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蒋介石论文,未公开论文,汪精卫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冬，中日战争进入长期化之际，汪精卫一行秘密经昆明转往河内，12月29日发 表《艳电》，与日本12月22日的《近卫首相声明》相呼应，公然通电建议国民党“与日 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举国上下，讨逆之声彼伏此起。
但是，对日汪联手掀起的明显针对蒋介石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及宣传攻势，蒋 本人却没有立即对汪本人采取强硬姿态。
《艳电》发表以前，蒋在12月26日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讲话的焦点是痛 批近卫声明欲灭亡中国的本质，他说：“总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 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于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 携等等的形式”，他进而意有所指地提出：“我可以断言，在这篇声明表现以前，世上 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祸，自他这个声明发表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明大义识事势的中国人 再存和平妥协之想了!”(注：《总裁驳斥近卫狂妄声明(1938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汪精卫卖国阴谋之总暴露》，1940年1月，第106、99—100页 。)但全篇讲话，没有直接提到汪精卫。此后数月间，作为舆论焦点之一的汪精卫及其 叛国问题一直没在蒋的公开言论中出现。
《艳电》发表后，蒋对《艳电》没有评论。在随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 上，又力主对汪留有余地，不下通缉令，并将因参与叛逃而逮捕的彭学沛释放，会议的 结果是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只是轻轻解除职务”。(注：《群众》周刊，第3卷第2期 ，1939年5月28日出版。)蒋的以上种种行为与当时激烈的讨汪浪潮相比，似乎过于轻描 淡写。
蒋随即继任了汪的国民参政会议长职务，但在首届参政会第3次大会时，他并未公开指 责汪；对汪为曾仲鸣之死“出于义愤”而发表的《举一个例》长文，亦无直接回应。
直到1939年10月1日，其时，汪精卫已经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蒋才在答中 外记者问中明确汪为“逆”，是“人人得起而诛之”、“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 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的“汉奸罪犯”。他表示：“余受国民付托，职在捍卫我国家， 汪逆受敌人指使，欲出卖我国家，予之地位，不仅应为本党诛此败类，更应为国家除此 元恶。”他还对天发誓：“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 永无宽恕赦免之理。”意有未尽的蒋介石甚至提出：“如其(指汪精卫)有天良发现之一 天，猛省罪恶，不欲玷污其祖宗与子孙，亦惟有自杀以谢国人耳。”(注：《总裁严斥 汪逆兆铭(1939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汪精卫卖国阴谋之总 暴露》，第119—120、122、120页。)与蒋此次几乎声嘶力竭的讲话相映成趣的是，此 前数月间，面对外间的种种揣测追问，他一次次选择了隐忍和克制，对汪的出走拒不公 开定性、表态。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对于汪的出走及投敌，蒋介石迟迟未表态的原因有三。
一 防范国民党内高层的分裂
汪精卫出逃之际，正是“中华民族空前未有之危局”。(注：蒋介石1938年12月21日日 记：“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指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 ，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转引[日]产经新闻撰， 古屋奎二执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本书翻译组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 页。)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悬殊、国际绥靖气氛使日本侵华气焰十分嚣张固然是促成这 种危局的重要原因，但民族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内高层的不团结，重庆政府 内部依然派系林立，权利斗争尖锐复杂，蒋不能不担心自己的阵营被日本从内部攻破。
汪精卫等人在与日方筹谋“和平运动”之初，极力对日方宣扬其“号召力”。出走前 后，他们之所以敢于在共产党问题上、和平问题上、国际援助问题上以及中央与地方关 系问题上一再对蒋发难，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内部高层之间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 重的歧异与纷争，上述问题也是蒋汪在汪出走前往来函电中共同讨论和关心的问题。这 些问题的潜在爆炸性，会不会因汪精卫公开站在对立面表态而引爆，是蒋介石无法完全 把握的。
事实上，在日本人眼中，汪精卫并不是唯一可以争取的高层政要。其军特分子的“谋 略”中，甚至包括被外间视为蒋的铁杆心腹的孔祥熙。档案显示，1937年11月，孔祥熙 即试图与日方联系，他提醒日本：“年来日人口唱中日共存共荣，而行事乃共亡共枯。 近来又盛倡反共，而行为反为造共，倘在(再)不悔悟，恐不仅自耗防共之国力，且促使 中国联共赤化，后患无穷，唇亡齿寒之意，甚望日本明达之士，注意及之。”(注：国 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孔祥熙关于妥协停战勾结反共致日本山本密电稿》(1937年1 1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 ”)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17—218页。)1938年1月，孔令侃向孔祥熙密报， 日方正通过各种渠道谋求和平。(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孔祥熙关于妥协停 战勾结反共致日本山本密电稿》(1937年11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23页。)福 建省主席陈仪此前也被媒体用12条证据指斥为汉奸。(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香港海外<呼声报>载‘通敌祸闽陈仪的汉奸罪证’》(1938年8月30日)，《汇编》 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29—234页。)蒋曾说过“政治家左手所做的事，右手 不必知道”，的确，汪精卫出走后，仍有人筹划以孔祥熙为中心与土肥原进行谈判，相 关传言不绝于耳。(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鲍观澄等报告以孔祥熙为中心与 土肥原进行谈判经过电》(1939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许性初关于报载 孔祥熙在重庆“国共会议”席上公开主张对日求和电》(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中央 信托局档案，《鲍观澄关于邀日本喜多来沪进行“和谈”情形与孔祥熙代表往来电》(1 939年9月21日、22日)，《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59—262、288、292 —293页。)而陈立夫、胡南湖等也被搅入混水。从上可以推断，当时国民党党内斗争远 比外界想象的复杂。
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内部对蒋联共抗日颇有微词的人不在少数。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 核心形成的“低调俱乐部”未离开的成员中大部分身居要职；而多年心腹周佛海的出走 ，使蒋不能排除身边是否还有其他人对汪的出走也存有同情追随之心，所以汪出逃后， 他如立刻树起痛打汉奸的旗帜、清晰地划分阵营，就有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况且 ，汪精卫一行在出逃和发表《艳电》一事上，又注意采取了一系列“合理”、“合法” 的步骤，尽量使外界相信其出走是由于和、战分歧而非个人的名利或恩怨造成的，这就 具有一定的煽惑性。比如，汪精卫出走之后，于12月20日电告张群：“弟拟对和平及防 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因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请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 ”(注：《张群以接汪自河内电告为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致蒋委员长之马电(1938年 12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傀儡组织》(以下简称“《傀儡 组织》”)，第46页。)
汪等还一直强调“国民政府”、“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等国民 党人公认的政治符号。即便是在响应近卫的《艳电》中，也一再强调日本和平条件之“ 不妨碍国家独立与生存”。蒋介石凭着对汪本人的了解悉得“汪的真意”，但此刻汪投 敌的证据尚未充分暴露出来，蒋介石即便想批倒汪精卫，也有证据不足、投鼠忌器之忧 。一旦盲目地扩大了打击面，再想事后修补的话，将再难有回旋余地。这种情况下，蒋 在“痛惜”汪的“拂袖私行”乃非“吾革命党员之行为”的同时，也只有“惟望其能自 觉回头”了。(注：蒋介石1938年12月21日日记，[日]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执笔《 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124页。)从以后的形势发展上看，蒋的安抚手段确实收到了 较好效果。蒋之“抗日政权”不但没有被“击溃”，相反，其内部团结看来更加稳固了 。
另外，蒋汪之间芥蒂颇深，从孙中山逝世以后，蒋汪争权，分分合合就有5次之多，积 怨之深，国人皆知。(注：王关兴：《蒋介石、汪精卫五次离合的缘由和性质》，《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1935年发生的孙凤鸣刺汪案就曾被怀疑系蒋指使。蒋如 果马上对汪的“和平运动”扣上“汉奸”之名，必有公报私仇之嫌。蒋、汪“虽说是意 见不一，进而断绝关系，然公开互相揭短，这是中国的革命政客的‘面子’所不容许的 。一再劝告，陈述意见直至不被容纳方才改变态度，这成了遵守大义名分的政治家的法 则”。(注：[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汪精卫路线的进展和抗日势力的现况》 ，黄美真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页。)事实上，蒋自 己在1939年10月1日痛斥汪精卫为汉奸时就曾自诩过：“余对人向守绝交不出恶言之旨 ，其间或意见睽违者，但除私人函电规戒之外，从不公开斥辱何人……”(注：《总裁 严斥汪逆兆铭(1939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汪精卫卖国阴谋 之总暴露》，第121页。)
蒋汪二人都基本遵守了这一“法则”。汪出走后，并未按照“重光堂会谈”的约定， 于次日与蒋断绝关系。实际上，这一形式一直未曾履行。做为回应，蒋自然不能抽刀断 水，马上与汪断绝关系，如果这么做，在“面子”上输给汪的同时，更有可能促成“政 府内部倒蒋底流的表面化”，而这恰恰是日汪所希望看到而蒋极为忌讳的结果。
二 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日阵营
汪精卫出走是否会带动地方实力派共同倒蒋?这种担心是蒋介石所以对汪采取稳守反击 方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后，各地实力派对坚持抗战表达了鲜明的态度，也有实际的行动。比如，桂 系军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在上海战场作出了巨大牺牲。川军一改热中内战的形象，在 台儿庄等地打出了令国人赞叹的战绩。但地方实力派毕竟在当时中国翻云覆雨的政治争 斗中养成了“务实”的生存态度，当日军所向披靡、而国民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时，他 们能否坚守抗战的承诺，是很成疑问的。比如，日军后来长期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工作， 而阎锡山与日军的勾结达到几乎为汉奸的程度。
而且，当时蒋介石所赖以统制各派系的中央军在上海、武汉诸战役中受到日军沉重打 击，事实上已不能不联合、甚至依靠地方实力派与日军周旋。从当时全国战场的实际看 ，阎锡山占有晋西南等地，瞰制潼关要冲；桂系李宗仁在鄂西北第五战区确保重庆门户 ，黄旭初等守卫广西，桂军另有一部据守大别山，威胁日军占领下的武汉；川军除在山 西、河南等地驻守外，杨森部处在第九战区，扼守通往长沙的要道；龙云把持的云南， 因滇越路、滇缅路的关系，更是重庆国民政府在沿海失陷后仅存的国际通道之一。他们 的重要性比之战前不减反增，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主政者耐心、巧妙地控制局面。
蒋、汪都有与地方实力派打交道的漫长历史，此时也更有与他们打交道的需要。然而 ，汪乃一介文人，从未掌握军事实权，“是一个空头的政客”。(注：麦朝枢：《关于 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 判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1年版，第69页。)在性格和政治技巧上，与蒋相比，也 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问题上，蒋有更多成功的经历。此时，他过去 的“成功经验”发挥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当时，“一直与汪精卫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帮助汪精卫出走的龙云是关键人物。龙 云为人老道，周佛海都称赞他“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注：周佛海1938 年12月7日日记，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 00页。)汪精卫视其为“自己人”，但早有人判断“有可能是(汪)虚张声势以增加谈判 筹码”。(注：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 湾“国史馆”2000年版，第177页。)日本也希望以龙云弥补汪氏实力之足。据当时日本 方面的记载，“汪脱离重庆后，龙云在昆明同他会谈。偏偏蒋介石发现了汪的出走，打 电报要龙云将其拘留。龙云迅速让汪逃到河内，对蒋则回电称：电报已经来迟，并宣誓 绝对忠诚。其后，当蒋介石于1月10日召集各省主席及军政委员在重庆开会时，唯独龙 云是派代表出席会议的。8月1日在四川峨眉山举行的最高国防委员会扩大会议，他亦缺 席未参加，实质上完全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宪兵三团入省就是一例)。这样来看， 龙同汪联合的可能性甚大。
日本上述有关蒋介石要求龙云扣留汪的记载与史实不符，这很可能是汪精卫在日本人 面前夸大了其对龙云的影响力、给日本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造成的。从反面看，不能排 除汪对龙云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龙云却采取了“在蒋、汪之间不偏不倚的立场”， 并未“一跃成为汪派的实力人物”。(注：[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汪精卫路线 的进展和抗日势力的现况》。见黄美真《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7页。)
蒋介石在舆论上对汪保持克制的同时，对龙云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军事上布控以备不 测之外，政治手法上也动了不少脑筋，采取了“怀柔”政策。
首先蒋不但未深究龙云行为中颇可怀疑之处，而且与之频繁通电，耐心磋商解决汪问 题的办法。
龙云1939年1月6日电蒋建议：“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私人欢 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 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注：《 龙云自陈昌祖处获悉汪居河内情形建议劝汪回国免其铤而走险之鱼电(1939年1月6日)》 ，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第50页。)
这一建议虽然价值不高，明眼人一看便知实现的可能很小，但是蒋经过2天的思考，回 电逐条交换了“诚意”：“汪到越后之言行，绝不如吾人所想像之汪先生，现若劝其返 渝，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至于留住国内，无论何地，不惟敌国可借此造谣 ，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注 ：《蒋委员长对汪案处置致龙云之庚电(1939年1月8日)》，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第54页。)这里蒋一面向龙云点明了他对汪精卫出走目的的判断，同时亦顺水推舟，听 从龙建议，两度谴谷正鼎赴河内晤汪，劝其出游；而对龙云通过张祖昌、李鸿谟与汪保 持密切联络之事，则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姿态。
蒋的做法，牵制了龙云，同时使全面掌握汪的动向成为可能。比如说，汪在河内遇刺 后托李鸿谟带回的敦促龙云“反蒋独立”的信函就没能逃过蒋的耳目。
稳住龙云的同时，蒋还接受了冯玉祥的建议，派实力派中的要角李宗仁到云南“养病 ”。4月22日，又派曾数度随汪反蒋的唐生智到云南现身说法，给认识汪精卫仅1年多的 龙讲述汪的人品。唐劝龙说：“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 军人”，并述说他自己“吃亏上当”的详细经过，劝龙站定立场。(注：《唐生智陈至 昆明与龙云晤谈情形之养电(1939年4月22日)》，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第117页。 )
1939年4月27日，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就龙云问题的处理方式提出非常温和、同时非常 周密的方案：“此事采取如何方式为宜，自应尊重志舟兄之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中意 人情与道理不可偏废，而公私之间，犹当兼顾，然后有益于国，不害于事。今日要点， 宜使汪觉悟于公私皆非，不再作进一步之卖国行为，同时尤须断绝其卖空买空，挑拔离 间、诬陷我忠实同志以资煽惑人心藉敌自重之妄念，此固救国，亦所以救汪也。中为国 家利益与志舟兄个人立场着想，以为应由志舟兄覆汪一信，表示不直其来信所言，而厉 正言劝戒之意。此函寄发以后，应否公开，或何时发表，当由志舟兄酌定，如能公开发 表，不仅是以正中外之视听，而且可以打破敌军进逼之企图，有益于抗战前途，岂可限 量”。“请以此意切商志舟兄斟酌，唯对汪来函，则务望能以明白之词句指而斥之，此 函发布之后，泾渭清浊，□然分明，敌人必胆落，国人益佩公忠，想志舟兄为爱护大局 肃正视听计，必与中同其见解也。”(注：“蒋委员长以电稿嘱云南省政府委员唐生智 转云南省主席龙云答覆汪兆铭以国家利益为重，务望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 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 外交史料汇编》，第4295页。)
蒋介石的方案，取得了成效。唐生智随后提出了3个方案供龙云选择：(一)邀汪来滇； (二)此间发表汪函，并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函电。前两项，龙以不 能“落井下石”推掉了，第三项，做了变通，即由龙发表谈话，表示“拥护抗战到底， 指斥和议”；同时蒋代龙草拟复汪函，择日以龙的名义在云南各大报章发表。龙云以墙 头草的身份而被蒋介石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了各地实力派群起效尤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稳住了抗战大局。而从长远看，由于没有获得料想中的实力派军人的支持，汪精卫集 团不得不转而主要依赖日军的保护，这不仅使其汉奸身份路人皆知，而且进而削弱了其 号召力。这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事实证明，蒋介石对龙云工作的基本成功，是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重大打击。( 注：参见[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 社1987年版。)
三 出于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的考虑
对汪出走这种“等同于私通敌人，等同于挖国家的墙角”(注：《端纳有关汪精卫出逃 情况致田伯烈的信》，《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的背叛，蒋一开始未公开定性，如 果说是出于安定其内部并且对争取地方实力派有一定的打算，那么，次年4、5月间，国 内对国民政府的“宽容”已有不满，外间对蒋的抗战态度有所惶惑的时候，蒋为什么宁 愿安排“刺汪”，也不愿公开指斥汪为“汉奸”呢?深入考察可以看出：蒋在列强希望 中日讲和的大背景下，不想对外造成轻易关闭和平之门的印象，不想失去在可以接受的 条件下实现对日和平的机会，以免失去列强的同情和虽然很少但很珍贵的支持和援助。 换句话说，正是当时国际上对日侵华的绥靖，使蒋选择了再克制与再忍耐。
蒋早就担心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有可能导致“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倭俄以 中国为战场”，使“中国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注：《困勉记初稿》第45卷，193 7年11月2日。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转引自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 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同时他相信，对 日和平的过分主动，只能招致日本少壮派军人“得寸进尺”的侵略与背信。“一时之妥 协，不惟不用(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从而导致更为严峻的后果。并因此 而判断：“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 及也。”(注：前揭杨文，《困勉记初稿》第45卷，1937年10月1日。)
再联系列国对“汪精卫出走问题”的态度与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段时期内，蒋 担心列国在远东问题上与日本妥协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进一步陷入了两 难。
不错，《艳电》发表的当日，美国政府对“有田声明”作了“强硬”回答，表明了其 完全反对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及反对日本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的任何努力的立场； 数日后，近卫内阁辞职，美英法3国于当日发表声明，一致反对所谓“东亚新秩序”， 美日矛盾似有尖锐化的迹象。但蒋清楚，这并不意味着列国放弃了牺牲中国、不再谋求 对日妥协与合作的绥靖政策。
美英法等国所强硬反对的，是日本欲独霸中国的企图，却未表示在远东问题上与中国 采取强硬的共同措施联合制日。英美法苏等国的援蒋抗日，在日本的一再抗议下，多是 “暗中进行”。援蒋的同时，也正积极地就远东问题展开对日联络与磋商，对日本侵害 列国在中国权利的嚣张，也一次次地选择了妥协与退让。日英谈判、日德谈判正在举行 。另据胡适电云：“美国4月修改的毕特门中立法对我不利者有4”；而国联直到5月才 第一次公开指称日本“侵华”；据驻苏大使杨杰告称，苏、英、法正就欧洲局势“一再 就商”，顾不上中国(注：《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7月14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 1期。)……
这种微妙演进的时局中，如果蒋本人亦严厉倒汪，势必会被汪日舆论利用，造成蒋已 决定关闭对日和平之门的印象。
事实上，汪日的舆论一直未放弃蒋介石铁心“容共”、顽固抗战的宣传。汪出走以后 ，其阵营散布的关于蒋之抗战阵线行将崩塌的消息屡见报端；汪精卫在“刺汪案”后， 耐不住“愤怒”，在《举一个例》、《答华侨某君书》和对外谈话中，极力加强自己“ 主和者”的形象，与蒋的“抗战”立场刻意划清界线；汪于1939年6月赴日游说期间， 也时时处处不忘给日本政要加深蒋介石一意主战的印象，板垣“对蒋介石另外进行和平 工作绝对不加考虑”的保证使汪“不胜感谢”。(注：《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内容 》(1939年6月15日上午8时—11点30分)，见黄美真主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0 9-116页。)
汪热衷于制造蒋的坚定抗战形象，而日本方面的强硬分子予以确认，完全出于各自对 形势的考量。
日本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坚持了比较坚决的抗战方针、对与日本谈判结束 战争亦能基本坚持国家利益，加上日本方面当时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影响了蒋介 石等因素，日本国内、尤其是强硬派军人当中“膺惩国民政府”的想法占据了上风。当 时，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中的少数军人提出日本应长远考虑其全球战略，主张对蒋 介石政权采取“宽大”态度。(注：[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内部资料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8—101页。)但其他部门以及日本政府认为国民政府 在陶德曼调停中提出的谈判条件实属“无礼”。斡旋尚在进行中，他们就开始考虑将国 民政府贬低为地方政权加以否定。日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1937年12月14日即在日记 中记述道：“总之，日本决心与亲日政权提携，彻底膺惩抗日政权，对中国问题实行彻 底手术。”(注：[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 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
1938年7月8日，作为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的5相会议分别讨论决定了“现中国中央政 府”(指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或不屈服的对策，它决定：如国民政府屈服，“(一)帝国坚 持关于解决对华战争的既定方针，以现中国中央政府为对手，全面调整日华关系；(二) 现中国中央政府屈服并接受后述第三条时，应视为一友好政权，使其同既成的新兴中国 中央政权合流，或者使其同现有各亲日政权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权。同既成的新中央政 权合流或者建立新中央政权等，主要由中国方面决定实施，而帝国从中斡旋。”而按照 日本方面规定，认定现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有4：合流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根 据前项改称和改组旧国民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及采取亲日、满防共政策；蒋介石下 野。
如此苛刻的条件，尤其是要求蒋介石下野，许多人料想蒋介石无法同意，因此，5相会 议同时决定：如国民政府不屈服，在占据要冲前，“努力扶植各种亲日反共势力，同时 造成抗日势力的内部分裂和酿成和平气氛以及财经基础的破产，以此导致现中国中央政 府的分裂瓦解，至少使其降为一地方政权”。“在扩大和加强各种亲日政权的同时，应 尽速使其政权集中起来合而为一真正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以迫使国内外承认实际上它 是代替现中国中央政府的新政权。帝国对新中央政权的承认应视当时的形势而定，但一 旦该政权具备了中央政府的内容，则应尽速承认之”。占据要冲后，“主要应该日益促 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使现中国中央政府崩溃”。(注：[日]堀场一雄：《日 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内部资料)，第151—155页。)
把蒋介石排斥在外，突出各汉奸政权的地位，建设一种日本中意的中国政治秩序，体 现了当时日本政府获得军事胜利后的强硬态度，这使对华强硬分子对重庆国民政府以及 蒋介石十分蔑视。为促使重庆国民政府垮台，并使汪精卫更加热心于“和平”工作而不 离开，他们自然乐于以汪为对手，坚决表示蒋“负有这次事变爆发的责任，当然应该下 野”。(注：《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内容》，见黄美真《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 第116页。)他们也乐于造成蒋不顾列强在远东各有苦衷，强硬排斥对日和平人士、主动 关闭对日和平之门的印象。因为，他们判断，一旦这种印象成立，蒋就极有可能在外交 上“陷于孤城落日”之境地，这正是日本外交理想之所在。(注：[日]石射猪太郎：《 我对于处理中日事变的意见(1938年6月)》，陈鹏仁译，载台湾《近代中国》总第60期 ，1987年。原文为：“不消说，我们所最希望的是，令英、美、法、苏等国疏远国民政 府，并使国民政府陷于孤城落日之悲惨命运，以收拾时局。”)
汪精卫方面，无非想籍此推动日本以汪为中心，组织中央政府，使重庆国民政府的外 交陷入困境，从中赚取实利与筹码，以挽回他们个人被国人唾弃的命运。周佛海于1939 年5月7日写给其妻子杨淑慧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我想我现在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 仍在重庆；第二，老死在香港，不再问世：第三，就是现在的路。走第一条路，是不可 以的，就公言，明明是误国的政策，我决不盲从；就私言，已惨炸两次，今后更要常炸 ，大有炸死之可能。走第二条路，不单放弃国的责任，而且闲着无事，住在家中，也实 在难过，日子不易消遣，所以只有走第三条路了。”(注：蔡德金：《汪伪巨奸》，《 江苏文史资料》第48辑。)周的这番话，清晰地勾勒出汪等既贪生怕死、却又想“有所 作为”，拿国事“消遣”、实际上也是拿日本的对华政策“消遣”的汉奸形象。
日汪的算盘，蒋介石是有所提防的，他一面透过各种渠道对外表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 的决心不变，揭露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实质是欲“独霸中国”，直接“刺激”在 华拥有各方面利益的英、美等国；一面利用各种时机，推动美英法苏等国对日采取制裁 措施，使国际时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但蒋介石推动中国问题国际化的打算能否实现，决定权并不在中国政府手中，专门讨 论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永久休会的结局，使蒋对列强在远东介入冲突的可能性早已 有数。1939年9月18日，他致驻美大使胡适的函电，明确表示：“俄日停战协定订立后 ，继之必有互不侵犯条约之订立，而俄必促成日本之南进政策，一面或将劝我与日妥协 。英法不知其阴谋，犹思与日妥协，求保其远东权利，国际形势至危，若美国有重要之 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全处于孤立，而日本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 (注：《蒋委员长自重庆电驻美大使胡适函电》，“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外交 史料汇编》，第4330页。)
如果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果真实现，完全孤立的蒋介石政权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而届时，先行一步的汪精卫显然在日本人面前有更大的发言权。惯于深算的蒋介石为公 为私，都得预留后路，这也是其不急于与汪精卫撕破脸皮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的政治性格和哲学向来是以静制动、以退为进。自从他占据民国政坛的中心地 位后，碰到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危机，但他的这一性格和哲学帮了他很大的忙。他的敌人 往往在这种策略的作用下，不战自乱，只好听蒋回头收拾残局，重登颠峰。汪精卫作为 国民党的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其突然出走，经过日本和众汉 奸的炒作，一时声势浩大。而周佛海这样公认的蒋介石心腹的跟随，更使人揣测“和平 ”阵营潜在的巨大规模。但在人声鼎沸之中，蒋介石过往的经验告诉他，需要冷静地观 察形势，以俟敌人自乱阵脚。事实证明，仅从汪精卫的角度观察，他的这一策略就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汪精卫逃到河内，本以为会有大量国民党高级干部追随，实际情况大大出乎他 的意料，回重庆而不能、出国又不甘寂寞的汪精卫慌忙之中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 面为了向日本献媚，大肆贩卖其汉奸思想。1939年1月30日，他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今人说‘抗战就是一切’，那么，抗日是目的了，然则为什么抗日呢?是为保卫国家之 生存独立。可见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是目的，抗日不过是手段。前年七月为什么主张抗 战呢?为的是不如此不能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如今为什么主张议和呢?为的是如此才可 以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注：汪伪宣传部：《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1940年10 月版，第7—9页。)1939年3月30日，他在《复华侨某君书》中，将此逻辑发挥的更加淋 漓尽致，“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 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言和 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 ”“有人说：欧洲战争起来，一定是英、法、俄和德、义(意)对垒，美国一定是加入英 、法、俄方面，德、义一定是失败，那么，英、法、俄、美移得胜之师以向日本，日本 一定是除了屈服，只有灭亡；这样渺渺茫茫的乐观论，你难道就要根据之以决定抗战到 底的策略吗?”对于被全国人民目为汉奸，汪精卫十分委屈，他说：“一般人心中想想 ，亡国是大家有份的，汉奸的恶名却要我一个人承当，这是何苦?这么一来自然而然的 ，心虽知其危而口不敢言了。这是不说老实话的原因，也就是不负责任的原因，也就是 亡国的原因!”(注：汪伪宣传部：《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第21—28页。)汪的这 些狡辩虽逞口舌之能，而实际效果是，不用蒋介石本人开口，他自己就让国人通过其自 白看清楚了他的所谓“和平”就是去当汉奸。
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冷静应对，国民党内并未出现大分裂，而曾仲鸣之死吓破群奸之 胆的情况下，汪精卫集团改变了当初在日本占领区外、主要是西南地区建立反蒋亲日政 权的初衷，决定逃往上海，在日本占领的中心地区实现“国民政府还都”。这一变化， 彻底剥掉了汪精卫等自称与梁鸿志、王克敏不同的外衣。策划汪精卫出走的日本特务对 此评价说：“当汪到达上海以后，就丧失了他的政治生命。”而且，由于这一变化，力 主前议的高宗武被汪精卫等疏远，后来，在汪伪“还都”前夕，高与陶希圣脱离了“和 平”阵营，并将汪精卫等与日本签定的卖国协定公之于众，使汪伪政权的筹组遭遇巨大 困难。(注：[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3、113—114页。)
如是，实际上，在蒋介石明确指称汪精卫为汉奸罪犯之前，汪精卫等已经完成了汉奸 形象的自我塑造，蒋介石姗姗来迟的公开表态只是确认既成事实而已。换言之，在政治 争斗中，汪精卫又一次惨败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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