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的多元交往形式——希尔黛#183;杜敏诗文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尔论文,抒情诗论文,诗文论文,形式论文,杜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德国女诗人希尔黛·杜敏(Hilde Domin,1909—2006)于今年2月22日在海德堡寓所去世，享年96岁。作为犹太裔德国人，杜敏与其他犹太德语作家一样，在遭纳粹迫害的艰难时世，坚持用德语写作，德语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最后故乡。犹太诗人为德语战后文学史写下了不可或缺的篇章。杜敏的去世，标志着日耳曼诗文史一个时代的结束，她是那个经历流亡与回归(或不回归)故乡一代作家中的最后一个。杜敏属当代最富意义的德语女诗人，在诗歌衰微的时代，她依然受到读者青睐。她的诗被译成十五种语言之多，包括汉语。① 早在20世纪60年代，杜敏的诗就以简洁、明快、切中的语言特点获得众多评论家的好评。著名诠释学家伽达默尔称杜敏是双重意义上的回归诗人，她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回到了说母语的土地。② 伽达默尔还专门撰文分析过杜敏诗作。③
然而，对杜敏诗进行科学研究开启于美国。70年代末，斯特恩的英语博士论文《从流亡到理想》④ 发表，标志着杜敏研究开始由文学评论转向学院研究。从方法和解释的角度看这部专著不够成熟，主要论述诗人人格，较少涉及诗文本身。五年之后，哈默尔斯的博士论文⑤ 把杜敏放在哲学—文学史框架中进行观察，并按时间顺序解释杜敏诗集的不同主题。对杜敏诗的母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来自奥地利的瓦拉斯特，后者从爱情、流亡、回归和词语信任等母题出发，集中解释了60首杜敏的诗。⑥ 90年代初起，杜敏研究开始展开，日耳曼学界逐渐认识到杜敏的文学价值。布劳恩发表的博士论文《流亡与介入——杜敏诗与诗学之研究》，⑦ 在诗文分析中不乏独到精辟的见解，尤其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工作做得非常精细，为杜敏研究奠定了基础。吴建广在90年代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45年后，德语文境中杜敏的诗》⑧ 以战后德语文学为框架，全面论述杜敏诗文的主题、母题和意象，把它们有机地贯穿进诗人的全部创作中。莱尔·罗森贝格的专著《我把脚踏入空气，它接住——杜敏诗中的他乡与故乡》⑨ 则集中探讨了杜敏诗中的流亡主题。
出版作家评传，说明作家已经有了相当的文学地位，既能推广作品，又能推动科研。90年代初，布劳恩与科隆大学教授莱尔门合作，出版了第一本杜敏诗学评传，全面介绍诗人的生平和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⑩ 刚出版的大型杜敏评传《杜敏，尽管如此的诗人》(11) 是一部对杜敏生平、创作和世界观做全景式描述的作品，作者沙耶特根与杜敏有长年交往，传记内容详实丰厚，语言平实流畅。
杜敏是战后德语文学史上地位特殊的诗人，学者对她的研究方兴未艾。本篇论文旨在探讨杜敏诗中涉及的现代诗学十分关切的问题——诗人、诗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能像杜敏这样清晰、高雅地在诗中描述这个话题。
二、战后德语诗的基本倾向
日耳曼诗学一般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以荷尔德林、格奥尔格、里尔克和策兰为主线的隐晦派，一个是以席勒、海涅、布莱希特和弗里德为首的世俗和理性的明朗派。希尔黛·杜敏的诗文创作却介于两者之间，或在两者之外。(12) 同样，战后德语诗也呈现两个基本倾向，其一是把诗看成是诗人个人的事，诗是孤独的独白，并不追求与他人的对话和交往，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诗人的诗大多晦涩难懂。其二是介入社会生活的文学，力求诗文简单易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语诗复兴了战前盛行的十四行诗、自然诗以及纯诗，诗人回避严峻的现实，在自然景象中寻取慰藉。似乎杀戮没有发生，人性没有摧毁，现实依然像律诗一样中规中矩，流畅押韵。文学史家认为，这些诗人试图弥合理想与现实的沟壑。(13) 本恩(G.Benn)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他的诗学影响了整整一代德语诗人。在他看来，“诗惟有形式……形式就是存在，是诗人存在的任务，是他的目的。”(14) 他们对社会政治不感兴趣，做诗只是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
来自切诺维茨的犹太德语诗人策兰则独辟蹊径。他写诗是为了延续生命，为了死去的家人、亲戚和同胞在人间代言。策兰对诗与读者的交往抱悲观态度。策兰认为，诗作为语言的现象，就其本质讲，它有对话的可能，然而诗至多是一只传信的漂流瓶，不抱有何时何地会抵达的奢望。(15) 也有学者认为策兰的诗有介入社会的功能，此种说法颇为牵强。(16)
6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欧的时代精神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应，德语诗界出现了介入社会的强烈思潮，强调抒情诗的社会功能。阿多诺的《关于抒情诗和社会的讲话》就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诗学理论，为抒情诗描写政治现实提供了合理性。布莱希特的诗则从实践方面来介入社会，他强调诗的使用功能，认为诗就是为读者而写的：“我就是为我感兴趣的那些人而写，写诗就跟写信一样。”(17) 他的继承人是恩岑斯贝格尔和弗里德，尤其是后者，公开承认他的诗就是宣传鼓动的力量。
杜敏的诗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她承认诗的社会功能，但认为诗有文学作品的独立性，以其文学特性与读者交往，这样的交往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在德国日耳曼学界，对杜敏的研究大多是对她诗中爱情、流亡、死亡等主题进行研究，而她创作的重要主题——诗的交往形式——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我们在对杜敏的诗和诗学做长期研究，并与诗人交流后，认识到这一题目的重要性。
三、抒情诗的交往形式
在杜敏的作品中，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她开始写诗时，只想借写作来摆脱流亡中的精神困境。写诗首先是文字化的内心独白，一种自我交往的形式。“当时，诗与我密不可分”，(18) 杜敏回忆当初的情境时如是说。直到后来发表和出版诗集，在国内外举办多次诵诗会后，她才感受到与读者交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写作实践、理论思考和生活经验中，杜敏得出结论：“诗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最短的路径之一”。(19) 我们将从三个层面分析杜敏抒情诗中的“交往”的主题：第一层，自我交往；第二层，诗与读者的交往；第三层，交往的可能性与途径。
1.交往是自我相遇和语言反思
抒情诗是“文学的三个自然形式(文学类型)中最主观的；是诗人灵魂深处的语言构造”。(20) 诗歌创作首先是与自我的交往，杜敏说是“自我相遇”。抒情诗的本质就是主体内在的相遇、对质及碰撞。一方面，诗人要表现主题，另一方面，他也在思考、斟酌，用什么字句来展示主题。他观察自己与文字的关系，字句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他选用的诗句与真实之间的关系。抒情诗的这种“内省—批判的行为”出现在杜敏诗中。
1957—1958年，杜敏写下了一首名为《词》的诗，该诗未被收录进她的第一本诗集《只有一朵玫瑰作支柱》。诗中包含了两种思考方式，一是将诗的产生(第1—5行)作为内心交往的行为，二是诗与他人的交往(第6—7行)，后一点我将在以后做进一步说明。《词》的内容如下：
词是成熟的石榴，
它们落到地上
绽开自己。
从内翻转到外，
果实袒露她的秘密
现出种子——
一个新的秘密。(GG.124)(21)
与杜敏大多数的诗一样，《词》通过自然现象表达内在思想，除了“词”和“秘密”两个概念，其余名词多呈现自然图像。第一行的关键字“词”是诗的切入点：诗产生的当下，词聚焦地指向现实世界，即经验世界，然后无数的文字从无意识提升到意识层面，最后只有那些少量的必要的文字或词汇得以构造诗的形态。这就是“成熟”的过程。“词”是中性的，如果把它解释成“枯竭的、堕落的字”(22)，就完全遮蔽了杜敏诗的交往性质。这里，首先包含了主体“我”与词之间的直接关系。诗中没有出现“我”，“我”却隐含其中，以观察者的身份描述词的成熟过程。诗人没有描写自己的感受和激动，即对外界的反应，而是选择了内在反思，描述诗文的产生过程。
这里的“地”意指诗人意识中“词”出现的地点。“绽开自己”是指把必要的词组合起来(客观来看，是指把词写下来)并通过新的语言组合获得新的意义(第5行)。由此，词的特定意思才显露出来(“果实袒露她的秘密”)。最后一行中的“秘密”将开启的诗文重新关闭，与它的同位语“种子”一起，开辟出一个新的视角：它构建了一个封闭的、针对读者的整体，读者在阅读时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并从中获取新的含义。诗完成了创作和阅读的循环过程。
杜敏说，描述创作过程本身的诗是“自我的双重化”，或“客观化过程”。(23) 诗人这才有可能与自我以及与构造诗文所必要的词进行交往。诗人不必“在激动的第一瞬间”就提笔写作，杜敏认为：“诗人得有耐心等待诗的出现……很多东西聚在一起，诗就会油然而生。”(24) 激动的第一瞬间可能会缺乏内在的交往。有意识的内在交往，是对己和对词的反思，也是自我扬弃。现代抒情诗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诗人不再是夜莺般地歌唱，而是对写下的词语极有意识。
2.诗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
杜敏写诗的同时，也注意诗对自己和读者的效用。当本恩强调抒情诗是内在独白，策兰对抒情诗的可对话性将信将疑时，杜敏坚信诗的交往能力。杜敏不仅在诗学理论《今日诗何为》和诗学实践著作《双重解释》中解释和实践了作者与读者，即诗与读者的关系，还将读者的接受过程写入诗里。
杜敏在诗中用不同的角度和比喻手法来描述“诗与作者分离”过程这个主题。“一般来说，诗一旦成文，就立即离作者而去，独立存在，并离得越来越远。‘词语不会转过头/它们起来/立刻/离你而去’我这样描述过这个令人吃惊的过程，这就叫客观化”(25)。她引用的诗句是三首诗为一组的《生日》(Geburtstage,GG.312)中的第三首，那时杜敏在许多诗中描写了对诗学的思考。当作者把“词”“挤入光”，分离就开始了。进入光在德语中意味着婴儿从母胎里出生来到人世间。这个过程可作如下解释：诗人生活在不断流变的状态中，只有他超越了生活状态，即自我扬弃的那一刻，才能将生活的某一模式聚词成诗。模型只在诗的成形构造中存在，成为文字固体，诗人继续生活在流动状态中。结晶的固体从生活流中脱离出来，诗离开了诗人。杜敏说：“诗与他(诗人)分离，因为他生活在偶然性，而不是模式中。诗无法回到那个充满偶然性的生活场景中去，它恰恰是克服了这种偶然性才得以产生的。”(26)
诗与作者分离，构造成固定模式的诗进入了文字的公共领域，与读者发生关系，就不再受作者管辖。他的“思想，一旦从诗置入游戏领域，就不会听从他的命令了”，(27) 阿多诺在论抒情诗美学功能的自由时如是说。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杜敏怎样描写诗走近读者，被理解和接受的过程。
使者们
自远方来
一使者站在你面前
衣袂悠远
他带来“我”这词
一词即出
你们互视
他已不见 而
在你心中继续行走(GG.268)
诗是使者带给读者的信息，或者说，诗本身就是使者。杜敏认为：“好的诗属于读者，属于每一位读者，不论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读它”。(28) 读诗的时候，读者可将诗据为己有，甚至与诗融为一体。(29) 当读者与诗交往的时候，会碰上一个自我，那一瞬间遇见了心灵最深处的自我。这时，诗会融化，即便诗人彼时的经验与读者此时的经验不一样。诗诞生于“一些强迫的理由”——而诗的“模式特征”(30) 能让它在读者心中继续存在。
专业的研读能丰富、拓展诗的内涵，赋予其生命。(31) 在解读《只有一朵玫瑰作支柱》一诗时，德语文学教授严斯对喻体玫瑰的解释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他认为，玫瑰是“语言，……也许是最后的支柱，像玫瑰，轻盈飘荡。对那些被赶出天堂、四处漂泊的人而言，是最为秘密的庇护……。”(32) 后来，杜敏确认了这个解释：“瓦尔特·严斯那时写到，玫瑰指的就是德语，在流亡岁月中支撑着人们。我立刻表示赞同。”(33) 读者的解释，虽不是诗人的本意，却揭开了一个隐藏的、她写作时没有意识到的想法。反复读诗可以得到许多启发，还能拓展诗的含义。
3.交往的可能与途径
杜敏十分看重诗与读者的交往，她认为：“艺术品因其自身的意志而存在，由此向外，因我们所有的人而存在。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更新，不断变化，让我们据为己有，并赋予其生命。”(34) 杜敏不仅写诗，而且还身体力行，去诵诗会与读者和听众直接交往。为了能让她的诗与读者交往，杜敏还致力于实践尝试、理论思考，其结果就是《双重解释》一书，该书可以说是实践诠释学，在德国获得巨大成功。(35) 确立了诗理解的可能性和交往的途径，“这关系到现代诗，更确切地说，理解诗的学问，关系到诗学存在方式的确立。”(36)
杜敏作为编辑者和组织者试图通过诗、诗人与读者的相聚，展现诗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并通过实验，证明抒情诗与读者，及诗人本身，存在进行交往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作者和读者一同谈诗，接着就是“反复的三重奏，诗、自我理解和他人理解，它们从多方面互相补充，也相互矛盾，(同时这要求并赋予)‘积极的批判性阅读’”。(37) 后来，杜敏总结说：“他人的解释，即读者的解释，除了个别例外，总而言之比(诗人的)自我理解更有趣也更好，且很有可读性。”(38) 这项实验表明，读者完全有可能解读出比作者自身理解更多的内涵。
诗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诗所拥有的交往潜力。因此，诗应该具备三个重要特征：个体性、普遍性以及社会性；存储功能；有魔力的日用品。这些基本特征涉及到文字与理解的关系，诗的生命力正扎根于此。这也正是为什么诗能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原因。杜敏在《抒情诗》中也沿用了这个思路：
词与词间
解脱(GG.227)
《抒情诗》写的是诗和诗学思考，什么隐含在诗中的字里行间，词与词之间存有的空间(非词)在哪里。每首诗都兼有个体性、普遍性以及社会性的内容，诗就可以从普遍性和社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诗人首先为自己写诗，“写作时，他(诗人)除了让词与经验完全对应外，不应注意其他任何东西。”(39) 阿多诺在《关于抒情诗与社会的谈话》中详尽描述了抒情诗中个体、个人与普遍性、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揭示了诗的本质，诗的品质也根植于其中。(40) 根据阿多诺的观点，个体性与社会普遍性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于诗和诗的本质之中了。
从语言的本质看，每个词本身就有普遍性和社会性内涵，词汇是公共领域的材料和交往媒介。在创作的瞬间，诗人只用他自己的方式理解词，用公共领域的语言材料构建他个人的感知世界：“因为语言本身就有双重性，一方面，它通过形象塑造来构拟主体的情感冲动……另一方面，语言又是概念的媒介，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同普遍性和社会发生关系。”(41)
阿多诺认为，抒情的主体感受和经验仅限于在可供主体使用的词汇框架中活动，同时，它们还包含了主体间性。伽达默尔似乎更愿意把语言看作“媒介”：“诗的经验进入到我们所有人都可分有的经验之普遍性：这就是词的经验。”(42) 从这层意义上说，诗与读者的交往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诗首先是非常私人的东西，而诗人描述个人经验时所选用的词汇，先他已存在于公共领域中。所以，一旦诗发表，词重新回到原本的社会关系中，诗就其公共性被读者理解。《抒情诗》中的“非词”包含了公共的、普遍的内容，是读者从字里行间阅读出自己的经验，是诗与读者交往的空间。而诗文中总附带着“无词”(das Wortlose)，就是为了彰显这些无词而存在的。没有“无词”，词就缺失其此在的意义(Daseins-Sinn)，就变得多余了，也就无法生存了。
“所有在诗文中没有的东西，也必须被考虑到，没有什么东西有最终的定义和确定的意义。词没有被光照的那面，可以由积极主动的读者根据不同的需求，或根据相似的经验具体化。”(43) 杜敏认为诗只有在与读者的交往中实现它的价值，在阅读的不断激活中才富有生命力，词与词之间产生(非词的)张力成就了诗永不衰竭的交往功能。
四、结语
杜敏诗和诗学中对交往的重视，在战后德语诗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在追求个人特性和社会效果两种战后德语诗中，她特立独行地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她的诗风为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所喜爱和接受。一方面，她坚持诗的个人元素，强调诗首先是诗人自身的内在交往；另一方面，她肯定诗的独立存在以及它与读者的交往能力，强化诗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生命力。她与本恩和策兰等诗人一样，强调诗的自主性、文学性；又不因此废弃诗以文学的特殊形式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功能。所以，杜敏能身体力行，经常到学校、社区和文学会去朗诵诗，试图用诗文影响读者，影响社会。两德统一后，她不顾80高龄，不辞辛劳地去东德地区诵读诗文，与那里的读者直接交往。
注释：
①杜敏：《玫瑰绽开的新生——希尔黛·杜敏诗文选》，吴建广编译，上海：百家出版社，1993年。本文引杜敏诗多出自该译本，必要时，略有更动。
②(42)参见Hans-Georg Gadamer," Hilde Domin,Dichterin der Rückkehr" ,in Vokabular der Erinnerungen,Hrsg.v.Bettina von Wangenheim,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98,S.35,5,155.
③参见Hans-Georg Gadamer," Interpretation,Lied zur Ermutigung Ⅱ" ,in Doppelinterpretationen,Hrsg v.Hilde Domin,Frankfurt am Main:Fischer,1986,S.149—151.
④Dagmar C.Stern,From Exile to Ideal,Bern,Frankfurt/M,Las Vegas:Lang,1979.
⑤(36)(43)Irmgard Hammers,Dichterische Reflexion und künstlerische Verwirklichung,Diss,K
ln,1984,S.60,S.53f.
⑥Elfe Vallaster,Ein Zimmer in der Luft,New York,San Francisco,Frankfurt/M,Wien:Lang,1994.
⑦(22)Michael Braun,Exil und Engagement:Untersuchungen zur Lyrik und Poetik Hilde Domins,Frankfurt/M:Lang,1993,S.87。
⑧Wu Jianguang( 吴建广) :Das lyrische Werk Hilde Domins im Kontex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nach 1945,Frankfurt/M:Lang,1999.
⑨Lehr-Rosenberg:Ich setze den Fuβ in die Luft,und sie trug-Umgang mit Fremde und Heimat in Gedichten Hilde Domins,Würzburg:Knigshausen&Neumann,2003.
⑩Birgit Lermen,M.Braun,Hilde Domin-Hand in Hand mit der Sprache,Bonn:Bouvier,1993.
(11)Ilka Scheidgen,Hilde Domin:Dichterin des Dennoch,Lahr:Kaufmann,2006.
(12)参见Marcel Reich-Ranicki," Auβerhalb jeder Regel-Mit der Kraft zum Optimismu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Februar 2006.
(13)参见W.Barner( Hrs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1945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C.H.Beck,1994,S.201f.
(14)Gottfried Benn," Problem der Lyrik" ,in Das Hauptwerk,2Bde,Hrsg.v.Schlüter,Wiesbaden,München:Limes,1980,Bd.2,S.331f.
(15)参见Paul Celan," Bremer Rede" ,in Gesammlte Werk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Bd.3,S.186.
(16)Marlies Janz,Vom Engagement absoluter Poesie-Zur Lyrik und 
sthetik Paul Celans,Frankfurt am Main:Athen
um,1984.
(17)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20 Bd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Bd.18,S.251.
(18)(19)(23)(25)(28)(30)(33)(34)Hilde Domin,Gesammelt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München,Zürich:Piper,1992,S.177,S.192,S.177,S.177,S.170,S.179,S.33,S.166.
(20)Gero von Wipert,Sachwrterbuch der Literatur,Stuttgart:Krner,1989,Stichwort Lyrik,S.540.
(21)杜敏诗均引自Gesammelte Gedichte,Frankfurt/M:Fischer,1987。以下只在文中标明页码，不再另注。
(24)(38)(39)Hilde Domin,Das Gedicht als Augenblick von Freiheit-Frankfurter Poetik-Vorlesungen,München,Zürich:1988,S.86,S.88,S.75.
(26)(29)(31)Hilde Domin,Wozu Lyrik heute,München,Zürich:Piper,1975/81,S.16,S.173,S.173.
(27)(40)(41)Theodor W.Adorno," Rede über Lyrik und Gesellschaft" ,in Noten zur Literatur,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9,S.50,S.49,S.56.
(32)Walter Jens," Vollkommenheit im Einfachen" ,in Vokabular der Erinnerungen,Hrsg.v.Bettina von Wangenheim,S.55—56.
(37)Michael Landmann:" Doppelinterpretationen" ,in Vokabular der Erinnerungen,S.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