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國家”認知的心路歷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路论文,梁啟超對论文,國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0月，梁啟超(1873-1929)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日本。在這之前的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11月，廣州起義失敗後的孫文(1866-1925)曾在日本神戶、橫濱落腳，但在日本開始亡命生涯卻是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8月以後。兩人雖然在政治亡命這一點上相同，但在日本的境遇卻宛如天壤之別。 1898年9月21日政變當天，梁啟超曾到訪日本駐華公使館，但衹是與林權助(1860-1939)代理公使見了一面便回去了。晚上，林權助與當時身在公使館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商量之後定下方針，於次日把梁啟超當作亡命者藏匿起來。日方認為，北京未必安全，遂於24日將其轉移到日本駐天津領事館；26日，又將其轉移到停泊在天津港的日本軍艦“大島號”上。這樣一來，梁啟超便完全處於日本政府的保護/管理之下了。 在“大島”艦上，梁啟超獲悉西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在尋找為皇帝治病的名醫，他認為這是繼政變之後要廢黜皇帝的陰謀，便於9月27日致信身在北京的伊藤博文，請求其營救皇帝。①信的主旨是：沒有了聖明的皇帝，大清與日本將無寧日；廢黜陰謀成功，將變成親俄的西太后專權的局面。這封信的確被送到了伊藤的手上，但沒有取得任何效果。不過，梁啟超的構想力值得關注，他把營救皇帝的運動提到了圍繞清朝的國際形勢這一高度上。 一 梁啟超對日本政界上層人物的活動 1898年10月11日，“大島”艦從天津的塘沽出發；16日，到達日本廣島地區的宮島。梁啟超在那裏下船之後，於21日夜間到達東京。②政變過後的這一個月時間，為梁啟超認真思考激變境遇提供了絕好的時機。梁啟超與僕人張順以及政變發生兩天后逃到日本公使館的王照(1859-1933)在一起(由於王照日後並沒有與梁走同一條路，所以，除非必要，本文將不再提及此人)。 梁啟超在東京的生活進展順利。之前一年，孫文的在留資格要靠犬養毅(1855-1932)以平山周(1870-1940)的教師名義費盡周折方纔獲得，而梁啟超的情況與之不同，衹要有政府方面的認可就可以了。12月10日(農曆十月廿七日)，梁啟超在給夫人的書信中寫道，這段時間的生活費仰仗“日本國家”的供給；不久以後，還會有雜誌(《清議報》)發行的收入。③ 在到達東京站的夜裏，一行人住在站前的三橋旅館。第二天(22日)，搬到牛入區(今新宿區)市谷加賀町柏原文太郎(1869-1936)家中。④但是，因為地方太小，隨後又搬到同一區早稻田鶴巻町40番地高橋琢也名下的房中。當天，與梁會面的有徐勤、林北泉、羅孝高、鄭晟禮、畢永年。徐勤是康有為派出的橫濱大同學校的負責人；林北泉是橫濱有實力的華僑；羅孝高是康有為的弟子，在日本留學；鄭晟禮的情況目前還不清楚；畢永年是政變發生後來到日本的同志。大家都是維新派同人。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安全對策。梁啟超與王照以生病為由並不外出，據說除中西正樹、大內暢三、犬養毅、高田早苗、鳩山和夫、高橋橘三郎、吉田俊男、西鄉吉義、小林某、平山某以外，拒絕與其他人會面。中西正樹是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1863-1904)的部下，也是負責梁啟超等人來東京及安排住宿的人。大內暢三是東京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在近衛手下與白岩龍平(1870-1942)等人為了同文會的成立鞠躬盡瘁。雖然犬養毅不需再多做介紹，但值得說明的是，他因為幫助孫文取得了在留資格，所以在大陸浪人中是一個掌舵者的形象。高田畢業於東京大學，立憲改進党成立以來在大隈重信(1838-1922)的手下表現活躍，當時任文部省參事官等。鳩山雖然也畢業於東京大學，但他同時也是東京專門學校的校長，在政治上屬於立憲改進黨，在大隈內閣中還擔任外務次官。 平山某即平山周。高橋、吉田、西鄉、小林這幾個人情況不詳，但在政治上都屬立憲改進黨一派，可以推測在對華關係上較接近同文會。另外，提供自家住房的柏原文太郎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與近衛篤麿和犬養毅關係緊密，是梁啟超身邊最支持他的日本人。總之，上述這些人，大部分都成為1898年11月2日創立的東亞同文會的成員，各自活躍。 日方對安全的注意是因為害怕西太后的刺客。四年多以前(1894年3月28日)，在上海發生的金玉均(亡命日本的朝鮮人，1851-1894)暗殺事件讓相關人士得到了重要的教訓。一般來說，在日本外國人的安全由警察負責。雖然日本的警察也有相應的覺悟和準備，但這些情報來自警察密探的調查報告，所以中西正樹等人的防衛方法與警察的方法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梁啟超等人得到了雙重保護。而且，被允許會面的人士都是警察眼中距離危險人物較遠的人。警察在保衛國家中的面目栩栩如生，應該說即便是政府相關人士，對於非藩閥的“民黨”方面，日本的警察也一直在搜集情報。 在東京安頓下來的梁啟超最早開始的依然是營救皇帝運動。作為一個在政變中倖免而亡命成功的維新派人士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抵達東京五天以後(10月26日)，梁啟超在給大隈重信外相(首相兼任)的信中如是開頭： 敝國此次政變，其原因有四端：一曰帝與后之爭，二曰新與舊之爭，三曰滿與漢之爭，四曰英與露(俄)之爭。然要而論之，實則祇有兩派而已。蓋我皇上之主義在開新，用漢人聯日英以圖自立；西后之主義在守舊，用滿人聯露西以求保護。故綜此四端，實為帝、后兩派而已。⑤ 與此前寫給伊藤的信相比，從分析視角上來看，該信指出此次政變從思想上是“新”與“舊”、政治上是“滿”與“漢”、國際上是“英”與“俄”的對立鬥爭，最後以宮廷內“帝”與“后”權力鬥爭的形式爆發出來，在多角度進行政治形勢分析方面，較之以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接下來闡述戊戌維新的概略。6月11日，光緒帝(名載湉，1871-1908)召集群臣宣佈改革；16日(文書中誤記爲15日)召見康有為(1858-1927)。康呈上《日本變政記》，皇帝更加推崇改革。但是，英明的皇上也受到了西太后的掣肘，其所期待的改革連十分之一都沒能實現。模仿明治維新的“議定、參與”而欲設的制度局、“地方自治制度”等，也沒能說動那些官員；因為他們深知，國權掌握在西太后手中而非皇帝手中。為打破這一局面，皇帝為尋求忠誠，把北洋三將之一的袁世凱(1859-1916)提拔為“侍郎”，密詔其“保護康有為、譚嗣同”。然而消息洩露，西太后垂簾聽政，皇帝被幽禁。 他接着說，中國的戊戌維新與日本明治維新的前夜情況類似：“敝邦今日情形，實與貴邦安政慶應之時(1854-1868)大略相類，皇上即貴邦之孝明天皇(1846-1868年在位)也，西后即貴邦之大將軍也。”整個滿族即日本的幕僚，中國也存在“公武合體論者”和“尊王討幕論者”。但皇上在給康有為的密詔中明確寫道：“不變法，則祖宗之國不保；若變法，則朕之位不保”，可見”公武合體說”是絕不可能實行的。這與日本也無法實行是同樣的道理。 關於“尊王討幕說”，梁啟超先列舉西太后的罪行，再闡釋其不可能性。西太后的罪行，從毒殺東太后，到賣官鬻爵、驕奢淫逸等數不盡數，與漢朝的呂后、唐朝的武則天一樣必須討伐。但是，又與明治維新有三點不同：(1)皇室與幕府是“君臣之分”，而西太后與皇帝卻是“母子之名”。(2)天皇在京都，將軍在江戶，不同處一地；而皇帝與西太后在同一宮殿，皇帝無法自由活動。(3)“薩長土佐諸藩”擁有兵權，而“敝邦之長門”“湖南”卻在“政變數日……一切權柄悉歸守舊之徒，無不可用矣”。 乍看之下，這個對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的類比太過單純且流於表面，但對於欲模仿日本進行“維新”的梁啟超而言，這是他剛到東京時自己考慮的對歷史的概括。他這樣考慮，是因為要向日本請求營救皇帝。所以，在作上述討論之後這樣總結：“支那之安危”關乎“全地球和平爭亂之局”。為日本計，日本之安危與“支那”的安危息息相關，而“支那”的安危則取決於“皇上位權之安危”。如若英明的皇上得以復權，變法得以施行，則風氣大開，講“專門之學”之人輩出，年輕的活力幾乎不遜於三十年前之貴國。衹不過，國際形勢在這三十年間大變，敝國處於如狼似虎之列強包圍之下，希望能夠獲得“同洲、同文、同種之大日本”之援助，克服當前的困境。 這封信寫就幾天之後，梁啟超把表達決定亡命之意的長詩《去國行》發表在11月1日出版的日文報紙《日本》上。以下開頭的這四句即表達了其決心： 君恩友愁兩未報， 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淚出國門， 掉頭不顧吾其東。 在結束的部分還有“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爲南洲翁”，指的是其具體的作用。“南洲”是維新元勳之首西鄉隆盛(1828-1877)，“月照”(1813-1858)原是清水寺住持，後成為獻身於尊王攘夷運動的西鄉的同志。1858年12月，為免於受到迎合幕府意志的薩摩藩侯的追究，西鄉與月照在鹿兒島灣投水，月照死了，西鄉生還。此後大家都認為，月照的死激發了維新之成功，使活下來的西鄉獲得了維新的成功。作為生者與死者分工的中國版，毋庸置疑，月照指的是譚嗣同(1865-1898)等六君子；但在此後不久梁啟超撰寫的《譚嗣同傳》中，“程嬰杵臼，月照西鄉”的分工卻成為譚向梁說的話了。 然而，梁啟超苦心完成的致大隈外相的信沒有取得任何成效。主要原因是，大隈內閣的基礎正在動搖。1898年6月30日成立的大隈內閣，被稱作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是以板垣退助(1837-1919)領導的舊自由黨派與大隈領導的舊進步黨派(繼承了立憲改進黨)合併組成的憲政黨為母體(故又稱為隈板內閣)，但因受到所謂“共和演說”事件的影響，政局變得混亂。在一次會上，尾崎行雄(1858-1954)文相說了句“即便夢見有共和政治”，被人抓作把柄攻擊為“不敬”，被迫於10月24日引咎辭職。大隈推舉自派的犬養毅於27日繼任後，激化了與舊自由黨派之間的黨內對立。11月8日，被迫總辭職。接下來上臺的是山縣有朋(1838-1922)內閣(第二次)。當然，就算在平時，大隈也不會從正面回應梁啟超的請求，這一時期就更不會有什麼反響了。 這時康有為也來到了東京。康有為在政變前日便離開北京，乘坐英國船隻前往上海。政變後，他逃出西太后的追捕，躲入英國的保護之下。在香港接觸過的宮崎滔天(1871-1922)幫其確定了亡命日本的道路，於10月26日來到東京，照料其在東京生活的依然是柏原文太郎。對於柏原的熱情周到，康有為曾直接向近衛表達謝意：“君之懇切款待備至，令毫無身在異國之感，不勝感激。” 抵日後，康有為着手進行的營救皇帝運動是撰寫、宣傳“奉詔求救文”。即奉皇帝密詔尋求援助的小冊子，因其收錄了不少偽造史料而聞名。這一運動，對康梁派的活動而言意義重大，但由於這並非由康主導且公開進行的，故不在本文中提及。 由於梁啟超身邊的黨派為大隈派人士，故對於這一混亂的政局，梁啟超一定聽到過非常透徹的解釋。日本的支持者也必定奉勸其要同時向其他的上層政治家活動，所以對於不同的人，梁啟超在修辭上修改了開頭與結尾，發給許多人；而信的正文，也就是要求營救皇帝的部分，均與給大隈的信相同。 收信人一方留下記錄的有近衛篤麿。梁啟超在信末寫的日期是10月30日，所以給大隈的信應該是四天之後。近衛在11月2日的日記“來信”一欄寫道：“梁啟超長篇意見書，與副島伯聯名，轉給伯，留下副本。”11月7日寫道：“把梁啟超意見書借給了谷子爵。”副島種臣(1828-1905)是維新元勳之一，此處與近衛聯名是因為該信是寫給“東邦協會”會長的。谷干城(1837-1911)也是明治政府的元老之一，因反對鹿鳴館式歐化，與之保持距離。此人與曾經批判藩閥政府，在公卿中首屈一指的年輕明星、貴族院議長近衛關係親近，故而托其轉發署名二人聯名的梁啟超書信。 幾天後(11月12日)，近衛與康有為會面。當康談到政變造成皇帝改革失敗，提出營救願望時，近衛首先就提到前些天已經通過梁啟超的書信瞭解了政變的大概，並說道： 今春以來，余接到貴國皇帝大招才俊，實行各項改革之消息，心下亦喜亦憂。為何喜？當然是為貴國邁向開明進步而喜。為何憂？乃惟恐改革失於激進，化為泡影。 這是甲午戰後主張“亞洲門羅主義”之日清同盟的近衛的見解。他認為失敗是因為做法不對，意思是日本難以去做擦屁股的事情。所以，近衛一再表明日本的維新也經歷了多年的曲折，清國的維新“希望未來也以前車爲鑒，採取漸進的方針”。對於康有為提出恢復帝位的請求，近衛衹表示，這既是兩國之間的問題，也是列強之間的問題，沒有給予正面回答。 副島種臣與谷干城的意見尚不清楚。但是，處在政權中樞的人要在支持變法維新的同時應付政變後的局面，近衛的理論無疑是極為有用的。其實，在給品川彌二郎(1843-1900)的書信(《民報》第24號)中，梁啟超寫道：“近聞貴邦《新報》中議論，頗有僕等為急激誤大事者。”當時，日本對戊戌變法/政變的評論，主流基本如此。還有一則軼事說，明治維新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勝海舟(1823-1899)曾對康、梁說，戊戌維新衹不過是“急激的改革”，“不合國體”；康有為聽到後，憤而離席。⑥政界上層的意見大概基本都是如此。 梁啟超於10月30日寫給副島、近衛的信，原本是寫給“東邦協會會長副島伯爵/近衛公爵暨諸君子閣下”的。東邦協會成立於1891年，是以研究東邦，即清國、韓國等地區問題為目的的組織。剛創立時，會員約為百人；甲午戰爭時，會員人數減少；戰後，隨着清國改革風潮，會員人數有所增加，1898年會員人數達1200多名。這反映了當時日本人對清國感情的積極一面。此時的會長為副島，副會長馬近衛。梁啟超的這封信以無署名之“支那志士之憤悱”為題刊登在《東邦協會會報》第53號(1898年12月)上。⑦ 就在這時，日本的“亞洲主義”團體也迎來重組時期。重要的是，1898年4月形成的東亞會與6月組成的同文會於11月2日合併組成“東亞同文會”，由近衛篤麿擔任會長。另一個擁有較長歷史的組織“亞細亞協會”晚些時候即1900年也合併到東亞同文會中，但直到1914年，東邦協會一直保持着組織上的獨立。 東亞同文會的機關雜誌《東亞時論》創刊號於12月13日印製發行，上面刊登了致東邦協會之《上副島近衛兩公書》。值得玩味的是，這封信被《日本人》第80號(1898年12月5日)以梁啟超“論中國政變(寄東亞會)”為題刊登出來。《日本人》是三宅雪嶺、杉浦重剛、志賀重昂創建的政教社的機關雜誌。政教社反對歐化，主張國粹主義；其國粹與日後排他性的國粹主義不同，不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採取蔑視的態度。因為東亞會沒有機關雜誌，所以讓《日本人》代為發表。這反映了東亞會與政教社之間的親近關係。實際上，三宅等人都是東亞會的會員。 二 日本的知識分子對康、梁活動的反應 梁啟超向日本政界上層發出的營救請求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他自己直接認識到這一事實是在11月27日與近衛篤麿會見時。當天，梁啟超在柏原文太郎、中西正樹的帶領下，與羅普(1876-1949)等人一起到訪近衛邸。梁啟超向其請求幫助皇帝復位，近衛肯定此為“所期之事”，同時也闡述了實行這一行動的決心與準備。他列舉了很多例子，稱英俄兩國侵略波斯、阿富汗、朝鮮等東邦諸國的方法乃是利用宮廷裏的各種勢力。此次政變是否也是如此？若如此，則需要慎重、靈活，見機行事。 由於翻譯是羅普，所以近衛的意思應該表達得很清楚，但梁啟超的回答如何目前還不清楚。雖然他肯定從半月前會過面的康有為那裏已知悉了近衛的意見，但“維新”之志相同的近衛所表現出的慎重態度，在發現“國家”意志方面，還是給梁啟超帶來了相當大的啟發。 如此，則衹有廣泛訴諸輿論這一條道路了。最先撰文表示對康有為、梁啟超支持的是年輕的評論家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他的文章《如何對待康有為等人》刊登在《日本人》第80號上，應該是該雜誌編輯有意為之，以表達日方的見解回應梁啟超的文章。內藤在文中批評了那些在戊戌維新進行過程中高呼有識者應該對其支持和稱讚，而隨着政變遭受挫折又“咎其妄舉”、“議其躁急”、“嘲其不去殉難”的世態人情，指出政府正欲讓康梁離開日本，呼籲“在野志士”為他們“達成志業”提供方便。所謂視康梁為麻煩的政府，指的是計劃令其出走英、美的大隈憲政党內閣及其後任“毫無高尚之方針”的山縣有朋內閣。 12月10日、11日，內藤湖南又在《萬朝报》上发表了《讀梁啟超政變論》。《萬朝報》是當時以發行量大為榮的進步大報，由此可以窺見其見解在當時輿論界的地位。內藤明確指出，梁啟超的議論“極允當，深通我之故事，最切其現狀”，認為清國要自立必須進行改革，改革的成敗在於皇帝的安危這一見解與我輩所見吻合；呼籲支持梁啟超，還把《政變論》之綱要介紹給世人。他在結語中稱：“以此而不能撼我國論，非彼之誠不至，乃天之東亞無祖，我國論若不為此而動，不僅為我國民之恥，乃天不眷我邦也。”最後還補充道，近來士論失堂堂之風氣，“人之獨立任事之時，不請卻去助，來求援則束手言他，不與之謀”；以前每每見之於國內之事，時至今日又欲施於外客；“悲吾輩之君子國之人竟如此輕薄，令外客恥笑”。另外，文章中還有“對清交涉，若非強硬主義恐不奏效。此從其親切語之我輩而知”。由此可知，此時內藤已與梁啟超見過面。 梁啟超進行的另一個宣傳活動是向東亞同文會機關雜誌《東亞時論》投稿。 東亞同文會乃是東亞會與同文會合併後於1898年11月2日在東京成立的組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是日本“亞洲主義”團體的中樞。該會通過的“發會決議”(《東亞時論》第1號)有四條內容：“(1)保全支那；(2)幫助改善支那；(3)研究支那時事，以期實行；(4)喚起國論。”會長是近衛篤麿，幹事是陸實、池邊吉太郎、佐藤宏、井上雅二、田鍋安之助(其中，田鍋是常任幹事)。近衛、佐藤、田鍋出自同文會，陸、池邊、井上出自東亞會，會費為每月一日元。在1897年，新任巡邏警的月薪為九日元，新任小學教師的月薪為八日元。照此而言，會費是很高的。不過，若是“官員”，新任者的月薪為五十日元，與現在相比，當時不同身份的人差別很大，會員基本上都是“官員”以上階層的人。 在11月10日召開的第一次幹事會上，財部熊次郎(1872-1924)被選為機關雜誌《東亞時論》的主編。財部是近衛手下的能人。從留下來的文章《支那保全與北京政府》(《東亞時論》第2號)來看，他雖然自知將會變成“干涉政策”，但依然提議清政府改革自存。這是一篇遵守“發會決議”第一條與第二條的文章，因其是宮崎滔天的友人，由此推測他應該是一位熱心於清國改革的人。 版權頁“發行兼編者”一欄還寫着志村作太郎的名字。第7號《會報》上曾寫着“久為本會雜誌部鞠躬盡瘁之會員志村作太郎將遠渡朝鮮而退社，松岡又五郎替代之為編輯一職”，故財部之下，應該是志村作太郎在從事實際的編輯業務。《東亞時論》第6號上出現的志村南缺應該是志村作太郎，但那篇《對韓意見》卻是一篇侵略論調的文章，認為應該“扶植”對韓“勢力”，由日本“保護”韓國。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對朝鮮的歧視並非與對華的蔑視有直接的關係。 另外，第4號《會報》的“入會者”一欄出現了內藤虎次郎的名字，第5號《會報》寫着從2月1日起“東亞時論編輯監督囑託會員內藤虎次郎擔任”，但對於內藤與財部的關係及分工仍不清楚。 《東亞時論》(半月刊)的創刊號與第2號缺版權頁，後來的刊行日期為10日、25日。近衛曾在日記中寫到，創刊號稍微遲了一些，在12月13日纔印完。由此可以推測，創刊號原本預定12月10日發行，但稍微遲了一些；第2號應該是12月25日發行的。對發行日期的在意是因為，這與1898年12月23日梁啟超創辦《清議報》(旬刊)相關。 三 《東亞時論》與《清議報》 梁啟超最初開展的是一般的宣傳工作，先向有關係的雜誌投稿，對象是《東亞時論》。作為東亞同文會的機關雜誌，《東亞時論》匯聚了一批對東亞經綸持一家之言的人，所以很可能是以投稿形式的約稿。 《東亞時論》創刊號，正文共六十一頁，再加上一些廣告，卷首設有“會報”欄，刊登的是東亞同文會的“主意書”、“發會決議”、“規則”、“董事”、“會員”、“報告”。會員一共六十名，有“住所、姓名”一覽表。“報告”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同文會成立的經過。經過數月的準備以後，時機成熟，1898年10月27日，東亞會的平岡浩太郎、犬養毅、三宅雄二郎(雪嶺)、池邊吉太郎等人與同文會的宗方小太郎、中野二郎、中西正樹、大內暢三、田鍋安之助就合併一事進行協商，定會名為“東亞同文會”，選三宅、池邊、中西、田鍋等人為主意書、規約的起草委員，擬定草案，11月2日召開成立大會。 《東亞時論》創刊號還設了“論說”、“雜錄”、“通信”、“投稿”、“時事”、“外電日錄”各欄。(1)在“論說”欄中，刊登的是近衛篤麿的《帝國的位置與現代的政治家》等五篇文章，認為作為政府的外交方針應該把支那保全論定為“國家大計”。雖然在對應態度的強硬程度方面各自主張不同，但論述的都是日本在對華政策中的利益問題。(2)在“雜錄”欄的八篇文章中，有一篇是梁啟超的《上副島近衛兩公書》。原來的文章與前述《東邦協會會報》上刊登的為同一信函，但是《東邦協會會報》上的信把“梁啟超”、“啟超”、“康”、“康有為”、“逆后”等約十處固有名詞作了空白處理，而《東亞時論》上的信則把臭駡西太后的“以西后之罪……又有難焉者”約九十字處理為空白。兩者都對北京的西太后政權有所顧慮，但通過對梁啟超書信的刊登也表達了支持之意。(3)在“投稿”一欄，刊登了更生(康有為)的《唇齒憂》⑧和任公(梁啟超)的《論支那政變後之關係》(目錄上寫的是《政變後論》)兩篇。康的《唇齒憂》雖然是一篇傾心之作，但主題極為單純。內容是說，西太后政權在崩潰之前一定會把中國交給俄國，這將會帶來與中國有“唇齒”關係的日本的滅亡。爲保住日本，首先要拯救“支那”，為此則必須迅速營救“聖明英武”的皇帝進行復辟。故請求日本的幫助。其中還有日本與“支那”為“同種族、同文字、同風俗、同政教，所謂諸夏之國、兄弟之邦”的表述。梁啟超的《論支那政變後之關係》，是把戊戌政變置於當時的國際關係中進行考察，批評日英沒有對俄國進行抗議。第1章的標題爲“支那與各國之關係”，第2章為“關係之問題”，第3章為“日英政策旁觀論”，最後舉例日本違反“公法(國際法)”干涉朝鮮內政，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幫助土耳其，指出對日本而言，“支那”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朝鮮之於日本、土耳其之於英國。可以說，這是對“雜錄”一欄《上副島近衛兩公書》的補充。康與梁的這兩篇文章都是以“投稿”的形式刊登的。 拿到印出來的創刊號，近衛篤麿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表示非常滿意，儘管此次時間上有些延遲，但“體载甚好”。雖然衹是說“體裁”，但在製作過程中他經常與負責雜誌的財部、編輯志村見面，由此也可以說包括內容在內，他都是滿意的。總而言之，創刊號甚合會長之意。 然而，批評的火焰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迸發。住在上海的會員白岩龍平看到創刊號後致信近衛，說在機關雜誌上公開刊登梁啟超與康有為的文章，會在清國造成“東亞同文會為康等人之同夥”，《東亞時論》為“表達他們意志之機構”的印象，比較麻煩(12月31日之日記)。該信的日期為12月25日，一週以後就到了近衛手中，速度非常快。 白岩龍平為江南三角洲汽船會社(大東汽船)的業主，其所在的立場必須與西太后政府保持一致，所以列舉了一些日本保護康、梁本身就會對日清關係造成惡劣影響的具體事例。他還稱，東亞同文會爲富有“亞細亞思想”之“聰明名士”的近衛為會長的會，所以希望充分考慮其影響力。為顧及日本國內同情康、梁的人士，他也表示非常理解亡命者當前於情不得不做之現實。但他依然強烈表示，“祈望”同文會不要被康、梁所利用。 就在白岩在上海給近衛寫信期間，《東亞時論》第2號已在東京出版。打開這一期封面，即是譚嗣同的照片，誠如白岩所稱，令人懷疑其為“康、梁同夥”。上面是梁啟超親筆題字“支那大俠瀏陽譚君遺像”，下面的譚嗣同半身像覆蓋整面(見圖1)。“俠”，意指扶弱挫強之人，清末更是以一種受人尊敬的形象流行於世。⑨照片背面還醒目地印着康有為的悼念詩、唐才常的挽聯和梁啟超的讚頌之詞。 這一期的“雜錄”一欄，還刊登了梁啟超的投稿《第四篇 政變始末》、無署名《清國殉難志士故譚嗣同君傳》、無署名《橫濱〈清議報〉序》(文章名皆依據正文中之小標題)。《清議報》“序”，是12月23日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的“序例”，不包括“宗旨”、“規例”。目錄上印有其筆名“任公”。順便提一句，東亞同文會的“主意書”、“發會決議”也被翻譯刊登在了《清議報》的創刊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