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社会网络、分工网络与市场扩张的边界——桥头纽扣市场的经济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网络论文,纽扣论文,桥头论文,边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是“小商品、大市场”的典型，号称“东方布鲁塞尔”，有“东方第一大市场”的美誉，与温州的其它专业市场一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市场就不再扩张并不断萎缩。本文通过对一个市场早熟早衰历程的探源，揭示社会网络对分工网络和市场扩张的影响，一个根植于本地社会网络的市场可能会迅速扩张，但最终仍受制于本地社会网络。
一、纽扣市场现象与专业市场问题
桥头市场的兴起带有一些神秘色彩。桥头两兄弟从黄岩县路桥镇顺便带了一些积压纽扣在桥头成功试销，引起更多人仿效，旋即纽扣摊位逐年增加。①1983年，简陋的桥头纽扣市场正式开放，成为温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市场之一，之后的两三年间，桥头纽扣市场的交易规模爆炸性增长。不过在随后的七八年间，桥头纽扣市场的交易额始终没有超过亿元大关，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成长阶段。图1反映了桥头纽扣市场交易额的变动趋势，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缓慢发展后，1990年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持续了四五年的快速增长，到1997年交易额达到了顶峰，之后市场交易额再次下滑。为什么桥头人要绕开纽扣的产地而到家乡试销？为什么在1990年之后能够出现较快的增长，而且比起之前的爆炸性增长持续的时间要相对长久？这与市场形成之初爆炸式的成长有没有区别？
回顾纽扣市场的成长，从早期爆炸式扩张到中期缓慢成长一直到后期的迸发，纽扣市场似乎是一个早熟又早衰的市场。是什么因素曾经推动但又最终束缚了纽扣市场的成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一段较为持续的专业市场研究的高峰，代表性的观点是“专业市场消亡论”（罗卫东，1996；盛世豪，1996；郑勇军，1998）。陆立军等（2007）从分工网络的报酬递增机制结合义乌市场的扩张过程从理论和经验上反驳了“消亡论”，但不可否认相当一批专业（批发）市场在萎缩消亡。专业市场不仅是交易组织，而且还具有推动一个区域分工扩展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深层次来讲还是扎根于区域性商业文化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郑勇军，2003）。陆立军等（2003）、白小虎（2005，2008）开始尝试用专业化分工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区域性商业传统（如“鸡毛换糖”）来研究专业市场的起源和发展动力。但是，专业市场如何根植于地方传统，这方面的机制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是很困难的。
经济学研究往往将经济活动假定与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分离而作静态的分析，甚至认为经济活动动态地渗透和改变着社会活动其他方面。而专业市场这样一种从本土资源自发形成而非舶来的经济现象，其缘起与地域性文化和工商传统密切相关，其实反映的是一种人类学、社会学（KarlPolanyi,1944; Polanyi,Arensberg,and Pearson,1957）,甚至一些制度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嵌入性”问题（Embeddedness）。新制度经济学家也认为经济行为和制度根植于早期社会而不是现在的社会，不单纯是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North and Thomas，1973）。经济学研究尝试从社会学家擅长的社会网络中寻找经济现象发生和发展的机制，Granovetter（1985）的社会网络“嵌入性”对就业、创新等经济现象的研究很有启发，沿着该思路国内对就业、社会资本等经济现象有所研究，如赵延东（2003）、王卫东（2006），但对我国本土现象和问题的关注和应用还比较少见。围绕专业市场展开的贸易与生产活动，其背后都无法脱离参与者特定的社会网络。汪丁丁、贾拥民（2007）已经把义乌的若干传统转化为社会网络，结合了一个典型的义乌农民如何通过社会网络一步步扩展自己的商务关系成为成功商人的案例，认为义乌的故事就是一个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成功的市场经济的例子。社会网络及其嵌入性的视角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交叉来研究经济现象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统一的解释，专业市场从最初的地方性商业传统中生发出来，依托了一定的社会网络。汪丁丁、贾拥民（2007）的逻辑，可以讲述一个市场经济何以在社会网络中成为可能的故事，但是现实中更多现象，例如很多温州专业市场的衰亡，恰恰是这一逻辑的反例。问题的关键是经济活动是如何“嵌入”到社会网络的机制。
社会结构及其形式（社会网络）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行为：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信息、实施奖励和惩罚、形成信任机制（Granovetter，2005）。Granovetter（1973，1985）还发现人们在社会网络中的联系有弱关系和强关系之分，并指出在信息的异质性及其对经济行为（例如就业、创新行为等）的影响程度而言，弱关系社会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信息（知识）、奖惩和信任等只是根植性（Embeddedness）机制的一部分，其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经验性的，社会学家对经济行为的社会结构缺乏更深层次的分析。就“弱关系”网络的强作用而言，无法理解专业市场早期的从业者首选与自己有“三缘”关系的合作者，很难理解为什么专业市场最初总是从一个小村庄、一个集镇开始发育，而不是从弱关系占主导的城市开始。
就其“嵌入性”而言，白小虎（2010）认为交易与生产活动是通过“分工网络”（具体区分为“贸易分工网络”和“产业分工网络”）来“嵌入”社会网络的。②分工的另一面是专业化双方的交易，交易成本是一个决定性变量。交易成本的大小，可能是信息、奖惩和信任等因素中的某一种在发挥主要作用，而不仅仅是“弱关系”网络所强调的异质信息。专业市场从其源头到后续的发展，可能会发生“贸易分工网络”、“产业分工网络”之间的切换，从“强关系”的本地社会网络获得信任和实施奖惩的成本明显要低于“弱关系”网络，能快速扩张，但是本地网络的资源毕竟有限。本文中桥头纽扣市场的案例，不仅展示了两类分工网络的切换导致专业市场发展态势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找到了一种近似的方法为分工网络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提供了实证经验的支撑，以及为专业市场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个基本判断依据。
二、纽扣贸易分工网络及其扩张
以贸易商（本文中的纽扣批发商）中心形成“交易一生产”的分工，组成了贸易分工网络，如图2所示。批发商从各厂家集中货源，分销商从市场批发商获得更多种类货源，批发市场是批发商和分销商形成分工和交易的场所。在贸易分工网络中商品流、货币流和信息流等贸易分工关系的集中点在批发商，批发商（批发市场）是贸易分工网络的中心。两兄弟之所以把黄岩纽扣带回到老家桥头市场来销售，可能是因为桥头人隐约中铺设了一张伸向四方的贸易分工网络。
（一）纽扣贸易的分工网络
桥头市场就是在镇中心的大桥上摆摊形成的自发市场，1980年本地人在桥西街两侧逐渐摆起了近百个小商品摊位，其中也有纽扣。在纽扣市场兴起之前，20世纪70年代末手工塑料丝编织工艺业兴盛，产品就在桥头的地摊市场、集贸市场上出售，打下了桥头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③自从桥头市场成功试销纽扣起，分工网络就发生了根本的方向性变化，转向了纽扣的远程贸易分工网络（参考图2）。
纽扣的贸易分工网络能够较早形成，与其商品特性有关。纽扣体小便于携带，价值小，纽扣生意的门槛低。纽扣潜在的市场需求很大，根据原料、款式、档次细分出很多种类。细分的种类越多，就更加需要专业化经营特定种类和花色的纽扣，专业化贸易尤为重要，特别要依赖一个分工网络。纽扣贸易的分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分工位于整个贸易分工网络的中心的专业批发商。批发商分门别类、集中大批量从外地采购纽扣。纽扣的单位价值很低，利润主要来自于专业化品种的规模经营，也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第二层的分工是在批发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分工。分销商将纽扣销售到服装工厂、商店和个人。分销商需要从不同的批发商那里采购一定批量的纽扣，形成一个纽扣的花色品种组合。④纽扣贸易在集中和分散两个层面形成了三道基本的分工和三种不同角色。第一道是采购商，他们熟悉各地纽扣的生产情况，从国有集体企业组织购买积压滞销纽扣。第二道是在桥头市场摆设摊位的批发商，他们从采购商获取大批量纽扣货源，一般每一个批发商都有比较稳定的货源和特色吸引分销商。第三道就是数量众多的分销商。市场兴起之初，桥头有600多个采购员将各地工厂积压的滞销的纽扣采购进来，批发给600多个摊位的坐商，再批发给桥头本地两三千名推销员，推销到各地服装工厂和供销社商店。在桥头（包括温州），活跃在市场上的这些农民商人统称为购销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群体，大部分是由“弹棉郎”转变成购销员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垂直的流通渠道中，纽扣经常成为积压商品。而在桥头人的贸易分工网络中，通过批发商到各地工厂采购纽扣，组织运输到桥头，通过市场上众多的分销商，再从桥头辐射到全国各地的用户手中。采购商从产地将纽扣通过若干道运输环节，集中到桥头，再从桥头分销到消费者手中，途中耗费的费用是否值得？为什么不直接由生产厂家将纽扣推销到用户手中而要采取迂回交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量纽扣的积压，恰恰说明了类似于纽扣这一类多元化需求、低附加值的商品，发现市场需求者的成本要远远高于纽扣的运输成本，一个围绕纽扣贸易的各环节专业化分工是多么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桥头人不直接将产地纽扣销售给消费者，而非要迂回到桥头老家市场销售的原因，桥头存在一个发现市场和组织货源的贸易分工网络，可以把积压纽扣销售出去。
（二）市场知识扩散与分工网络的扩张
桥头人的经商务工传统比较特殊。由于本地市场狭小，必须在外地流动中经商务工（方志和文件中称之为“外出劳动力”），“弹棉郎”是桥头外出流动经商务工人员的主体。⑤他们是一群兼业商人，以正当的劳动服务为掩护流动经商。“弹棉郎”之间在长期的结伴合作中，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合作机制，采购商和批发商之间的分工，以及批发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分工合作，都已经先于市场开放而形成。在市场兴起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市场知识的储备。
“弹棉郎”中的一部分转变为从事采购、批发的“坐商”，等于一个远程贸易的分工网络和市场已经形成。远程贸易是一项专业化的经济活动，也需要专业化的知识。纽扣贸易的新知识在“弹棉郎”的社会网络中迅速传播，推动了“弹棉郎”的迅速转型。市场知识是非文本知识，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活动来获得。在一个家族聚居的社会网络中，市场知识没有任何秘密。在频繁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从最初的成功者家庭扩散到自己的宗族内部。首先在家庭内部发展分工合作，通常的模式是有经验的“弹棉郎”外出采购纽扣，家庭成员（一般是妇女）在自由市场上设摊。年轻一代的“弹棉郎”，则从批发商那里进购各种类型的纽扣，继续按照过去弹棉花的路线，外出推销给厂家和商店。桥头有五六千名的“弹棉郎”，他们常年在外流动经商务工，而且主要来自离桥头镇中心不远的村庄。他们改行纽扣贸易，不仅市场知识积累足够，而且相邻村庄之间是一个“熟人社会”，贸易环节的分工和市场中的交易很容易实现，成交也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完全能抓住市场机会。例如，一批市场上的新式纽扣采购回来，很快就会被批发商们抢购一空，接下来就有大量的分销商把这种纽扣加入商品组合中。
桥头本身并不生产纽扣，需要到本省的嘉兴、宁波、绍兴，邻省的镇江、苏州甚至更远的地方采购。购销员们将全国各地的纽扣集中到一个偏僻小镇，又依靠购销员肩背手提推销到用户手中。所以没有市场知识在“弹棉郎”群体中迅速传播，就不可能有上万名的“弹棉郎”迅速转型。据当事者回忆，纽扣市场刚兴起之时，社会网络之外的人对如此简单的纽扣贸易很不了解。桥头的货源必须经由金华（浙赣铁路的枢纽）后通过金温公路运至桥头，同样商品经过市场的贸易分工组合后再次从这条路线上运出。当时金华铁路站、公路站的工作人员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桥头人总在一个地方将同一类货物搬进搬出，而且逐年增加。经由这些交通枢纽，一部分采购商将各地纽扣汇聚到桥头，同时分销商把同样的纽扣销往全国各地，这是以批发商为中心的迂回交易。即使目睹这种市场活动但又深处桥头社会网络之外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小小纽扣的专业化贸易分工。
三、分工网络的转型与市场功能的转变
纽扣贸易分工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纽扣的销售。但外地纽扣生产商扩大产量的动力不足，成为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整个20世纪80年代，市场交易额一直在亿元以下（见图1）。不过，随着本地的纽扣、拉链产业的迅速成长，同时家庭作坊转变成工厂模式，1990年开始的数年间，纽扣市场的交易额迅速提高，增长了数十倍。市场的扩张，不仅取决于贸易分工网络，而且还取决于以纽扣生产为中心的产业分工网络。
桥头的产业分工网络在社队工业和家庭作坊阶段就初步形成了，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销售，初步形成了以社队企业为中心的产业分工网络。社队企业是一个产品的分工协调中心，组织原材料，按照工序分发给分散的家庭，加工成产品后，由社队企业内部的供销员推销给用户，或者由“弹棉郎”从社队企业购买后推销给用户，分工结构与图3相似。
纽扣本身的特点不仅适合于贸易的组织与分工，其种类较多，且有多种制作工艺，相应的生产工序也有所不同，同样适合于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细化。⑥加工工序和纽扣种类的组合，都有可能演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专业化分工。身处纽扣贸易分工网络中的批发商（往往同时也是采购商）对纽扣的工艺和生产技术逐渐有所掌握，带动了一大批家庭作坊专门生产某一道工序，初步形成了纽扣生产的分工网络。在一个以宗族成员和熟人为中介的社会网络中，“弹棉郎”很容易加入分工网络并掌握一部分工序的生产知识。当有限的纽扣货源越来越成为市场扩大的瓶颈，居贸易分工网络中心的批发商开始转向了纽扣的产业分工网络（如图3）。以一个家庭内部的分工为例，丈夫主要负责联系货源，妻子主要负责市场上的批发摊位，而子女从推销纽扣开始锻炼贸易技能。加入产业分工网络后，批发商用一部分商业利润购置设备，从产业分工网络中获得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在子女的生产管理下，生产出若干种类的纽扣。由于批量大，既可以通过自己的批发摊位出售，也可以供应其它批发摊位。家庭工厂内形成“生产—贸易”的分工，预示着分工网络的转型。随着家庭工厂规模的扩大，纽扣种类也相应增加，其种类和规模不仅能满足自身批发摊位的需要，而且还能向其他批发摊位提供货源。批发摊位转变为纽扣工厂“生产—销售”一体化的一部分，贸易型分工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采购批发功能已经退化，批发摊位转变为企业的“销售门市部”。
从贸易型分工网络转变为产业型分工网络，专业批发市场的功能随之发生转变，从组织纽扣贸易的中心转变为本地企业自产纽扣销售渠道的一部分。专业批发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共享的销售平台，节约了中小企业的销售成本，有助于中小企业打开市场，因此批发市场的交易额反而随之大幅度上升。纽扣批发市场转变为中小企业的纽扣销售共享渠道，短时间内催生了一大批本地纽扣生产企业。而为贸易型分工网络提供纽扣货源的外地厂家，在与桥头本地企业的竞争中被击垮。桥头本地企业集中了纽扣的生产和销售，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分工网络的本地化。至此，桥头纽扣市场从一个集散市场（对应于贸易分工网络的中心）转变为产销市场（对应于产业分工网络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专业化的贸易分工还是产业分工网络，生产商和分销商主要由桥头本地人组成，也就是内嵌于本地社会网络之中。
四、关于一个本地分工网络的实证检验
关于桥头纽扣市场的兴衰有多种猜测，一种解释认为是交通不便所致。桥头乃至温州的交通设施相对落后，且远离交通枢纽，缺少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带动。最初的批发商并没有在纽扣的原产地销售，而是长途贩运到相对偏僻的桥头集中销售，因为桥头是纽扣集散的信息中心，也是集散贸易的分工网络中心。地处铁路枢纽的金华地理位置更佳，却没有成为集散中心。可见，距离和运输成本不是市场兴衰的关键，获得商品信息和贸易分工的便利性才是关键。第二种解释认为纽扣企业的兴起替代了专业市场。专业批发市场与产业不完全是替代的关系，而是互为促进的关系。纽扣市场的交易额之所以能突破一亿元大关，与批发商组建加工厂不无关系，随后的几年中纽扣市场的交易额随着越来越多的批发商加入纽扣产业而直线上升。以上两种解释只能说明纽扣市场某一阶段的局部现象，在解释衰落的同时却无法解释其兴起、或者在停滞后再度兴起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认为分工网络的扩张及其边界是纽扣市场成长发展和停滞的深层次动因，纽扣市场的背后是分工网络的支撑。早期是批发为中心的贸易分工网络，后期转变为以“制造—销售”为核心的产业分工网络。在市场化初期，有着很强血缘、地缘联系的“弹棉郎”转变为贸易分工网络中的购销员。他们掌握着纽扣的产地来源、消费需求和流通渠道的信息，“弹棉郎”之间的分工和相关的市场信息的传播通过其社会网络来组织。分工网络的中心不是在纽扣的产地，而是在“弹棉郎”社会关系的集聚点——桥头镇。依托本地社会网络获取纽扣贸易的知识，大量“弹棉郎”迅速加入到纽扣贸易的分工网络中，市场在短短两年时间实现数十倍的扩张。随着部分采购商、批发商向生产商转变，纽扣的产业知识在本地网络中的扩散。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纽扣品种的增加，纽扣贸易的货源向桥头集中，直至最后处于贸易分工网络中心的批发商放弃了贸易组织的功能，而成为了企业一体化的销售门店。不过，批发商与外地货源的联系逐渐减少，产业分工网络完全“嵌入”以强关系（Strong Tie）为主的本地社会网络。尽管纽扣贸易成为了产业分工网络的一个环节，交易额却连续多年大幅增长，但是若干年之后纽扣市场的交易额仍然再次达到分工网络的极限。
为了验证以上的猜想，本文拟从位居分工网络核心的批发商（也是后期生产厂家的直销商）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情况来反映。本地社会关系的属性，通过批发商的来源地来反映。纽扣市场在1983年成立，当年摊位近700个，1984年摊位增加到888个，1987年，摊位达1030个，到纽扣市场的全盛期，市场摊位在1500个左右。⑦可见，纽扣市场在早期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1990年前后市场摊位的规模就基本稳定。由于早期的摊位登记资料已经缺失，根据目前仅有的1993年摊位登记资料，对批发商的来源地做了分类整理。摊主如果是桥头镇及临近乡镇，登记资料中的来源地具体到行政村，如果是外地，一般只具体到县。摊位登记资料上明确无误的摊主有1130个，其中有来自温州的瓯海、乐清、温州市区和台州的温岭、路桥、黄岩的批发商共计13位，其余都为永嘉县人（占99%），再扣除非临近桥头镇的批发商共计27位，其它来源于桥头、白云、朱涂三乡。桥头镇下辖25个行政村，其中桥头镇区有桥头村、桥一村和桥西村，其它村庄以镇区为中心呈扇形分布。桥头纽扣市场批发商中有1090名来自于桥头及周边三乡镇。这些村庄分布在冲积盆地中，若干个村相邻，形成组团的格局。这些乡村离镇中心都比较近，大部分不超过3公里的范围。⑧
为了方便研究，把这些主要的乡村划分成七个组团（参见表1）：镇区、底新组团（距离镇中心1.8公里，包括外新、街头、前下、下近、林福等村）、田前组团（距离镇中心1公里，包括井大、店埠、黄堡等村）、坦头组团（距离镇中心1.5公里，包括谷联）、梨村组团（距离镇中心3公里，包括金村、连岙）、窑底组团（距离镇中心0.5公里，包括金窑、西溪）和占岙组团（距离镇中心6.5公里，包括龙村），分别给出离中心的距离。汇总有关数据，纽扣市场的批发商绝大部分来自于桥头中心周围的村庄，共计1047名（参见表1）。对照桥头的政区图，以桥头镇区为中心，批发商就占将近一半，再加上离桥头最近的三个组团（窑底、田前和坦头），批发商的人数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二。
五、结论及其扩展
桥头纽扣市场无论是作为贸易分工网络的中心还是产业分工网络的一个环节，都依托一个强关系本地社会网络。市场兴起之初，本地社会网络的优势促进了纽扣贸易和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市场也因此而蒸蒸日上。但是，嵌入本地社会网络中的分工网络，无论是贸易的组织效率还是产业的产能，最终无法超越社会网络的边界。在贸易分工网络中，网络中心的批发商和分销商，基本上来自桥头转行的“弹棉郎”，而本地社会关系网之外的专业化商人与本地商人在弹性灵活贸易中的合作优势大大降低。当转变为生产商主导的产业分工网络后，本地批发商与生产商（主要是由贸易商人转变而来）在多品种的贸易中，合作的优势更加明显，而桥头之外的批发商在掌握商品信息、灵活的采购和结算等方面劣势明显。同样，外地的生产商没有与本地生产商与本地批发商合作的优势，桥头之外的纽扣企业随着贸易分工网络的转型而退出。批发商在贸易分工网络中的功能蜕化，成为本地产业分工网络的一部分，位于产业分工网络的中心的生产商和批发商的合作，仍然受制于桥头镇小范围的社会网络。
桥头纽扣市场只是浙江专业市场中一个兴衰迅速切换的例子，浙江也不乏一些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升的市场，如海宁皮革城、永康五金城等，这些市场是不是也会走到纽扣市场一样的下降通道呢？本文的理论框架可以略作延伸，分工网络的类型不同，对强弱关系网络的依赖性有所不同。一些从一开始就是产业分工网络的专业市场，其交易量的扩大，主要取决于本地社会网络之外的外地客商的数量，因此在一个有序的市场交易和管理的制度的支撑下，弱关系的社会网络更能传递市场信息，而不需过多考虑奖惩和信任方面的成本。在这方面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最初的强关系网络下的贸易分工网络在政府主导完善正式规则后转向了面向国内外客商的弱关系网络的产业分工网络。弱关系网络远远超出了本地社会关系，不仅异质的信息迅速扩张，而且产业分工网络扩张所需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也摆脱了本地资源的瓶颈约束。对于那些已经靠正式规则解决了奖惩和信任问题的市场，如果不断扩大弱关系网络，是不太可能走纽扣市场的后尘的。
回到本文的开头的几个问题，本文通过桥头纽扣市场的历史研究发现：本地社会网络不仅促使了贸易分工网络的迅速扩张与停滞，在分工网络转型后，较为封闭的本地社会网络排斥外部新知识、信息的输入和新的分工关系，反而制约了产业分工网络和纽扣市场的扩张。
注释：
①弹棉花是桥头人数最多的外出务工从事的副业，他们走村串户弹棉花做棉被，“弹棉郎”是当地的俗称。1980年有摊位30个，1981年发展到100多个，1983年市场正式开放，登记摊位598个。参见：《桥头镇志》，海洋出版社1989版，第96～97页。
②根据分工网络的报酬递增中心来判断其类型，可以参见白小虎：《产业分工网络与专业市场演化——以温州苍南再生晴纶市场为例》，《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③参见编纂组：《桥头镇志》，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64、77～78页。
④读者没有专业批发市场切身感受，对批发商和采购（分销）商各自的专业化分工不易理解。一般来讲，批发商品种少，但是规模大；采购商需求的品种花色多，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对于两者来讲，都是专业化经营。笔者曾用专业化经营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关系来刻画类似的专业化行为。参见白小虎：《专业市场集群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04年第2期。
⑤永嘉县的一份文件提供了1982年、1983年间劳动力外出较为全面的数据。1983年经过有关部门正规手续批准的外出人口总数是36563人，将近25000人从事类似于“弹棉”的流动性劳动服务，直接从事购销活动的全县有5000多人，占13.6%。
⑥如有机玻璃扣按照用途还可以分成：童装扣、男式衬衫扣、女式衬衫扣、男外衣扣、女外衣扣、男女式内衣扣、鞋扣、腰夹扣等九大类。例如早期的有机玻璃纽扣，以珠光有机玻璃片为原材料加工制作而成，有四道生产工序。参见叶大兵主编：《中国钮扣》，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6月，第118页。
⑦⑧参见编纂组：《桥头镇志》，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14页。