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封建论文,半殖民地论文,来龙去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是人们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总理论。这一理论是怎么来的呢？
列宁最初指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他并没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联系起来作为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
“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在马恩原典中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作为专门揭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却并非来自马恩，而是来自列宁。具体说，是来自列宁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
本来，“半殖民地”一词是列宁著作中的习语，同时，列宁也用“半封建”一词来概括中国的状况。列宁的这些讲法是其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组成部分，而将其提炼出来专门指导中国革命，则始于共产国际二大。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时，列宁在强调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同时，两次使用了“半封建”的讲法。后来，列宁的上述论断由共产国际二大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很快成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
列宁的论述有两个基点，一是确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二是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这两个基点的确定，表明列宁不愧为革命导师，其目光的锐利和概括的精当在当时无与伦比。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就是列宁。
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还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列宁的“指明”只能是“理论原则”上的。他既“没有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也没有就两个基点的相互关系（例如主次关系）做出论述，这样，就为后来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人认同半殖民地的定性而对半封建的定性却不置可否
因为列宁对半殖民地的论述比较充分，对半封建却着语不多。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便形成一种有趣的现象，即接受列宁的二元架构，普遍认同半殖民地的定性，却对半封建的定性不置可否。例如1924年1月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三次指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廖仲恺等人，也都从这一观点出发去观察中国社会。孙中山本人虽然认为不应称中国为半殖民地，而应叫次殖民地，实质上也接受了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及其在中国的信徒，同样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其立场当然更加明确。可是，中国到底是不是半封建社会，却未见他们明确表态。以《邓中夏文集》为例，多次出现“半殖民地”的讲法，却一次都没有使用“半封建”。很明显，列宁所确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二元架构，为上述政治势力所一致接受。可这种接受仅仅是理论原则上的，并未予以细化。这就留下了可讨论的余地，一旦进入具体论证的阶段，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谁主导谁的问题，必然会提到桌面上来。可是，在20年代前半期，由于列宁和孙中山都在世，莫斯科与中国的局势大体良好，这种理论上的迷糊状态一直维持着。
国共合作政策引发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估价中国社会的“封建”性
国共合作政策加重了原有理论原则中的张力，把问题摊到了桌面上。国共合作政策由莫斯科于1923年正式提出，当时即遭到托洛茨基等人反对。到1926年，列宁和孙中山均已去世，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争斗日益白热化，国共合作局面则出现危机的症状。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作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政治交锋的组成部分，先是在莫斯科展开了。在交锋中，两派均以列宁所确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架构为基点，然而却向不同的方向倾斜。托派向“半殖民地”的方向倾斜，直至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压倒一切。斯大林派则向“半封建”的方向倾斜，直至认为封建关系在中国占优势。
由托派的观点向下引申，则中国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矛盾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如果国共两党非联合不可的话，也必须采取绝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方式，不然就会吃亏。
斯大林派则认为，既然中国是封建势力占优势，则其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因此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联盟的成员。很显然，争论的焦点不在“半殖民地”，而在如何估价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在1927年春夏时期达到高潮，双方均抛出一批重量级的论文，这期间，国共合作遭到失败，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从而为争论涂上了浓浓的悲壮色彩。国共合作的失败，又为新一轮的争论提供了现实的动力，从而拉开了中国国内社会性质论战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论证，是从六大开始的，但六大决议依然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
以莫斯科大交锋为背景，以大革命失败为分水岭，中国国内不仅国共两党发生分裂，而且两党内部也发生分化与分裂。中共承继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线路，并将他们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逐步修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说”。
早在1926年，中共文献中就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字句。例如该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就使用了这种提法。不过，中共自觉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论证，却是从六大开始的，其最直接的原因，又是为了肃清托派的影响。
六大前，中共对托派进行了组织清理，但托派的理论影响并未肃清。为此，在斯大林、布哈林亲自过问下，苏联学者瓦尔加为六大纲领草案起草了初稿，详细阐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周恩来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六大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六大所通过的决议案，认定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经济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并没有一味接受苏联人的观点。六大决议的论断远比斯大林、布哈林的论述科学，但依旧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
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六大后，在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直接领导下，被称为“新思潮派”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专业性的研讨。他们大量使用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提法，使这两个概念具有了某种平衡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逐渐深入到中国知识界。这期间，李达、瞿秋白、张闻天、吕振羽等人都发表了相当精彩的言论。
新思潮派的工作是以论战的形式进行的。其论战对象，有国民党改组派学者、托派以及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的观点各有不同，但一致认为新思潮派在主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从而予以反对。然而，他们的反对却扩大了新思潮派的影响，并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捏合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因为在新思潮派那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分别使用的。在交锋过程中，新思潮派的观点也在逐步深化，日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论靠近。1934年9月，何干之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一书，自称“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1936年11月，又出版《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这样，何干之客观上为新思潮派的工作做了圆满的收尾。
毛泽东正式确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
何干之1937年秋到延安，毛泽东曾有意请他做秘书，故一般认为，何干之的研究对毛泽东发生过直接影响。就目前的资料看，至少在1938年3月，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即已成热，其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他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做的演讲，专门论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其后，也就是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进行了强调。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