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大左翼主要类别和演变态势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左翼论文,态势论文,类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欧大左翼的主要类别
“左”和“右”的政治概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它们的内涵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意义。我们这里谈的大左翼是指一切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试图对其加以改造的进步力量，主要包括传统左翼——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新左翼——以信奉生态主义的绿党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
1.传统左翼 共产党和社民党都属于传统左翼范畴。从历史上看，它们本同宗同脉，都是第二国际内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和第二国际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才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出现大分裂。一战后产生了一批以在相对不发达国家为主的、追随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一批以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追随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社民党。共产党主张工人阶级在职业革命家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民党主张走议会道路，以温和的改良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2.新左翼 以绿党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是一种新型的左翼社会运动形态，它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提出不少异议，因而它与以共产党和社民党为主的传统左翼运动相比也就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从组织方式看，与大工业集中化倾向和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意识浓厚相关，传统左翼的组织一般比较严密，集中化程度高；从价值观角度看，传统左翼比较关心物质价值，把物质利益原则看作是一切问题的本质与核心，追求经济生活的公正与安全；从对国家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上看，绿党从其分散化原则、反权威原则和生态意识出发，极力反对中央集权国家，认为历史上形成的这种民族国家是一种“固有的危险”，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竞争、剥削和战争。绿党力主按照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社会风俗、语言文字和生物分布的标准划分各种“生物区”，并以此取代民族国家，实际区域自治。它认为，这种以文化和生态界定的小型化国家既有利于消除战争和压迫的根源，也有利于发挥市民的首创精神，使他们在控制和运用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力量方面取得主动权。
二、西欧大左翼演变态势
随着科技革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苏东剧变，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开始演变、分化和重组，西欧大左翼也不例外，各类社会主义派别和组织都进行着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从传统左翼方面看，在渡过一段令人惊恐的严重的信任危机日子后，其开始寻求“防震减灾”的复兴之路，出现了一种逐渐摆脱进退维谷、犹豫彷徨和求新求变的倾向，出现了一种右倾化和“绿化”并举的新景观。从新社会运动和绿党方面盾，则部分地表现出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强化的倾向。
1.传统左翼右倾化
即传统左翼在路线、方针、政策和观念上的向右倾斜，主要表现在：
共产党社会党化。随着原苏东地区一大批共产党改弦易辙，打起社会党的旗帜，西欧也有许多共产党或者放弃共产党名称和共产主义信仰，转而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投奔社会党阵营，或者在自己的党纲中加入原本属于社会党的东西。例如，原意大利共产党在1991年召开20大时就放弃了共产党名称，改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并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原西班牙共产党在其领袖卡里略宣称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消亡并改称劳动人民党后，于1991年集体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等。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化。中北欧社会民主党与南欧社会党的区别一度是相当明显的，但始终是非本质的，实际上，这两种类型的趋同是必然的。随着南欧经济的发展，新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南欧社会党向中北欧社会民主党靠拢的倾向明显加强。如执政前后曾极力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密特朗到第二个任期时已经逐步退缩，“扩大自己、减少强制”比“经济控制”更多地出现在他的言谈中，而他的继承人若斯潘，更是把就业、保险、工资、住房列为社会党新政府经济政策的要点，社会化、国有化、计划化则近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社民党新自由主义化。在南欧社会党向右靠时，中北欧社会民主党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向左走去迎接自己的伙伴，相反由于经济不景气和苏东社会主义垮台，由于社民党自身不断弱化意识形态作用，强化实用主义功能，反而促使它们向更右的方向迈出步子。主要表现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混合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国营企业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不再理直气壮地去大规模发展福利社会；进一步“非意识形态化”，积极彻底地与共产党划清界线，甚至为“民主社会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字眼而难为情，改为“社会的民主主义”。在这方面，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取消沿用了近80年的有关国有化的党章第四款，自称是包括工商界人士在内的人民党，拉开了与工会的距离，保留撒切尔夫人限制工人运动的若干政策等，都是较为明显的例证。1998年布莱尔在法国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人们都希望现代世界具有更现实的观念，意识形态可能必然消失。经济管理不存在左右翼问题，核心是通过第三条道路——反对放任自流和排除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使国家获得发展。法国右翼对这一演讲甚为赞赏，称因此人们会重新发现自由放任主义的益处。当然，这种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并非一边倒，也时常夹杂着某些严厉的批判，比如社会党国际“20大”的《世界经济宣言》就指责极端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前所未有的失衡、绝望和普遍的不公正。
2.传统左翼“绿化”
所谓“绿化”，这里是指传统左翼对新社会运动从不理解甚至敌视，至相当程度的认同和参与。
其一，对资本主义弊端批判的“绿化”。共产党的批判传统上主要是揭露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强调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预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共产党人今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范围，而是大量吸收了新社会运动的观点，这一点在许多共产党那里都能看到。前几年故去的托派第四国际领袖曼德尔在论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日趋尖锐时指出，资本主义一度表现出的所谓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已经越来越靠不住了，它丧失这种能力的临界线越来越近了。他除了指出劳动异化等劳资矛盾外，提出的新论据是，当今资本主义几种迫在眉睫的自杀性灾难威胁着人类文明和人类物种的延续，即毁灭性的核武器、生化武器和激光武器战争；突发性的环境破坏；第三世界的大规模饥荒和疾病；帝国主义发达国家中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外籍工人的严重失业和民主自由权利的被剥夺，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绝望和堕落引发的新的“两级”社会。不难看出，这些新论据很大一部分恰恰是由新社会运动最先阐发的。
其二，共产党性质和实现社会主义动力的“绿化”。关于党的性质问题，在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西欧共产党中，除希腊共产党坚持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部队”这一传统提法外，其他党均宣布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其他社会阶层的群众组织。比如葡共声明自己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西共自称是工人运动和社会各阶层的一部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工人、劳动者、所有男女公民的一个自由的政治组织等等。
在“动力”问题上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就提出要重新分析和确定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冲突的特点，重新确定变革主体；强调在各政党竞相把争取中间阶层作为目标的情况下，重建自然也不会放弃代表他们的利益。比如，法共新领袖罗贝尔·于近来指出：法共过去遵循的思想模式是“把资本家阶级同工人阶级、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那些以不同方式和在不同程度上深受剥削和异化之害的人不仅包括工人阶级，而且包括占工薪阶层人数90%的绝大多数劳动者”。他还提出以被工运和共运怀疑的“公民”概念取代“劳动者”、“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概念。1996年底的法共“29大”接受了他的观点，在《法国共产党的政策》这一最后文件中指出：在今天的法国，阶级斗争的范畴和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法共不应再优先考虑工人阶级一家的利益，而必须联合所有在多样性中反对资本主义逻辑的人，通过广泛的“公民干预”变革社会。为此，法共主张同一切左翼、进步力量和生态学派联合。
其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绿化”。当今许多共产党的规定大都除了加上民主、人道和人的自由发展等限制词外，还往往加上妇女解放、生态平衡等性别平等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方面的要求。比如德国共产党（由原东德统一社会党改称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分裂出来）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就明确要求“为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存而对环境与资源负责”。又比如，在新西共眼里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使没有暴力和保护自然的理想能代代相传的社会”。
关于社民党的“绿化”也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进步观的“绿化”。在社民党的传统观念中，它一向完全肯定工业化的进步性，认为“工业化带来了就业机会、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以及富裕生活”。然而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和工业化失控对人类的健康、幸福乃至生存形成明显威胁，民主社会主义关于社会进步与工业发展完全一致的进步观受到挑战。在与绿党进行长久对话和自身队伍中的激烈辩论后，社民党人的生态风险意识明显增强。他们开始承认，忽视质量、以不加限制的数量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已不再能和进步直接划等号。勃兰特在9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社民党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进步观，因为不受约束的技术不仅使人类处于生命受威胁的“风险社会”中，而且处于扭曲、被动的“舒适”消费（绿党称为消费异化）中，剥夺了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性和自决的权利。为此社民党决定对自己追求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公正、团结加以补充，即增加对自然界和未来世代的责任，使一切政策都首先以保障人类生存基本前提条件为依据。1997年9月德国社民党理事会在给该党代表大会准备的一份提案中还提出一种“持久的富裕”概念，主张追求一种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持久富裕，它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相吻合。同时他们提出抑制使人产生依赖性的消费主义，使人们由没有独立性和被操纵的客体变为成熟的主体。
其二，社会基础的“绿化”。社民党在进步观上与生态运动的分歧之所以经过漫长的讨论才趋于解决，背后因素是它的传统社会基础工人阶级对工业社会的依赖。诚然，社民党在1959年就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宣布自己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人民党，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客观上工人阶级在很长时间内都仍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传统产业工人队伍急剧缩小和知识型新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随着进步观的调整，社民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主动寻求与新中间阶层进行实质性的而不再仅仅是策略性的联姻。它首先从理论上使劳动的概念突破了只是谋生手段的观念和侧重工人阶级的局限，拓展到管理劳动、自由的个体劳动和以妇女为主的家务劳动，并且认为所有的劳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共同决定着生活质量。勃兰特特别强调男女平等，把它看作是人权或社会人道化必不可少的内容。新中间阶层的劳动和它关心的问题均被纳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关注范围，或者说使社民党的社会基础在红色地带缩小的同时得以向绿色地带拓宽。除了注重对新中间阶层的直接吸引外，社民党还强调与新社会运动的联盟。德国社民党就主张“成立一个由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结成的改革联盟”，其“必须包括一切通过日常的生活经验或者通过在新的社会运动中积极活动并坚信有必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人”。
其三，活动方式的“绿化”。社民党从尊崇合法主义到一度执政与资本主义国家融合，使它的上层严重官僚主义化，使它的目光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议会斗争的狭小天地。80年代初，德国社民党在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的高涨中下台，使其一些党魁十分忌恨这种运动方式，施密持就力主与之“划清界线”，禁止党员参加绿党组织的游行和集会。然而随着绿党渐成气候，不仅这种禁忌被突破了，社民党自身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一是社民党有些领袖人物身体力行参与某些新社会运动，比如勃兰特亲自参加1987年的反核大游行；二是社民党开始强调公民对话，认为“这种各方参与的自由、公开的对话将形成解决问题的意识，政治可能只是它的结果”；三是社民党重新注重以议会外的“运动”作为自己的活动方式。德国社民党现任主席拉封丹曾针对以为本党是有执政能力的大党，对“抗议运动”不屑一顾的情绪告诫说：“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其本身仍是一个运动时才能够实现自己提出的要求”；（《未来的社会主义》，第70页）；四是社民党终结了“干部党”的形象。过去干部在党的上下层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现在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大众传媒所取代，党的领袖通过电子传媒可以直接面对基层，这一方面使党呈现出“皇权主义化”，另一方面如绿党那样强化了普通党员的意见表达，前德国社民党主席沙尔平去职和施罗德最近当选总理，就主要是由面向基层的民意测验结果传出的大众呼声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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