将再版的《综类》一书的“部首番号”，把该部出现的甲骨文字再编以字号列次，其后再列《文编》所见与此字相关字的字号。如
这个“检索表”说明，《综类》001人字部下的第—001字是字，有关人字的卜辞可在《综类》第1页查到，而与“人”字有关的字，为《甲骨文编》0064号……5541号等；而《综类》第—002字为，在此书第5页可查到与“匕”有关的卜辞。而与“匕”有关的文字，《文编》所编字号为1024。如此等等，《综类》的卜辞辞条，就与《文编》的甲骨文字对应起来了。此外，前文所举“字释综览”表中之“下”字，第0008为《文编》字号，其1·3为一卷三页。014为《综类》所排“下”字的部首号，该部的—002号字即为“下”字。《字释》也是将《文编》与《综类》互相参照的。
正因为《综览》一书集几部大型工具书之大成，所以学者研究文字时，既可知前人考释成果，又可将此文字在各条卜辞出现的位置和作用查明，从而得出正确的取舍和发现并思考问题，进而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总而言之，《综览》一书把《文编》、《综类》、《集释》等书有机地融为一体，是一部集近百年来甲骨文字研究之大成的力作。
编纂大型的甲骨文字字书，首先遇到的最重要问题是辑字的体例。近百年来编纂甲骨字书，多是按《说文》体例类次甲骨文字，如《甲骨文编》等书即是。但日本学者岛邦男氏摆脱《说文》体系，另立自然分类法，依类部居甲骨文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些时日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和1996年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也是按“自然分类法”部居甲骨文字的。应该说，《说文解字》是研究古文字的经典著作，自汉代以来就对文字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综览》一书仍以《说文解字》体例部居甲骨文字，说明不仅在中国，而且《说文》的体例也为外国学者所熟悉和接受。
应该说，自然分类法，由于甲骨文字的原始性和多变性，分类部居文字往往见仁见智，再加上学者对自然分类法较为陌生，学者部居文字的随意性也在所难免。因此，甲骨学者在使用《综类》等用自然分类法部居文字的著作时，往往不得其要领，多数人主要还是借助“索引”，查找想检索的内容。因此，自然分类法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化的问题。而松丸、高岛二位教授之所以依然据《说文》体系部居甲骨文字，其重要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实践表明，还是以被国内外学术界所熟悉的《说文解字》的体例统驭甲骨文字为好。
《综览》一书编制的大量索引，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既然本书以《说文》体例为据统驭甲骨文字，就应做一份各卷的总目录，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遗憾的是，作者在花费巨大精力编制各种索引的时候，却忽略了《字释综览》总目录这一较为容易完成的工作。
瑕不掩瑜，《综览》是近百年来甲骨文字学研究的总结性和集大成的著作，为近百年的甲骨学史增添了辉煌，并将对新的一百年甲骨文字研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商代宗教祭祀和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
伊藤道治、高岛谦一教授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上、下卷，英文版），是近年海内外出版的关于商代宗教祭祀和语言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奴隶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宗教祭祀和战争做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这在殷墟甲骨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起，就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宗教祭祀及其规律、宗教祭祀与商朝社会政治关系等课题的研究和探索，发表了很多精到的论述并有不少专著出版。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董作宾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他发现了商末对先王、先妣的祭祀存在严密的规律，即五种祀典的周祭系统，并由此恢复商代历谱，从而把宗教祭祀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峰。1956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十七章专论“宗教”，则反映了甲骨文发现六十年来学者对商代宗教祭祀的研究成果。而1975年台湾鼎文书局温天河、李寿林译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原书1969年日本出版），在全面清理甲骨文有关宗教祭祀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第一篇殷室的祭祀”，并从“对先王先妣的五祀”、“褅祀”、“外祭”、“祭仪”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他把商代的宗教祭祀分为内祭和外祭，“内祭”在商王宗庙举行，包括按五种祀典依例依序祭祀先王先妣的周祭和尊祀父王而及于五世先王的褅祀。而“外祭”是在宗庙以外，诸如祭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等，行祭目的在于祈求农业丰收和战争受佑。由于内祭和外祭的对象和目的不同，祭祀仪式和祭名也不一样。因此他用专章论述了内祭的“五祀的祭仪”、“王宾卜辞的祭仪”、“其它的祭仪”和“外祭的祭仪”等。这是一部资料翔实，立论精到而全面系统研究商代宗教祭祀的著作，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此外，加拿大著名甲骨学家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1968年）和中国甲骨学家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1987年）二书，则是关于商王室周祭研究的专著。如此等等，大量的论文和全面系统的专著，使十五万片甲骨中支离破碎的宗教祭祀材料得以理出条贯，是甲骨学商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而今年日本老一辈甲骨学家伊藤道治和高岛谦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则把商代宗教祭祀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上、下两卷，第一卷第一部分为伊藤所撰“宗教与社会”，第二部分为高岛所撰“语言与古文字”；本书第二卷专为一册，全卷为以上二部分的注释，主要有一卷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图表、第一部分各章和第二部分各章的注释。此外，还列有参考文献及简称、所引甲骨著录及简称、所引次要论著、全书重要文字索引等项。
“宗教与社会”共分四章。第一章殷代先祖神祗观念的演变，通过对至上神的本质、自然神与先祖神的威力、先祖神本质的演变、王权与占卜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得出在第一期至上神是上帝，其下为先祖神和作用与自然现象相关的其它神灵。自二期以后，先祖神逐渐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对其祭祀也进一步系统化。在第三期和第四期，人们已普遍接受先祖神庇佑并赐福佑于后人的观点，将神灵（非先祖本身）并入先祖世系的意愿也变得很强烈。到了甲骨文第五期，先祖神庙已经定型，对其举行系统的祭祀也已牢固地确立。同时，伊藤先生还指出，在第四、五期，王位传子制已成为事实，族长的权威也加强了。从第一期至第五期，殷人宗教祭祀逐渐奉先祖神灵为神，对他们的祭祀愈益重要。与这一趋势的加强，商王—王族的首领的权力也进一步确立了，商王的王权也日益神圣；第二章殷王朝宗教的政治意义，涉及了自然神与先公的起源、贞人的故土、国王的本质等方面。伊藤指出了商朝卜人的原方国部族与商王朝有着不同的关系，或对商王朝叛服无常，表明商王朝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商王朝与一些方国部落是松散的联盟，有些是靠自然神的祭祀结盟的。当联盟的纽带松驰时，商王朝就会很快分裂，成为不统一的国家。因此，甲骨文的记载表明，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相当小，有关田猎区的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从安阳到沁阳的田猎区在商王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对田猎区周围地区的控制并不牢固。商王经历这些地区不用“田”字，而是使用与武力征服疆土有关的“
”字。这种征服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民众，也应包括征服当地信奉的神灵；第三章先祖祭祀与卜人组中，讨论了先祖祭祀与卜人组、先祖祭祀的演变、卜人组和先祖神、兄终弟及的政治意义等几个问题。伊藤道治教授指出，殷王朝先祖祭祀中，以即位为王的男系最受重视。而对先祖的祭祀有新派和旧派的不同，每当王位继承兄终弟及时，就会出现旧派向新派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构成商王室家族间习俗不同的反映。第四期武乙、文丁二王是父死子继，五期的帝乙、帝辛也是父死子继。但伊藤教授发现，四、五期卜辞不仅有新、旧派之别，而且字的结构和书法也不尽相同。应该说，从一期至五期这种演变在稳步发展，特别是五期中的“干支+贞”型卜辞，与一期卜辞很相似。虽然还未发现说明这种变化的直接材料，但有学者推测在帝乙即位时，与文丁不同的一股殷王室势力变得较强，因而使帝乙即位出现一些麻烦。
通过本章的分析，伊藤教授发现了殷王室构成的复杂性。王族、子族、右族等及铭文中多种“族徽”，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他指出，由于王子和兄弟的繁多并由他们控制不同的族系，恰恰又是殷王室的致命弱点。正是周人实行的封建宗法制度消除了这些弊病，王室结构划一，王位继承也有了定制，有助于周王与同族人维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宗法制是人为调整血缘关系的措施，晚商的宗教祭祀及实行的传子制，应是西周宗法分封制的过渡形态。
第四章为伊藤教授撰述的“宗教与社会”部分的“总结论”。伊藤教授得出了商代外祭（以自然神崇拜为中心）和内祭（对先王的祭祀）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的论断。外祭植根于王朝的扩张，在征服其他部族时起重要作用。而内祭先祖，特别是“五祀”以即位的先王为基础并强调直系，它是内向的。随着商代先祖祭祀的日趋重要，因而产生了外祭日益附属于王室祭祀体系的趋势。这正与商末殷王室权力日益加强的趋势相一致，是商代早、中期文化政治发展的结果。
伊藤教授还强调，商人对先王的祭祀不同于同时对一般先祖的祭祀，这是王权渐被神化所决定的。先王可被称为“帝”（殷代至上神的称号），献头之祭当举行先王或与之地位相近者，表明他们与其它方国部族首领有着不同的宗教地位。而现实国王拥有的最高宗教地位，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
伊藤教授对商代“宗教与社会”的研究，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我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使我们受到启示和鼓舞的是，伊藤先生明确指出了第一期占有重要地位的至上神上帝的祭祀，逐渐演变为第五期对先祖神系统祭祀确立的趋势。而以往关于宗教祭祀的研究，却很难明了一期至五期的变化和发展，多是具体、孤立地考察各种宗教祭祀活动的祭名和祭仪及所祭及的对象。而伊藤教授“宗教与社会”，则从宏观上考察了各期宗教祭祀的特点及发展变化，这就比前人的研究大大前进和深入了一步；不宁唯是，伊藤还把这一变化和发展与商代社会政治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即商代外祭日趋附属于王室祭祀体系，是商末王室权力日益加强的反映，从而使商代宗教祭祀的研究扩大了视野，并推向更深层次的考察。因此，伊藤教授的“宗教与社会”，是近年商代宗教祭祀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不仅对日本和西方学者，而且对中国学者的商代宗教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第一卷的第二部分为高岛谦一所撰“语言与古文字”。高岛教授以多年致力于甲骨文的语言学研究而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该书反映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从下述章节展开讨论的：第一章“句法与语义学”，讨论了“从属结构与虚词‘其’”、“名词词组的结构”、“强调动词词组”、“数量补语的分析”等。第二章为“词法与语源”，分析了“和又”、“鼎字研究”、“否定词词法”、“名词化与派生名词”等方面。第三章为“连词研究的问题”，研究是从“音韵问题（隹、的分析）”、“词法问题”等方面进行的，并专对甲骨文“隹”和“”的用法和古文字字义进行了分析。《语言与古文字》，对甲骨文的语言结构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众所周知，自甲骨文出土以后，学者们多把精力用于文字的考释和利用甲骨文材料再建商史、甲骨学自身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上。而专对甲骨文进行语言学考察的学者则不多。这方面较为系统的著作，主要有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语法研究》（1953年）和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三章文法等（1956年）。虽然也还有别的学者时或发表语法研究的论文，但语言学研究一直处于较为薄弱的状况。前不久，张玉金《甲骨文虚词词典》（1994年）出版，表明甲骨文语言学研究有了加强。而高岛谦一教授的“语言与古文字”，不仅是近年从语言学方面研究甲骨文语法规模最宏伟（正文英文印刷面323页）的著作，而且论题也较为广博和系统，堪称近百年来甲骨文语言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高岛教授的不少论述，将对甲骨学人大有启发，将推动和促进殷墟甲骨文的语言学考察。
承蒙刘学顺博士于赴美研究前夕，在百忙中为我述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大著的要点，使我得以认识这部著作在近百年甲骨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在这里把这部著作的要点向广大同行们介绍，以期与同好共同分享这一甲骨学苑最重要收获的喜悦。肯定地说，伊藤、高岛二位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将把商代宗教祭祀和语言学的研究引向更为深入的新阶段。因此我也希望，国内有识者能组织力量将此书早日翻译出版，以使更多的中国学者能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三、传世甲骨材料的“再发掘”
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以后，有相当数量流往国外，其中以日本所藏甲骨原片为最多。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日本收有甲骨12443片，分别为31家大学或研究单位、博物馆及31处私人所藏。
自1921年日本第一部公布甲骨文1023片的专书《龟甲兽骨文字》由林泰辅编成以后，不断有专书著录各家所藏甲骨文。较为著名的大书有贝冢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1959年）、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1983年）、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甲骨文字》（1987年）等，再加上《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1979年），可以说，日本较为大宗的甲骨基本公布出来了。但日本学者对小批量的甲骨也在孜孜搜求并不断公布，如青木木兔哉《书道博物馆藏甲骨文字》（《甲骨学》六、十号）、松丸道雄《日本散见甲骨文字搜汇》（《甲骨学》五、七、八、九、十、十二。中译本载《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伊藤道治《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东方学报》三七期，1968年）、《太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仓敷考古馆研究集报》四号，1968年）、《藤井友邻馆所藏甲骨文字》（《东方学报》四二期，1971年）、《桧桓元吉氏藏甲骨文字》（《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1972年）、《关西大学考古资料室藏甲骨文字》（《史泉》五一号，1977年）等。伊藤道治教授上述五文集为《日本所见甲骨录》，附于朋友书店重印郭沫若《卜辞通纂》（1977年）书后。可以说，日本学者为甲骨材料的公布，做出了很大努力，基本上将公、私所藏甲骨材料全部公布完毕。
尽管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停止这方面的工作，继续执着地把过去未著录过的甲骨“再发掘”出来。荒木日吕子先生《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片》（创栄出版，1996年）一书，就是著录日本新发现甲骨材料的著作。该书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经纬。二、内容（《珠》未收有字甲骨、缀合甲骨等。）三、甲骨片的性格。四、释文。五、图版（拓本、照片、摹本）。后记。本书共著录中岛氏藏骨（《殷契遗珠》未收者）28片。此外，还有将《遗珠》与中岛氏藏骨中未发表过的有字甲骨和无字甲骨缀合所得24版。另有部分为伪刻、部分为甲骨文的甲骨4片等，总计编为56号。
中岛玉振（原名竦，号蠔叟、蠔山）是日本汉学家，也是日本私人收藏甲骨较多的学者之一。郭沫若早年寓居日本编纂《卜辞通纂》时，曾见过他所藏的这批甲骨。郭沫若在《通·别二》记：“一日往访，出示所藏甲骨凡二百片。云先年购置于北平。展示，乃知曩所据山内孝卿氏拓本，其原骨具在此中，爰选其八片影存之，以示拓本之有据也”，将八片以拓本收入《卜辞通纂》。后来，中岛玉振曾将所藏甲骨收入《书契渊源》（共5贴，15册），1934—1937年由文求堂出版，但此书流传不广。金祖同1939年出版的《殷契遗珠》，收入中岛氏所藏甲骨127片，从而使更多的学者得以使用这批重要材料。中岛玉振氏所藏甲骨，现已为山崎忠氏所有。早在1940年6月左右，山崎忠氏陪同其父溪琴氏访问中岛氏，因溪琴氏与中岛氏有较深的交往，故中岛玉振以所藏甲骨馈赠之。山琦忠氏将这批赠品携回家中，并予以妥善保存至今。据这批甲骨的整理者荒木日吕子先生说，郭沫若当年所见的中岛氏“凡二百片”甲骨，由于辗转搬运和破损，现共有229片。而《遗珠》所收127片中，《珠》716、732两片之原骨已不复存在。
中岛氏这批甲骨，以一、二、五期为多。荒木先生在“甲骨片的性格”中推断，当为甲骨文发现的早期阶段的出土品，其出土地当为小屯村北洹滨，即“由第一区出土的”，“可能是1920年间带到了日本的盗掘品”。
《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片》所收甲骨，多数片形较小，字数不多。其中以B[，la]片形较大，此为左胛骨的骨柄部分，其下部骨扇部分残去。骨上部近臼处刻有“乙亥卜，扶，肉侯蔡方骨告”，，内容较为重要，作者并对此片作有专门的考释；本书的缀合甲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将《珠》与未著录中岛氏有字甲骨相缀者。如《珠》779+有字甲骨，即为本书B[，3la]片，使“贞〔王〕从沚
”辞的兆序和兆记得到了补足。《珠》759+有字甲骨为本书B[，35a]，这就使《珠》759“辛卯
”辞之后，还补足了“其”之问。《珠》797+有字甲骨，为本书S[，32]这就使《珠》797“□午……今载…… 〔望〕……”的残“望”字补齐了目下的人形。《珠》731+有字甲骨，为本书的B[，38]，不仅使《珠》731“……牢……牛”残辞成为“其牢又一牛”全辞，而且还增加了一条“□牢又一牛”。《珠》712+有字甲骨为本书B[，47]，使《珠》712“〔贞〕王”残辞补苴为“贞王□
□□”。B[，29a]为《通》别＝7·2+有字甲骨，从而使“庚子卜，亘，贞勿曰之令狸……”辞补苴为“贞勿曰之令狸不若”；其二，将《珠》与中岛氏未著有字甲骨及无字甲骨缀合，如B[，46]为《珠》714+中岛氏有字甲骨+无字甲骨（3块）而成，不仅使《珠》714“贞亡尤”相对应的残辞“十月”得以补苴，为“贞亡尤。十月”，而且使破碎的左胛骨上部得以复原。如此等等。
《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片》，不仅使一批出土后又被“埋没”的甲骨资料重新“发掘”出来供学者使用，而且此书将甲骨拓本、照片和摹本三位一体，使之互相参证，这就避免了拓本易模糊，摹本易失真的缺陷。甲骨的正、反面原大照片，得以使研究者增强对原骨的全面观察和对钻凿形态及甲骨的整治有直接的认识。这是符合董作宾等一再倡导的拓本、摹本、照片“三位一体”著录甲骨的方向的。
荒木日吕子先生《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片》的出版，又给我们若干新的启示。这就是一，我们还应对已经公布的公私藏家的传世甲骨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理，仍有希望把较为重要的材料“再发掘”出来供学者研究之用，荒木先生大著的出版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二，《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片》，在彻底清理原骨的基础上，又把没有公布过的残碎有字甲骨和无字甲骨与刊布的甲骨相缀合，这不仅使原片的文字内容有了增加，而且使原骨也更为完整，对甲骨的保护和复原也大有好处。应该说，甲骨文自出土以后，不少公私藏家的甲骨在辗转过程中自然破损，使原来就很支离的珍贵文物更加破碎。因此，荒木先生所做缀合有字、无字甲骨的细心工作并有所收获，将对公私藏家清理、保护和复原所藏甲骨的工作有所推动。其三，早年同一地点所出甲骨，往往由于挖掘和售卖批量的不同，分属于不同藏家。日本著名私人收藏家河井荃庐甲骨972片、田中求堂甲骨341片（两家甲骨现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村不折甲骨600片（现藏书道博物馆）、堂野前种松甲骨40片（现藏天理参考馆）、三井源右卫门甲骨161片（现藏东洋文库）等，多为一、二、五期之物，与中岛玉振氏所藏甲骨当为小屯村北洹滨同地出土。因此荒木日吕子先生根据对中岛氏甲骨缀合的经验，认为上述各家所藏的“甲骨片的缀合起来也有其可能性”，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有识者能创造条件，对上述各家甲骨加以统盘清理，不仅会在内容方面有所收获，而且对这些历经百年沧桑的珍贵文物本身的保护，也同样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有句尽人皆知的俗话，叫做“好戏还在后头”。就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1999年）的前夕，日本学者推出了上述三部重要著作，而中国学者也推出了《甲骨文字诂林》等煌煌巨作，甲骨学苑的丰收景象令人鼓舞。我们相信，通过海内外甲骨学者的努力，一定会有更多的总结性著作，把甲骨学研究推向它新一百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