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政治、语境与复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复杂性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郑以然 格罗斯伯格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文艺研究》的专访。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大陆，两周的时间去了好几个城市，在六所高校进行演讲，行程可以说特别紧，每到一处都吸引了来自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您对话。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您每次晚上演讲之前都不吃晚饭，而是喝一小瓶酒，且不管多疲劳，一开始演讲就神采飞扬。另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您讲话从来不坐下，所以这次专访是我第一次看您坐着谈自己的思想。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访谈，把您最新的思考成果呈现给读者。 格罗斯伯格 我也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我很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和中国的同行进行交流。 一、在伯明翰大学的早期探索 郑以然 从您最早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习和研究开始吧，我对此非常感兴趣，那段经历对您之后在美国建立和发展文化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格罗斯伯格 实际上，当我1968年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我并不知道文化研究为何物。那时我刚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本科毕业。在我本科阶段的课程中，有的教授教理论和哲学，还有些教授教文化理论，尤其是大众文化理论。我记得自己选过一门很棒的课，专门讲玛丽莲·梦露，将她解读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今天看来，这门课其实已经具备了文化研究的一些形式和要素，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文化研究。当时我的历史学教授海登·怀特、劳伦·巴里茨(Lauren Baritz)、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与刚好来访学的理查德·霍加特有交往，于是他们安排我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当我到了伯明翰、见到了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时，我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化研究。”霍尔回答我：“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随即补充说：“但我们构造了这个概念，正准备创造出一套新东西。” 郑以然 这算是您第二次研究方向的转变吗？之前您在大学里先是从生物化学和遗传学转到历史哲学，而进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使您成为文化研究最早的实践者，当时您不过二十一岁。 格罗斯伯格 是的，那时我很年轻，对思想和文化有浓厚兴趣，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和更多可能性。学生们在一个好像临时搭建的小棚子里学习和研究。与美国研究机构里学生和研究者往往都是学界中人不同，在当时的伯明翰大学，有些学生来自工人阶级，有些是青年文化实践者和艺术家，因为他们不想做传统的研究工作。而这个中心也致力去寻找一些不同寻常的学生。我的第一点不同寻常是我当时是个嬉皮士，我猜他们之前没见过美国嬉皮士；第二点就是在这些人中我相对富有，因为我从美国获得了奖学金，所以我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公寓，这是那里大多数学生负担不起的。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每周有四次研讨班。其中一次研讨班由霍加特主持，内容是“如何谨慎地阅读文本”。我至今记得在第一次课上，霍加特拿来威廉·布莱克的《老虎》，让我们说出自己能从诗中看到的任何东西，然后他就离开了教室。三个小时以后他回来，我们已经写了很多心得体会，在他面前做了一小时的口头演讲，最后他看着我们说：“太糟糕了!”接下来，他花了两个小时讲这首诗。他关于如何谨慎仔细地运用语言讲得真是太好了!有时，霍加特会带来一本杂志或一本畅销小说，让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训练我们如何使用理论工具进行文学批评，并延展到对更广泛的文化领域的批评。我们每周都进行这样的训练。 第二个研讨班是霍尔主持的关于理论的研讨班。在这个班上，霍尔带领我们阅读并分析一些著作，包括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让我们接触尽可能多的文化理论和对于社会研究来讲必要的理论知识。 第三个研讨班是讲座性质的，从外面请来像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的英国知识分子、媒体学者、社会学家，给我们开办各种有趣的讲座。 第四个研讨班试图以集体参与的方式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此来探寻文化研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郑以然 那您当时具体做了什么样的文化研究的实践呢？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吗？ 格罗斯伯格 我们的确做了。一开始，我们打算针对“英国杂志”进行研究，于是我们所有人都回家去分头整理资料、写报告。等我们回来碰头交流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这个话题太大了。然后，我们决定将研究对象缩小为“英国女性杂志”，于是回家整理资料、写报告。然而之后交流时，我们发现这个话题还是太大了。我们只好把研究对象进一步缩小为某一本女性杂志。正如你能想到的，同样的过程又重演了，研究对象再度缩小到这本杂志的一期。而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确定为一篇文章——《拯救婚姻》。在这篇文章中，一些女性专家讲述如何应对婚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挽救那些岌岌可危的婚姻。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只针对这一篇文章从各种学术角度进行研究，包括文本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性别的角度、媒体的角度……最有意思的部分是，霍尔亲笔撰写我们的研究报告，这可以说是学术界最早的跨学科文化研究论文。然而这个报告最后居然丢了。霍尔说给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又说给了别人，反正是找不到了。这篇文章只有一份，且从未发表。霍尔去世前给了我一个箱子，里面有很多他的笔记、论文以及我们当时做的工作记录。他还惦记着那篇文章，希望我能找到相关资料，再现我们当时在伯明翰大学曾做过的工作。这篇从未发表的文章是最早的文化研究论文，也许我们当时的研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成果，但这是宝贵的第一次尝试。我把箱子拿回家，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工作非常艰难，因为里面有太多的笔记、草稿，却没有标注任何日期，但我还是会尽力归纳整理出来，因为它们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 郑以然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当时英国非常具有实验性的学习场所和研究机构，那里与您之前和之后在美国大学里的学术环境是不是有很大区别？ 格罗斯伯格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确富有实验性，这个中心的建立也充满戏剧性。霍加特最初被邀请是因为他是青年学者中的领军人物，英文系想要他来任职，而霍加特提出的附加条件就是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校方回答说：“可以，但我们不会提供支持，我们给你这座楼，但不会提供任何资金。”解了燃眉之急的是恰逢其时的“查泰菜夫人的情人审判案”(Lady Chatterley trial)，当时英国政府打算查禁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企鹅出版社则想找一些学者来证明这本书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除了霍加特以外没人愿意出庭作证。作为回报，他从企鹅出版社得到一笔钱，办起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们每个曾在其中的人都参加了所有的研讨班，此外，保罗·威利斯(Paul Wills)这类人则同时承担了其他的研究计划。当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身负自己的研究任务，我那时的研究项目是青年文化与摇滚乐，而我们要向中心报告自己的研究想法与进展。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与传统的研究生院不同。美国传统的研究生院会让你控制激情，冷静客观地进行研究，但这里却鼓励激情，鼓励你用政治的眼光思考问题。事实上，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从来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一样投身于团队研究中，并作出巨大贡献。这里的师生关系也不同寻常，尽管霍尔和霍加特是教授、是权威，但他们和学生平等对话，逐渐完善自己的思想。这里有美国大学所没有的很多东西，无须遵守学校的规章，自由地进行实验性创造。可以说，这里满足了我对于知识分子生活的梦想。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气氛轻松，大家整天在一起讨论交流，把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记下来，随时会有人推门而入，向大家宣布自己的新想法。记得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女生在研究葛兰西，而当时没几个人知道葛兰西。于是她把葛兰西介绍给大家，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研究者应该对他感兴趣。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随时碰撞出新的思想。 郑以然 这是不是可以说是葛兰西第一次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您觉得葛兰西对文化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否可以说是除了“文化主义”(cultural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之外的第三个文化研究范式？后来霍尔自己也提出了“接合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您认为接合理论是不是在葛兰西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格罗斯伯格 我想在这之前葛兰西应该已经被译介到英语世界了，但可能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1968年以后，霍尔接任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广泛和深入地吸收了葛兰西的理论观点。关于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我恐怕要写上几页纸才能说完。你的后两个问题我都同意，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可以被视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以外的第三个文化研究范式，而且也是霍尔接合理论的基础。霍尔曾经写过许多文章阐述葛兰西对自己的影响。 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们对葛兰西的阅读和接受前后产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更接近文化主义，而最后则更接近结构主义。不过葛兰西并非文化主义或者结构主义范畴内的另一种形式，而是独立的理论体系。 郑以然 您觉得您的文化研究方式属于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或者您更愿意将其归结为一种新的范式？ 格罗斯伯格 从我自己的工作来看，我既不属于文化主义者，也不属于结构主义者。我研究的起点是霍尔与葛兰西的理论。但与霍尔不同的是，我总是试图将葛兰西放置在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福柯的对话中。我不会把我的理论叫做一种新的范式，我不想简单地将它归结为新或旧。我认为在文化研究中，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一直在进行，而我也在对话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学科体制的重重壁垒 郑以然 我想这种对话不仅发生在不同学者和不同理论之间，甚至发生在不同学科之间。霍尔提出接合概念，主张研究者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去观察和解释问题，而威廉斯则指出文化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关系通过交错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于是，跨学科就成为文化研究始终坚持的学术路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性工作的一部分吧？ 格罗斯伯格 最开始，霍加特对于文化研究有一些基本的设想，他和雷蒙德·威廉斯(霍尔也在后来加入)讨论后认为，要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没有人知道究竟该怎么去做。不过，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具有实验性质，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跨学科观点，使得合作性研究成为一种可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在一起碰撞，进行充满先锋性的创造，尤其当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东西时，就让人更加兴奋了。 郑以然 您多次强调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您怎么看待这一特点？那您在美国是否做过或者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格罗斯伯格 我的确试过，但不太成功。我曾经在美国试图建立文化研究项目，我赞助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其中有些人是世界级的知名学者。然而我的大学终止了这个项目，给出的理由是跨学科研究成本太高，很难管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美国大学或学术界已经高度学科化。学科在各个领域拥有资金和权力。我的一个朋友一度担任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负责审核院系的学科建设和分类，她动用百分之五的预算去支持跨学科研究，几年之内他们学校的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然而在她的职位换人后，这个计划就终止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全世界，有些计划得以继续，有些被终止，实验性的尝试总是艰难的。 文化研究和传统学术研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传统学科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研究方法和评判体系，每个独立研究者都可以遵从这些规则，并以此写论文、找工作，其他人也更容易评判你的成就，而文化研究则不是这样。在我这次来中国之前，我刚刚收到一部意大利学者的书稿，内容是如何写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其观点是：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必须提前想到在其所讨论的范畴内任何人可能问的问题，而作者要能够给出自己的回答。然而文化研究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认为文化研究学者没有所谓成功或正确，永远不能写出一本完美的书。你能做到的只是加入对话，因而我们总能找到一些缺陷、一些裂隙、一些问题。这再次证明，这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研究态度。 郑以然 在中国，如果作为纯粹的文化研究学者，似乎也很难被纳入已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在申请基金的时候，总要尴尬地把自己的研究归入其他分类，社会学、文学、传播学…… 格罗斯伯格 太对了，我在美国也经历着同样的事情，四十五年来我从没得到过任何研究资助，也是因为你申请时必须阐明你所属的学科。“美国社会人文学术委员会”(American Acadewy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会定期遴选各个领域的专家加入委员会，我获得过多次提名，但是从未中选，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给我分类，文学不要我，社会学不要我，甚至传播学也不要我。唯一入选这个委员会的文化研究学者就是我的老师詹姆斯·凯瑞，而他入选是凭借他作为传媒学者的身份，而不是文化研究学者。他得假装自己不搞文化研究，别人才能理解他并投他一票。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而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我认为文化研究不该被学科化。 三、文化研究是什么 郑以然 从这些年您的一些论著来看，除了具体的文化研究，您投入了很多精力来探寻关于文化研究本质的一些东西——研究文化研究的定义与范畴、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把您思考的成果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格罗斯伯格 我曾经遇到很多优秀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我的朋友，但我做的一项工作是前人不太做的，即探寻文化研究到底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是霍尔希望我做的工作。如果文化研究包括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就成了“对文化的研究”，比如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霍尔、雷蒙德·威廉斯等学者有个看法，就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政治知识分子，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生产知识。这是我想要带到美国、带到全世界的东西。我在世界各地去讲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介绍怎么做美国的文化研究。就像我说的，很多人声称自己在做文化研究，但我不认为他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化研究。他们研究理论，以为理论就是文化研究。他们解读文本，譬如一部电影、一篇小说，认为这就是文化研究。我的一个朋友写了关于商场的文章，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文本，并觉得这是文化研究，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必须与“语境”(context)相关。这个朋友写的关于商场的文章很不错，但只有把商场看做一个复杂体，而不是一个文本才是文化研究。 所以，美国很多人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化研究。而有些人，比如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中国的王晓明、陶东风、墨西哥的内斯特·坎克里尼(Nestor Canclini)、哥伦比亚的马丁·巴贝罗(Martin Barbero)，他们所做的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做知识分子的方式不止一种，而我们需要坚持这个不同的方向。 郑以然 正如您所说的，很多声称在做城市文化研究、媒体文化研究的，其实做的并不是文化研究，而是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对“媒体文化”的研究。 格罗斯伯格 这的确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把“课题”(project)和文化研究进行区分，文化研究包含很多的课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来进行文化研究。然而雷蒙德·威廉斯说过，一个无处不在的危险是，人们被卷入各种各样特定的课题，它们被纳入各种学科，最后再也不像文化研究了。 那么如何在文化研究内部进行更具体的分类呢？既然文化研究的对象是语境，那么不同的语境，也就是不同的研究对象，也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研究。你可以说，我关注城市的语境，因此我做城市文化研究，这与那些关注乡村语境的人有区别。当然，由于文化研究看重语境的复杂性，可能一个文化研究的对象看上去既包括城市问题，也有社会问题，甚至还有历史问题、性别问题等，全都混杂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可以从研究者的切入点来判断其研究的分类，因为任何人研究复杂问题时都必须选择一个起点，而不是面面俱到。 举例来说，“媒体文化研究”(media cultural studies)就与“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不同，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媒体研究在媒体领域内进行学术分析，使用特定的传媒学理论和方法以解决媒体中的问题。而媒体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会涉及媒体、经济、社会、科技、心理等领域，它可能使用任何理论或方法，而且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语境而非媒体的问题。不过在开始进行媒体文化研究时，你对于媒体语境的理解源自一些关于媒体的问题。 事实上，很多文化研究学者都有自己的起点。当我开始进行文化研究时，我关注青年文化和大众音乐中的一些问题。安吉拉·麦克罗比在女性主义和青年文化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做文化研究从研究经济开始，但最终是为了探究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你做什么文化研究，取决于你关注什么语境，或者你在哪里推开这扇门。 所以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范畴都语境化。譬如说，今天的媒体研究就和20世纪70年代的媒体研究有很大不同，传媒的改变是如此巨大和迅速，你需要想清楚到底什么是媒体。研究者不能想当然地接受其发展的背景，不能想当然地接受所有的概念。如果进行媒体研究，我们需要知道媒体是什么，但我们做文化研究时，我们更需要知道媒体“在今天”是什么，在周围的环境中是什么。我们开展研究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是在语境下理解问题。 此外，研究物质文化可能导向文化研究，也可能不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都在研究物质文化，但他们并非都在做文化研究。比如安吉拉·麦克罗比写了很多关于时尚的文章，时尚属于物质文化的一种形式，她所做的工作是文化研究，因为她将时尚、将物质文化放置在大的语境中讨论，但其他一些研究时尚的人并非如此。 郑以然 那么您是否能给出判断什么样的研究属于文化研究的要点吗？ 格罗斯伯格 我想有以下几点：政治性、语境化、复杂性。这是定义文化研究的关键。我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收到很多投稿，但绝大多数我甚至没有送审。我告诉作者，你的工作不是文化研究。这类研究要么没有采取政治的眼光，要么没有考虑语境，只是一种文本阅读，譬如对艺术品和电影的解读。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把“语境”仅仅处理为“背景”。很多研究者或是把所谓语境放在第一章，或是放在最后一章，但对我来说，文化研究就是关于语境的研究，语境应该是整个研究的对象。所以我经常给出的评价是：“这不是对语境的研究，这只是对文本的研究。”第三种情况是没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人觉得自己可以通过一篇文章解释资本主义、种族问题或中国的伦理关系，那么我必须要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通过一篇文章解释清这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拥抱复杂性、拥抱事实。承认事物的复杂性让我们对其他人的论点保持开放的心态和胸怀，而不能说“这是我的论点，我觉得是对的，就这样”，那样就扼杀了所有的复杂性。 以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为例，我知道他在中国很有影响，他是我的朋友，我也很欣赏他的工作，但他做的不能算文化研究，原因是他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他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我总能猜出他的书最后会导出什么结论，因为他的理论提前预设了结论。他并不是语境化地进行思考，其思考是理论性的。这种对事物的分析当然也很重要，但不能叫文化研究，而应该叫马克思主义分析，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称他的工作为文化研究，可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文化研究更“时髦”吧。 一些学者寄给我他们的文章或书，里面充斥着高深或者前沿的理论，德勒兹、斯宾诺莎等，但最后却得出一个非常简单和显而易见的结论，要得出这个结论完全不需要前面的理论阐述。当然，这是美国学术界的问题，作者必须展现自己强大的理论基础。对这种情况，我一般在寄回他们的文章时评价道：“对不起，好像你并不需要你的理论。”他们浪费了大量本不需要的精力，所以我主张，如果你要使用某种理论，那么请充分证明你真的需要它们。 西方学界充斥着各种理论：海德格尔、福柯、阿甘本、拉康、德里达、齐泽克、德勒兹……我也会使用理论，但我会证明和分析为什么用这样的理论，而不是我觉得某种理论是对的，就直接使用这种理论。我们必须承认，真理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只在特定语境下成立，永远不能用一个理论、一个原则去简单地解答一种现象。 郑以然 就像霍尔说过的，文化研究学者要做一个“没有理论的理论家”。对语境的研究也与您第一位导师海登·怀特的影响有关吧？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师从于他，那也是他第一篇重要论文《历史的负担》发表的时间。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格罗斯伯格 是的，海登·怀特是最早影响我学术生涯和思想的导师，他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在《历史的负担》中第一次阐释了自己对于历史诗学的观点，强调历史不仅具有客观科学性，更具有主观艺术性。后来又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等著作中深入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思想。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消除了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壁垒，我很欣赏他在历史阐释方面所采取的“情境主义策略”(contextualist strategies)，这与文化研究所追求的语境是一致的，只不过海登·怀特用它来阐释历史，而我们要解释当下。另外，他还有一篇论文《历史解释的政治学：规训与非崇高化》，提醒人们注意历史书写者和研究者自身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干扰。这篇论文引起很大争议，但它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话语引入历史思考和判断的意识与文化研究也有相通性。 四、当代新“情势”下知识分子的责任 郑以然 您的老师斯图亚特·霍尔于2014年2月逝世。在您看来，他是一位怎样的学者，您从他身上学到了哪些重要的东西？ 格罗斯伯格 我认为霍尔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在他逝世以后，很多学者写文章纪念他。他的影响是世界级的，我收到从欧洲、中东、亚洲等地寄来的信函。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说“霍尔改变了我的人生”，可能只是因为他听了一次霍尔的演讲音频或者看了一篇他的文章。霍尔是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他非常慈爱，把每个人都当成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非常善于解释思想，而且善于形象化地归纳思想。我从霍尔身上学到的不是做一个学者，而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老师。他把我对文化的激情、对政治的激情、对知识和理论的激情融会在一起。霍尔教我如何进行文化研究，告诉我做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他教导我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懂得什么，永远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可能性，让别人带你走得更远，时刻都要觉得自己不是正确的。 郑以然 霍尔认为文化研究要建立在对语境或者“情势”(conjuncture)的研究之上，那么您是否认为当代世界的“情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迅速变化？我们作为研究者应怎么去对待这一现状？ 格罗斯伯格 一个最大的变化来自全球化。当霍尔和当代文化中心研究英国的情势时，他们可以将其局限在一个国家和区域的范围内来处理，仿佛有一个无形的边界。而当我今天对美国的情势进行研究时，我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全球化已经改变了情势的本质。我们对于处理这种全球性的情势没有太多经验，我们需要找到不同的情势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边界。 另一个变化来自互联网这类新技术。我觉得今天的人们对于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下结论过早。我的老师詹姆斯·凯瑞曾经反复说过：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论。有些人认为，技术改变世界的同时会摧毁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譬如有了手机，年轻人不再面对面交谈，他们总是挂在网上。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新技术会带来天堂。对任何事总是有这样两种极端的观点。事实是，技术确实改变了世界，而它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不能预料的。很多人对于网络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多民主寄予了太多期望，或者认为网络会摧毁社会关系，但其实没人可以事先下这种结论。人们总是觉得这是个理论问题，觉得可以找到某种理论来解决互联网或者数字技术带来的问题，但没人知道答案。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有些人认为电子游戏让孩子变笨了，有些人认为电子游戏教给孩子另一种思考方式，而我认为我不知道会是哪一种结果，可能是两者兼有，也许最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处在一种全新的情势中。总之，研究者要提出的应该是问题，而不是假设，不是在提出问题之前就假设一个答案。 郑以然 在您的著作《文化研究的将来时》中，您也说到理解现在的复杂情势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未来，那您认为知识分子在当今时代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去投身社会？ 格罗斯伯格 很多人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你也应该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承担政治义务，但我觉得这其实是所有公民的义务，由此让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要对社会负责，要对所有在现有权力秩序下受苦的人负责，但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生产最好的知识，提供给政治活动家，令他们更好地开展行动。很多时候，知识分子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知识，因此不能很好地让人们理解权力的复杂性，从而引导运动的方向。以“阿拉伯之春”为例。人们简单地以为推翻独裁者后，民主将会来临，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多种力量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政府、军队、宗教……所以推翻独裁者后，宗教势力和军队掌握了大权，普通民众输了这场战争。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失败了，也不是说这场运动失败了，但这应该让知识分子更好地认清情势，认识到为人民提供知识的重要性。怎么分享这些知识？可以用各种方法，教课或者写书。我的一个朋友写关于大众媒体的书，但他只写关于美国左翼的内容，对右翼和中间势力提都不提。然而左翼、右翼都是重要的社会力量，中间势力又牵掣左右两翼，我们应该寻找一种方式与各方对话。 很多人把霍尔看成政治领袖，在最初也许是这样，他在政治运动中介入颇深，但他创立的“新左翼”(New-Left)是知识分子组织，这个团体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但不等同于政治组织。霍尔在职业生涯中使用了他在政治运动中积累的威望进行政治宣讲，但他并非政治领袖。他在伦敦建成了一个艺术画廊，资助大批第三世界艺术家、少数民族艺术家；他制作电视节目，讲授任何人都可以听得懂的课程；在报刊上写文章。我认为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美国社会没有太多空间给中间派政治知识分子，只有左翼和右翼的势力范围，而我们需要去寻找这个空间。 知识分子首要的作用是宣讲知识，而不是去讲理论，也不是去讲你不了解的东西。在美国有个现象，就是某人被要求就某事发表意见，不是因为他真正了解某事，而是因为他是著名知识分子。有些人写的专栏评论，浅显到不过是人们在大学这门课的第一节就会学到的东西。我们需要更谦虚、大胆地承认有些事情我们不懂。我接到很多电话，邀请我在媒体上讲对于中国南海局势的看法。我说：“我不知道关于中国南海的情况，除非我用几周时间去了解和阅读。现在我和其他人知道的一样，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对方往往会说：“你是学者、知识分子，你应该有你的观点。”我会回答：“是的，我有想法，但这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想法，那么为什么这种想法会对别人有价值呢？我只有先研究，像知识分子一样研究，这才能形成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观点，才让我和我的观点与众不同。”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时刻都要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我可能是错的。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犯错，但是知识分子需要这样说：“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如果我发现我是错的，我会改正，因为我或他人的研究可能会发掘出我没有预料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因为大学的学术环境给了我们这样的时间和机会去证明和承认自己是错的。 五、从“情感结构”到“重要性图系” 郑以然 您将文化与“情感”(affect)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两个都是很难定义并且很容易被误用的词，甚至可以说文化即情感。而您似乎不太认同当代学界提出的所谓“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以及相应产生的一些情感理论，您能说一下您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对情感这个概念的理解吗？ 格罗斯伯格 我认为情感是当下理论界定义最不充分的概念之一，就像“文化”。当下的情感理论学者包括布赖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尼吉尔·斯瑞夫特(Nigel Thrift)、帕特·克劳夫(Pat Clough)、特瑞莎·布莱南(Teresa Brennan)等，他们提出的情感转向让人误以为情感是一种突然出现的社会控制与权力的新形式，他们对情感的表述基于本体论，而对于语境、情境、复杂性关注不够。当前的情感理论与作为现代批评理论基础的康德启蒙主义形成一种对抗，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认识论普遍主义”(epistemological universalism)走向了“本体论普遍主义”(ontological universalism)，为反对抽象普遍准则而过分强调个体性、特殊性、现实性，而事实上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中介状态。 我所说的情感可以包括更大的范畴，如感觉、激情、欲望、感情等，是任何对你有意义的事物令你产生的心理反应。它可能是你去乡下外祖母家看到的家具陈设、特殊气味，这些与你大都市里的家是如此不同，这种感觉很难描述出来令他人理解，却对你具有意义。再如，对许多人而言，世界上其他地方对自己意义不大。中国的游轮沉船事件，对那些中国家庭而言是巨大的悲剧，全国为之哀痛，但大家对于一周以前，另一个国家上千人因为火山爆发丧生的事件，可能未必有那么深的触动。美国人也一样。在空难事件中，他们在乎的可能只是那几个美国乘客，而不是另外几百个遇难者。 再举个例子，我以前研究流行音乐，我学过的那些理论，如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没有教我怎样去分析流行音乐。1962年，一个十六岁的美国摇滚男孩接受电视采访，那个显然厌恶摇滚乐的主持人在电视上对他的音乐大加嘲讽，放了一首当年最流行的歌，歌词极度简单，只有似乎没有意义的“跑跑跑”等字眼，主持人对着镜头挖苦道：“这太傻了!”而主持人没有注意到，在自己身后，那个男孩伴随着节奏起舞，并且对万千观众喊：“就是没有意义，你能感觉到吗？你能感觉到吗？”有一些东西，让我的人生真切地存在。不仅仅是事物本身的意义，而且是我怎么去感知它们。我们的人生是带有情感地组织起来的。为此我用“重要性图系”(mattering maps)这个词来说明我们的情感取决于我们所在乎的事物。 郑以然 您的“重要性图系”是继威廉斯创造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本雅明的“悲观主义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pessimisim)之后又一个关于情感的概念。您怎么看待威廉斯和本雅明关于情感的说法？您认为又该如何在文化研究中使用“情感”去理解世界和解决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情感总是政治性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格罗斯伯格 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是一种语境化的场域，在其中各种力量交互作用，任何单一的文本、实践或者受众的反应都不能独立决定它，它一直在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情感结构自身是政治性的，但当把它与重要性图系接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具备了成为政治性的前提条件。 用一种方式我可以有效地利用情感结构这个概念，这需要我们回到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讨论。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在经济上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同时在文化上实行新保守主义的右翼政策。她的论点非常关键而且充满创新性。有些民众认为撒切尔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诉求，如自由市场理论，也有人认为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使民众被操纵。霍尔发现，人们不认为撒切尔主义是正确的，但还是趋之若鹜。如果你看过霍尔的《艰难革新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就会明白这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再说另一个概念——“共识”(common sense)。这个概念出自葛兰西，他把意识形态和共识加以区别，认为共识很复杂，是人类头脑中的迷思，它是人们共同形成的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和感知，不知道来自哪里，可能是父母、学校或其他地方。它充满矛盾，但却决定了人们如何在大千世界做出选择。霍尔等人认为，撒切尔主义做的事符合人们的共识，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逻辑与日常生活。政府改变了你的共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想说，美国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冲突，既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关于共识的，而是关于情感结构的。举例来说，在美国有一个概念——“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主张市场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终极办法，所有关系都应该用市场原则来对待。有人觉得这是意识形态，是政治家为了某种目的推行的理念，但我不同意，而且我相信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点。我也不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共识，我周围有很多人不信任市场，更不会把市场原则带入人生，譬如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商品，或者把婚姻看成一场可以计算的交易，所以它也不是一种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流行是被人们的情感结构决定的。人们的选择基于他们对于可能性的感受预判，会衡量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就是我说的情感结构。很多美国人遵从市场原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去挑战这个原则，他们没有感到有其他的可能，也没有感到社会支持。而如果有个人站起来，公开反对市场原则，他们就不再觉得孤单了，这就是关于“感情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feeling)，令人们看到各种可能性。 本雅明的“悲观主义的组织”则忽略了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在复杂语境下的变化与特殊性。我想说，当代的“悲观主义的组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原教旨主义和“世俗的异化”(temporal alienation)。原教旨主义用二元模式来建构世界，非此即彼地选择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这两种视角。在当代社会，人们倾向于持有绝对主义的视角，非常确定地表达观点，而轻易不会承认自己是错的。无论左或者右，每个人都展示绝对自信。例如，环保主义者在宣讲全球变暖时，一定要将其描述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而不能谦虚和模糊地说“我们是有些证据……其实影响也不一定很大……”如果这样，将无法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同理，环保主义者的对手也会斩钉截铁地声称：“科学家在撒谎，根本没有什么全球变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创造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个概念，而每个人都想成为绝对主义者，最后每个人都陷入情感的“高度膨胀”(hyperinflation)，要夸张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高强度的感情投入来证明其合理性，而这无疑导致另一个极端——对那些被神圣化的言论的任何怀疑都成了背叛。至少在美国，这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悲观主义的组织”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世俗的异化”，简单来说，它生产出了一种“特殊焦虑结构”(the specific structure of anxiety)，让不安全感、不确定感、不真实感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令无能为力的感觉成为现代人常见的生活经验。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要找到新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感情状态。 郑以然 这个令我想起了“有机危机”(organic crisis)。葛兰西用有机危机这个概念表明多种危机的组合，现实中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各方面危机同时出现就形成了有机危机，而危机的表现形式包括物质的、话语的、现象的危机等等，可能历时长久。您觉得在当今世界上是否存在着有机危机？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 格罗斯伯格 霍尔曾经说过，在“二战”以后的西方，我们正在经历有机危机，值得思考和辩论的是：我们是否经历着同样的有机危机？还是说这些危机发生了变化？基本上，我觉得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有机危机是相同的。霍尔倾向于认为，英国自5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潜在的有机危机中，但危机的本质可能在变化。我认为，自从“二战”以后，或者从50年代以来，欧洲或者说民主世界都经历着有机危机。而其他地方，像拉丁美洲，在60、7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各种有机危机。我对于亚洲的了解不多，我看过陈光兴和王晓明的书，书中描述了一些文化研究者面临的局面和挑战，看上去应该属于有机危机。我的印象里，当下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十分困惑，在多重危机和问题下不堪重负，认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都呈现出了有机危机的一些征候。 我有一个原则，不讨论我不了解的东西。很多西方学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但霍尔和我从前曾经有过一个协议，由于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不会去分析美国，而我不涉足英国，所以我不会对中国和亚洲发表意见。但是基于一些阅读和交流，我对中国学者正在经历的有机危机感同身受。这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危机，因为有着截然不同的复杂性，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本质上的不同。 郑以然 既然说到中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请问您，第一次造访中国，您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印象？ 格罗斯伯格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想谈一些我作为知识分子旅游者对中国的印象。来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期待看到什么，当然，这两周我也不能说我看到了中国，严谨来说，我只是看到了东部的一些大都市——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就像你去美国只看了纽约和洛杉矶，你不能说理解了整个美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有着极大的多样性，很难总结说我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去的每个城市都很不同。在上海观光时你简直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中国，它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城市，并没有太多中国元素，对于外国人来讲，它几乎不会令人产生陌生感。 北京是最中国化的城市，在这有很多有趣的建筑，融合了全球化现代性和中国特色。比如一个建筑看上去是欧洲风格，但在顶部却有一个中国式的造型。中国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发展，有大量正在建筑中的工地。一方面，许多建设成就很辉煌，比如美国没有的高铁，可以进行舒适的长距离旅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工程不太美观。在我从南京坐高铁去天津的路上，沿途的乡村景色非常美丽，而中间会突兀地出现一些高层建筑，而且不好看。北京还好，尽管也有很多干城一面的建筑，至少很多高层建筑努力表现出它们的独特性。我真心希望中国可以更关注它的建筑。我很幸运，我来的这几天完全没有污染，始终是蓝天白云，但堵车实在很严重，比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严重，很难想象人们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交通堵塞上。 我这次走访了好几所高校，先后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我和中国很多资深和年轻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交流，关于文化研究我们有很多共识。我也很高兴看到上海大学有文化研究系，首都师范大学有文化研究院，很多知识分子在投身这项或许艰难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有更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