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轴心论文,日本论文,亚太论文,布局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4-0039-15 冷战期间，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亚太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形成了以所谓的“轴辐结构”为显著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亦即以美国为单一轴心，以一系列双边同盟为辐条，进而支撑起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苏联的安全体系。在这一“轴辐结构”之中，美国是整个体系唯一的联结点，与多个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安全联系，但是其亚太盟国之间却由于种种原因，彼此鲜有直接进行安全合作的渠道和机制。借助这一体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对苏联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直至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冷战结束后，该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以延续，并逐渐演变为美国防范潜在竞争对手、维持其亚太霸权的战略工具。近年来，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则积极构建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美日印合作为代表的三边或“少边”安全合作框架。①通过鼓励地区盟友和“战略伙伴”国家加强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亚太地区既有的“轴辐状”安全架构开始逐渐向日趋绵密的“网络状”结构转变。②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而陷入经济衰退，面对财政拮据和军费缩减的窘境，奥巴马政府开始鼓励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承担新的职责和任务，在亚太地缘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多年来一直试图打破“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日本则全力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借以加强日本对地区安全议题的干预能力。③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和日本多届政府的积极运作之下，以美国为“单一轴心”的亚太安全格局呈现出一个日趋明显的变化，亦即逐渐向“美主日辅”的格局演变，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安全格局中的“次轴心”。 日本“次轴心”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持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借机促进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在日美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其次，通过大力加强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亚太盟国的双边和三边安全互动，使得“美日+1”成为美国与诸多亚太盟国展开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最后，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日本还主动出击，与亚太地区内美国所选定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展开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作。如此种种，不仅使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且与一系列亚太重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也稳步升级，进而在亚太传统的“轴辐安全结构”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二、美日同盟的深化 自1951年9月签署《美日安保条约》以来，随着国际时局的发展演变，美日同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和调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日本在同盟中地位的提升以及作用的扩大。例如在1996年4月，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美日同盟进行“再定义”，将同盟的功能定位由单纯的防御入侵，转变为对亚太地区事务进行干预。1997年9月，两国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再次扩大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建立了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安全保障体制。④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又积极鼓励日本调整“专守防卫”的军事行动原则，在美国亚太军事部署中发挥“枢纽”和“核心”作用，进而力求将美日同盟缔造为“全球性同盟”，以更有效地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⑤日本则借机出台《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授权日本自卫队向印度洋派遣军舰，协助和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从而突破了对日本出兵海外发挥军事作用的限制。2003年5月，美日两国首脑明确将同盟定位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标志着该同盟的适用范围将随之扩展至全球层面。2004年1月，日本应美国要求向伊拉克派遣了陆上自卫队，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战争发生地区出兵，也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2004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美军行动便利法案》等七项法案，赋予了日本参加由美国带头发动的战争行动的权力。2004年7月，日本发布《防卫白皮书》，声称自卫队今后将应美国的邀请参加各种国际性活动，强调自卫队要从“存在”转向在国际上“积极发挥作用”，把参与“国际活动”作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⑥2006年5月，日美两国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提出“日美同盟新阶段”的概念，宣称日美同盟具有“全球意义”，强调两国要在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范围”进行合作。⑦ 近年来，为了抗衡和制约国力日益强盛的中国，奥巴马政府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高度强调加强美日同盟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性，鼓励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有所作为”。而日本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也积极予以配合，试图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日两国的合力之下，美日同盟迎来新一轮的战略性调整，日益由“单向保护型”向“全球干预型”转变，从而为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发挥“次轴心”的作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首先，日本在美国亚太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多年来美国一直在试图赋予美日同盟更多的职责，希望日本“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紧张、危机及战争时期均与美军全面合作并采取行动”，从而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广泛的义务。⑧2011年10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直言：“与日本的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必须确保“联盟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应对新的地区和全球挑战。⑨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明确指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处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核心内容的首要地位，未来将着力提升两国在安保方面合作的能力，并对日本在保障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寄予厚望。与之相应，日本则积极迎合美国的要求，希望利用美国的战略调整强化自身外交和安全自主性，甚至实现将日美关系从“依附型”转化为“合谋型”，同时借机加大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⑩ 2011年6月，美日在防长与外长“2+2”磋商之后确立了18项双边、地区和全球共同战略目标，再次确认美日“建立面向全球的新型同盟关系”的战略意向。2012年4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访美之际与奥巴马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愿景》(A Shared Vision for the Future)的联合声明，宣称数十年来美日同盟“向着全面的伙伴关系稳步发展，这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也对区域外的和平与安定做出了贡献”。针对全球战略形势的新变化，两国未来将全面加强在海洋、太空、网络等全球公域的合作。(11)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宣称美日为“全球性伙伴”，美日同盟“不仅依然是两国安全与繁荣的基础，更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而该声明描绘了“两国在亚太地区所追求的未来”，并将在此后数十年间“帮助两国对该地区加以塑造”。野田则标榜“日美同盟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两国决心“不仅为亚太地区，而且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分担责任和发挥作用。(12)该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美日同盟将进一步“全球化”，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得到增强，该声明也因此被视为是“日美两国力图强化同盟机制，以经济和安全两个支点掌控亚太主导权的战略宣言”。(13)2013年1月，美日防务官员就全面启动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展开磋商，并准备将扩大自卫队的活动内容写入新的安保指针中，包括加强日常的警戒监视活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2013年7月16日，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Itsunori Onodera)在访美时透露，针对东亚变化的安全环境，日美正在磋商制定长期防卫指南，赋予自卫队重要的“新角色”，包括允许自卫队针对入侵者及其战略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建立专门的类似于海军陆战队的“岛屿防卫部队”，以维护离岛安全，由此预示着日本有可能对其防卫政策进行根本性的调整。(14) 其次，美日两国军事一体化更趋全面和紧密。随着美日同盟的强化，两国军方之间的合作也得到显著提升，通过共同制订作战计划、共享作战情报、扩大共同训练、共同利用军事基地及共建导弹防御系统等多种方式，美日同盟从侧重防务分工转向大力深化两军的“联合战力”和“互操作性”，军事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15)2012年7月，美日两国达成一项协议，将在2013年首次派遣日本自卫官常驻五角大楼，以便提高两国的联合应急能力，日本此前已经向美军设在佛罗里达州的中央司令部和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派遣了自卫官，但向国防部这一美国国防中枢派遣自卫官则尚属首次。自卫官常驻五角大楼之后可以出席国防部举行的日常会议，从而在各种作战和设想的初期便能够进行及时沟通，有助于两国在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态”或灾害时迅速做出反应。(16) 2012年8月23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E.Dempsey)会见来访的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Shigeru Iwasaki)，会后登普西表示，此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就美日具体加强联合作战进行磋商”，两国针对如何在陆、海、空、网络等空间领域扩大和加强联合行动、深化警戒监视和侦察活动的合作达成一致，彰显了两国“长期且持久的同盟关系”。(17)2012年9月17日，美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访日期间公开宣布，将于2013年在日本南部部署第二套用于侦察弹道导弹、侦测距离高达4000-5000千米的海基X波段早期预警雷达。2012年10月3日，美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B.Carter)在华盛顿宣布，将在冲绳嘉手纳基地部署新型隐形战机F-35以及其他最先进的武器装备。2012年10月5日，12架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正式完成在冲绳普天间基地的部署，以应对中国海空军力量的壮大和在东海活动范围的扩大。 另据日本媒体于2013年3月20日透露，日美两国业已开始针对“如果中国‘占领’钓鱼岛”的假设，制订自卫队与美军联合作战计划，以确定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领海活动时的日美具体行动方案以及“相互合作计划”。这是两国“首次以日本领土特定地区受到武力攻击为背景”来制订作战计划，借此表明一旦日本“有事”，美日将依据《美日安保条约》合作予以应对。(18)2013年4月30日，美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共同组建一个监视、侦察和共享情报的工作小组，并加快规定自卫队与美军合作方式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进程，以大幅加强美日军事协同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19) 最后，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得到有针对性的大幅增强。在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对日本军事能力的发展以及军力的使用设定有重重限制，但是近年来为了帮助日本“有效地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在美国的帮助和指导之下，诸多行之有年的“禁忌”被一一打破，使得自卫队在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史无前例的“首次”突破，使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美日两军的协调与合作也得到大幅加强。例如，为了强化日本保卫“离岛”的能力，2012年8月2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以钓鱼岛被占领为假设背景，在关岛和天宁岛展开为期37天的“夺岛”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首次以岛屿作为演习场地，模拟日本离岛遭到攻击并重夺控制权的演习。(20)2012年9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马里亚纳群岛举行了首次联合登陆演习。2013年1月23日，数百名日本自卫队员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西海岸举行代号为“铁拳”的联合军事演习，该演习由美国陆战队出动最新型的鱼鹰旋翼机运送日方队员和战车登陆小岛，然后首次由登岛的自卫队指引美军导弹和飞机对岛上目标实施攻击。(21) 2013年6月，日本派遣一支包括“日向”号直升机航母在内的舰队以及250名地面部队官兵远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军营，与4000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举行为期3周的“黎明闪电”两栖军事演习，借此学习抢滩登陆、海上补给、两栖部队夺取岛屿、演练直升机和小型快艇突袭以及如何与美军“协同作战”。这不仅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参加这一大型军演，也是日本地面部队在后冷战时代首次随日本军舰赴国外参加演习，更是日本海陆空三个军种首次联合演练如何“夺取和保卫岛屿”，并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紧密协同下实施两栖战斗行动，这标志着“日本自卫队在扩大其角色和任务方面迈出的最新、最大而且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一步”，也被视为日本“地面部队和国防策略转型的第一步”。(22) 2013年12月17日，安倍政府推出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份文件，亦即所谓的“安保三箭”，明确声称要“通过有效利用防卫装备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武器装备的“共同开发与生产”，建设“具有高实效性的综合防卫力”，建立“经常性警戒与监视体制”、“海军陆战队功能”和陆海空“全天候立体防御体系”，以加强海上和空中控制能力。与此同时，安倍还积极推动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甚至考虑获得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能力等，这标志着日本军力建设的不断升级以及防卫政策正在逐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三、日本与美国亚太盟国安全合作的加强 在冷战期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多个国家结成了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而日本与上述各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则鲜有实质性合作。但是近几年来，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大力加强与上述各国的安全合作，试图利用美日韩、美日澳等三边合作机制，与美国联手建立“开放的、全面的、基于国际规则的多层次的网络”，并逐渐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连接点”。(23) 一方面，日本积极参与由美国主导的一系列三边安全合作机制，推动“美日+1”安全合作模式的构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挥幕后推手的作用，发展以传统双边同盟为基础的三边合作，促成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制度化协作。而在美国所推动的几乎所有三边安全合作框架中，日本可以说从不缺席，与美国携手推动一系列以美日为轴心的多边军事合作机制的构建。例如，2006年3月，在既有的美澳和美日双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美日澳启动了首次“三边安全对话”机制。2007年9月，美日与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进行了为期5天、代号为“马拉巴尔07”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2007年10月，美日澳在日本举行代号为“太平洋盾牌07”的首次海上拦截演习。2008年6月，美日澳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信息情报交换机制，并联合开展救灾训练、人道主义救援演习等活动。2009年5月，美日韩三国防长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三边会谈，磋商应对朝鲜威胁事宜。2011年7月，美日澳三国再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2012年1月，首次美日韩三边安全对话在华盛顿召开，三国就朝鲜问题等涉及共同安全利益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2年4月16～27日，正当中菲两国在黄岩岛对峙之际，美国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举行第28次“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而日本自卫队则首次派员参加此次军演。2012年6月21日，美日韩又在日本海和黄海举行了具有“破冰意义”的三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派遣舰艇和战斗机参加，以加强与美韩海军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2012年7月12日，为了应对所谓的“朝鲜入侵威胁”，美日韩宣布成立专门的三方安全磋商机构。2013年2月7日，美日澳三国出动大批战机，在关岛附近举行“对抗北方”空军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三国空军联合应对军事危机的能力。 另一方面，日本积极深化与美国亚太盟国之间的双边安全关系。以日澳关系为例，2007年3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首相霍华德在东京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外，日本与他国签署的第二份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文件。宣言声称两国为应对“新的安全挑战和威胁”，将就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问题加强磋商，并通过举行军事演习、共享战略情报、共同训练军队等方式展开密切合作。(24)2007年6月，日本又与澳大利亚创建了外长和防长“2+2”年度安全对话机制，使之成为继美国之后与日本建立类似机制的第二个国家。2008年12月，在日澳第二次“2+2”会谈中，双方决定加强舰队支援、秘密情报保护等合作，其中规定日本自卫队进入大洋洲海域从事海上安保等活动时，澳大利亚有提供情报与后勤保障供应的“责任与义务”。(25)2012年9月14日，日澳两国防长和外长共同签署名为《为和平与稳定合作：共同愿景与目标》的联合声明，宣称两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天然的战略伙伴”，在中国增强军力频繁进出海洋之际，日澳将在安全与国防事务上更加紧密地合作，与美国强化三国安保协同能力，并将在2020年制订日澳美三国联合行动计划。(26)2013年1月31日，日澳两国于2010年5月签署的《获得与交互支援协定》(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正式生效，这是继日美于1996年签署类似协定之后日本与他国达成的第二个协定。根据该协定，两国将在未来行动中向对方提供食品、燃料及其他后勤支援，从而标志着两国在双边防务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已经开始向“准同盟”关系迈进。(27) 随着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屡爆争端，日本也积极与菲律宾接触，着力加以拉拢。2012年年初，日本宣布将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10艘巡逻舰，包括提供培训和其他后勤支持，以“提升后者维护海洋安全的能力”。2012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Satoshi Morimoto)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Voltaire Gazmin)在东京签署加强两国防卫交流与合作的协定，声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与菲律宾海军进行共同训练，在海上安保领域实行情报共享，并推进两国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信息合作。2013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访问菲律宾，两国外长宣布日菲互为“战略伙伴”，将展开情报交换与共享，并一致同意在海上领土争端的解决过程中加强安全合作。2013年2月，日菲举行了由两国防务和海上安全部门高官参加的“海洋对话”，讨论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海洋威胁”。2013年6月，日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菲，在与菲防长加斯明举行会谈后，双方宣布将强化国防合作，而菲方则首次“允许日本使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从而为接受日本自卫队的“永久性进驻”打开了大门。(28)2013年7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菲律宾，在与菲总统阿基诺三世举行会谈后宣称两国“有着共同的根本价值观和许多共同战略利益”，为此日本将向菲提供11亿美元的贷款，动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10艘巡逻艇，并协助菲构筑情报通信系统，以实现“广泛的海洋领域合作”。 四、日本与美国亚太“伙伴国家”安全合作的提升 近年来，美国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不仅倾力发展与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在不断强化与该地区部分“关键国家”的关系，并通过军事交流、人员培训、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武器出售、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积极拓展与印度、印尼、越南、文莱、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所谓亚太“伙伴国家”的军事合作，借此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例如，2010年6月，美印举行了首次双边“战略对话”。2012年6月，美印外长在华盛顿会晤，承诺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提出了以推动共同繁荣、和平与稳定为中心内容的远景规划。2010年10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Burns)宣称，随着世界经济与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将印度视为“真正的全球性伙伴”，美印关系“必须成为亚太世纪的基石”。(29)在经历了12年的暂停之后，美国于2010年7月恢复了与印尼特种部队的军事合作，并签署《美国-印尼防务框架协议》，为此后两国加强在军事训练、国防采购和海洋安全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2010年11月，奥巴马首访印尼，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决定在贸易、能源、国家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构建“全方位的伙伴关系”。2012年5月，美国与印尼在印尼东爪哇省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旨在增进双边军事合作和提高防御战术水平。再以美越关系为例，2010年8月11日，美越两国海军在南海举行了首次“非战斗性演练”，随后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访问越南岘港。2010年8月17日，美越在河内举行了首次副部长级国防政策对话。2011年8月，美越签署《军事医学合作协议》，这是越南战争后美越首次签署的军事合作协议，开启了两国越战后正式军事合作关系的大门。2011年9月，美越签订《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在海上安全、人道救援和救灾等方面展开合作。2012年6月3日，作为越战后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金兰湾登上了在港停留的美军“理查德·伯德”号补给舰，随后两国防长就建立经常性高级对话机制、海上安全与灾难救援、军事医学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积极探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还鼓动日本发挥自身在海上安全方面的优势，帮助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家提升海岸侦察、警戒和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2012年4月26日，美日外长和防长“2+2”安全磋商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共同努力为提升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加强“有力的、高效的、创造性的合作”，并将“通过训练和演习”的方式来“帮助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建构其能力”，而日本则承诺将通过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战略性使用”以及为沿海国家提供巡逻舰艇等多种方式，来“促进地区的安全”。(30)事实上，对于美国种种拉拢亚太“战略伙伴国家”的举措，日本也始终是予以积极配合和参与，并利用部分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海洋领土争议，大幅加强与越南、印尼、新加坡等亚太重点国家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安全合作。早在2010年，日本便将东盟与美、韩、澳等国一起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在日本区域安全政策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几年来，日本多次派遣陆上和海上自卫队官员，为越南、印尼、柬埔寨提供海上医疗、海洋气象、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借以拉近与东盟诸国的关系。 以日越关系为例，2010年10月，日本首相菅直人访越，两国首脑发表《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声称将全面加强战略安全合作。2010年12月9日，两国在河内举行首次“战略伙伴对话”，围绕南海问题展开协商讨论。2011年10月，两国防长在东京会晤，签署了强化两国防卫合作与交流备忘录，决定建立防卫部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机制并开展两军互访，越南随之成为继新加坡之后与日本签署类似协定的第二个东盟国家。对此时任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公开声称：“日本与越南已经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越南的安定与发展，对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31)而安倍晋三在2012年年底再度上台执政之后更是将越南定位为“共享利害关系的战略伙伴”。2013年1月16日，安倍访问越南并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会后安倍表示将向越南提供5亿美元额度的日元贷款，并宣称两国“将发展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战略伙伴关系”，一致同意“积极推进在政治、安保领域的合作”。(32)2013年5月，日越两国防卫官员在河内举行首次以“海洋安全保障”为主题的双边对话与协商，希望通过海洋安全协商，共享关于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动向的情报和分析，借以加强日越安全合作关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印关系近年来的不断升温，日本也大张旗鼓地与印度发展起日益紧密的双边和三边安全合作关系。例如在美国的引导下，早在2003年6月，日印两国便共同参加了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合作对抗雷”空军演习。2007年4月，美日印三国举行了首次三边联合军事演习。2009年4月，美日印三国又在冲绳附近海域以反潜和反舰作战为重点，举行了代号为“马拉巴尔09”的海上联合演习，三国军事安全合作逐步走向常态化。2011年12月19日，首次美日印三边安全对话在华盛顿召开。2012年10月29日，第三轮美日印三边会谈在新德里召开，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如何加强三国海上安全合作以及政策协调，显示美日印防卫合作更趋紧密。 在美日协同的框架之外，日印双边交往与合作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之际，两国便宣布要构建“全球性伙伴关系”，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开展双边合作。2006年12月，日印正式宣布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日印关系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后双方在军事、安全、政治、外交、经贸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2008年10月22日，日印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印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称未来两国将以“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为基础，围绕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反恐以及防灾等议题在亚太地区展开合作，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持续扩大和深化提供了制度化保障。(33)2010年7月，日印举行首次外交和防卫部门副部长级战略对话。2010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两国发表《面向未来十年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联合声明，声称将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情报共享、训练和对话加强安保合作，并确立了举行以反恐和打击海盗为主题的年度联合军演机制。(34)2012年6月，两国海军在东京附近的相模湾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演习，标志着两军交流迈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台阶。2012年11月2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来访的印度总理辛格达成强化两国海上合作的协议，决定继续加强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之间的联动，并进一步提升两国海上安保当局之间的合作关系。 安倍再度出任首相之后，继续鼓吹建立美日印澳“民主价值观同盟”以及“海洋联盟”，试图使日印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2013年3月26日，日印第七次战略对话在东京举行，日本慷慨解囊，同意提供总额约2900亿日元的贷款给印度，支持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两国外长宣布将加强海上安全保障合作，并就充实日印外交及防卫当局间的副部长级对话机制以及日美印三国局长级磋商机制达成一致，同时确认参考2012年首次实现的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联合训练，增加两国举行联合演习的机会。2013年5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与安倍发表联合声明称：“考虑到战略环境的变化，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日本与印度间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为此两国决定扩大安全对话，加强海上联合训练和防卫技术合作，并同意就民用核能合作问题加快双边谈判进度。(35)2014年1月，安倍受邀参加印度“共和国日”庆典，在访印期间，安倍同意向印度提供200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对印度出口核发电设备以及先进的“US-2”水上飞机，后者是日本首次将防卫装备以民用方式出口。此外，双方决定建立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定期协商机制，以强化两国军事安全合作，并将在当年举行日印美联合海上军事演习。通过以上种种举措，日印两国近年来在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持续攀升，美国日益担心中国有朝一日会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自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在该地区打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更为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36)然而，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且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深感力不从心的奥巴马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必须依托传统盟友的支持，并大力拓展与战略伙伴的多边合作，通过在亚太地区构筑“多结点”的安全合作网络，才能有效地维系其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也正因如此，美国开始积极鼓励和支持日本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日本能够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为美国“分忧解难”。 与此同时，日本的安全战略方针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力量收缩，日本国内质疑日美同盟可靠性的声音日渐增多。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愈演愈烈，中国海军力量迅猛发展，突破第一岛链走向远洋的活动日益频密，日本对于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危机甚至冲突的情况下，美国能否信守其对日安保承诺的疑虑更是日益高涨。基于此，日本一方面竭力通过加强日美同盟来“拉住美国”，另一方面则主动出击，积极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为美国的“重返”亚太牵线搭桥，借机拼凑对华进行战略围堵的地缘安全网络，进而扩大其在地区安全领域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近几年来，日本在利用美国所打造的一系列三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同时，也通过活跃的双边交往，全面加强了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传统盟国以及印度、越南、印尼等“伙伴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隐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轴心”，成为美国塑造亚太战略新格局的重要支柱和推手。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近年来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但是其影响力的提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来自美国的约束。美国需要借助日本来配合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因而鼓励日本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美国并无彻底改变既有的“轮轴轮辐”安全格局的意向。同时，美国也对日本试图“借船出海”，摆脱“战后体制”和美国的控制，进而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图谋深怀疑虑，因此会竭力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限制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防止日本借机做大，破坏东亚权力平衡的现状，最终对美国构成威胁。 其次，近年来日本的种种作为显然是将其矛头指向中国，试图构筑起一个对华战略包围圈，借以制衡中国的迅速崛起。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亚太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攀升，中国也已成为绝大多数亚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维护一个友好稳定的对华关系，亚太绝大多数国家均不愿意与美日结成反华“准同盟”，从而导致与中国交恶。例如，作为美国铁杆盟友的澳大利亚虽曾多次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五国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由于顾忌中方的反对态度，澳大利亚于2007年决定退出五国联合军演机制。又如，尽管在美日的积极鼓动之下，印度于2009年和2011年两度参加代号为“马拉巴尔”的美日印三边海军演习，但是2013年4月，当美日力邀印度在关岛附近海域再次举行类似军演时，印度“出于对中国敏感态度的考虑”，决定军演“应保持在双边范畴”，因此宣布取消参与此次三边军演的计划。(37) 最后，近代以来日本曾对亚太邻国实施过野蛮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暴行，给诸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但是二战后日本多届政府却屡屡歪曲、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从而激起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感，并对日本一系列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的行为保持警惕，不愿为日本围堵中国的战略推波助澜。例如，在美国多年的推动和撮合之下，日韩两国防长在2011年1月举行会谈之后，决定秘密缔结《军事信息安全综合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和《获得与交互支援协定》，并拟于2012年6月29日首先签署《军事信息安全综合协定》。但是由于信息外泄，遭到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质疑，在原定签署该协定的当天，韩国政府被迫向日本提出延期请求，由此导致两项协定被无限期“搁浅”，至今未获签署。由此可见，日本试图效仿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中扮演“次轴心”角色的图谋在实施的过程中必将面临重重阻力。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截稿：2013年10月 ①参见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66-81页；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页；王俊生：《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进展与出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53-75页；Henry Kissinger,"Power Shifts," Survival,Vol.52,No.6,2010/2011,pp.205-212; Lanxin Xiang,"China and the 'Pivot'，" Survival,Vol.54,No.5,2012,pp.113-128; David Shambaugh,"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No.1,2011,pp.7-27; Suisheng Zhao,"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1,No.75,2012,pp.369-390。 ②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72-73页；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Patrick Cronin,"The Emerging Asia Power Web:The Rise of Bilateral Intra-Asian Security Ties," Report of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une 10,2013; Shawn Brimley and Ely Ratner," Smart Shift: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Foreign Affairs,Vol.92,No.1,2013,pp.177-181。 ③参见吴怀中：《日本对华大战略简析》，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65-80页；吕耀东：《深化同盟机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3-14页；杜晓军：《日本外交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载《日本研究》，2012年第1期，第93-98页；吴寄南：《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④陈效卫：《合作与冲突：战后美国军事联盟的系统考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⑤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50页。 ⑥《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25年版〉》，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data/2004/w2004_00.html，登录时间：2014年3月14日。 ⑦廉德瑰：《浅析日美同盟的深化》，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第48页。 ⑧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CSIS Report,August 2012. ⑨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p.59. ⑩张瑶华：《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74页。 (11)The White House of US,"United States-Japan Joint Statement:A Shared Vision for the Future," April 30,20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30/united-states-japan-joint-statement-shared-visionfuture，登录时间：2014年3月14日。 (12)The White House of US,"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oda of Japan at Join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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