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泰与元代湖南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湖南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287（1999）05—0074—04
传统诗文创作是元代湖南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其中又以诗的成就比较突出。文学史上被列为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揭傒斯曾出游湖南，留下了一些歌咏湖湘山水及人情的作品。本土作家中，陈泰、冯子振、欧阳玄、胡天游、李祁的创作颇具特色，其中又以陈泰的成就最高。
陈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生卒年不详。延祐元年举于乡，以《天马赋》得荐，考官批其卷曰：“气格苍古，音节悠然，疑熟于楚辞者。”[1]第二年与欧阳玄同登进士第，授龙泉县主簿。《四库提要》说他“棲迟薄宦，惟以吟咏自适，竟终于是官”。而据《江西通志·赣州府名宦》和《茶陵州志》记载，陈泰后升任龙南县尹，政声颇著。有《所安遗集》传世，收入《四库全书》。
陈泰“以吟咏自适”，似乎淡于仕途，但从现存诗作来看，其思想与人格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亘存着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理想，不少作品抒发了一种英雄之气。《送耒阳刘百川》诗云：“长卿凌云我何有，万里功名新入手。著身天地即英雄，忠孝千年堪不朽。”以英雄自许，以忠孝自励，因此，仕途的蹭蹬不遇在他心中还是留下了阴影。《留别欧阳玄鲁伯昭二同年》诗云：“我身亦生大国楚，樽前作歌能楚舞。屈原贾谊今已矣，世间人才吁可数。”以屈原、贾谊的后继者自居，藐视群伦，自视颇高，也暗含着一种怀才不遇的悲愤与无奈。《将离京师别李朝瑞陈伯奎二同年》说得更为直切：“自古英雄感慨多，直比枭卢悬一掷。文章有命不论巧，得丧穷通两何惜。”还有《朔方歌》、《万里行》、《翁仲行》等诗，也都凝结着一股豪迈之气，郁积着英雄不遇于时的哀怨。
与李白、苏轼等人一样，陈泰以豪杰自命，生性豁达，因而平时生活中又常常能变志士的壮怀激烈为狷侠的轻松飘逸，在穷而不遇时潇洒度日。《南山歌·赠方诚父判官》写友人结庐南山，诗人乘舟造访，一路饮酒高歌，与两岸黄鹤、青猿和鸣，结尾两句：“沧浪有约须乘兴，把酒南山更共君。”全诗抒发了一种洁身自守、笑傲山水的情怀。
因为棲迟薄宦，又不为仕途所缚，陈泰的诗较少官场习气，而较多地反映了民间生活，这在元代诗人中是非常难得的。如《丁都护》为征夫孀妇述情，《贫女行》写贫女十五当家，皆取材于现实生活，内容真实感人。《集民谣》其一云：
苗青青，东阡西陌苗如云。经年不雨过秋半，苗穗不实空轮困。田家留苗见霜雪，免使粜岁劳耕耘。县官催租吏胥急，粜粟输官莫论直。劝农使，不汝恤。
还有《咏双芙蕖》：
双芙蕖，连理发。不恨狂风顷刻吹，只恐游人轻易折。君莫折，花有情。不是同心眼前久，还他同死复同生。
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浓郁的民歌情味。
陈泰以歌行最为擅长。《所安遗集》所收诗歌，七言歌行居十之七八。《四库提要》论其歌行云：“大致气格近李白，而造句则多类李贺、温庭筠。虽或不免奔轶太过，剽而不留，又不免时伤粗犷，不及元（玄）之风规大雅，具有典型，要其才气纵横，颇多奇句，亦自有不可湮没者，久晦而终传于世，亦有由矣”。这段话品评陈泰歌行的艺术风格切中肯綮，但认为陈泰不及欧阳玄之“风规大雅”，并以此论定二人之高下，则有欠公允。其实，无论就诗歌内容的脱俗，还是风格的奇拔，陈泰都远胜于欧阳玄。如《秋江钓月图歌》：
青萝断岸苔如发，天清水落鱼龙窟。中有江南漫浪翁，独棹秋江钓明月。秋江月白芙蕖深，扣舷夜和江神吟。不须槎上泛牛斗，琼楼玉宇空人心。千年白石今可煮，一掬泉香捣云母。富贵知君已厌看，翠黛红妆梦中舞。人间月色尽风波，闻道君家月最多，我亦扁舟下彭蠡，到门相访定如何。
据诗前小注，此诗是陈泰应朋友鲁伯昭之嘱，为鄱阳隐士叶天文的《秋江钓月图》而作。“秋江钓月”本是过去士大夫和隐士文人一种平常的闲雅情趣，在作者笔下却显出无穷的神奇色彩。全诗想象丰富，形象鲜明，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思融为一体，构境与造句明显地受到李贺的影响。这种诗作在《圭斋集》中是找不到的。因此，王士祯颇为陈泰鸣不平。《居易录》谓陈泰的歌行“驰骋笔力，有太白之风。在元诸名家中，当居道园（虞集）之下、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岂名位卑耶？”作为清初主盟文坛20余年的一代宗师的王士祯，对陈泰如此推崇不是没有根据的。
冯子振与欧阳玄是元代湘籍作家中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两人在文学史上分别以散曲和文章知名，诗歌创作也为当世所推重。冯子振（1256—1348？），字海粟，号瀛洲客、怪怪道人，湘乡人。（注：关于冯子振的籍贯，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攸县人，一说为湘乡人。前说见《元史·文苑·陈孚传》所附《海粟传》。后说以王夫之、邓显鹤为代表。王所作《和梅花百咏诗》前记中云：“上湘冯子振，自号海粟，当蒙古时，以捭阖游燕中，干权贵，盖倾危之士也”。上湘即湘乡，今人王毅编《海粟集辑存》，据《冯氏族谱》和《湘乡县志》确证冯为湘乡人。此从其说。）其诗以酬答、题画、咏花为主，内容比较狭窄，但风格粗豪苍劲，富于奇气。《元诗选》称其“语必惊人”，高启说他与李白“才气风流颇同调”。[2]细考其诗，写景状物如《登金山》、 《塔灯》等堪称佳构。前诗以丰富的的想象把本来不高的镇江金山写得峻拔挺立，令人神往。颈联尤有气魄。诗云：
双塔嵯峨耸碧空，烂银堆里紫金峰。江流吴楚三千里，山压蓬莱第一宫。云外楼台迷鸟雀，水边钟鼓振蛟龙，问僧何处风涛险，郭璞坟前浪打风。
《塔灯》诗全篇整丽，首尾匀和。末联“文焰逼人高万丈，倒提铁笔向空题”，把塔想象成倒提的铁笔，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颇为奇特。值得一提的还有七绝组诗《梅花百咏》，作于至元28年，是冯子振一时逞才而又自鸣得意之作，历来毁誉参半。《四库全书》录存其诗，《提要》云：冯子振“才思奔放，一题衍至百篇，往往能出奇制胜”，堪称梅花知己。邓显鹤、蒋湘培认为这组诗意近媚俗，不足存世，“海粟诗以此减价”。[3] 但《梅花百咏》在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则是客观的事实。仅元明清三代，唱和者就有数十人之多。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以讲求民族气节著称，对冯子振仕元非常不满，然而对《梅花百咏》也有和作，虽然他自言是和友人龙孔蒸、洪业嘉、欧阳淑予的梅花诗，非和冯子振，但龙、洪、欧所作却是和冯的。这种现象表明《梅花百咏》是有一定艺术魅力的。兹举《山中梅》一首：
岩谷深居养素贞，岁寒松竹淡相邻。孤根应尽冰霜苦，不识人间别有春。
咏梅花而写人性，藻思逸韵，格调飘逸，就是将其置于古代优秀咏梅诗中亦不逊色。
欧阳玄（1283—1358），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人。文章与虞集齐名，称一代宗师，诗名不如虞集、马祖常。欧阳玄论诗，认为“诗得于性情者为上，得之于学问者次之；不期工者为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4]这种诗论观无疑是正确的， 但他对诗歌的发展却又持一种今不如昔的文学退化论，认为“《离骚》不及三百篇，汉魏六朝不及《离骚》，唐人不及汉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5]这就使人难以理解， 既然诗主性情，为何又一代不如一代呢？欧阳玄的本意可能是想说，诗三百篇的写作纯是有感而发，无意求工，故古朴浑然。而自《离骚》以下，由于文化的积累和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在诗歌创作中，人们越来越有意地表现学问，讲究技巧，追求精工，这就必然伤害本真的情性，留下人为的斧凿之痕。所以，欧阳玄主持诗歌创作应该师法古人，具体的途径便是他在《罗舜美诗序》中提出的：“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
欧阳玄的诗歌创作并未完全实现他的理论主张，其诗大部分是官场应酬之辞，诗意寡淡，古体排律尤其显得干枯，只有一些写景咏物的绝句小诗写得洒脱清爽。如《为所性侄题小景》：“浦口归帆落，沙头行客回。林间酒旗出，快着一篙来。”还有《京城杂咏》、《漫题二绝》等，皆能截取一个场景或片断，描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意象飞动，情味隽永，遗憾的是这种性情之作在《圭斋集》中数量太少。
胡天游（1288—1368），名乘龙，以字行，别号松竹主人，晚号傲轩氏，岳州平江人。一生隐居不仕，以诗酒自娱。晚年生活凄苦，死后诗稿大多散佚。今存《傲轩吟稿》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和《元诗选》，《沅湘耆旧集前编》录存其诗54首。
胡天游是一位平民诗人，身处社会底层，因而其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元末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代表作有《无牛叹》：
荒畴万顷连坡陀，躬耕无牛将奈何！老翁倭倭挟良耜，妇子并肩如橐驼。肩頳骨怠汗淹肘，竟日劳劳不终亩。夜归草屋酸吟嘶，只有饥肠作牛吼。却忆向来全盛年，万牛蔽野无闲田。干戈澒洞一扫尽，觳
就死谁能怜。桃林荒塘春草绿，根底纷纷何有犊。老翁无力待升平，卧看牵牛向天哭。
其他如《男从军三首》、《女从军三首》写从军征战之苦：“雨沐风餐夜枕戈，东征未了北防河。”《暴雨》写大战之后：“川原日流血，草木染腥赭。”《归去乐》、《闻李帅逐寇复州治》写人民因战乱流离失所：“朝避长蛇夕猛虎，干戈满眼归何所？”“至今妇女堕戎行，闾里萧条泣鳏寡。”《婆饼焦》、《田家吟》写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原头麦熟空满垄，丈夫尽赴征西徭”；“君不见踏歌槌鼓肉如山，昨日原头祭田祖。”等等，都写出了元未社会的历史真实，字里行间饱和着对民众悲苦命运的同情，表达了战乱中的人们对安居生活的想往与渴望，“珍重加餐莫轻出，共留老眼看升平”（《寄内兄余牧山》），诗人因遭逢战乱用世不能的哀怨亦隐然可见。这些作品明显地继承了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的写作传统，为歌生民病，内容真实，主题沉重，在元末湖湘乃至全国作家中都称得上是写实的佳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天游：“长歌慷慨之中，能发乎情，止乎礼义。身处末季，惓惓然想见太平，犹有诗人忠厚之遗。”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而言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胡天游诗歌的风格特点与艺术缺陷：“大都悲壮激烈而颇病粗豪。”从现存作品来看，胡天游以杂言古体歌行最为擅长。《醉歌行》典型地表现了他的艺术风格：
醉中豪气如长虹，走上高楼叫天公。问天开辟今几年？有此日月何因缘。月者阴之魄，日者阳之精。阴阳果何物？产此团团形。一如白玉盘。一似黄金钲。得非冶铸出，无乃磨琢成。茫茫太古初，二气才胚胎。金乌从何出，玉兔从何来？扶桑谁人种，桂树何年栽？东升何所自，西没从何游。胡为天地问，奔走不暂休。但见朝朝暮暮无定辀，但见波波汲汲如奔邮。催得黄童变白叟，催得华屋成荒丘，催得秦王汉楚忽抔土，催得黄河碧海无纤流。我有如渑酒，劝天饮一石。愿天□长绳，系此乌兔翼。一悬天之南，一挂天之北。安然不动照万国，无冬无夏无旦夕。百年三万六千作一刻，尽使世人老不得。
诗人对苍天发问，渴望时光永驻，人生不老，表现出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狂者气魄。艾科曾为胡天游作传，称“天游有俊逸才，负高气，孤立峻视，曾不一起取斗禄自污。扼腕当时，俯仰太古，鸣之歌什，有沉湘蹈海之风。”[6]从此诗中人们不难读出诗人的这种个性风韵。
胡天游的七言近体诗亦有佳作。如《遣闷》：“昏昏如醉复如痴，半榻残书两鬓丝。世故扰攘思乐日，暮年艰苦忆儿时。对人言语惟称好，徇俗文章懒出奇。斗酒十千无觅处，闷来消遣只凭诗。”叙写自己晚年生活的孤独凄凉，悲切而又悲愤，具有乱世之音哀而怨的特征。
李祁（1299－？），字一初，号希蘧，又号危行翁。茶陵人。元统元年进士，官至江浙儒学副提举。其时天下大乱，于是他隐居江西永新山中。洪武初年，朱元璋遣人诏征，力辞不就，隐逸而终。一生吟咏不辍，相传诗作达一千余首，被誉为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今仅存二卷。《沅湘耆旧集》和《元诗选》均有录存。后人辑其遗著为《云阳集》十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五别集类。
从现存诗作的题材与内容来看，李祁的诗具有元代诗人的共同特点，大多为咏花、题画和酬答应和之作，但由于亲历元末社会大动乱，部分作品吊古伤今，叙写时事，感慨生平，思想内容比较沉厚。如《次王子让韵》二首写战争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就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其二云：
城郭人民事事非，空余尘土满征衣。君犹有道堪流俗，我已无家不念归。天地晦冥龙去远，江湖寥落雁来稀。极知此后还相忆，愁见青山映夕晖。
诗人身处乱世，无家可归，倍尝人世的艰难。“海内谁堪托死生”（《次王子让韵》其一），“转觉人间去住难”（《和贺琴南见寄》），一种末日情绪笼罩心头，似乎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就好象是那万顷波涛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颠覆淹没的可能。《和王子让二首》其一充满悲凉地写道：“万顷烟波一叶舟，更无维楫任飘流。此身自合他乡死，争奈狂狐忆首丘。”用“狐死必首丘”的典故极写自己行将客死他乡的悲哀，令人感喟。诸如此类的作品《云阳集》里还有不少。
李祁以七言律诗和绝句最为擅长。《四库提要》论其诗“冲融和平，自合节奏”，其实，他的不少诗作还具有沉郁悲凉的特点。《次贺琴南韵》诗云：
茅屋秋风古道傍，衰容不似去年强。汉庭无梦陈三策，楚水空怀赋九章。落日乱鸦红树老，断云孤雁碧天长。相思无限关心事，不为催诗急雨忙。
此诗用典精切，对仗工稳，音韵谐婉，写出了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可代表李祁诗的艺术成就。
上述诗人以外，元代湖南诗歌称作手者还有文矩、罗懋等人。文矩，字子方，长沙人，曾任国史院编修，著有《子方集》，著名学者吴澄为他撰墓誌，称其文章歌诗“疏宕尚气，有陈事风赋之志焉”。[7]罗懋，字敬德，茶陵人，读书好古，不乐仕进， 明嘉靖《茶陵州志》评其诗“感时抚景，意到即笔落”，“其间词意雄浑，温醇精到，惟可与知者道也。”有《履素诗集》传世。
综观元代湖南的诗歌创作，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在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上，元代湘籍诗人主要宗法唐人，但又不专主盛唐。这种倾向与整个元代诗坛的习尚基本一致。欧阳玄在总结元诗的发展时说：“我元延祐以来，诗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8]湘籍诗人除冯子振、文矩以外，大多出现于延祐以后，故此说也大体符合湖南诗文发展的实际。但与一般的模仿派作家不同，元代湘籍诗人学习唐诗，师心不师面，不追求字比句拟，因而创作风格各有千秋。陈泰擅长歌行，师法李贺，有太白遗风；欧阳玄身处高位，以雅正标宗；胡天游处元季之世，慷慨悲歌，艺术上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传统，等等，不一而论。（二）从作品内容上看，元代湖南诗歌主要有两大主题：一类作品大多以咏史怀古、题画咏花、游山玩水为题材，写性抒情，感慨生平，赞美隐逸生活和隐士人格，间或流露出一种故国之思。另一类作品，如胡天游的《无牛叹》，陈泰的《贫女行》等，把笔触伸向现实生活，直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这一类作品在元代诗坛上显得尤为突出。
收稿日期：1999—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