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古代乡治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现有的资料考查，乡约盖渊源于周礼读法之典，州长、党正、族师咸以时属民而读邦法；其滥觞于北宋蓝田四吕兄弟，以《吕氏乡约》为后世作则；大张于里甲毁坏、社学失修、朱明统治出现全面深刻危机的明代中后期，本文拟就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谈些粗浅的认识。[1]
一、民办和官办的共存、综合性与专门性的并举
明代最早建议举行乡约的是解缙，在《大庖西室书》中，解氏“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告天下”[2]，但明太祖未予采纳。后来成祖“取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不过他看重的只是乡约的规条，并不欣赏其民众自治性质，因而此时的乡约只是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未能付诸实践。
明代乡约究竟始行于何时何地？学界一直说法不一，有系统研究中国乡约制度史者，称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所行南赣乡约，是明代的第一次乡约[3]，有研究徽州府者，谓所见行者以嘉靖五年(1526)为最早[4]，近又有以河南、山西为例，论明代中叶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者，称依《明史》所载，正统间吉水刘观（正统四年进士）致仕以后行乡约于邑中，似无人较其更早[5]。依笔者所见，刘观之前举行乡约者已不乏其人，如福建人王源行于任所潮州和桑梓龙岩，广东“平步六逸”行于乡里。王源为永乐二年进士，在知潮州府任上，“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寮寀董率焉”[6]，正统三年，已退居林下的王源又于邑中倡行乡约，[7]其在官董官办乡约，在野率民举乡约，论明代乡约者实不可不提。由此亦可见，明代乡约推行伊始，便是民办与官办同步。在正统至弘治朝(1436—1505)的八十年间，官办乡约曾在泗州、济宁、温州等州县出现，举民办乡约的有吉安罗伦等乡绅。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乡约，无论是民办还是官办，发展都是缓慢的，尤其民众自发举行乡约，“欲乡人皆人于礼，其意甚美，但……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势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施之父兄弟宗族之间哉”[8]。进士曾昂就因举民办乡约而遇到过麻烦，据罗洪先称：“今所传乡约，公手笔也，其后谤胜于朝，谓公居乡专制生杀，台谏将纠论之”[9]，乡约的发展步履维艰。
正德以后，明朝的统治出现了全面深刻的危机。一些饱读经书，以修齐治平相砥砺的儒生、官吏，纷纷倡行乡约于乡里、任所，视举乡约为济世安民之迫切良策。期间，潞州仇氏乡约和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影响尤著，前者可视为民办乡约的代表，后者则开启了明中叶以后官府倡办、督办乡约的全盛之局。
仇氏世居山西潞州南雄山乡之东火村，自明初开墓雄山，至正德六年仇楫、森、桓、栏举行乡约之时，已历五世，其百口同爨庭无间言，有三晋第一家之誉[10]，仇氏兄弟所行之乡约，盖以蓝田吕氏为蓝本，又以仇氏家范配合而行，其理想则谓“居家有家范，居乡有乡约，修身齐家以化乎乡人”，自冠婚丧祭及事物细微训后齐家之则，靡有阙遗，仇楫营义房一区于家，敦请乡先生以教宗族子弟，免其束修，再起义学一所于乡里，以训乡党童稚，资其薪水，设医药以济穷乡，有疾病者置义冢[11]，刊印太祖高皇帝训辞，家给一册，讽诵体行。“为当代之所崇尚，秉笔之士亦笑谈而乐道之”[12]。
南赣乡约是一种新型的乡约，“此中丞阳明公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也”[13]，正德十三年十月后，在南赣颁行。王氏指出：“民俗之善恶，岂不由积习使然哉……自今凡尔同乡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伤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其规条共十六项，规定约中职员出于约众之推选，约众赴会为不可规避之义务，约长同民众得调解民事之争讼，约长于集会时询约众之公意以彰善纠过。在王守仁的多次倡督之后，其乡约法在南赣及福建龙岩、江西吉安、广东揭阳等地得到了推广，王守仁学问不让于朱子，而事功又远在一般士大夫之上，其生封伯，死赠侯，门徒遍及江右、浙中、南中、楚中、闽粤、北方，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对乡约的倡导与重视，对此后的士大夫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嘉万(1522—1614)之世，乡约的举行，在劝善惩恶、广教化厚风俗的总体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还产生了一些为某一具体目的而建立的专门性乡约，如护林乡约、禁宰牛乡约、御倭乡约、御虏乡约、御贼乡约等。祁门三四都侯潭、桃墅、灵山口、楚溪、柯里等村，早在弘治年间就成立过护林乡约会，嘉靖二十六年，由于近来山木“节被无籍之徒……望青砍断，斩掘笋苗，或为屋料，或为柴挑，或作冬瓜芦棚”，致山林遭到破坏。为保护生存环境造福子孙，各村人众遂合集一处，重新订立规约，将各村人户共编为十二甲，甲立一总，置立簿约十二扇，付各处约总收掌，一年四季月终相聚一会，“并将议约规条由众人联名俱状，赴县呈告”，由县衙告示印钤，四处张挂，俾人人知晓，自觉遵守[14]，嘉靖十四年，被廷杖除官的前御史朱淛，以乡里莆田县“间有惯习屠牛，阴通盗贼，行凶逞暴，作过为非，凡有失盗之家，便来此寻觅，叫号喧闹，无日无之，鸡犬为之不宁，乡里被其污蔑”，遂与乡民倡行誓禁屠牛乡约，“今乡中父兄子弟同兴善心，共立约会，就于天日之下，重发誓愿，除老疾暂食以外，断绝此味……今立此簿，与各人笔，自书名姓，岁时朔望，告于里社，呈于乡众，期于共守，以还淳风”[15]。嘉靖十九年又率乡人重申前誓。嘉靖二十三年，致仕乡居的歙人郑佐以“今者天时亢旱，人心忧危。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人于孤城。倚恃强梁，辄紾臂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倡导乡绅预为桑土之谋，举办带有团练性质的岩镇乡约，“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16]，嘉靖二十九年，蔚州人尹畊著成《乡约》一书，曰堡置、堡势、堡卫、堡器、堡蠹、保众、堡教、堡习、堡符、堡费、堡候，要在倡乡人抵御“北虏”之患[17]。嘉靖三十四年，岩镇乡民以“倭寇势甚，陆梁冷落。孤踪辄奔溃而四出偷生，余孽益草窃而蔓况入”，遂爰集里众重订新盟规约，“模仿甲辰岁御寇之条事款，益损大参双溪郑公之旧，固严闸栅，庶缓急守卫有基，推举晓勇，俾临事当关足恃用”，称“岩镇备倭乡约”[18]。崇祯十五年(1462)，吉安乡仆结细户“乘机叛主，自称小约，其党羽甚者号大约，焚掠劫杀无忌弹，启衅于永福上乡、宣化、延福，及各州亦蔓延焉”[19]，由此可见乡约的组织形式在明代的社会生活中，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朝野不同人物所接受。
二、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建构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伴随着官办乡约局面的兴盛，嘉靖以后，明代乡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就是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日益密切，四者由各自举行，互不关连，进而相辅而行，互有侧重，再为完全打成一片，形成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的关系可谓源远而流长。保甲法创始于宋熙宁间之王安石变法，而溯其源又在程灏之保伍法[20]，其法与吕氏乡约多有融通之处，以至有人误以保伍法为乡约之肇始者[21]。社学与乡约的关连，在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中便已露端倪，只不过社学一词在元朝以后才出现，当时称乡校[22]。社仓出现的时间虽至迟不晚于隋，然则其与乡约发生关系，似乎仍是明中叶以后之事。乡约、保甲、社学、社仓是明代乡治中的四大要素，明代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关系的演变实肇于王守仁的南赣乡约。
在王守仁的乡治思想中，保甲、社学、乡约是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分三个步骤独立举行的。王守仁首先推行的是十家牌法（即保甲法），先后颁布有《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法》、《申行有司十家牌法》、《申谕十家牌法》、《申谕牌增立保长》，此法编十里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每日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之人，即报官究理，若有隐慝，十家连坐[23]，这是针对南赣治安状况差坏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以故明人多以为敷教同风莫善于乡约，禁奸止乱莫善于保甲。社学在明初已出现，明太祖曾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然而延及正德时“其法久寝，浸不举行”，诏令徒为具文。王守仁治南赣，遂严令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免，延师教子，并不时下乡巡察、纳入官吏考成，促成“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24]。
在南赣乡约初颁的条规中，乡约与保甲、社学是各自独立、各有职司的，乡约就是乡约，保甲就是保甲，不过乡约与保甲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相辅而行之事也已发韧，在《南赣乡约》颁行的次年，王守仁就将约长的资格作了修订，原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推服者一人为约长”，代以“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道德标准被弱化，经济实力更受注重，并且要求“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护，各勉忠义，共图国难，敢有违抗生事，警扰地方者，就便弩解赴官，治以军法”，执行本属保甲的部分职责。
率先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提倡而行之的是黄佐的《泰泉乡礼》，其说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再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25]。概而言之，黄氏的治乡方略有以下特点，其一，是以乡约为侧重，乡约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综而行之，约正参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的一切重大活动，教读、保长若无合适人选，由约正兼之，成为乡村教化、行政最高首脑。乡约之众即编为保甲之民，教读、约正申明乡约于乡校，违约者罚于社，入谷于仓。其二，明确规定乡约的自治性质，“约正、约副则乡人自推聪明诚信为众所服者为之，有司不与。凡行乡约，立社仓，祭乡社，编保甲，有司毋得差人点查、稽考，以致纷扰。约正、约副姓名亦勿遽闻于有司”[26]。其三，官府与乡约的关系在于官倡民办，有司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为民去其十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提解、招引告讦、重垒催科、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逢月朔，教读率约正约副之贤者，以次往见有司，有司赐见坐谈，言可用者予以褒奖。
黄佐《泰朱乡礼》之后，继续倡行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的，是章璜的《图书编》。不过在章氏的治乡方略中，乡约不作为中心，而是与保甲、社学、社仓完全平行的，并且乡社不另独立开来。对于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他指出“四者之法，实相须也”、“保甲即定，即此举行乡约”，而后兴社仓、社学。“约正或系乡宦、或有德年高，有事不必赴官，保正代之”。又指出“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民则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其足以息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27]。
以乡治的核心——乡约、保甲兼行而加提倡的，在嘉万以后尤为多见。其理论较备者如吕坤的《实政录》和刘宗周的《乡保事宜》。
《实政录》为吕坤门人赵文炳集其从政要端而成，所论治术颇多具体扼要，吕坤乡约方案的特点在于合保甲乡约为一条鞭，将乡甲约完全纳入官治系统。主张官倡官办，吕坤指出“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列，谓乡约所约者此民，保甲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鞭”，约长与保长，一身而二任，十甲甲长，依然不动，只多添了一个甲正副，约史、约赞、约警、知约俱由保甲公职者充任，期以“良民分理天下，有司总理于上”乡约与保甲合二为一，“提绵挈领，政教易行”[28]。
刘宗周也是主张乡约与保甲合一的，只是在以何者为中心的问题上，前后又有一个变化。崇祯二年，清军骚扰京畿，时宗周为应天府尹，为保境安民，遂发表《保民训要》，这是一个将乡约与保甲相结合的方案，以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禁、保甲之备相倡。其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内容近似于乡约，保甲之养则涉及社仓，整个乡治方案的中心是保甲，次以乡约社仓相辅，是寓乡约、社仓于保甲之中。崇祯十五年，刘宗周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职司风宪纲纪，又作《乡保事宜》，寓保甲于乡约之中，以乡约为中心，推行教化施治。是书分约典、约戒、约礼、约制、约法、约备六部分，其约典、约戒分别开列圣训六言和吕氏四条；约礼仿于洪武间乡饮之制；约制举彰善、纠恶条例；约备指出约众要有器械和粮贮，要守望、巡逻，此亦保甲和社仓份内之事，而对于社学虽未完全不提，但已列于从属地位。
真正从体制上理顺了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是陆世仪的《治乡三约》。陆世仪生当明清易代之变，在朱明崩溃的前夜，他对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乡约为纲而虚，社仓保甲社学为目而实”，乡约“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因而他的乡治三约，也就是一纲（乡约）三目（社学、保甲、社仓）的乡治体系，“乡正之职，掌治乡之三约，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凡乡之教事责教长，恤事责恤长，保事责保长”，若“长非其人，责约正”[29]。其乡约之法，纲举目张，职责分明，尽得乡治阃奥。唯以朝代更替，陆氏终未能将其法付诸实践，但束之高阁，而无以求得实践之检验。
综上所述，自王守仁、黄佐、章璜至吕坤、刘宗周、陆世仪，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由自成体系，不相为谋；而四者并重，打成一片；而以乡约、保甲为中心，以社仓、社学相辅；而以乡约为纲，以社仓、保甲、社学为目，纲举目张。尽管这种关系大多存于官倡、官督的乡约之中，有些还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尽管各地官办乡约的形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乡治理论的日趋完善和乡约体制的日臻成熟，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乡约在乡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组织管理也日益完备。
三、推动宗约、士约、乡兵约、会约的兴盛与发展
伴随着乡约活动的兴盛，宗约、士约、会约、乡兵约等依一定的身份和目的而结成的民众自治组织也趋于活跃，它不同程度地受着乡约发展的影响，有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乡约的发展，使明代中后期的乡村、城坊、仕林中出现了社、会、约兴盛的格局。
（一）宗约 乡约与宗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范畴和组织。作为一定的民众共同恪守的规条，宗约是与宗族祠堂管理相配套，规定和说明族人与宗族、家庭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宗族的职责和对族人的权力，处理与族人事物的原则等等，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与乡约的条规不尽相似。而作为一定的民众自治组织，乡约约于一乡之众，宗约只约于一族之人。乡约与血缘虽不无关连，民众们多是聚族而居，但强调的地缘，是一族以上的几个族人的结合体。宗约注重的则是血缘，讲究血缘亲情。乡约与宗约在一定的时候又可以互相转化，或由宗约的示范推而广之为一乡之约，或由乡约受阻退而行于一宗之内，再或是乡约与宗约并倡，举乡约不忘宗约，举宗约时恪于乡约。有些乡约本身也就是宗约。
乡约自问世伊始，就与宗约有着不解之缘，明中叶以后，随着乡约的兴盛和民修祠堂的驰禁，宗约也随之兴盛。清人陈弘谋在为明《王孟箕讲宗约会规》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按一乡之内，异姓错处，尚且有约，交相规劝，况于同宗，以其尊长，约束子弟，临以宗族，训诫后裔，较之异性，事情更亲，观感尤易，则合爱同敬，谨身寡过，均不外于宗祠焉得之”[30]。万历初年，丹阳知县甘士价倡乡约，乡绅姜宝即请“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为约，不令他姓人得参与，有所妨”，甘士价特许举行，据姜宝自称，举行不久便见成效，及甘士价丁忧去职，其邻里他约皆停寝，姜氏又请于府台，提出改乡约为宗约，以宗约行，同时指出，“由予一家遍推于家家，由一时行之于时时将见，化行俗美，盗息民安，于讼不严而渐少，逋免不严而易完，无论民间受益，即官长不烦心力，可卧而待治矣”[31]。此宗约所行，俱乡约之职，宗约者，一姓之乡约也。
不过，一般的宗约大都是在组织形式上仿于乡约，在具体条规中又体现出宗族性的色彩。笔者所见《王孟箕讲宗约会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讲宗约会规，乃王孟箕居乡时所定，共七款，包括期会款式、讲约规条、周咨族众、讥察正供、平情息讼、矜恤孤苦、禁戢闲谈。约定每月两会，或朔望，或初二、十六，会所摆列书案、坐席，东西相向，族人照班辈、序次分坐，案上各置所讲之书，另设讲读之席于前，择声音响亮或新进秀才二人为约讲、约读，又设约警一人，手持云板，维持秩序。有些宗族还将遵行乡约列入宗规之中，如笔者另见《王士晋宗规》凡十六条，第一条便是乡约当遵，称圣训六言包尽了做人的道理，无论圣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今于宗祠内，仿乡约仪节，每朔日，族长督率子弟，齐赴听讲，各宜恭敬体忍，共成美俗”[32]。
一些在官倡行、督行乡约者，致仕还乡退居林下之后，也多有倡行宗约之举，万历二十五年，吕坤致仕还乡，亲作宗约以备其法，使宗人修祀事、讲宗法、睦族情，又作宗约歌八十五首，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之文字，“但令人耳悦心，欢然警悟”，宗约内仿乡约也设有彰善纠恶之册，只是名称做了些改动，纪善的叫做鹄史，纪恶的称做颚史。崇祯七年，刘宗周在家乡居，作《乡约小相篇》，请行于邑中，既不获知县采用，便作《刘氏宗约》行于族内。约设宗长一人，总一宗之教，约九族之人，又设宗翼两人辅弼宗长，宗干一人司钱谷出纳，宗纠一人，纠绳纲纪。约内还置有彰善纠恶簿，月朔行告庙之会，演讲圣训、祖训。据称，“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其殁后，族人“犹遵行教不衰”[33]。
（二）士约 乡约者，约于民众，而士约只约于诸生。虽乡约之民众也包括有诸生，诸生则为民众中一特殊群体。明代的士约，多起于讲学会和文人结社，而组织管理形式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乡约的影响。
士，作为生员衣冠之族，其言行关乎世风尤重，“士肯好修，同学见其人而爱慕，居乡熏其德而善良。官于内则为朝著仪形，官于外则为缙绅师表”[34]，故此无论是民办，还是官督民办、官倡官办之乡约，士都是核心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世风日下，作为缙绅之表、乡里风范的士，其道德沧丧、不学无术、不问世事之举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一些以振刷世风、挽明于即倾的士大夫们便又倡行起士约来，“顾人心之良不触则不发，良心之发，不聚则不凝，一番拈动，一番觉悟，一番聚会，一番警惕”，故“爰为会规数条，与诸友共守之”[35]。
据王徵《士约》称，“兹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诚恐骇人心目。吾姑为其卑近者。所愿该学于诸生相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会约”[36]。每约给以进德、修业印信两簿，选年长公直者为约正以主察举，选通敏博洽者为约率负责倡导。进德之先要纠十二过，士有免此十二过者，即纪之进德簿中。修业则先讲十二政，若能讲明此十二政，则录之修进簿中。
在江西吉安，仅乡人邹元标为之作序颂扬的就有“青原盟”，“龙泉文明会”，“仁里斯文会”等士约，据邹元标称“一日，九邑有青原盟，诸长曰；龙泉学者，少宜以人代，诸友闻而奋曰；此吾乡辈继往开来，衣钵非人有任，吾觉自任之，于是醵金为费……诸君归而举文明会章，章有纪，邹子为之约”[37]。这些士约不但有组织、规章、簿籍，而且不定期聚会，互通生息，相互砥砺，与乡约并行不悖。
当然，明代的乡约与士约间虽有不少相近、或融通之处，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士约强调身份，非诸生不得与，非从科第明经及奉褒崇者不得与，“类聚严而祀典明备”。而且乡约影响和作用主要是在地方，士约在聚文讲习、格物明德之余，则不少都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因而明中叶以后，朝廷对士大夫倡行乡约是支持的，而对他们聚会讲学、结社会文则是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
（三）乡兵约 乡兵约，是乡约的一种，前文所述的专门抵御倭寇、鞑靼、“盗贼”的乡约，性质即多类此，它源于历史上的结寨自保武装，也是近代团练的雏形。不过，明确提出乡兵约这个概念的，似是明末泾阳人王徵。崇祯二年正月，王徵著成《乡兵约》，号召“凡我同乡地方居民人等，听我誓约，目下岁饥盗起，人心易至忙乱，却不商量一个拿盗贼保护身家性命的好方法，只要听信小人故意摇惑宣传的虚声，先自家慌作一团，把些妇女、衣物、粮食、头畜乱行迁移躲避……今誓约陈说款项，大家照款同心协力，鼓起锐气，实实的整顿备办操练一番。一遇贼来，大家都要仍前齐心奋勇杀贼，以为诸乡之助”[38]。按照王徵的设想，乡兵约分为约束、训练、劝富、谕贫四个部分，凡乡村约在五七里之内，可以联络为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约束，每村各自择立一总，其兵至五百，立大总保一人，战阵勇敢者予以重赏，无功或脱逃者记册受辱。故此可知，乡兵约与历史上的一般的结寨自保组织形式又不尽相同。
（四）会约 明代的会约，形式、种类很多，不仅前文所述由讲学会、文人结社而建立的士约，属于会约的范畴，而且一些其他的民间结会、善会、游戏怡老之会等，不仅多有自己的会约，而且不同程度地受乡约影响的也不为少见。
尽管明代的会约是五花八门，各有旨趣，其要却都在约束内部成员，使组织更具凝聚力，并且，追随乡约遗规，强调内部团结，互相规劝，互相帮助，去做记恶赏罚工作的屡屡可见。例如，桃堌居民为里社之会，以做老实人相砥砺，称老实会约，其宗旨在于“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于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而后可食，材才必老实而后可用。是会也崇真尚朴，务质守廉，以此而居乡则情厚，以此奉祀则鬼神享”[39]。是知其意也在化导乡俗，讲究礼俗相交，德业相劝。又如倪元璐创设“一命浮图会”，正值明末米价昂贵、天灾未已之时，乡村农民嗷嗷待哺，饿孚于道，鼓励人们布施赈济，每人“认救一命”，以“为此功德，胜于浮图”相诱[40]，这又是借释教佛图之说，行儒家赈济、互助之实，弥补社仓之不足，患难相恤也。再如市井负贩之人孙节等结成的“孝和会”，其目的也是为了发扬一种互助精神，解决“老亲之后事”，此后“惟老亲之后事忧，相与会钱以待其费，计一岁所积若何。亲先终者，先给，不足，则尽数给，彼此无论也。且一家丧，一会为衰奔走，当孝子半”[41]，又在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之间。
四、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忧
对于明代乡约的推行，时人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褒之者，称“此二帝三王之遗制，虽圣人复起，执众齐物，舍是无术矣”，“乡甲之行，有十利而无一害”，可谓推崇备至。贬之者又“以为愚阔，腐儒行之，多增烦扰”。
其实，事物的发展总是相对的，一法立，则一弊生，一物生则一弊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法此物是否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是一个不断地兴利除弊的过程。明代乡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不少流弊，但其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客观地评价应该是一分为二。综合明代各地所举行的各类乡约，大体上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
首先就是美俗息讼、安民弭盗，这是乡约的宗旨，也是明代乡约能兴盛一时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仇氏兄弟举乡于雄山，约众“户崇礼让，人识廉耻，风俗为之大变”，“讼因以息，渐且乡无盗贼僧道之迹，户绝奸慝淫乐之事”。吕坤倡乡约于解州，“天下望而效之，盖有身不恨逮者”，几及二年，解州“讼争既鲜，盗亦颇戢，耆寿修行，小子有造”。在河东运城，举约之前“民故健讼”，而“今日相观而善，耻讼改行”，程文德举乡约于安福，“礼耆彦而任之，盗息讼简，我安福怀之不能谖”。其次是弥补官治之不足。乡约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官办乡约，也是民众自我管理，乡规民约，人人签字画押，同声起誓，不仅从感情上、心理上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使乡里纠纷、公益事业能够较为及时、公正地得以处理，运用乡党的舆论，使乡评重于斧铖，达到教化施治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具有一定成效的乡治方法。在“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张望不可理”的南赣，自王守仁“立明约，遂为治境……江右之民为立生祠，岁时祝祭，民心不忘也可见矣”。此外，对于组织民众抗击外来暴力相侵保卫家园，弘扬和造就保耕护林、邻里相助等良好的社会风尚，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同样，明代乡约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乡约提倡的民众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民治的胚胎，但是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不被允许，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明代乡约所倡行的自治实际上又是一种被扭曲的自治，或可称之为有限自治。随着官府对乡约介入的愈来愈深，乡约的民众自治色彩也日益淡化。作为乡甲约的积极倡导者，吕坤就曾明确指出，“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贤守牧”，“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选四乡公正“各给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给与耆老衣冠，如果正直无私，督约有功者三年给予冠带”，因而这种以“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的乡甲约，不惟已成为官治的工具，并趋向成为官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地的乡约中，民众自倡自办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官倡民办、官督民办乃至官倡官办，而后者举行与否，便完全听命州县之长，凭其好恶，于是“有司往往以为应上之具，或行之而法不备，或备矣而时不久”，甚至“卒格不行”。一些乡约为恶棍或豪强所控制，藉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吕坤倡导乡甲约之时，他面对的是山西一些乡约的正副讲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举报，善良而谨畏者，避迹沙潜藏，浮夸而纵恣者，投足争进”。此等乡约焉能不病民扰民？还有一些乡约徒具形式，敷衍塞责，而实效靡征，“所谓百家情愿保结，不过手本开名，该房造册而已”，其武断乡曲，势横州里之人，乡约不敢不保者，“间一有之”，或乡中有善便肯纪录，至于行凶赌博，惯刁巨滑，一乡畏惧者，无人敢举，“使大恶纵横，而纪小恶以塞责，何贵于行乡约哉”，交河县“第乡约虽行，不闻有惩一人旌一人者”，泗州“所谓约长者，因缘为奸，浸失初意，即有按行故事者，亦不过徒咨口耳，以饰观听”，如是而欲化民成俗难矣！至于视乡约为“用贱以治贱耳”，使执“勾稽之役”，而使约众沦为力役也在在有之。陆世仪就有这样的遭遇，他是乡约的积极倡导者，本希望约正的选用，定要“誓于神，诏于众，隆其礼貌，优其廪给，委之心膂而用之”，然而他家乡实际推行的做法，则使他有切肤的畏惧，想方设法地要逃避充任约正之职，如此乡约，又能对其作何指望呢？此外，乡约聚会时的繁文缛节、陈规套式，易于使约众生厌；与会之资对贫寒之家不失为一种新的负担而难以承受。
总而言之，明代乡约的推行，可谓利弊共存，就乡约本身所具有的潜质而言，积极向上的一面应是主流，其主张修身齐家，和睦邻里，共赴公益，共御外侮，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时人吕坤尝云，乡约之法“但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扰，不行则事废民恣”，又云“有司视为常套，谈者反唇。闾巷苦其骚烦，闻之疾首，非法之不良，民之难令，则行法者为法之疾也”[42]，此言不无一定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不惟清代乡约依然盛行，进入近代以后，倡行乡约的仍不乏其人，梁漱溟先生理想中的乡村社会组织，乡村下级机构，便是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乡约之法还传入了朝鲜，可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当然，在明朝这样一个君主专制、吏治腐败、村社动荡的社会里，将乡约的成败，完全寄于对贤守善令的期盼，或早或迟都势必是要落空的，官办乡约如此，受制于官的民办乡约同样也是如此，故此明代乡约实际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种种流弊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百姓之不幸，也是乡约之不幸。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滥觞于程朱理学倡明的宋代，大张于阳明心学昌盛的明中后期，与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乡约的发展是朱明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地方乡坤与宗族的势力，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巩固政权基础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以从自治标榜的明代乡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注释：
[1]参阅拙文《明代乡约发展的阶段性考查》（原刊于《江西社会科学》93年8期、人大《明清史》93年11期复印），《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与南赣乡约的推行》（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94年6期、人大《中国哲学史》95年2期复印）
[2]《明史》卷147，《解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3]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页161，山东乡村服务训练处1937年。
[4]铃木博之《明代徽州府の乡约について》《山根教授退休纪念明史论丛》。
[5]朱鸿林《明代中期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韩国《中国学报》1992年。
[6]《明史》卷281，《循吏传》。
[7]王兰荫《明代乡约与民众教育》，《师大月刊》1935年。
[8]章懋《枫山集》卷2，《答罗一峰书》，四库本。
[9]罗洪先《念庵文集》卷6，《纪事》，四库本。
[10]何瑭《柏斋集》卷5，《三晋第一家序》，四库本。
[11]《柏斋集》卷10，《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
[12]何瑭《柏斋集》卷5，《三晋第一家序》，四库本。
[13]邹守益《东廓邹先生遗稿》卷9，《乡约跋》，光绪三十年版。
[14]嘉靖《祁门三四都护林乡约会议约合同》，原件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15]朱淛《天马山房遗稿》卷6，《誓禁屠牛乡约》，四库本。
[16]余华瑞《岩镇志草》贞集，《岩镇乡约叙》，清抄本。
[17]《丛书集成初编》第3227册。
[18]余华瑞《岩镇志草》贞集，《岩镇乡约叙》，清抄本。
[19]刘峙《吉安县志》卷1，《大事志》，民国间修。
[20]《古今图书集成·交谊典》卷27、26，中华书局影印本。
[21]焦竑《献征录》卷89，《辰州守程廷策传》，上海书店影印本。
[22]《古今图书集成·交谊典》卷27、26，中华书局影印本。
[23]曹溶《学海类编》第168册。
[24]杨希闵《明王文成守仁公年谱》卷1，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5]黄佐《泰泉乡礼》卷2，《乡约》，四库本。
[26]黄佐《泰泉乡礼》卷2，《乡约》，四库本。
[27]《古今图书集成·交谊典》卷27、26，中华书局影印本。
[28]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约》，同治十一年刊本。
[29]陆世仪《辨录前集》，转引自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30]陈宏谋《五种遗规》卷1，同治七年版。
[31]焦竑《献征录》卷89，《辰州守程廷策传》，上海书店影印本。
[32]陈宏谋《五种遗规》卷1，同治七年版。
[33]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页234，山东乡村服务训练处1937年。
[34]王徵《王徵遗著》，页175、70、181，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萧良余《稽山会约》，《泾川丛书》第12册。
[36]王徵《王徵遗著》，页175、70、181，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7]邹元标《愿学集》卷4，《龙泉文明会约序》，四库本。
[39]吕坤《去伪斋文集》卷5《老实会约序》；卷3《孝和会序》，清同治光绪间补印本。
[40]倪元璐《鸿宝应本》卷16，《一命浮停兰会疏》，崇祯十五年刊。
[41]吕坤《去伪斋文集》卷5《老实会约序》；卷3《孝和会序》，清同治光绪间补印本。
[42]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约》，同治十一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