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三大规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规律论文,世界论文,科技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汤浅光朝和赵红州提出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规律（注：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来，就不断有为数不少的人进行测算：美国科技在哪一天衰落，新兴的世界科技中心是哪里。在这些文稿中，绝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2000—2020年退为一般国家，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注：陈文化、陈晓丽：《40°N现象与21世纪的“中国中心”》，《科学学研究》，1999年第3期。）。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是因为，研究表明：纯粹的统计规律外推，无因素分析的预测，与瞎子算命无异，是靠不住的。并在研究中，提出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三大规律。其基本思想是：科技的发展决定于科技自身力量与政治改革、经济腾飞、思想解放三大环境因素，从吻合适宜到互有差别，再到相互矛盾的过程。新的科技中心的形成，是在新形势下各国科技力量、三大环境因素对科技发展适宜程度较量的结果。中国是否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就看能否建立世界上最科学的政治体制，实现最有效的思想解放，以及经济与科技力量的大发展，而不能做无因素比较分析的预测。
一、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第一规律：世界科技中心的衰退，与该国科技发展的连续性、领先性和政治体制变革的间断性、滞后性密切相关：科技发展不断要求民主、自由、公平、政治在一个非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特定阶段里往往具有从民主、自由、公平向集权、制约、不公平的发展趋向，使两者从吻合协调到互有差别，逐渐成为矛盾，最后影响科技的发展，而不是人为圈定的兴衰周期。
科技中心转移的第一阶段，是原有科技中心的科技成果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不断降低，科技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最后沦为一般性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首先是科技发展的连续性与政治体制变革的间断性相异。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是相对连续不断的。科学家的研究在日复一日地不间断进行，科研成果相应在涌现，科研课题组成员与管理形式随着课题的不同内容与不同要求而不断地更换与改变，科技管理体制也在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变革。政治体制则不一样。宏观上，从一次到另一次大的政治变革往往是间断性的、滞后的。微观上，非社会主义民主的某种政权一旦建立，它就有自己一些牢不可改的最基本的特点。虽然在一些微观管理方式上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种有限的改革也是不经常的，只是势在必行时才可能，是多少年才进行一次的，间断的。
其次是二者的发展速度不同。纵观历史，科技发展速度大大高于政治体制变革速度。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指出：科学是按加速度发展。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人统计科学的发展速度，认为科技人员数、科技成果数是按每年增长3—5%的指数规律发展，随着量的积累，科学知识的革命和科学体制的改革快速地发展。可是，政治体制的变革相对而言缓慢得多，古今中外大都如此。
更为严重的是：史实表明，国外与中国以往历朝历代，政权建立之初一般是相对民主、自由、公平的，但其后的发展势头具有某种程度的不断集权，不断制约群众，政策向少数人倾斜日益明显，新的分配不公与新的利益格局不断形成与强化。可是科技发展对环境因素的客观要求不会因政权的制约而改变。科技发展越庞大，就越需要政治社会环境的宽松、自由、民主、公平、协调。政治发展的实际趋势与科技发展对政治经济的客观要求的不一致，导致科技发展与政治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协调。其演化过程是：第一阶段，一个新的政体往往是民主、自由公平的，科技发展因而具备最适宜的环境，速度最快；第二阶段，是政治强大明智，科技与之还能适应，科技进入稳定增长状态；第三阶段，政治已集权腐败，科技继续要求民主、自由、公平，科技与环境因素进入不吻合阶段，科技逐步衰落。
科技发展状况决定于科技发展对政治改革、思想解放、经济腾飞的客观要求与政治、文化的实际状况两者之间的吻合程度。这种从相互协调到互有差别、再到相互矛盾的过程在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依各国政治体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化过程。有些国家政权从民主、自由很快进入集权腐败阶段，有些国家能相对长时间地处于民主、自由阶段，也有些国家政权甚至通过政治体制大改革从集权制走上民主、自由。因此，各国科技兴衰周期的长短就不一样。
科学学特别是科学计量学的有些研究者，采用统计结果的外推方法进行科技中心转移的预测。其作法大体是：过去的科技中心在意大利持续了多少年，英国、法国、德国又各是多少年，那么美国也应该持续到相应的周期衰落。这种只从过去的表面现象去推导未来，而不深究出现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的作法，是十分不严谨的推论，势必得出不科学的结论。事实上，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是各国科技力量竞争的结果。它象打仗一样，胜利者是由其指挥正确，部队成员素质高，部队装备好，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强等因素所决定。作战局预测，从来就是根据这些因素分析。没有人预测说，甲部队打了一次胜仗，花费多少时间，取得多大胜利，对下次战争不分析双方具体情况就指出必定转移到乙部队打胜仗，而且战争周期与胜利程度也与上次相当。即使有人如是说，也会被众人视为不值一论的笑话。其实科技中心转移的统计外推法，与上述是一个性质的错误，为什么就能被一些人接受与深化讨论呢？
二、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第二规律：当原有科技中心衰退以后，是一个多中心并存，平等竞争阶段。这种状况持续到发生新的科技革命为限。平等竞争是跃居世界科技中心的机会，仅仅是一次机会，是“水往低处流”与“人往高处走”的大较量，而不是天然的转换时期。
当原科技中心的发展状况逐步衰退，科技中心的科技力量、科技水平、科技成果数都退为普通国家水平，这时会形成一个世界科技的多中心甚至无中心局面（注：谷兴荣：《论科技三大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原理》，《长沙市委党校学报》1996年第2期。）。赵红州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在古希腊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之前，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希腊文明古国的科技水平都比较接近，也可以说是人类科技发展的第一个多中心期。古希腊作为科技中心衰退后是汉代中国、古代罗马等一批国家的科技水平相近，形成第二个科技多中心期。在经历宋代中国作为世界科技中心之后，接下的是意大利、中国明朝、阿拉伯国家等形成的第三个多中心时期（注：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多中心并存有多长的时间？我们认识到，这种分布是与科学发展及科技革命相协调的。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后往往发生一次科技中心的转移，但只要不发生重大科技革命，科技成果就不会往其中的某一个国家集中，科技发展的两极分化趋势就不会出现。这是因为，过去的科技高潮是建立在特定的科技理论基础上，科学也曾选择了最适宜自己的国家，让其大力发展，使该国一度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按照科学的层次采掘模型（注：谷兴荣：《科技发展的计量研究》，湖南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学说，在这个层次上该发现的重大成果，绝大部分都已发现了，在原有理论框架中探索科学的难度大大增加，科学体系处于休养生息阶段。赵红州用“智力常数”表征科研难度，他发现一次科学高潮之后的低谷时期的智力常数比科学大发展时期要增加70倍（注：赵红州：《科学劳动的智力常数》，《自然杂志》，1982年第3期。），科技工作实在处于费力不讨好的休眠期。科技革命一旦发生，即意味着新的科学高潮即将到来，也意味着科技发展的两极分化趋势即将出现，科学的多中心时代即将结束，代之以新的科技中心的形成。历次多中心期所占的时间，第一次历经1000年，第二次历经500年，第三次历经300年。如果机械地依次减半，到最后就只有两年、一年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四次、第五次不可能有150年和75年，在信息社会，150年、75年势必变化极大。再往后也不可能只有一两年。从逻辑趋势上看，科学是朝着持续、平衡、高频的方向发展，最后分不清高潮与低潮。
科技发展的多中心期，既抑制了勇往直前的先进者，也保护了状态不好的后进者，把一些主要国家的科技水平拉在接近一致的水平上，甩掉了相距甚远的差别，为各国在新阶段的腾飞提供了机会。这是百年一遇的机会，也仅仅是一个机会，是科技发展过程中一个难得的平等竞争机会。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注：托夫勒（美）著、朱志焱等译：《第三次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中指出，在一次浪潮已经结束，进入一个新的科技发展浪潮之前各国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各国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任何一个力争在新的科技高潮中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国家，就千万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了机遇，就有了良好的开端。
梯度转移是科技成果、科技水平从高水平区向低水平区流动的“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趋向；两极分化是科技人才“人往高处走”的必然结果。它们是一种同时存在的矛盾，在梯度转移时是前者占主导地位的表现，在两极分化时是后者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在多中心时期，这对矛盾处于平衡状态，是休整阶段。此时能否和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适时制定有利于吸引人才、发展科技、发展经济的可靠措施，打好基础，走向辉煌。
三、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第三规律：世界科技革命之后，科技发展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时期，形成新的科技中心。新的科技中心的形成是各国经济腾飞、政治改革、思想解放三大环境因素相互较量的结果。这三者构成了新的科技中心形成的最基本的决定性因素，而决不是上天赋予的北纬40度东西转移规律所致。
科技革命一旦发生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科学发展高潮。这时，各国之间的科技发展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现象，科技成果会向其中某国集中，以形成新的科技中心。世界之大，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谁夺其冠？通过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科技中心的形成都以本国能否有经济腾飞、政治改革、思想解放的三大环境因素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成为科技中心。古今中外，未见例外。从长周期来看，科技总是在寻找到最宽松的环境、较优越的科研条件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得到长足的发展。公元前2世纪之前，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是当时世界最科学的民主制度，经济条件也不错，因此它成为了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中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比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宽松、公平，如皇位以外的各级官位实行委任制，而不是西方的世袭制；科举选才，使一些穷人子弟能通过苦读中举为官，而不是西方的奴役，百姓难得读书任职；倡导孔子的仁政，而不是西方神权君权的酷刑执政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成为当时的科技中心。16世纪西方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实行分权民主制，形成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产业革命带来了经济腾飞，使欧美很快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欧美科技高潮中，各国之间的科技中心转移也是这些因素使然。第一个科技中心意大利，14世纪的工场已有自动纺车，操作分工精细分明，仅呢绒工场就有20多个工序，商品生产已发展到很高水平。它最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大的、进步的变革”（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并出现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权。这些是意大利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变革运动，是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整个人类从古代走上近代的标志，在那里形成科技中心是理所当然的。由于当时共和政权只限于少数几个先进城市，就全国而言没有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的科学理论的传播被教会残酷镇压，经济衰落、政治分裂、外患频繁，导致科学逐渐衰落，从而退出科技中心。
第二个科技中心英国，当时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还发生了产业革命，出现经济腾飞。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初具形态和新的伦理精神完全诞生的标志。在这场革命和运动中，降生了文艺复兴孕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些因素，促成了它作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
第三个科技中心法国，18世纪规模小、数量大的富农经济成为革命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代表。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提出人权，否定王权、神权和特权。在经济自由、政治平等、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主张，为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行之有效的立国原则。接着是法国大革命，它是英国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延伸，使资本主义精神更具完整性，使立国原则更加完整。法国在此时才得以成为科技中心。
第四个科技中心德国，它是社会改革、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运动所带来的光辉成果。
第五个科技中心美国，独立战争使它摆脱殖民统治，南北战争是统一的民族融合、大国强盛的基础，华盛顿等人创建的政治体制具有相当的科学性，适合美国的国情。由于自然地理上的优势，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优势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仅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新垦耕地面积就超过英、法、德三国耕地面积的总和，导致农业大发展。美国大量利用外资，1890年引进外资就达35亿美元。同时，积极从欧洲引进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水平。还吸引各类人才，开展科技创新。198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就跃居世界第一。因此，它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就是无可置疑的了。
有不少学者根据科技发展的高潮与低潮，科技中心转移在过去的周期来预见未来科技中心转移的日期与新科技中心的归属问题。赵红州在20世纪80年代预言，再过100年，新的科学高潮将在东方兴起。其实，这不过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说法而已，照此说法，似乎科学高潮不过是东西方来回倒。彭福扬、王树仁提出，用一个国家兴隆期间高峰前期持续时间的长短来测算中心期的转换时间，预计美国正在衰退，日本和中国要接替美国的地位（注：彭福扬、王树仁：《从计量研究角度看技术活动中心转移》，《科学学研究》，1998年第4期。）。讲得最为具体，影响最大的还是陈文化教授提出的科技中心转移的北纬40度现象。即科学高潮与技术高潮每转移一次都是在地球的经纬度上从原有中心地向东或向西跨出40度左右的地方。东西向偏转过程自古以来是沿着“东—东—西—西—东—西—西—西”方向交替出现。并以此预测未来，得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过程是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印度。他们对科技中心的不作因素分析，只是纯粹的统计规律外推的纵向周期预测，是一种不严谨的方法，可信度不大，缺乏科学依据。中国或日本接替美国的科技中心地位的预见时间一推再推，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预见为90年代末，80年代又预见为2000年，现在又有人预见为2020年，美国有衰退之日是必然的，为什么他们总是算不准大致年代，这无疑是对不作因素分析的统计规律外推的无声批评。
四、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不是靠统计规律外推出来的，而是要在政治改革、经济腾飞、思想解放方面下功夫。中国什么时候有了世界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最雄厚的经济基础，最强大的科技队伍，就一定在那之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中国学者一而再、再而三地预测说：在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本文在前面已多次提出这些学者的有关预测观点。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一些简单的统计规律的外推而带来的结果，并没有从一个国家是否领先拥有科学发展的政治、经济、科技队伍的条件，没有从国家的这些因素上去分析。刘鹤玲、黄欣荣、王英（注：黄欣荣、王英：《论技术中心转移的社会动力机制》，《科学学研究》，1991年第3期。）等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我觉得这种质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和有道理的。
一个国家在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之前，会有许多早期迹象。科学队伍方面，要出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科学成就的科学大师。社会环境，必须具有经济起飞、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作为前提，而且这三方面的前提必须综合出现在标志整个人类历史里程碑的世界主流事件上。
在科学队伍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从诺贝尔奖而言，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建国51年而未有诺贝尔奖得主，是罕见的，令人遗憾的。更令人失望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近几年也出现一等奖空缺的现象。伴随着技术代替科学的观念日益盛行，基础研究滑坡趋势日渐加剧，就是技术本身也多是引进和利用外国的技术。这样的状况，很难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需求和刺激。
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发展的深入，生产单位对科学技术从被迫接受，到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而主动花资本引进技术人才和技术成果。但是，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究与创新经费和从事技术创新人员分别只占全国研究创新经费与人员总数的20.3%和24.9%，而工业发达国家均为60%以上。这一点，也并未显示出中国近期将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征兆。
近百年来，我国在政治文化诸方面都经过了历史上最急剧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属于追赶世界主流性质，曾从政治经济上全面追赶苏联，到政治上独立而在经济上向西方学习，除了一些特殊的国度因素以外，在性质上还谈不上构成影响人类历史主流的里程碑。但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令人惊喜的变化。目前我国进行的社会改革实践，如果能够发展成为在性质上影响世界并且标志着人类历史主流的里程碑，拥有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局面，则中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不仅将是可能的而且将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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