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当代美国等级体系与古代中国朝贡体系之比较研究*
朱陆民，陶丽娇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中国自秦统一之后，与各国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等级秩序，形成朝贡体系；美国自二战后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将各国纳入等级秩序之中，形成美国主导的国际等级体系。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与当代美国的等级体系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第一，虽都以绝对的物质实力为前提，但前者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而后者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上；第二，虽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非对称关系，但前者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平等而后者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平等；第三，虽都强调以利益让渡和权威建立维持体系稳定，但前者更注重文化权威而后者更加注重制度权威；第四，虽都在于维护统治者国内外的安全稳定，但前者具有内向性与和平性而后者更具扩张性和侵略性。两种体系虽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但都以“等级”为核心且具有相同的结构因素，且朝贡体系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仍然适用于当今国际社会，并在未来的体系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国；美国；朝贡体系；等级体系
中国的朝贡体系自秦建立以来不断发展，至明以后达到全盛，成为处理古代中国与番邦邻国之间的一套秩序规范，并维持了亚洲几千年的整体和平。在朝贡体系之下，中国作为宗主国拥有接受各国来朝的“上国”地位和权利，中国与各朝贡国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冷战之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利用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形成以自身为主导的等级体系。美国在这一等级体系之中构建一整套规则制度，以等级交换的形式形成与各国在实际上的不对称关系。邝云峰提出，“美国创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朝贡体系”[1](P37)。笔者就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与现代美国的等级体系进行比较，试图从中窥探两种体系的异同，并大胆预测中国朝贡体系中的积极因素在当今国际社会依然适用，并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等级体系与朝贡体系之基础前提比较
物质力量始终是维持国家安全稳定的首要因素，中国的朝贡体系与美国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宗主国或主导国的绝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优势基础上，但是，两国形成这一体系的经济基础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性质与应用范围。
康灿雄(David C. Kang)提出，“东亚体系最突出的特征是存在一个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足以征服体系内的所有或绝大部分政治单位”[2](P134)；基欧汉(Robert.O.Keohane)认为，等级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3](P37)。由此，朝贡体系和等级体系都以统治者绝对的物质实力优势为基础。从经济层面来讲，朝贡体系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朝贡制度达到鼎盛时，朝贡国多达90多个，且一般实行一年三贡①，洪武五年(1372)二月至十月，高丽朝贡次数达5次之多，永乐元年至八年(1403-1410)，日本先后9次朝贡，其中6次共用贡船38艘[4](P73-85)。频繁的朝贡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以至于明朝君主频发谕令：“令(高丽)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泥、三佛齐、真腊诸国，入贡既烦，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5]。1929-1939年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长，是因为“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6](P348)。因此，要使世界经济体系稳定，必须出现一个霸主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无偿提供公共产品，而这同样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从军事安全层面来讲，统治者军事实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对体系内的各国会形成或强或弱的威慑，与体系的稳定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明末中国国力衰微，致使倭寇横行，据《明史·日本列传》记载，“时(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7]，江浙闽粤地区受到严重破坏，后扩展至西太平洋地区活动对琉球进行侵扰。明朝无力保护其朝贡国使得琉球不得不求助于“守护女神”，原有的朝贡体系受到冲击。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并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日本投降，从此确立了美国军事大国的地位。根据2018年全球火力指数排行，美国的军事实力位居第一[8]； 2012-2016年美国的武器出口总额为98.94亿美元，占比全球武器出口的33%[9]，这是其他国家远不能及的，美国由此享受“被隔离出来的安全”。
生物类实验室包括生物学、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病理学、毒理学、药理学、临床药学、中药药理、药物植物学、生物技术、细胞房、动物房、同位素等实验室，其中生化试剂、有毒有害物质、病原微生物、动物传染病、遗传伤害物质等是安全环保防控点。
中国的朝贡体系与美国的等级体系均建立在绝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优势基础上，但中国的朝贡体系产生于秦而形成于汉，此后不断发展完善而至清朝瓦解，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具有封建闭固性；美国的等级体系产生于“二战”之后的现代社会且一直延续至今，具备现代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中国历代君王重农思想根深蒂固并实行轻徭薄赋，奖励耕织的重农政策，唐太宗一再下诏：“轻徭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10]；清康熙十年(1671)谕“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勿误农时，勿废桑麻”[11]。在这一封建社会背景下，小农经济盛行，人民偏安一隅，对世界鲜有全面的认识。据康熙五十二年(1713)发布的上谕：“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鄂罗斯距京师约万二千里，西洋及土儿虎特地方，皆与鄂罗斯接界……又哈萨克即古阳关地……又西北回子种类极多，皆元太祖后裔。又有一小支在小西洋，约十万人，皆住帐房。惟北极下为最寒”[12](P132)。清朝对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欧亚大陆，而其朝贡范围也大都在此。据《明会典》记载，所有朝贡国和地区分为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等门类，从今天的疆域划分来看，北狄、东北夷以及西戎中不少西域国家，属于民族关系范围[4](P66)。美国自“二战”之后，建立了以自身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发展。1948年，美国主导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要求缔约国大幅削减关税，促进全球贸易多边谈判，从而有利于美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1991年，美国再次促成乌拉圭回合谈判，将各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行列，使各国平均降税1/3，进一步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国在这一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与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往来，形成以自身为主导的经贸体系，建立起本国的朝贡体系。数据显示，世界上40%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扈从国”或者朝贡国。2005 年，美国的“扈从国”或朝贡国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是：西半球(97%)，中东/北非(55%)，欧洲(43%)，东亚/大洋洲(43%)，高加索/中部和南部亚洲(13%)以及非洲(7%)，[1](P45)可见其朝贡体系存在于各个地区。美国的等级体系建立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涵盖世界各个地区，具有开放性。
实际上，不管是朝贡还是等级，都只是统治者维持其国内外的秩序稳定与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但是，中国的朝贡体系更加注重维持边界内部的稳定，具有内向性与和平性，美国的等级体系更加注重的是世界主导权的获取，以此维护全球性的等级统治，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中国实行“王者不治夷狄”的政策，并不干涉朝贡国的内政。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江华岛事件中日本对朝鲜不断发动进攻，并企图与朝鲜正式建交，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清朝对此的回复如下：“朝鲜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我中国任其自理，不令华人到彼交涉，亦信其志在守分，故无勉强即以理揆之”[13](P281)。明朝洪武二年(1369)，占城遭遇安南侵扰，占城派使臣蒲旦麻都入贡并请求中国出兵，明太祖明言“念及两国，自古至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强而为一，此天意也”[21]，中国帮助朝贡国平定叛乱后即撤军。据统计，1368-1841年，在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之间只发生过两场征服性的战争[2](P103)。甚至在1725年越南边界向北移了120千米，进入云南省，雍正皇帝的心腹大臣鄂尔泰认为“地易得而难守，民易得而难使”，于是雍正皇帝同意让安南占据80千米，40千米归还大清，“安南国王命官员以盛大仪式迎接大清皇帝的立界敕书”[1](P83)。在边界问题上，中国并无意扩张，中国最关心的是边界以内的稳定，其朝贡体系具有内向性与和平性。在等级体系中，国家的目标有三种类型：一是谋求更多的经济、安全和其他利益；二是扩大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三是实现对世界经济的控制。[22](P30)美国在等级体系下不断向外扩张，攫取不对称利益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为本国利益服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地位受到威胁，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将使用欧元替代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用欧元进行出口石油计价结算，把美元架空[23](P187)；2003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借反恐之名推翻萨达姆政权，宣布从伊拉克购买石油只能使用美元。2013年美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之后，美国将越南视为“准军事同盟”，两国不断加强军事合作并以越南为南海领域内的“内应”，配合其干扰南海局势、掣肘中国的企图。2018年6月2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重新确认了对菲律宾67年的同盟承诺，并且两国就加强双方的军事互操性问题上达成共识[24]，美国借此改善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促进“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对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使其配合自身的战略目标，意在谋求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
二、等级体系与朝贡体系之内涵比较
“二战”后，中、美、英、苏四国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倡导成立联合国，并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通过《经济与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各国的权利与义务做了法律上的规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五十条和《经济与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都表明，“本公约的规定应扩及联邦国家的所有部分，没有任何限制和例外”[16]。各国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但是，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享有实质上的主导权。美-新双边贸易持续顺差，2016年双边商品顺差达91亿美元，服务顺差97亿美元。2016年美国和柬埔寨的双边商品贸易达32亿美元，其中出口3.61亿美元，虽相较于2015年下降了7.8%，但2006-2015年美国对柬埔寨的出口增长了384.1%。美国将东南亚视为新兴市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利用本国的经济优势增强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主导。2014-2015年美菲双边贸易减少约55.89亿美元，菲律宾的GDP下降113.02亿美元，美国的GDP却稳步上升；随着美越双边贸易不断加强，双方贸易依存度增加，但是，越南变化幅度较大，GDP增长31.74%，2016年达471.85亿美元，而美国GDP仅增长15.28%，其受影响程度远不如越南②。东南亚各国虽都是在主权平等的名义下与美国进行贸易往来，但是，各国在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形成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实际上的经济主从关系。
中国的朝贡体系与美国的等级体系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第一，两者都建立在物质实力的基础之上，但是，中国的朝贡体系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而更具闭固性，美国的等级体系建立在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之中而更具开放性。第二，两者都存在不平等与不对称，但中国的朝贡体系更加注重的礼仪上的不平等而具有象征性，美国的等级体系注重的是实际获利上的不平等，从而形成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矛盾。第三，两者都强调利益和权威因素，但是，中国更注重以文化感召力吸引各朝贡国对体系进行自觉维护，虽影响深远却具脆弱性，美国的等级体系更加注重制度的规范作用，虽易受到等级转移的影响但更能维持体系稳定。第四，两者都是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来维护国内外的安全稳定，但是，中国的朝贡体系重在维持本国国内的安全稳定，注重“内修”而具有内向性与和平性，美国的等级体系意在建立和巩固地区乃至全球性的等级，强调“外扩”而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
（三）住房改造尚有差距。一是危房识别较难。有关区县对D级危房尚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各乡镇、村把握的尺度不一致。二是D级危房改造、农房“四改”、风格风貌改造进度较慢。因大部分贫困户居住在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住房普遍为土木结构的穿斗房，改造成本高，上级补助少，自筹资金多，导致部分农户积极性不高，“等靠要”思想严重，住房改造进度普遍较慢。
中国的朝贡体系作为国内等级的延伸，建立在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之上，美国的等级体系受格劳秀斯主权理论的影响，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相同的地位，享受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但是，中国的朝贡体系更加注重礼仪和象征性而仅在形式上存在不平等，美国的等级体系在“主权平等”的名义上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利益的获取，形成与各国在实质上的不平等，但是，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
因此，中国的朝贡体系和美国的等级体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非对称关系，但是，中国更加注重象征性的礼仪，形成形式上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体系存在虚荣性而更加脆弱。美国在与各国的交往过程中，虽打着主权平等的名义，但是，美国更加注重实际收益的获取，从而增强了对各国的控制力，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本国的经济自主性，形成实质上的不对称。
三、等级体系与朝贡体系之维持手段比较
雌性生理盐水组8例动物和雌性高剂量组11例动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肝脏脂肪变性,经卡方检验,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17),故考虑为动物自发性病变。
总之，网络民主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补偿效应。高唱凯歌的网络参与不仅使得我国网络民主呈现出一派风生水起的热闹景象，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网络民主加以妥善的引导和积极地运用，同时防止诸如多数人暴政和个别政治投机者别有用心的幕后操纵，使之更好地与现有政治体系有效对接，需要我国政府和学者们进一步的实践和研究来作出回答。
宗主国或等级国一定程度的利益让渡是朝贡体系和等级体系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朝贡国或附属国从体系中获得相对收益确保它们对体系的认同，体系得以稳定运行。但利益的交换并不能带来体系的长久稳定，一旦有更大的利益出现，朝贡体系和等级体系便会出现危机。中国维持朝贡体系的另一手段在于其文化吸引力，各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主动效仿。中国被称为“中华”或“文献之邦”，中国的历史著作被作为各朝贡国的追赶榜样，如越南自李朝至陈朝的四百余年间，遵照中国的史书记载方式，用汉字编写出《隋朝大典》《越史纲目》《大越史记》《安南志》等等史书巨著，汉学家硕儒黎贵淳写道：“我国号为文献之邦……然较之中华之著述，竟不能及其十一，此诚可哀！”[1](P45)中国的文献写作为各国所模仿，其科举制同样为各国所借鉴。高丽王朝王太祖曾说：“吾东国久慕唐化，凡教化、礼乐，遵其制”[1](P46)，以至于到“朝鲜王朝后期，由儒家士大夫充仕的官僚完全掌握了朝政”，且朝鲜照搬中国的官僚体制，设六曹，分管户、兵、刑、工、吏、礼。越南自汉朝就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直到19世纪，法国入侵，科举依然是越南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且以使用汉语和掌握儒家经典为前提。在各国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自主效仿中形成了中国的文化权威，正如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所言，“汉文化圈依赖软实力远多于硬实力”[17](P77)，朝贡体系在这一文化认同基础上得以稳定运行。美国维持等级体系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制度的建立，各国在规则秩序之下有序行动，从而确保体系的存续。美国在“二战”后，建立了一整套国际政治秩序，确保国际社会的稳定运行。在政治上，美国积极倡导建立联合国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机构，《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规定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各成员国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一套准则。在经济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为各成员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贷款和资金支持，促进了各国经济与贸易的正常发展。在安全上，美国倡导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武器贸易条约》等一系列安全条约限定了武器的使用和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美国积极构建一个“准政府”，借助规则制度增强自身权威，一旦有附属国违反规则，美国便有权对其进行惩罚，从而维护国际体系的安全稳定。
中国的朝贡体系和美国的等级体系的维持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利益让渡以及权威的建设，但中国的朝贡体系强调的是文化权威，在此基础上各朝贡国进行自觉的文化归依，这种文化的影响带有一定的脆弱性。美国的等级体系更注重制度权威，美国借助自身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进行主动的制度建设，这种规则的树立更能维持国际社会的有序运行。
①刘志彪:《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新解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何艳玲、李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试卷覆盖了中职数学的所有知识板块，重视基础知识的全面考查．试题设计立足于中职数学的核心和主干知识，全面考查了函数、数列、三角、不等式的基础知识，直线、圆、圆锥曲线的方程等解析几何的基础和主体内容，空间线面关系、简单几何的体积计算，概率统计等基础知识．试题高度重视教材价值的挖掘与联系，有的题目直接由教材的例题或习题改编而成，有的试题依托教材背景设计．
四、等级体系与朝贡体系之最终目的比较
“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18](P16)朝贡和等级作为一种外交策略，其主要目标在于维护国内外的安全稳定。但是，中国的朝贡体系重在维持边界内部的稳定，具有内向性、和平性。而美国的等级体系具有扩张性，在于建立和维护其全球性的等级统治。
对中国统治者来说，朝贡能够增加自身统治的权威与合法性。如中国的朝贡国在国王即位时都会主动请求中国皇帝的册封，北宋开宝九年(976)，高丽国王王昭卒，其子伷权领国事，(九月)庚午遣使赵尊礼入贡且请命，十一月宋朝正式给予册封，“以伷权知高丽国事王为高丽国王”。太平兴国七年(982)，王治即高丽国王位，“遣侍郎金昱如宋告嗣位，”宋朝册封以高丽国王。[19](P265)这种册封实际上是藩属国对宗主国臣服的一种政治行为。中国在此基础上一则维护本国的合法统治，二则获得边界的稳定。正如费正清所言，朝贡体系建立起的宗藩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隔离装置，一种避免内生于对外关系中的危险的手段，外来者只能以中国的方式与中国接触且必须承认中国的地位，这使得各国在与中国进行交往中变成无害的”[19](P137)，从而避免体系发生动荡。美国在等级体系之下确立自身主导的规则秩序，从中攫取不对称利益以及行动的合法性。美国充分利用在联合国的“一票否决权”为自身利益保驾护航。根据联合国数据统计，美国从1970年至今投82次否决票，平均一年1.71次，议题大都关乎美国切身利益[20]。美国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在IMF和世行中分别拥有17.69%和15.8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美国对重大国际经济事务拥有“一票否决权”，美国借此为贷款国设置贷款条件，为本国利益服务。美国在这一偏向于自身的规则秩序中获得不对称利益，壮大本国的实力。与此同时，在这一权利地位与实力对比下，美国有权对违反规则的附属国进行惩罚，从而享受“隔离出来的安全。”
综上，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和当代美国的等级体系都以一定的物质实力为后盾，但中国的朝贡体系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封建闭固性，所达范围也仅限于亚洲地区；美国的等级体系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开放性，其范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虽然朝贡和等级作为中美两国维持国内外稳定与安全的手段，但是，由于两国的野心不同而使两种体系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国的朝贡体系重在国内，维护的是边界以内的安全稳定，具有内向性与和平性，美国的朝贡体系重在国外，意在谋求其在全球的等级主导地位，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两者在本质上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
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朝贡国向中国朝贡一则获取经济利益，二则提升政治地位。如明朝将朝贡中进口的所有外国商品都买了下来，而且其支付价格通常远高于市场价格；日本每年派遣的商船携带大量私货，这些私货带来了高达1100%的收益率[2](P143-144)。各国打着朝贡的名义在中国经商，获取高额的经济利益，以至于在清朝衰微之际，原本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日本、菲律宾、柬埔寨等国虽停止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却依然被列为“贸易国家”③。与此同时，朝贡国向中心国家靠拢，寻求秩序之内的地位提升和宗主国的保护。朝鲜、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15世纪，朝鲜每年都会派出三个使团来华并积极仿照中国的制度文化进行政治改革，堪称“模范”藩属国；越南自黎朝(1427-1787)建立以来全面引进中国的文化与制度，被称为“最忠诚”的藩属国。虽然朝鲜和越南的实力不及日本，但在亚洲朝贡体系之中的地位排序却高于日本，朝贡国借此维护本国的安全稳定。在美国的等级体系中，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主要获得以下收益：(1)在等级国的安全保护下获得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减少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2)在国际机制的作用下扩大与体系内各国的贸易开放度，减少各国之间合作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在规则秩序范围内获得发言的机会，从而相较于以武力为主导的强权体系存在获取更多利益的可能。如日本在“二战”之后被纳入美国等级体系之中，美国在冲绳驻军，日本一则借助美国的军事影响维护本国的安全稳定，减少了本国的防御开支，二则借助美国的科技成果不断提供本国的科技实力，与美国和体系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直至21世纪初才被中国所取代，日本由此也提升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国家在本质上是为利所驱的行为体，体系的维持一则需要军事实力为前提(如“第一点”所述)，二则存在一定的利益因素，三则需要宗主国或等级国的权威。中国朝贡体系和美国的等级体系的维持，在一定的军事威慑之外也都需要宗主国或等级国为体系内的其他国家让渡出一部分利益，从而得到它们的认可与服从，维护体系的稳定。但是，中国在利益让渡的同时注重建立文化权威，其朝贡体系得以维持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感召力，而美国在为附属国提供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的是制度权威，其等级体系得以维持的关键在于制度的规范作用。
结语
康灿雄指出，“朝贡制度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鲜明的非对称关系”[2](P73)。中国自古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将国内的不对称君臣关系延伸至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通过朝贡、恩赐和册封等形式确立自身“上国”地位，而其他国家作为“下国”来朝。据《清会典》记载，册封仪式一般遵循如下礼仪程序：“使臣奉诏敕入该国境，国王遣使陪臣恭迎诏敕农亭，行三跪九叩礼。诏敕及颁赐器币，奉摄于使馆。届宣读诏敕之期，国王率陪臣等至馆，肃迎诏敕升殿。国王率陪臣行三跪九叩礼，兴，乃跪受”[13]。在这种礼仪关系中，中国与各国之间形成上下等级关系，但是，中国的朝贡体系更注重礼仪的象征性，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平等。以东南亚为例，东南亚诸国作为朝贡国向中国进贡，贡品一般为香料、药材、玛瑙等，而其中香料占据了相当比重。洪武二十年(1387)，暹罗的贡品中有胡椒10 000斤、苏木100 000斤，而中国对其赏赐丰厚；洪武十六年(1387)明朝一次赐给占城、暹罗、真腊国王瓷器19 000件[14]。据统计，1403-1473年，中国花费在往来朝贡上的总成本超过2 5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七年的全国国民收入[2](P143)。正如费正清指出，“朝贡‘并非名副其实’。一方面，外国统治者的贡品对帝国财政裨益甚少；另一方面，中国朝廷的相应赏赐，其价值往往与贡品相当甚至远远超过”[15](P10)。因此，朝贡体系实则是一项净亏损项目，中国追求的并不是实际利益，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臣服”。
总之，生态林业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环境质量，进而促进整个生态建设的重点工程。林业技术推广对林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新时期，为了更好地提高林业建设质量，相关人员必须更加重视林业推广技术，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提高林业生态建设质量。林业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针对性。林业技术推广的性选择手段。
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外交模式，虽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最终衰落、消亡，但其包含的物质实力基础思想、经济优先思想、合法性与文化吸引力的构建以及和平性依然是现代国际体系强调的重要因素，并在未来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构建国际秩序一方面要以史为鉴，摒弃朝贡体系的内在不足；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借鉴其积极因素，继续继承和发展朝贡体系中的“仁”“义”“礼”的原则而与各国和平共处，以礼相待。
注释
① 朝贡制度在明朝达到鼎盛，据《明会典》记载，朝贡国的数量达111个；《外夷朝贡考》将朝贡国分为“外国”和“四夷”两大类，共有90个左右；《明史》中的《外国传》中记载有86个朝贡国加上《西域传》中的62个朝贡国，一共148个。但一则由于各朝贡国的朝贡次数不一，有的国家仅朝贡一两次，二则史料记载有不加分辨地将一切对外关系概视为朝贡关系的疏漏，剔除一些不确切因素，与明朝存在的朝贡关系的约90多个国家。且在初期各朝贡国主要在三大重要节日(万寿节——皇帝的生日、冬至和元旦)来朝，后因节俭开支而对朝贡的次数、规模做出限制，发展出一年一贡、三年一贡、五年一贡等惯例。
② 双边贸易数据来自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outheast Asia & Pacific.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southeast-asia-pacific；GDP数据来自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6&locations=TH-ID-MY-PH-MM-SG-VN-US-BN-KH-TL-LA&start=2007&view=chart.
③ J.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J]. This article is chiefly based upon the data presented in J. K.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1(06), 135-246.“贸易国家”也即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没有递送贡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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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erarchy and Ancient Chinese Tribute System
ZHU Lu-min, TAO Li-jiao
(College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Abstract :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a strict hierarchical order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feudal kingdoms on the basis of federal society, forming a tributary system. Since the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med an American-led hierarchy system by virtue of its own strength.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systems. First, although they both depend on absolute strength, the former is based o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whil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free economy. Second, although both of them are essentially asymmetric, the former is a formal inequality while the latter is a real inequality. Third, although both emphasize the transfer of interes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hority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the form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 authority while the latt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Forth, although both of them are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ul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ormer is more inward and peaceful while the latter is more expansionary and aggressive. Althoug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systems is different, they both take hierarchy as the core and have the same structural factors. Moreover, some positive factors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are still effective o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 China; America; tributary system; hierarchy
DOI： 10.13467/j.cnki.jbuss.2019.02.010
*[收稿日期] 2018-1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4FGJ005)；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菲律宾在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中的作用及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ZDB068)；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A094)；湖南省美国问题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型大国关系下中美南海冲突管控研究(项目编号：16MGWTZD5)；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美国的印太联盟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8A046)。
[作者简介]
朱陆民(1968-)，男，湖南汝城人，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副主任，湖南省美国问题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主任，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及东南亚地区研究；
陶丽娇(1992-)，女，湖北黄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及东南亚地区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9)02-042-07
(责任编校 马亚利)
标签：中国论文; 美国论文; 朝贡体系论文; 等级体系论文;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